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外交学考研题库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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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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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解释
1紫石英号事件
1949年4月20日， 在我炮兵即将参加发动的渡江战役时发现英国皇家海军「紫石英」号快速护卫舰，大战将至，英舰未经允许贸然而来向我靠近，航线直接威胁到了解放军渡江路线， 解放军炮3团7连见警告无效，便对该舰开火射击，炮战中，「紫石英」号指挥台中弹，搁浅于镇江附近江面。震惊中外的中英「紫石英」号事件由此爆发。事件爆发后， 英舰趁谈判时借机逃走。
2“一边倒”政策
为了纪念中国***诞生28周年，1949年6月30日，毛**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毛**在文中明确提出了新中国外交“一边倒”的方针。  所谓“一边倒”，是指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斗争中，将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其实质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严正立场。它完全是一条政治路线。它既不意味着中国政府绝不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来往，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独立自主，无原则地倒向苏联一边。
“一边倒”方针的提出，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与新中国的国体相适应的，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绝不能因为后来中苏关系的破裂而对它在历史上的正确性产生怀疑以至否定。
3日内瓦会议
为缓和国际局势，根据苏联提议，1954年2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定于这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与朝鲜和印度支那有关国家一起，讨论缓和这两个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这对长期被孤立和包围的新中国来说，是一次全面打开外交局面的好机会。
1954年4月24日，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现在瑞士日内瓦国际机场，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登上国际舞台。
日内瓦会议是一次成功的会议。这次会议对新中国来说是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的。通过这次会议，印度支那的战火熄灭了，越南北部完全解放，这就再一次打乱了美国从朝鲜、台湾、印度支那三条战线威胁新中国的战略部署，巩固了中国南方边陲的安全。通过这次会议，世界看到了同美国所安理会的完全相反的新中国形象，看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中国外交风格，看到了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看到了在处理国际问题当中新中国的分量。
4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抵达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０日，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抵达莫斯科，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于２月１４日结束。同时签订了：１．《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２．《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３．《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定，在一定程度上为新生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并促使中苏两国关系是蜜月期一直向着良性方向发展着，并对两国建立永久的颠扑不破的友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１９７９年４月３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１９５０年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一年后即告期满。中国将不同苏联继续延长这一条约的期限。
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有如下条款：
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其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双方并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其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其力量。
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
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
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
本条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
本条约有效期间为三十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将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之。
5基辛格
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 (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年5月27日生于德国费尔特市。犹太人后裔。1938年移居美国。1943年加入美国籍。1943年至1946年在美国陆军服役。195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52年获文学硕士、195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1年至1969年任哈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班执行主任、 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69年至1974年任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69年至1975年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3年至1977年任国务卿。此后在乔治敦大学任客座教授，兼任全国广播公司顾问、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阿斯彭学会高级研究员等职。1982年开办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担任董事长。1983年任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分析员。1983年至1984年任美国中美洲问题两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86年9月任美印委员会主席。1987年3月任美国—中国协会 两主席之一。2002年11月27日，基辛格被美国总统布什任命为调查“9•11”事件的一个独立委员会的主席，12月14日，基辛格辞去该委员会主席职务。
获1973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1977年被授予美国总统自由勋章
1971年7月, 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特使访华,为中美关系大门的开启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72年2月陪同尼克松访华，他多年来一直关心和支持中美关系的发展， 2002年3月5日，基辛格博士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介绍中美建交30年来的历程，并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
6麦克马洪线
“麦克马洪线”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制造出来的中印东段边界线。１９１４年３月２４日，英国政府出席西姆拉会议的代表亨利•麦克马洪同西藏当局的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出席西姆拉会议的代表在德里以秘密换文的方式炮制出麦克马洪线。这条线画出了不丹以东的印度和中国西藏之间的边界，企图把大约９０，０００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
　　对于这条非法的“边界线”，历届中国政府都不予承认。英国政府也迟迟未敢公布，直到１９３６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才开始出现在英属印度的地图上。直到１９５４年一直注明是“未标定界”。中国政府一直坚持正确的立场，绝不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7“一边倒”政策
     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既倒向苏联一边与它结成同盟的政策。
8中美大使级会谈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在周恩来总理指导下，中美官员于6月5日进行中美对峙中的首次接触，到7月21日共进行6次。在此基础上，1955年8月1日开始举行首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到1970年2月，历时15年，共谈判136次。谈判时间之长、经历之曲折，交锋之激烈，协议之独特，在国际关系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9邓小平外交的28字方针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10中美上海公报
《中美上海公报》简称《上海公报》，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结束前在上海与中方共同签署发表。
主要内容是：中美两国虽然社会制度和外交政策有着本质区别，但双方都应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关系。双方声明不应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反对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中方声明：决不做超级大国，并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美国方面声明：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此不提出异议。并表示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双方表示将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
11迪克西使团
    1942年周恩来与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范宣德、谢伟思、戴维斯等接触，建议去延安看一看。 1943年1月23日，谢伟思向美国政府提出“**军队的价值不容忽视”，“美国应要求国民党解除封锁，并将租借物资分配给共产党”，“应当派代表访问**根据地”。 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将对中国国内事务备忘录，以建议形式递交给史迪威将军，将副本交给了罗斯福总统的助手霍普金斯等人，希望他们能提请总统注意中国局势。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与蒋苦斗3天，终于以美国驻中国大后方的B—29远程轰炸机队需要根据地情报为借口，迫使蒋答应美方向延安派遣观察组的要求。
    主持人物
    史迪威——包瑞德——谢伟思
    毛**——叶剑英——杨尚昆
    十八集团军参谋部下设立外事机构，负责相关业务。实际上是中央军委外事组。叶剑英领导，杨尚昆任组长，下面设立联络、翻译、研究和行政四个科室。抽调黄华、凌青等后来中国外交的领导人。
    中方的原则
    要积极主动地协助美军观察组进行工作，“他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凡属我们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就不要回避，要坦率地、正面地解答，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
    “在生活上，我们要热情、周到，给予优待和照顾”；
    要“广交朋友，建立友谊”，“既要表现出中国***人的胸怀、气魄，又要不卑不亢，掌握好外交分寸”。
    具体活动
    1944年8 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战友们》的社论，称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谢伟思同毛**一共进行了50余次谈话，并据此撰写了100余份有关延安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报告秘密呈送美国政府。主要将领彭德怀、 叶剑英、林彪、聂荣臻等分别向美军观察组介绍了八路军的发展、序列、部署、军事行动、战略战术等综合情况。参观了由日本战俘组成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和359旅的军事学习。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飞抵延安，形成了以成立联合政府为中心内容的五条协议。10日，毛**与赫尔利分别在协议上签字。但被蒋介石反对后转而劝说毛**接受蒋介石的条件。
    1944年12月初毛**委托观察组成员海军上尉希契转交朱德给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上将的信件，配合美国在山东半岛登陆作战。1945年1月9日毛**想绕过赫尔利，直接同罗斯福会面。不久事露，包瑞德被“坚决**” 的耶顿上校取代。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反对**的声明。4月4日，美军观察组离开延安。
12万隆会议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８日至２４日，２９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 召开亚非会议 (Asian-African conference)。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由于这次会议在万隆召开，所以也称万隆会议。这次会议由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五国发起。除了五个发起国之外，参加会议的还有阿富汗、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加纳）、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国、也门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由周恩来总理率领。  
    会议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讨论了民族独立和主权、反帝反殖斗争、世界和平以及与会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合作等问题。经过充分的协商，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项内容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其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 。这十项原则体现了亚非人民为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而团结合作、共同斗争的崇高思想和愿望，被称之为万隆精神。十项原则包括了１９５４年由中国、印度和缅甸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内容，被认为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基础。
    会议共同决议的达成并非一帆风顺。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异常鲜明地表示了中国代表团求同存异的立场，为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几十年来，十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一直为妥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发挥着积极的影响。如今，万隆精神对指导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3对越自卫反击战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对不断武装侵犯我国领土的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进行自卫反击战。
    越南当局在苏联的怂恿和支持下，出于其民族扩张主义野心，背信弃义，认友为敌，把中国当成“头号敌人”，疯狂反华排华，不断对我国进行武装侵犯和挑衅。越军 侵占我国领土，毁我村庄、杀害我军民，严重地威胁和破坏我国边境地区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政府多次提出警告和抗议，越南当局一概置之不理。我边防部队忍无可忍， 奉命于2月17日始对越南侵略者进行惩罚性自卫反击。
    在20多天的作战中， 我边防部队重创越军4个正规师 10个团，毙敌37300余人，俘敌2200余人，缴获大批武 器装备和作战物资，摧毁了越南北部地区针对我国构筑的大 量军事设施，给越南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完成预期目的之后，中国边防部队于3月16日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14中美建交公报
中美联合公报（8.17公报概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美国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对台湾提供的武器要逐年减少。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发表的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此范围内，双方同意，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继续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在此基础上，中美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二、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在两国谈判建交的过程中没有得到解决。双方的立场不一致，中方声明在正常化以后将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双方认识到这一问题将会严重妨碍中美关系的发展，因而在赵紫阳总理与罗纳德•里根总统以及黄华副总理兼外长与亚历山大•黑格国务卿于一九八一年十月会见时以及在此以后，双方进一步就此进行了讨论。
