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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下一个十年”研讨会的发言提纲）
王 文（《环球时报》评论组组长、社论起草人）
现代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比建立国际关系系要晚。
重读《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0页。1979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
从那以后，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进入了“补课”阶段。
30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几个阶段
一、胎动期（1981－1987）：
在1981年，陈乐民先生发表了第一篇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国际问题研究，1981年2月)。倪世雄、金应忠《当代美国国际关系流派文选》、多尔蒂、法尔兹格拉夫《争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二、呐喊期（1987－2005年）：怎么样建立中国学派，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
1987年，在上海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上，宦乡第一次提出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任务。
1990年梁守德《国际政治概论》导言中比较系统地论述有中国特色的问题。
2005年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和平融入国际社会实际上是中国学者日益意识到的经验性问题，但我们尚未有意识去考虑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及其与学派建立的关系”
三、尝试期（2003－2009）：
叶自成《春秋战国思想》、赵汀阳《天下研究》、阎学通《先秦研究》、许田波《春秋与早期欧洲》、王文《春秋战略与古希腊城邦比较》
四、迷惘期（2009年）
2009年最热门话题：金融危机、气候变化 “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集体失语”
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三大危机
这种迷惘是过去中国国际关系学方向性错误的30年终端式的反映。可以视为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危机初现。三大危机：
1、学科危机：有二级名校已经停招国关本科生了。IR学生面临就业危机。
2001年芝加哥大学废除教育系的现象正在中国发生。
2、研究危机：“三无现象”――无思想论战、无新鲜话题、无社会关怀（老百姓的国际关注与国际关系研究无关，影响老百姓的国际关系视野的，与国际关系研究无关）
3、建策危机：2009年，一位美国研究权威曾对我说：“智库的美国研究未来很难？”1）中美60多个对话，领导人知道的比你多；2）找不到新鲜话题，缺乏中外关系中的问题前瞻意识；3）只有信息传递、背景介绍，缺乏政策建议提供。
（三）三大危机的原因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似乎到了要推倒重来、要痛定思痛的阶段。
邓小平，1979年曾说“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来做研究。
现在许多IR研究学者的情况正好相反。
深入实际――（“书斋里的革命”，不看报、不关注新闻、不了解外交动态）
调查研究――（不搞访谈、不做调研、只有翻译）
知彼知己――（不了解对方，也不了解中国“国内政治不懂”）
力戒空谈――（就是从西方引概念）
（四）美国IR发展的“三位一体”
怎么样推倒重来呢？要重新分析一下美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
1919年国际关系学科成立。威尔士大学，接着从1919年－1926年，美国陆续有40所大学建立了国际关系学系，1931年为止，国关课程达3700门。1939年，E·H·卡尔《二十年危机》；1948年，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出版，奠定学科基础。
同一时间段：
美国智库体系也形成了。或者说政策建议体系，或说是，国际关系知识的卖方市场、兜售体系的形成。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1910年12月建立。
1916年，布鲁金斯学会的政治研究所成立；1922年经济研究所，1924年，经济政治研究学院。1927年布鲁金斯学会。
这项建议1945年底，美国陆军航空队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签订一项1000万美元的“研究与发展”计划的合同，这就是有名的“兰德计划”。
二是媒体国际新闻报道的壮大。
《纽约时报》1896年“一切适于刊印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那时只是纽约市17家报纸发行量最小的，仅有9000份。一战后开始勃兴，然后最后打败《纽约世界报》、《纽约日报》等，成为美国第一大时政报。
《华尔街日报》1889年，一战后开始崛起，1947年开始奠定发行量最大财经日报。
《时代》1923年。
无论从早期摩根索、李普曼的著作，还是近期的国际研究著作，都可以获愁，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实际上一个“三位一体”的过程。学院派的国际关系学者、国际报道的媒体和直接参与政策建议兜售的智库人员相互促动，共同发展，彼此影响。
例证一：
冷战的发生始作俑者乔治·凯南是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以媒体身份发文。
例证二：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曾做过12位美国总统的顾问。
例证三：
弗里德曼：“麦当劳世界”、“世界是平的”
结论 要有一场功能化的转型
中国的国际研究只重于学院、疏于智库、忽视媒体，导致当前中国国际研究的种种缺陷和瓶颈，甚至出现了学科倒退和萎缩的现象。要遏制这种恶性循环，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必须打破过去的桎梏，打破学院的束缚，进行一场功能化的转型。
要有“研究分工”，要有一部分研究者分流出来做媒体中的国际报道、智库中的建策研究。学院派要去“唯美国理论是从”的趋势，要结合中国的现实问题来做研究。
(本文系转载，向作者致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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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29 13: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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