走出伪慈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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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美国顶级富豪比尔·盖茨及沃伦·巴菲特的影响力足够大，人还未到中国，国内就已经掀起了盖茨与巴菲特的旋风。这两位富豪，连同他们定于本月的中国行主题——慈善，一并被中国媒体竞相报道与讨论。
　　明星的带动效应总是毋庸置疑的。正如荧屏上的超男超女之于青少年的蛊惑力，盖茨与巴菲特的言行，对于许多中国企业家而言，同样会产生示范与带动效应。看起来，“股神”巴菲特的影响绝不只是在证券市场领域，在慈善事业上，他的“一半身家给你”的慈善宣言，同样让人震动。天才创业家比尔·盖茨早些时候提出的“裸捐”，更是指连人带钱，一同效力于慈善事业。榜样如此，想必追随者不太会走样。
　　慈善事业没有国别之分。尽管盖茨与巴菲特中国行活动的组织者用心良苦，一再声称两位美国富豪的此次访华，主要为交流而来，不会有劝捐行为而致人尴尬，但可以料想的是，无论中国企业家群体对盖茨与巴菲特或有声或无声地回应，都可能引发企业家行善的新一轮潮流。在这个意义上，盖茨与巴菲特本月的访华，以及其吸引国内舆论再次对慈善话题的聚焦，应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综观国内情况，应该说，中国企业慈善事业已经过了启蒙阶段。近些年来，伴随着一些知识精英对于慈善文化的倡导，伴随着中外企业家在慈善行动方面交流的增多，无论是企业家在慈善事业上的投入，还是做慈善事业的形式，都与此前的一些传统做法大不相同。一些企业家已在追求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与其说这是企业家慈善意识的觉醒，不如说是企业慈善事业某种程度的成熟。
　　有国外舆论界人士认为，企业家从事慈善，或为弥补内心的歉疚之心，或为对社会馈赠的报答。但不论哪一种情况，参与的企业家都是越多越好。这种观点并没有错，但在认识上略显简单化。事实上，有些企业家已经逐渐开始相信，从事善事并不仅仅是付出，也有收获。慈善行为本身，可以产生一种激励机制，如同西哲康德所称的“行为的伦理会带来财富”。当制度逐渐完善，当税收政策也支持企业行善，特别是在社会舆论的鼓励与期许之下，不少企业家行善的动力有明显增加。
　　不过，人们也很容易发现，与慈善事业的些许进步相伴的，却是名人诈捐事件层出不穷，拿慈善行为作秀的丑闻层出不穷，有人甚至公开宣扬慈善是企业公共关系的重要一环——林林总总的问题，使得慈善行为严重变味。在这里，慈善被当作了手段，被当作一种实现个人或小集体功利目的的工具。而当伪慈善大行其道，必定也使得慈善文化大受伤害。在慈善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源本就并不丰富的条件下，种种丑闻的负面影响，往往会产生叠加效应。一些公益腐败的发生，更是让许多热心慈善者伤透心。
　　透过这些背景，我们必须要说，中国企业家的慈善事业要上一个台阶，最关键的，还是必须回归慈善的本义。尽管慈善行为可以衍生出新的价值，但其本质就是一种信仰，一种价值上的期许。比尔·盖茨曾云，人性中蕴藏着两股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一是关爱他人。慈善行为的出发点，就是关爱他人的人性力量超越了资本的自利原则。比之安·兰德等人将对利润的追求视为一种“美德”，慈善行为具有明显的更高的境界。
　　从关爱他人出发，慈善事业的矫正功能得以发挥。所谓慈善是财富收入的第三次分配，正是此理。在比尔·盖茨那里，慈善甚至是矫正市场经济缺陷的重要方式，是对资本主义“自利”情结走向极端化的一种纠正。而民间力量为主导的慈善事业，亦成为政府之手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补充。从这里其实也可看出，慈善事业的主体注定是民间的。非政府机构（包括企业界）的努力，将可以同政府力量一起，将慈善的信仰旗帜更高地举起。
　　中国的慈善事业必须发展，这一点毫无疑问。如果本月两位美国慈善家的访华，能够对此产生推动作用，自然为人所欢迎。现在还必须强调的是，在回归慈善的本义之外，在努力走出伪慈善的陷阱之外，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基础，需要制度进一步的激励。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财富阶层更多想着的是移民，是转移财富，这样一片土地又怎能生长出肥沃的慈善文化？
　　
(责任编辑：刘玉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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