    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的上海公报确认了这些原则。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生效的建交公报又重申了这些原则。双方强调声明，这些原则仍是指导双方关系所有方面的原则。
    四、中国政府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是按照这一大政方针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进一步重大努力。
五、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它与中国的关系，并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美国政府理解并欣赏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中所表明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台湾问题上出现的新形势也为解决中美两国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的分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六、考虑到双方的上述声明，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一贯立场。
    七、为了使美国售台武器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最终得到解决，两国政府将尽一切努力，采取措施，创造条件，以利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八、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双方决心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加强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其他方面的联系，为继续发展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共同作出重大努力。
    九、为了使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扩张，两国政府重申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双方将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和国际问题保持接触并进行适当的磋商。
15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中国、印度和缅甸在1954年6月共同倡导的。其中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首倡，目的是为了促进我国同印度、缅甸及世界各国的友好交往。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针：
(一)新中国成立前夕，毛**确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二) 1954年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了讨论国际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三)1953年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6月中印两国和中缅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和中缅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四)1956年周恩来提出以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思想：
(1)在政治上各国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相互约束”，“相互监督”，和平共处；
(2)在经济上各国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互通有无”，“互相帮助发展而不附带任何条件”；
(3)“国际间一切争端通过和平协商解决而不用武力”。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问世以来不仅在中国同世界各国签署的条约、公报、宣言、声明等双边关系文件中得到确认，而且也在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和一系列国际文件中不断被引用或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际上已成为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发展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各个单项原则除和平共处作为原则的形式提出外原来就已存在但是五项原则作为一个整体不等于五项单项原则的总和五项原则在一起是给每个单元的和五项原则作为整体都取得了新的一它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世界新秩序在法律上的反映。
16“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949年1月31日至2月7日，米高扬秘密访华。旧中国受到帝国主义长年践踏，需要把旧的、脏的东西清理干净，才能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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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麦克马洪线”
1914年西姆拉会议麦克马洪阴谋（ 400米宽一条线 ）。1914年3月份，麦克马洪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在德里私下换文，在中印边界东段沿习惯线往北100公里划出了一条在以后40余年里仅存在于地图上的印藏东段边界线，这就是至今影响着中国西藏利益的“麦克马洪线”。
18和平崛起论
在今天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只能选择奋力和平崛起，即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第一，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第二，中国的崛起应把基点放在自己的力量上，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雄厚的资金储备，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机制创新。第三，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第四，中国的崛起需要很长的时间，恐怕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第五，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
19中美上海公报
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正式发表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上海公报，结束了彼此间长达２２年的相互隔绝和对立僵局，开启了中美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大门。 在公报中，双方声明：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外交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双方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美国方面在公报中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20中日复交三原则
是中日恢复邦交的前提，也可以说是恢复邦交的核心问题。所谓中日复交三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谓“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
21日内瓦会议
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先后讨论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这是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的国际会议，中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为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
4月26日至6月15日讨论朝鲜问题，历时51天。本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诚愿望，周恩来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朝鲜的南日外相提出所有外国军队都撤出朝鲜，然后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的全朝鲜自由选举的合理主张，但美国代表带头拒绝一切建议。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因美国根本不愿从朝鲜撤军和政治解决朝鲜问题而告中断，未取得任何协议。
5月8日至7月21日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历时75天。经过周恩来奔波斡旋，交战双方分别达成了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
日内瓦会议结束了FaGuo在印支的殖民统治，确认了印支三国的民族权利，是三国争取独立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越南北部获得完全解放，为后来的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会议打乱了美国从朝鲜、印支和台湾三条战线威胁新中国的战略部署，巩固了中国南方边陲的安全。中国的国际声誉通过会议得到进一步提高。
22“求同存异”方针
中国在对外关系中遵循的基本方针之一。周恩来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首次提出。针对与会各国对新中国缺乏了解和各国之间存在的分歧，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求同的基础，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此后，他将这一方针的应用扩大到所有国家。他说，世界各国为了在地球上一起生存，“应该撇开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国家制度”，寻找“共同点”，保留不同点。这一方针是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23珍宝岛冲突
    苏联在中国珍宝岛地区挑起的大规模边境武装冲突。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历来属中国管辖。1969年3月2日，苏联出动大批武装部队悍然侵入珍宝岛地区，首先开枪开炮，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名。中国边防军人被迫自卫还击。3月15日凌晨，苏联出动大批武装部队，在飞机和远射程炮掩护下，再次侵入珍宝岛和该岛西侧的中国河道，向正在岛上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人开枪开炮，并炮击中国境内纵深地区。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打退三次大规模进攻，胜利保卫了珍宝岛。中国政府于3月2日、15日、29日三次照会苏联政府，就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进行一系列军事挑衅活动和制造严重流血事件，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24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
中日两国政府关于终止不正常状态和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1972年9月29日，由周恩来总理和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在北京签署。在联合声明中，日本方面对过去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并站在充分理解中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为此，两国政府共同宣布，自该声明公布之日起，结束中日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在此基础上，中日两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中国政府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中日两国联合声明的签署，标志着从法律上结束了两国间的战争状态，从而结束了两国之间长期的不正常状态，进入了正常化的阶段。
25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于2001年6月15日在中国上海宣布成立的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它的前身是“上海五国”机制。
     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鼓励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有效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推动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上海合作组织对内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对外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它国家和地区及开放原则。 最高决策机构是成员国元首理事会。该理事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就组织所有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和指示。上海合作组织有两个常设机构，分别是设在北京的秘书处和设在塔什干的地区反恐怖机构。
26三个世界理论
这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当时国际战略格局的认识，认为美苏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三个世界理论的重要之处在于它让人看清了世界各国在国际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对三个世界的这一客观认识是战略配置的根据，因而“三个世界”的思想成了当时中国对外战略的依据，比如中国针对威胁最大的霸权主义国家，采取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
27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主要内容：中苏决心加强友好合作，依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防止日本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一方受到侵袭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它援助；两国将在尽可能短期内共同缔结对日和约。双方不参加任何反对对方的同盟、集团、行动或措施。双方对有关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问题进行协商；以友好合作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条约有效期30年，如期满前一年任何一方未表示终止则将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
在20世纪50年代，该条约对保障中苏两国的安全，发展两国的友谊和合作，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60年代后，国际局势和中苏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条约已逐渐失去存在的实际意义。1979年，中国作为缔约的一方，必须对条约是否延长问题做出决定。在签约当时，条约的主要目标是“共同防御日本军国主义之再起”，这之后，苏日和中日关系先后实现正常化，条约中针对日本的这一条款显然已经过时。从60年代起，苏联领导粗暴践踏条约的文字和精神，导致两国关系的严重恶化，此后，苏联不断增加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使条约名存实亡。有鉴于此，根据条约的有关约定，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1979年4月3日通过条约期满后不延长的决议。同日，中国外长黄华会见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向他递交中国政府致苏联政府的照会，将上述决议通知素芳，并建议双方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谈判。
28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中美两国政府为改善双边关系而相互促成的一次重要民间往来。1971年4月7日，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奉政府指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美国务院立即发表声明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发展”，并表示美将“欢迎”中国体育队进行“对应的访问”。同年4月10日--17日，美国乒乓球代表队一行15人访问中国。随同访问的有美全国广播公司、美联社和《生活》杂志的记者共7人。中国总理周恩来14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乒乓球队和随行记者。周恩来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的来往很频繁，以后割断了一个很长时间。美乒乓球代表队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中方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在美国和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外国新闻媒介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认为中国开展的人民外交是“乒乓外交”，“小球推动了大球”。一年之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到美国进行了回访。
29炮击金门
是中美之间的一场政治、外交斗争。1958年，美国派遣武装部队在黎巴嫩登陆，干涉黎内政。与此同时，在美国支持下，国民党当局叫嚣要“反攻大陆”，并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加强对大陆的骚扰和破坏。美海军参谋长扬言，美国海军正密切注视台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进行像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为反击国民党对大陆的骚扰，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也为了配合当时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从1958年8月23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向占据金门的国民党军队和驶往金门的运输船舰进行警告性炮击。此后一段时间，这种警告性炮击打打停停，持续到1978年12月31日，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时，福建前线部队奉命，自该日起停止对金门、马祖等岛屿的炮击。其后美国相应宣布停止护舰。此次事件生动有力的表达了中国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和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反美侵略斗争的立场。
30靖国神社事件
靖国神社问题是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是妨碍中日关系平稳发展的消极因素之一。日本内阁总理参拜靖国神社的事件是个时常凸现出来的问题。靖国神社供奉有240多万自明治维新以来对外侵略、死于战场的亡灵的牌位和为日本军国主义宣扬公德所修筑和陈列的石塔、军旗、战刀等物。1978年，靖国神社秘密将二战后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供奉起来。因此，参拜靖国神社会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东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抗议和交涉。靖国神社事件绝非仅仅是日本人民可以争论和加以批判的内政问题，也是有关国家可以交涉的外交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日本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那段侵略历史，能否以实际行动取信于其亚洲邻国，以及是否愿意走和平发展之路的问题。


31日内瓦会议
答：为缓和国际局势，根据苏联提议，1954年2月28日，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定于这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外长会议，与朝鲜和印度支那有关国家一起，讨论缓和这两个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这对长期被孤立和包围的新中国来说，是一次全面打开外交局面的好机会。
    1954年4月24日，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现在瑞士日内瓦国际机场，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登上国际舞台。
    本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真诚愿望，周恩来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朝鲜的南日外相提出所有外国军队都撤出朝鲜，然后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的全朝鲜自由选举的合理主张。但美国代表带头拒绝一切建议。
    日内瓦会议的另一个议题就是关于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1954年5月8日，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谈判开始。与会国家除中、苏、美、英、法五大国外，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被FaGuo占领的南越、老挝和柬埔寨。经过周恩来奔波斡旋，交战双方分别达成了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  
    日内瓦会议是一次成功的会议。这次会议对新中国来说是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的。通过这次会议，印度支那的战火熄灭了，越南北部完全解放，这就再一次打乱了美国从朝鲜、台湾、印度支那三条战线威胁新中国的战略部署，巩固了中国南方边陲的安全。通过这次会议，让世界看到了同美国完全相反的新中国形象，看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中国外交风格，看到了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看到了在处理国际问题当中新中国的分量。
32中美建交公报
答：1978年12月，中美两国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公布了两国建交公报，即中美建交联合公报。这是美国面临苏联扩张压力，中国面临苏联北部重兵压力，中美两国战略调整，两国关系发展的产物。公报的主要内容是：1979年1月1日起，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相互承认。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关于台湾，美方承诺撤军、断交、废约，并不和台湾保持任何官方关系，在此基础上和台湾保持民间经贸关系。两国重申中美都不在太平洋、亚洲，以至世界范围内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旨在建立霸权的努力。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建立了外交关系，促进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同时也有力地反对了霸权主义。但是，此后美国又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违反了中美联合公报的原则，为中美关系的发展蒙上了阴影。
3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答：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中国政府提出，并与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的在建立各国间正常关系及进行交流合作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半个世纪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在各国大量的双边条约中得到体现，而且被许多国际多边条约和国际文献所确认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几十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国际友好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而且是其忠诚的奉行者。在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与绝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34田中角荣
答：Tanaka Kakuei（1918-1993），日本前首相（1972-1974）。15岁辍学后开始经营土木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间因承包军事工程而生意繁荣，成为日本富豪之一。入政界后，1947年当选众议员。1957年任递信省大臣，1962-1964年任大藏大臣，1964-1972年在佐藤内阁中任通商产业大臣，1972年接替佐藤任首相。上台后即率领日本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与毛**主席会见，与周恩来总理会谈，并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全面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他又两次举行日美首脑会晤，确认了日美“不可动摇的友好关系”。1973年又率团历访英、法、西德和苏联，与苏联开始就北方领土问题进行交涉。1974年12月因被指控利用职务非法获利而辞职。后被控告在日本从美国洛克希德公司购买飞机时受贿。1976年7月27日被捕，后获保释，宣布退出自民党。1983年12月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处4年徒刑，罚款5亿日元。1990年以健康原因正式宣布退出政界。1993年12月16日病逝。田中角荣曾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不懈努力，并多次访问中国。著有《日本列岛改造论》、《我的履历书》等。
35波罗行动
答：波罗行动即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准备的外交行动。1971年7月1日，在基辛格离开华盛顿飞往越南的同时，白宫新闻秘书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尼克松总统将派基辛格博士于7月2日至7月5日到越南南方执行调查事实的任务，然后到巴黎同戴维 .布鲁斯磋商。在赴巴黎途中，基辛格将同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官员进行会谈”。在散出烟幕后，基辛格先到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活动了三天，到泰国曼谷停留了一天，7月6日到印度新德里，8日到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当天晚上，在叶海亚.汗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基辛格假装肚子痛，宴会早早收场。叶海亚.汗当即宣布，考虑到伊斯兰堡天气太热，影响了基辛格的健康，决定邀请他到那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休养几日。9日凌晨4时半，基辛格即摆脱记者的追踪，乘巴基斯坦民航波音707飞机，在我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等的陪同下，于当日12时15分抵达北京南苑机场。叶剑英、黄华等在机场迎接，然后直奔钓鱼台国宾馆。
基辛格是7月9日中午12时来华，11日13时离京，总共在北京停留了48个小时，其中同周总理会谈了17个小时，并安排去参观了故宫，日程安排相当紧张。按照双方商定的时间，7月15日，中美两国同时在各自的首都发表了基辛格访华的公告。这短短的200个字的公告震惊了世界，直到此时，如梦初醒的记者们才知道基辛格博士并没有在巴基斯坦的总统别墅里休养，而是去了一趟中国。
36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50年2月14日， 经过毛**、周恩来同斯大林、维辛斯基会谈，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同年4月11日起生效， 有效期30年。双方还签订《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条约》规定，苏联同意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在1952年之前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无偿移交中国政府。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中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在此处的建设费用。大连的行政归还中国管辖，苏联在大连临时代管和租用的财产于1950年内由中国政府接收。苏联政府贷款3亿美元给中国政府（年利百分之一）。
     1979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决定，鉴于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
37 戴高乐
夏尔•戴高乐 (Charles de Gaulle)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建者、FaGuo军人、作家和政治家。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２２日生于里尔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在FaGuo第５军任坦克旅旅长，１９４０年５月任第４装甲师准将，同年６月６日任国防部副国务秘书，主张抵抗纳粹德国的进攻，拒绝在德法停战协定上签字。德军占领巴黎后出走英国。
    １９５８年６月出任总理，提出加强总统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新宪法，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取代第四代共和国，FaGuo由议会制过渡到事实上的总统制。１９５８年１２月经普选当选为第五共和国总统，１９６５年再次当选为总统，１９６６年宣布FaGuo完全退出北约组织，但仍保留为大西洋联盟的成员。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９日病故。

    在他第二任总统任期中，提倡东西方“缓和与合作”，主张与苏联以及东欧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１９６４年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还主张美军退出越南，并周游许多国家以加强FaGuo国际地位。
38 日内瓦会议
1954年2月28日，由苏联倡议，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定于同年4月举行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苏联、美国、FaGuo、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外，同这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也派代表分别参加各有关问题的讨论。

　　7 月21日，会议通过《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结束了FaGuo在这个地区进行多年的殖民战争，确认了印支三国的民族权利，是印支三国人民争取独立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同时，通过日内瓦会议，全世界又一次看到，中国人民为祖国安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事业，为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美国代表没有在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预示它另有图谋，这为美国加紧干涉印度支那埋下了伏笔。
39 中日关系四原则
1983年11月25日，中日两国政府一致同意把中日关系三原则扩大为四原则，这四项原则是：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双方还决定建立“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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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与台湾关系法”
1979年3月28日和29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同年4月10日经卡特总统签署后生效。

　　《与台湾关系法》得以出台，其背景是当时的卡特政府同意大陆的正当要求，与台湾当局“断交、废约、撤军”，进而自1979年1月起恢复邦交正常化。此举遭到了美国国内**亲蒋势力的强烈反对，加上适逢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利用此事猛烈攻击卡特。在台湾当局的背后运作下，美国这一立法史上的“怪胎”出笼了。《与台湾关系法》包含着一系列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第一，给中美建交加上限制条件：“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第二，增加所谓台湾安全条款，使美国协防台湾法律化；该法第二条（乙）称，美国严重关切以非和平方式包括DIZHI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承诺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第三，在美国国内法体系上给予台湾类似“国家”的地位，称美国法律中提及外国、外国政府或类似实体时，“也适用于台湾”；台湾的地位不受“断交”影响。第四，台湾驻美机构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权”。

　　该法生效后，美国历届政府和台当局一直把它作为发展关系的借口。该法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干扰、破坏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效力。 “与台湾关系法”具体的破坏性则体现在美国对台军售、支持台当局加入国际组织、提升美台高层官员互访与接触等方面。
　　正是受《与台湾关系法》的影响，岛内“台独”分子才有恃无恐，认定美国会帮助台湾。基于这个判断，他们一再在两岸关系上进行挑衅，妄图谋求“独立”地位。

41万隆会议
二战后，亚非两州一些新兴国家，因为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他们强烈要求独立、自由与和平，有着共同的意愿。1954年，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锡兰、印度尼西亚五国总理聚会科伦坡，倡议召开亚非国家会议。经过一段磋商及筹备后，第一次亚非国家会议于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24个亚非国家，中国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主要讨论亚非国家间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亲善合作关系，以及民族主权、殖民主义和世界和平等问题。大多数国家都抱着团结合作加强友好关系的愿望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某些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一些国家制造纷争和矛盾，并对中国发出诋毁性言论，企图***会议。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在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努力下，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这10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会议号召亚非各国团结一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被称为万隆精神。
42“另起炉灶”
新中国的外交要与旧中国的外交完全断绝，就是“另起炉灶”。主要包括：一是新中国同外国的关系不是无条件的继承原国民党政府同各国的关系，也不是如一般国际惯例由外国表示承认即可建立两国外交关系，而是除社会主义国家外，其他国家要同中国建立关系，需要经过建交谈判；其次，就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签订的各种条约、协定等，新中国政府不是无条件的全部接收下来，而要加以审查，按其内容非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冲顶，如需要进行处理时则与有关国家进行商谈，还有新中国的外交人员要重新组建。当时的新中国领导人把外交队伍当作“不穿军装的解放军”意思是革命的外交人员。
43珍宝岛事件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中苏边界冲突问题。1969年3月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珍宝岛位于中苏国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本属黑龙江省虎林县管辖，中国边防部队一直在这个地区巡逻。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军突然侵入该岛，首先开枪打死中国边防战士数人，中国边防部队进行自卫还击，将苏军击退。中苏两方军队在该岛继续冲突，中苏关系极为紧张。
44中苏关系正常化三大障碍
即苏联在中苏边界和蒙古有驻军、苏联入侵阿富汗、苏联支持越南侵入柬埔寨。
45海南岛中美飞机相撞事件
2001年4月1日上午，美国一架EP-3军用侦察机飞抵中国海南岛近海经济专属区上空进行军事侦察活动。中国方面随即派出两架军用飞机，对美机的活动进行跟踪和监视。在飞行中，美机违反安全飞行规则，突然转向，与其中一家中国飞机相撞，致使中国飞机坠毁，中方飞行员王伟失踪。撞机后，肇事美机未经中国方面允许，擅自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在中国海南岛陵水军用机场，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事件发生后，中方一直采取冷静、克制和负责任的态度处理这一事件，在权力搜寻失踪飞行员的同时，从人道主义考虑，对美方24名机组人员予以安置，并安排美驻华使、领馆人员与其见面。中国方面认为此事件完全由美方错误造成，中国政府坚持美国理应承担全部责任，做出道歉。美国政府最初态度强硬，但在中国政府地坚持斗争及国际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向中国道歉，中国政府对于美国政府的道歉表示欢迎，并出于人道考虑，允许美军机员离境。同时中国政府表示中方未来将会根据其进行调查的结果，保留向美方进一步提出交涉和处理这一事件的权利。
46迪克西使团
迪克西使团是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向延安派遣的美国使团，经过重庆、延安和美军三方面协调，这个使团被正式定名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简称“美军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迪克西的本意是指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方各州。
47中日联合声明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于九月二十七日会见了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双方同意发表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
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
48日内瓦会议
由苏联倡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苏联、美国、FaGuo、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外，同这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也派代表分别参加各有关问题的讨论。中国政府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首先讨论朝鲜问题。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
49中苏联合舰队
苏联方面希望与中国搞个联合舰队。意思是：根据一项协定，苏联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加油。当时苏联的远程潜艇开始服役了，而且苏联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而他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苏联表示，现在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美国第七舰队活动猖狂，苏联舰队进入太平洋活动是为了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苏联远程潜艇服役后，需要潜水艇在中国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在中国建设一个长波电台等。同时表示，中国的的潜艇也可以使用苏联的摩尔曼斯克作基地。中国方面予以拒绝。
50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
1999年5月8日凌晨6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三枚导弹，袭击了位于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馆舍严重毁坏，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朱颖和新华社记者邵云环不幸牺牲，，20余人受伤。北约的这一行径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对北约的这一野蛮暴行表示极大愤慨和严厉谴责，并提出最强烈抗议。
51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政府应朝鲜的请求，为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的侵犯，保卫国家安全，派出志愿军于１９５０年６月至１９５３年７月赴朝进行的战争。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即采取武装干涉政策。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毛**命令志愿军赴朝参战。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７日在板门店美国同中朝代表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历时３年零３２天的朝鲜战争结束。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也胜利结束。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返回祖国。
52中苏大辩论
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苏联两党在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等问题上进行的一场持久的论战。这场大论战是上世纪世界政治领域里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使中苏两党从昔日的盟友变成势不两立的对手，对两国的内政外交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本质上，国家利益的根本冲突、苏联大国主义政策与中国独立自主方针的严重对抗，是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53“三和一少”与“三降一灭”
“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点。在“左”倾泛滥的年代，这种帽子常被扣给认为“援外数量过大”，应该量力而行的人，认为是修正主义路线。
“三降一灭”：
一九六七年六月，康生给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七年的外交工作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大帽子：“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认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
54珍宝岛事件
是指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的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事件。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在中苏边境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的中国一侧，历来主权属于中国。自60年代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两国边防军在珍宝岛地区不断发生摩擦，并不断升级。1969年3月苏联边防军侵入珍宝岛，我国守岛战士、民兵和群众紧密配合，打退了苏军的进攻。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一度使中苏两国走到战争的边缘。10月20日，中苏边境谈判在北京举行后，中苏边境冲突开始和缓。
55波罗行动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对中国进行秘密访问，这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中美最高层已有重大的信息交流，尼克松和基辛格本人对这次访问还不是很有信心，而是把它当作一次必需的冒险来进行的，此行以“波罗行动”为代号，意即像七百年前意大利的马可•波罗那样冒险。
56珍宝岛事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击退苏联军队入侵的战斗。 自六十年代初期后，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中苏边界开始多事。六十年代中期后，苏联不断对中国实施军事压力和威胁，在中苏边界上挑起事端，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2月，苏联军队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各种边境事件达4180余起。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并向中国岸上纵深地区炮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保卫了祖国的领土。
57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春天，中国政府收到亚非会议5个发起国的邀请后，决定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市举行的亚非会议。周总理原计划4月11日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经印尼首都雅加达前往万隆。但“克什米尔公主号”在4月11日离开香港4个多小时以后，大约在下午6点半左右因爆炸失事，坠落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以北100海里左右位置，此处离雅加达还有约1个半小时飞行距离，机上我方8名成员和3名外籍人士全部罹难。所幸周总理临时改变计划，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58中日复交三原则
1972年7月7日田中内阁成立，9月29日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声名两国关系正常化，建立外交关系，外交部宣布台湾与日本政府断绝外交关系。中国方面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就是：第一、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采取一个中国的原则；第二、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第三、「中日和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
59三个世界理论
1974年2月22日， 毛**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毛**说：“我看美国、苏联是和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同年4月10日， 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说明了我国的对外政策。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是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邓小平的发言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注意。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明了全民办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应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
60上海合作组织
２００１年６月，“上海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第六次会晤，乌兹别克斯坦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加入“上海五国”。随后，六国元首举行了首次会晤，并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
２００２年６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在圣彼得堡举行第二次会晤，签署《上海合作组织宪章》 。宪章对上海合作组织宗旨原则、组织结构、运作形式、合作方向及对外交往等原则作了明确阐述，标志着该组织从国际法意义上得以真正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的主要宗旨是：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发展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环保等领域的有效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推动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上海合作组织遵循以下基本原则：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所有成员国一律平等；通过相互协商解决所有问题；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对外开放，愿与其他国家及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与合作。
61第一次亚非会议
1955年4月18日，在化解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重重阻挠后，代表了世界人口将近三分之二的29个亚非国家代表，第一次在没有任何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聚首印尼万隆举行了七天紧张的亚非会议。亚非会议的召开是战后国际形势和亚非地区形势变化，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亚洲民族独立运动勃兴，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推动了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解放运动的发展。一系列前殖民地的独立敲响了殖民统治的丧钟。到50年代中期，在亚非两大洲己涌现出30个独立国家。这是几百年来国际关系史上一个空前未有的变化，它为亚非国家独立自主地召开一次大型国际会议创造了条件。
62中印总理联合声明
１９５４年６月２８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阁下，应印度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部长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阁下的邀请来到德里。他在这里停留三日。在这个期间，两国总理讨论了许多对中国和印度共同有关的事项。他们特别讨论了东南亚的和平前途和在日内瓦会议中关于印度支那所已经有的发展。印度支那的情况对于亚洲及世界和平至为重要，两国总理切望在日内瓦正在作的努力应该成功。他们满意地注意到，在日内瓦关于停战的谈判曾经获得一些进展。他们热诚地希望这些努力在最近的将来将能成功，并获致该地区各项问题的政治解决。两国总理的会谈，目的在于用可能的方法对于在日内瓦和其他地方正在为和平解决所作的努力加以协助。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对彼此的观点获得更清楚的了解，以便彼此合作并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协助维护和平。中国和印度一项协议。在这一协议中，它们规定了为两国之间关系的某些原则。这些原则是：甲、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乙、互不侵犯；丙、互不干涉内政；丁、平等互利；戊、和平共处。
63基辛格秘密访华
1971年7月8日，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秘密登上了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飞抵北京。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会谈时，双方着重讨论了台湾问题。周恩来坚持，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因而不容外人干涉；美国还必须确定撤走驻台美军的期限，并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基辛格表示：(1)承认台湾属于中国。(2)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不再孤立中国，在联合国内将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3)美国准备在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后一个规定的短时期内撤走其驻台美军的三分之二，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美国认为历史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7月16日，双方发表了会谈公告。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候访问中国。基辛格访华是打开中美两国关系大门的一次成功访问。
64麦克马洪线
1914年西姆拉会议麦克马洪阴谋（ 400米宽一条线 ）。1914年3月份，麦克马洪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在德里私下换文，在中印边界东段沿习惯线往北100公里划出了一条在以后40余年里仅存在于地图上的印藏东段边界线，这就是至今影响着中国西藏利益的“麦克马洪线”。
65中越自卫反击战
1979年2月17日晨中国9个军从广西、云南对越南6个省11个县发起进攻并转入阵地战。
        东线兵团—许世友；机动兵团素质与领导层的指挥失误；东集团进攻谅山——成功与血战
        西线兵团—杨得志；偷渡红河；炮火先行老街会战；柑塘、沙巴战斗；尽快打扫战场
至3月4日控制越北各重镇，威逼河内；3月5日撤军，交替掩护撤退，缴获大量战利品，一路实行焦土政策；16日最终撤回国内。
66另起炉灶
新中国成立后，毛**、周恩来等制定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和方针之一。具体内容是指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建交。即同旧中国丧权辱国的外交一刀两断，新中国希望同外国建立良好关系，但并不急于得到外国的承认。这一方针一扫百余年屈辱，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创了独立自主的外交。
67中美建交公报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对立趋于缓和。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事件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做好铺垫，且双方于1978年开始建交谈判。中美于78年底发表了建交公报，分别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同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公报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8毛**第一次访苏
中苏建交后，为推动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1949年12月毛**访问苏联，参加斯大林的70岁寿辰。访问分为两段，前一段是就两党两国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时参观学习苏联；后一段是周恩来参加的与苏联缔结新条约的谈判。最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得以签订，实现了中苏关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双方存在的分歧。
69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中印边界长期以来存在较大的历史遗留问题，50年代，印度向中方提出不合理的领土索求，要求承认非法的“麦克马洪线”，遭到中国政府拒绝。印方大举向中国一侧推进，不断蚕食中国领土，袭击中国军民。中国于1962年10月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全面收复领土，重创印军。后中方于11月宣布停火，并主动后撤，使双方边界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这次冲突严重影响了两国关系，到今天边界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潜在危险依然存在。
70和谐世界观
200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呼吁构建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代表中国提出新的世界发展观。“和谐世界观”提倡不同文明之间应该进行对话和交流，而不是强调和制造冲突与对抗；呼吁世界各国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齐心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中国通过和谐世界向国际社会表明了关于世界秩序和国际政治的中国主张，这些主张构成了和谐世界的基本原则，即和而不同、平等协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和谐相处。追求和谐世界，是中国作为现今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大国，对构建世界秩序的突出贡献，也是中国软实力增长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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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简答题
1毛**首次访苏的背景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后，形势便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毛**在部署大军转入全国进攻后，就未雨绸缪、高瞻远瞩，开始考虑革命胜利后有关建国的诸多事情了。这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因素，就是要取得同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理解与支持，同时向苏联学习建国经验。毛**访苏的要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
(以下可作为资料阅读)访苏要求曾被一再婉拒，然而，在毛**访苏这一问题上，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好事多磨。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斯大林听外电说有大批**将领被俘的消息后，为毛**的安全担忧，他急电毛**，表示可以派专机去陕北地区接毛**等**领导人暂避苏联。到国外避难，这是毛**想也没想过的事情，但斯大林非常主动的态度，使他萌发了去苏联访问的念头。此后到1949年初，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毛**数次提出访苏的计划和要求，几乎都是在即将动身的那一刻，一次次被斯大林婉言拒绝。拒绝的理由不一而足：为毛**的安全着想；中国革命需要毛**留在国内；为了不给美英等国口实等等。其实，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斯大林怀疑中国***能否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历史性的会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2日，苏联政府就发来照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一个诺言，这对新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国际支持。毛**十分高兴。他从机要秘书手中接过苏联的照会，看过以后，情不自禁地同秘书握了握手。秘书感到有点不知所措，因为做了多年的机要秘书，毛**这样的握手还是第一次。11月上旬，斯大林又履行了自己的另一个诺言，邀请毛**访苏。毛**访苏是有备而去的。一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并备了“薄礼”，其中竟然包括一些蔬菜和水果：山东胶东和济南产的白菜、莱阳梨大葱、河北鸭梨、雪梨，山东萝卜，北京绿皮圆形红心萝卜，江西小金橘等。1949年12月6日，毛**登上北去的列车前往莫斯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到国外访问（1957年11月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时又访问过苏联）。几天前，公安部刚刚侦破一起国民党特5刺探毛**访苏情报的案件。这着实让公安部门出了把冷汗，也让人为毛**的第一次出访悬着心。但按毛**的性格，只要是他想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成，他不会因为这点小插曲就中断访苏的行程。经过10天的旅行，12月16日中午12点，专列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与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等人顶着凛冽的寒风在站台迎候。因天气寒冷，苏方在车站只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随后毛**便前往斯大林卫国战争期间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下榻。当晚6点，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毛**。这是毛**第一次同斯大林见面。斯大林和毛**，两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大人物，又各自领导着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们两人的见面，无疑具有世界影响。两人一见面，就热烈拥抱起来。这个拥抱，开启了中苏两国的“蜜月”时代。斯大林毫不掩饰地称赞毛**，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毛**却说，我是个受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则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是一般的公理。这与他对刘少奇的谈话如出一辙。寒暄过后，中苏两国元首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签订新条约是访苏主要目的在第一次会谈中，毛**明确指出，希望苏联废除1945年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取消苏联在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港等方面一切在华的特殊权益，与新中国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体现完全平等的条约。斯大林却指出，1945年签订的条约，是取得了美英同意的，对这个条约的任何改变都会给美英两国以攻击苏联的口实。会谈因此陷入僵局。目的难以达到，毛**想到了长于谈判的周恩来。在征求斯大林意见时，斯大林非常圆滑地说：这个问题应由你们自己决定。这样一来，会谈只好暂告一段落。24日，毛**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二次会谈。当毛**再次询问周恩来是否应来莫斯科时，斯大林说：“政府主席现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还是认为周恩来不来莫斯科为宜”。这表明斯大林仍然不愿意与新中国另订新约。12月下旬，各国代表团在参加了斯大林寿辰庆祝活动后纷纷回国，惟独毛**留了下来。斯大林几乎每天都让人打电话来询问毛**的饮食起居，却始终不谈签约的事，也不同毛**见面。毛**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对来看望他的苏方人员说，你们要保持同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有三个：吃饭、拉屎、睡觉。这明确表达了对斯大林拖延讨论新约的不满。这时，事情却突然有了转机。缅甸、印度、丹麦、瑞典和英国等国准备承认或同新中国建交。中国在国际上朋友越来越多的新动向促使斯大林认真对待毛**提出的要求。同时，英国通讯社放风说，斯大林把毛**软禁起来了，这一谣传使苏联方面非常被动，也使斯大林终于认真考虑与中国签订新约问题，并同意周恩来来莫斯科。1月2日晚，毛**致电**中央，通报了苏联方面的情况，并明确提出让周恩来“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电报发出后，毛**一扫十余天来的沉闷心绪，精神特别好。利用周恩来尚未到达的时间，他拜谒了革命导师列宁墓，到列宁格勒参观了十月革命时炮击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到波罗的海远瞻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喀琅施塔得要塞等地方，充分领略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风韵。签了新约就有了帮手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离开北京。1月23日，毛**、周恩来同斯大林举行会谈，这也是毛**到莫斯科后第三次与斯大林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他首先提出，尽管他们曾经认为还是保留好，但必须对涉及中苏关系的现有条约和协定进行修改。斯大林说，修改的原因在于旧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投降，形势发生了变化，与国民党签订的条约就成为过时的东西了。同时，斯大林对旧约中的一些不平等条款，也不再回避，指出要废除或修改。其坦率的举动，实在出乎毛**的意料。斯大林有了这样的态度，会谈进展得非常顺利。毛**在给国内刘少奇的通报中说“工作是颇为顺利的”。为了使新的条约区别旧约，中方提议可在原来基础上加上“互助”二字，《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终达成。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当毛**和斯大林以及中苏双方其他高级领导人合影时，毛**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发现了一个不引人注意的细节———斯大林稍稍向前挪了一小步。回到下榻处，他向毛**提到这一点。毛**微微一笑说：这样就一般高了嘛！毛**身高180厘米左右，斯大林看上去要矮一些，但从照片上看，两人基本差不多高。当晚，按照毛**的意见，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以大使夫妇的名义在大使馆举行答谢宴会。斯大林是从不到克里姆林宫以外出席宴会的，但出于对毛**等中国贵宾的尊重，他破例率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出席这次盛宴。2月1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为毛**饯行。2月17日，毛**登上回国的专列，结束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苏联之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意义重大。1951年10月23日，毛**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说：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可以放手做别的事。现在把两国的友谊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我们可以放手搞经济建设。外交上也有利。“我们是新起的国家，困难多，万一有事，有个帮手，这样可以减少战争的可能性。”与苏联缔结了新的互助条约，毛**完成了一项重大的任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少有的经历。通过直接接触，毛**对斯大林有了新认识。后来，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毛**说：“斯大林这个人，看情形他是可以变的。签订中苏条约，我们在那里呆了几个星期。他开头很不赞成，到后头我们坚持两次，最后他赞成了。可见一个人有缺点的时候，就是斯大林这样的人，他也不是不可以变的。”


2 1958年中苏关于共同舰队问题的争论。
联合舰队的问题，就是1957年12月，苏联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试验成功，因为核潜艇它可以航海一万多海里，他要求有一个长波电台能跟这个潜艇出去联络，因为到了印度洋了，不好联络。当时苏联海军提出建一个中转站（长波电台），就在中国海南岛。这个方案报上去以后，毛**不同意。当中国知道苏联试制核潜艇成功以后，海军就向周恩来提了个建议，因为中国的海军整个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起来的，那是1954年和 1955年，苏联给了中国一批从炮艇到鱼雷快艇到这个巡逻艇军舰装备。后来1957年的时候，中国海军得到消息说苏联这个核潜艇试制成功了，说我们还要更新的技术，就是核潜艇。苏联当时就不想给，说刚研究试制成功，苏联还没用呢，就给你。但它提了个方案，说这个核潜艇咱们来共同运用，所谓联合舰队就是我先培养你们中国的干部，将来你这个都掌握技术了，慢慢再制造这个东西，这就是联合舰队问题的由来。毛**不同意，毛说你要搞合作不行，你就给我技术就行。1958年的7月，毛**第一次跟苏联人发那么大的火，所以很容易被人看作是中苏***的一个起点。后来苏联就跟中国签了个协定，长波电台的问题啊，联合舰队，提供海军援助等等，基本都按中国的要求办了。
3 简论上海合作组织
是哈萨克斯坦、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于2001年6月15日在中国上海宣布成立的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前身是“上海五国”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是在“上海五国”元首会晤机制的基础上成立的。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４日，“上海五国” 元首在上海举行第六次会晤，乌兹别克斯坦以完全平等成员的身份加入“上海五国”。１５日，６国元首举行首次会晤，并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告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
　　２００２年６月７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在圣彼得堡举行第二次会晤，签署《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宪章对上海合作组织宗旨、组织结构、运作形式、合作方向及对外交往等原则作了明确阐述，标志着该组织从国际法意义上得以真正建立。
　　２００３年５月２９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第三次会晤在莫斯科举行，讨论了在新形势下如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加强协调、扩大合作、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并达成广泛共识，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时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德广被任命为该组织秘书长。
　　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７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第四次会晤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塔什干峰会标志着成立３年的上海合作组织正式结束初创阶段，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在这次峰会上，蒙古国被吸收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
　　２００５年７月５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第五次会晤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６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等重要文件，并决定给予巴基斯坦、伊朗、印度观察员地位。
4 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
1.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2.保卫了朝鲜的独立和中国的安全。
3.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4.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利益的必然选择
5 简述“和谐世界”思想
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推动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振兴和发展；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6 “另起炉灶”原则提出的原因和影响
为了从根本上与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屈辱的外交划清界线,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控制权的方针。”他于1949年春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主张。
   “另起炉灶”的涵义是“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要在互相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另起炉灶”原则从根本上回答了新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即怎样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新的对外关系,因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新型的对外关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7 “八一七”公报签署的背景
答题要点：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这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位美国总统访问中国。访问期间，毛**主席会见了尼克松总统，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总统举行了会谈。两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交换了意见。访华结束时，中美联合在上海发表了《上海公报》。这一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为以后中美建交和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奠定了基础。
中美解决美对台军售的解决办法和美国的承诺美国对台军售的实质
8 周恩来－柯西金北京机场会晤
1956年苏共20大后，特别是从50年代末期开始，中苏两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原则问题以及当代世界形势的若干重大问题，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然而，苏联领导人大国主义故态复萌，不仅在国际共运内部压制不同意见，而且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尤其是苏联不尊重中国主权、要中国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受制于苏联、服从苏联全球战略需要的事情不断发生，这就使中苏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为了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也为了尽可能维护中苏两国之间的友谊，中国采取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的方针。
　　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继赫鲁晓夫之后，不但没有在反华的道路上止步，反而越走越远。他们不但大量增兵中苏边界，加紧挑起边界事件，而且派兵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把苏联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的前哨，推进到距离中国首都北京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中苏关系严重恶化。
　　1960年，苏联边防军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中国就此明确提出：边界问题要通过谈判来解决，在未解决前应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中国倡议下，1964年2月至8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了边界谈判。
　　1964年以后，苏联不断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制造流血事件，中苏边境局势进一步恶化直至发生珍宝岛事件。1969年3月2日和15日，大批苏联军队侵入珍宝岛，中国边防部队对入侵苏军进行了顽强反击，保卫了祖国领土。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一再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苏联方面立即停止这种严重侵犯中国领土的行为。5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揭示中苏边界问题和珍宝岛事件的真相，重申中国政府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而反对诉诸武力的一贯主张，显示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全力捍卫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以及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真诚愿望。
　　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边境紧张局势继续发展。苏联进一步把它在中苏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界，从东段扩大到西段。1969年8月13日，苏联军队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纵深达2公里，无端包围正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人员，对他们发起突然袭击，当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名，又一次制造了严重的边界流血事件。
　　为了争取缓和中苏间军事对抗的紧张关系，周恩来总理1969年9月11日应苏方要求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讨论了两国关系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周总理说：约五年前，毛**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这是理论的争论，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见解。这些争论不应该影响我们两国的国家关系。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万年以后，也会有矛盾，有斗争。中苏两国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心平气和地来处理，总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  　　周总理还指出：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打开地图就会知道，今年发生冲突的地方都是争议地区。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任何军队驻在国外，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可是，你们调了很多兵力到远东。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周总理还强调吵架也是文吵，动口不动手；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周总理还表示：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中苏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对此，柯西金主席表示同意。根据中国方面的提议，双方达成了谅解：首先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的协议，并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此次会晤使中苏边界谈判于1969年10月在北京得以恢复。
9 中国战略伙伴关系构建
        （1）所谓“伙伴”，指那种共同事业合作者或伙伴，他们同担风险，共享利益
        “伙伴”一词，源于一种古代兵制，十人共一火炊煮，即同火的人被称为“火伴”，亦指同在一个军营的人。后将其意引申而指同伴，形成“伙伴”一词。
        中外文化中，“伙伴”一词的意义是相通的。“伙伴关系”则可以指“伙伴”间的相互关系。
（2）伙伴关系
         伙伴关系特点：
互不为敌是伙伴关系得以存在或建立的前提；
双方具有共同利益是伙伴关系存在的基础；
各自都有为寻求共同利益进行合作的愿望是建立伙伴关系的动力；
双方能够采取切实措施发展相互关系是伙伴关系表现形式。
         过程：两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在互访时，或通过发表正式的联合声明正式宣布，或通过两国领导人在正式会谈中予以确认
         机制：两国元首的经常性或定期会晤；两国政府首脑的经常性或定期会晤；两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经贸部长的定期会晤；政府部门间高级官员的定期磋商；由官方组织的非政府组织间的密切联系。
（3）伙伴关系类型
         战略伙伴关系。中美1997年10月决定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
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年4月中俄关系。1997年5月中法 “全面伙伴关系”。1998年10月中英 “面向未来的全面伙伴关系”。同年11月中日决定建立“面向21世纪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伙伴关系”。同年4 月中国与欧盟 “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         睦邻伙伴关系。1997年12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
         基础性伙伴关系。这是指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的伙伴关系。中国在1997年底与墨西哥的“跨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
2、意义与评价
（1）意义
最终彻底打破西方的制裁体制；
建立多层次的磋商协调机制；
形成一种相对完整而良好的国家关系网络
（2）考验
         前南使馆被炸事件
         国际形势多变性与关系建立的双边性问题
         全面反恐引发意义下降
10 中国政府解决中苏边界遗留问题的主张
中俄(苏)边界全长73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国界之一。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着手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历时长达40多年。期间，中国对两国边界问题的主张和原则立场没有变化，始终坚持“公平合理、全面解决”的方针。最终同俄罗斯彻底解决了边界问题。国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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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简评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苏两国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该条约的签订反映了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建立了完全新型的关系,标志着中苏关系从此走向一个全面合作的历史时期。通过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在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比较来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中苏双方在充分协商、积极对话的基础上产生的,所强调的不仅是同盟,更是互助与合作. 这一条约对于巩固中苏两国安全，促进两国经济发展，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维护世界和平，都有着重大的意义。1979年4月3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议，鉴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决定《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
12 抗美援朝的意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随即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公然出兵干涉，并将战火烧到了中国鸭绿江边。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正式爆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毙伤俘敌军109万多人，其中美军39万多人，击落击伤敌机12200多架。抗美援朝战争是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帝国主义的一次直接的军事较量。它揭穿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维护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巩固和增强了新中国的独立、安全和国防力量，显示和提高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和世界声望。
13 中美“八一七”公报的意义
1982年8月17日美国与中国发表有关军售台湾问题的公报（即“八一七公报”）。美国与中国在1979年建交时，对军售台湾问题因未能达成共识而搁置。1981年里根上台后，继续讨论此棘手问题，双方经过冗长的谈判过程，于1982年8月间达成协议，发表公报。
其内容除重申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认知只有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美国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外，主要强调美国不打算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而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准，美国将逐步减少对台军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这一公报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唯一专门针对台湾问题的公报，是为了彻底解决美国对台武器出售的问题而签订的。然而此后，美不断违反“八一七公报”，提高售台武器的性能和数量，甚至作出了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决定。中国政府为此向美方多次提出严正交涉。
尽管如此，“八一七公报”的达成使当时紧张的中美关系得到缓解，使中国在国际上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中美间三个联合公报提出的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对上世纪８０年代中美关系得到较全面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14 邓小平和平与发展对外观念的转变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与调整，开始从紧张转向缓和，从对抗转向对话；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关系发生了重要调整，获得新的生机；各国经济合作愈趋密切，相互依存加深。邓小平据此调整了原先对于世界战争与和平的判断，指出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进而提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著名论断，指导我国外交政策发生了第一个重要转变。
邓小平在1983年说：“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的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他还明确指出，到20世纪末以前，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我们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是以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格局变化为基础的。
首先，邓小平所定义的和平是指“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当时能够进行世界大战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处于“核恐怖平衡”，谁也不敢贸然动用战略核武器。即使在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它们也力图把冲突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特别是前苏联的扩张势头得到遏止，使美苏战略对抗的危险性和苏联对中国的威胁都明显下降。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战略环境从根本上说是有利的。
其次，“发展”问题是指南北矛盾，即发达经济与发展中经济的矛盾。总的看，世界经济秩序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和操纵的，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外部因素。南方国家要求改革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日高。邓小平认为，解决南北问题，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缩小南北贫富差距，是促进南北共同发展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础。
其三，当时与中国相关的各种国际争端都没有上升为明显的冲突和危机根源。在邓小平的运筹之下，中国遏制了印度支那的地区冲突，与英国达成了解决香港回归问题的协议，促使前苏联在我北方减缓军事压力，并且同国际力量合作在阿富汗顶住了苏军的南下攻势。我国周边出现了建国以来所没有的缓和与稳定的环境。
其四，中国与美国在美国对台湾实行“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的基础上正式建交。在这前后，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外交掀起了一轮罕见的发展高潮，中国对外政治、经济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势头。
从上述各方面来看，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观确实符合上个世纪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对比和国际形势的客观实际与发展趋势。这为中国实行工作重心的战略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可能。
15《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签订的主要背景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美苏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苏联利用在欧洲的缓和，加快了在第三世界的扩张，而美国正陷于越战中，被迫实行战略收缩。当时的美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对华政策，谋求改善美中关系，联合中国，遏制苏联。
面对苏联的威胁越来越大，中国政府也不得不调整了自己的对外政策，提出“联美反苏”，旨在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上，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普遍改善。
针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石油和美元危机的冲击、美国战略收缩及亚洲政策的调整，日本田中内阁也改变了向美国“一边倒”的政策，转而采取“多边自主外交”路线：在以日美同盟为基轴，谋求与美国建立“富有成果的伙伴关系”的同时，希望借助中国，抗衡苏联。
在此背景下，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2年9月，中日正式建交，揭开了两国关系新的一页。1978年8月中日两国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标志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到一个新起点。
16 “中间地带”思想的主要内容
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外交战略，从总体上说可以概括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两条线”战略。该战略提出和实施的基本依据是20世纪50年代末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逐步走向破裂、以致对抗，而美国仍然对中国采取敌视与对立的立场。
     毛**明确指出：美国与苏联都有它的困难，全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与苏联霸权主义的行动一定会取得胜利，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可能的。毛**强调“两个中间地带”是反对美国与苏联霸权主义的重要国际政治力量。独立于它们两国之外的“中间地带”力量就会不断壮大，世界人民反对他们的霸权主义的斗争力量就会不断壮大。“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因此，在与美国、苏联相抗衡的同时，中国不但继续努力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支持世界被压迫国家与民族争取和维护独立的斗争，而且努力加强对西欧和日本的工作，争取缓解美苏对我实施孤立与围堵政策的压力。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DAN，并且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从此，打破了美苏等少数发达国家垄断核武器的局面，增强了反对美苏两国霸权主义、制约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17 “一条线”战略的内容和评价
20世纪70年代初，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改变了60年代的“两条线”外交战略，逐步确定了以联合美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一条线”外交战略。毛**明确指出，“两霸中我们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这就是我们的政策”。由于苏联对中国进行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对和平谈判边界问题缺乏诚意，中国调整对外政策的突破口只有一个，那就是想办法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抗衡苏联的威胁。
  60年代末，虽然美国对中国的安全威胁仍然存在，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并不及苏联给予的威胁那样迫在眉睫。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在侵越战争中美国越陷越深，国力削弱、社会危机加深等原因，国际形势已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态势。美国方面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有了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意愿，这就使改善中美关系有了现实可能。1969年1月20日，美国新一届总统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中美建立关系的问题。同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讲话中提出了美国从越南撤军和从印度支那实行收缩的方针，标志着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某种调整与收缩，企图利用中苏矛盾，拉住中国DIZHI苏联的全球扩张。11月9日，美国主动表示随时准备同中国恢复华沙会谈。12月20日，美国宣布进一步放宽对华贸易限制。1970年10月1日，尼克松第一次公开表示愿意访华。同年10月25日，尼克松在会晤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表示美国已经决定设法使中美关系正常化。10月27日，尼克松在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会谈时，也表示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信息。对于美国尼克松政府从各种渠道传递来的谋求改善美中关系的信息，中国都表示欢迎。12月18日，毛**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时，第一次公开表示欢迎尼克松访华，强调“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 1972年2月21-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并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从此走向正常化。
  “一条线”外交战略的成就是很明显的。在1972年2月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之后，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全面改善。同年9月，中国与日本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截止1975年，西方国家包括欧洲的绝大部分国家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同广大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45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建立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广泛国际统一战线，大大缓解了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与压力，有效地维护了中国国家安全，并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18 简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基本目标是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其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
（1）、中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中国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搞军事集团，不参加军备竞赛，不进行军事扩张。
（2）、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倡导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和争端，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能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内政，更不能恃强凌弱，侵略、欺负和颠覆别的国家。中国从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国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
（3）、中国主张顺应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认为，新秩序应该体现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求，应该反映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利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应该成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
（4）、中国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同绝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与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蓬勃发展。 中国重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扩大互利合作。对彼此之间的分歧，应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坚持进行对话，不搞对抗，妥善加以解决。
（5）、中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愿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共同繁荣。
（6）、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加强合作，共同对付人类发展面临的环境恶化、资源匮乏、贫困失业、人口膨胀、疾病流行、毒品泛滥、国际犯罪活动猖獗等全球性问题。
19 简评万隆会议
答：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８日至２４日，２９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亚非会议 (Asian-African conference)。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由于这次会议在万隆召开，所以也称万隆会议。
会议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讨论了民族独立和主权、反帝反殖斗争、世界和平以及与会各国的经济和文化合作等问题。经过充分的协商，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项内容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其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 。这十项原则体现了亚非人民为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而团结合作、共同斗争的崇高思想和愿望，被称之为万隆精神。十项原则包括了１９５４年由中国、印度和缅甸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内容，被认为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基础。
万隆会议所展示的万隆会议精神是此次会议最可宝贵的财富，也最具历史意义。万隆会议精神至今依旧昭显其超越时代的光辉。
万隆会议精神是发展中国家试图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摆脱西方主宰国际社会命运的精神。亚非会议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会议，是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没有当时主要世界大国参加的会议。会议的参加国除日本外，都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也可以说是第一次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会议。
万隆会议精神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精神，是不同文明求同存异的精神。 这种精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西方国家试图再次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国际社会的背景下，在西方传播的所谓不同文明必然导致重大冲突甚至导致战争的思想的背景下，与现在某些大国借口民主自由把另外一些国家宣布为暴政国家而无权在国际社会中生存的做法相比，显得是多么富有智慧、宽容和远见。
万隆会议是通过多边主义、主权平等原则解决国际问题的一次尝试。当时的美苏两国试图通过华约、北约控制国际社会。在这个两极格局中，众多的国家都被排除于解决国际问题的制度之外。万隆会议实质上打破了这种两极格局，在美苏冷战体系之外，开辟了一个新的国际论坛。
对于中国而言，万隆会议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万隆会议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争取外交利益的重要舞台。万隆会议对消除当时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威胁论的影响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当一些国家在发言中公开对中国的“威胁”提出质疑和非难时，周恩来总理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摆事实，讲道理，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灵活地表达了中国的和平外交的立场，在周边国家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万隆会议也是中国扩大外交成果，与更多的亚非国家交朋友的一次重大尝试。
20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主要内容及作用
答：1955年4月万隆亚非会议期间，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的问题。7月13日，美国在英国、印度斡旋下作出反应，建议中美双方各派一名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
    1955年8 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后在华沙）举行。中方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后由续任驻波兰大使王国权担任），美方代表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会谈有两项议程，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所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在第二项议程下，各方均可提出它认为应予讨论的直接牵涉到中美双方的问题。9月I0日，双方就第一项议程达成协议：中美双方承认，在各自国家内的双方平民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并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中美两国分别委托印度和英国政府协助中美平民返回本国。随后，中方提出第二项议程的两个议题，美国禁运问题和中美外长会议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而美方却要求在第二项议程下先讨论所谓?放弃为了达到国家目的而使用武力问题，由于美方的提案将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国际争端与中国政府通过和平方式还是使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这一内政问题混为一谈，由于美方坚持把双方就?互不使用武力?问题达成协议作为讨论禁运问题的先决条件，因而使会谈在第二项议程上陷入僵局。为推动会谈继续进行，中方从1956年9月到1957年12月先后提出关于促进中美人民往来和文化交流、关于中美两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准许对方新闻记者前来进行新闻采访、关于彼此给予司法协助等协议声明草案，但均为美方所拒绝。1957年12月12日，在第73次会议上，美方又以其大使调任为由，委派非大使身份的代表参加会谈，企图降低会谈的级别，致使会谈中断达9个月之久。1958年6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要求美方限期派出大使级代表。7月28日，美国指派驻波兰大使比姆为美方代表。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复会。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一直断断续续地举行。中国政府在会谈中始终坚持两项原则：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拆除它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但是由于美方坚持其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没能在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只是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成为两国保持某种接触、交换意见的途径。至1970年2月20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进行了136次。
21 对印自卫反击战
答：1962年10月至11月，在中印边界全线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场战争中方命名为“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总体上看，这场战争既是一场军事仗更是一场政治仗，在东西两线，中国军队兵锋所指之处，严格地以我方所主张的传统习惯线为界。毛**在不同场合对此役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预言，这一仗至少可以保证中印边界10年稳定。


战前，印军根据其“前进战略”，在全线蚕食和进占了边界线上大片中国领土。战争中，西线的中国新疆边防部队彻底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在东线，西藏边防部队在歼灭了入侵麦线以北的印军之后，乘胜追击，进占到吉莫山口、比里山口、鹰窠山口一线和萨木维尔与金古底，在逼近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的位置直望印度平原，迫使入侵中国领土的印军全线溃逃。此后，在战场全胜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单方面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我方20公里以内地区，证明中方依然希望通过谈判，而并不以军事占领来达到自己的领土要求。
发生在60年代初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印度军队的惨败而告终。此战发生在中国与美苏交恶，国家经济情况极度困难，台湾国民党残匪疯狂反扑，西藏农奴主叛乱和新疆暴乱时期。虽然反击作战仅改善了西段边境态势，没有乘胜收复全部争议地区，但是粉碎了印度的“北进政策”，维持了中印边境近四十年的和平局面，超过当时“一场胜仗管30年”的估计。更粉碎了超级大国利用印度牵制中国的美梦。
22 简评新中国的建交原则
1949年6月30日，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宣布，“必须一边倒”，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一边。“一边倒”政策就是宣布新中国将倒向社会主义一边。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站在社会主义一边”三大决策的提出，解决了新中国面临的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即：1、“另起炉灶”，解决了如何在新的基础上同外国建立自己的外交关系；2、“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解决了如何对待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问题；3、“站在社会主义一边”，解决了我国如何正确处理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述三大决策以及周恩来提出的“礼尚往来”、“互通有无”和“团结全世界人民”等外交决策及方针，构成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政策。
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共同纲领”不但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而且规定了新中国外交的一些具体政策，包括把毛**等中央领导人提出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大决策法律化。“共同纲领”规定：“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等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保护守法的在华外国侨民”。
23  80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
中苏关系自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开始恶化，直到80年代初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发表讲话，传递了改善对华关系的信息。小平同志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苏联的状况，认为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于是决定采取步骤，改善同苏联的关系。
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要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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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毛**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
毛**主席在1974年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毛**主席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毛**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团结一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霸和它们的战争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我国当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
25 中日联合声明的意义
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是一个很好的外交文件，从外交角度来看，该文件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典范。中国方面在坚持原则下做出一定的让步，其中如放弃赔偿，日台民间关系，特别是日蒋条约的失效，由日方自己宣布，这在两国建交过程中是新的创举。中日建交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外交战略的重新部署，中日建交，日美安全条约对付中国的那部分自然就不起作用，中苏同盟条约关于对日的内容也失去意义，而尼克松-佐藤联合声明中关于台湾那一部分也失掉了基础，日本与台湾蒋政权断交，台湾蒋集团就孤立了。中日建交至少改变了东亚的战略格局。中国政府开展的对日本人民外交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就是所谓的“以民促官”，显示了新中国人民外交的作用。
26 简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该政策的核心是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与权势清除干净以后再谈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周恩来在阐述毛**这一方针时指出：帝国主义总想保留在中国的特权，我们的方针是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他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实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自主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中国***人对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遍访各国使馆请求承认，而各帝国主义国家却选择袁世凯的屈辱历史记忆犹新。新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是中华民族自豪感与百年受辱历史交织的产物，他充满了鲜明的独立自主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彻底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收回了外国在中国的兵营、低产，恢复了中国在关税政策和海关管理上的自主权，全部收回了中国领水主权。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半殖民地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被基本清除干净，它为新中国同西方国家开展平等互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奠定了新的基础。
27 简评中国对外伙伴战略
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面对“一超多强”的国际现实，中国政府在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努力构筑“伙伴关系”战略的对外关系框架，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各种类型的战略伙伴关系，为中国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反霸斗争更具灵活性，很好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开拓了外交空间。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外交的重大举措，也是邓小平非意识形态外交和全方位外交的新体现。伙伴关系的建立，一方面使得中国可以凭借同其他大国的合作伙伴关系抑制冷战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另一方面，中国和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大突破，有利于中美关系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增进两国的合作和协调，避免两国关系走上对抗。冷战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结盟关系，它是新型的国家关系而不是军事同盟，是对冷战时期结盟、敌视、对抗的国家关系的否定。伙伴关系是一种比一般合作关系更为密切、更加成熟的关系，互不为敌是伙伴关系得以建立的前提；具有共同利益是伙伴关系存在的基础；而为寻求共同利益而进行合作是伙伴关系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正是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同世界各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是中国在国际关系舞台上有了依托，能够更自信的与大国建立各种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些伙伴关系的建立，推动了国际政治中的良性互动，加深了各国间的相互了解，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曲折，对各国日益交叉的利益进行整合，建立起新的平衡。事实证明，中国提出的“面向21世纪的新型伙伴关系”模式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为新世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外交对国际关系的重大贡献。
28 “共同纲领”对新中国外交的阐述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29 简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50年1月20 日，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参加双边会谈。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于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30年。条约共6条，主要内容为：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制止任何国家的侵略与破坏和平；当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日本盟国之进攻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也不参加任何反对对方的同盟、集团或行动；双方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将进行彼此协商；双方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中苏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经济援助，进行经济合作。
30 “中间地带”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间地带”思想最早是毛**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 946年 8月的谈话中提出的。他在谈话中 ,科学地分析了二战后的国际格局 ,提醒人们注意在“冷战”对立的两极之间处于游离状态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中间地带。他指出 :“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 ,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间地带”思想一直是毛**观察分析国际问题、制定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同时 ,他又根据国际局势的新变化和新特点 ,及时补充、发展了中间地带思想，分别把它们称为独立于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一中间地带”和“第二中间地带”。第一中间地带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第二中间地带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也是第二中间地带。
31 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
需要和平国际环境。中国迫切需要和平国际环境进行建设，难以承担朝战后下一次战争，争取和平；同时，因FaGuo反对美国组织欧洲军，让其离开亚洲更有利。
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因胡志明的影响非常大，和平获胜要比军事干预后越南统一要容易。
充分利用矛盾。FaGuo国力和信心都已经最低，但不希望美国介入，更不愿意和中国来第二次战争；英国担心美国或越盟支配整个印度支那会影响自己在马来半岛的利益。
④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参加会议有利于中国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获得一个舍我其谁，离我不行的结果。
32 简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毛**对反击战的评价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10年的稳定。”
    以较小代价取得重大胜利，驱逐了入侵的印军，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打击了当时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嚣张气焰，大扬了国威军威。
    在国际上开创了胜利军队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主动交还缴获物资的先例。中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在战争史上是史无先例的，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④边境问题一旦形成则很难解决。对印反击战的胜利结束，仅是“不是尾声的尾声”。
33 抗美援朝的意义
（1）有利方面：这是战略利益的必然选择。东北重工业都集中，鸭绿江上水电一旦停止，整个国民经济就危险，届时失去了战略缓冲带后将面临直接国土战争。即使没有战争，在东北地区大规模扩军备战、工厂转移、千里战线百万陈兵，都是无法计算的损失。打破美国对中国的三面包围的唯一的可能性，在朝鲜战场、台湾海峡和越南战场三条线中只有这一次可以打胜。激发了自信与热情。这是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全面亮相，打破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引起了很多关注和朋友。
（2）不利方面。错过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时机。暂时失去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机会，战争后一搁就是22年。对西方以及亲西方小国家交往陷入停顿。
34 新中国建交原则提出的原因（我的答案比较长，大家可以自行删减）
答：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统治集团退踞中国的台湾省，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与中央政府对峙，由此产生了台湾问题。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一个中国原则是在中国人民捍卫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不可动摇的事实和法理基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关台湾的全部事实和法律证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八九五年四月，日本通过侵华战争，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霸占了台湾。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国政府在《中国对日宣战布告》中昭告各国，中国废止包括《马关条约》在内的一切涉及中日关系的条约、协定、合同，并将收复台湾。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日本应将所窃取于中国的包括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在内的土地，归还中国。一九四五年，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并在《日本投降条款》中承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十月二十五日，中国政府收复台湾、澎湖列岛，重新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取代+++国政府成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国从此结束了它的历史地位。这是在同一国际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新政权取代旧政权，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疆域并未由此而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国民党统治集团退踞台湾以来，虽然其政权继续使用“+++国”和“+++国政府”的名称，但它早已完全无权代表中国行使国家主权，实际上始终只是中国领土上的一个地方当局。
一个中国原则的产生和基本涵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天即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后又致电联合国，声明：国民党当局“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完全无权代表中国。外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与台湾当局断绝或不建立外交关系，是新中国与外国建交的原则。
中国政府的上述主张受到当时美国政府的阻挠。尽管一九五○年一月五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及其他盟国承认一九四五年以来的四年中国对台湾岛行使主权，但是同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为了孤立、遏制中国，不仅派军队侵占台湾，而且抛出“台湾地位未定”等谬论，以后又逐步在国际社会策动“双重承认”，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对此，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予以坚决反对，主张和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正是在中国与外国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在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产生了一个中国原则。上述主张构成了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涵义，核心是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四十年间，台湾当局虽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全中国的合法地位，但也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制造“两个中国”和“台湾独立”。这说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两岸的中国人在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根本问题上具有共识。早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行炮击金门的战斗时，毛**主席就向台湾当局公开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一九七九年一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
台湾有些人主张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为两个国家后又重新统一的所谓“两德模式”来处理两岸关系。这是对历史和现实的误解。战后德国的***和两岸暂时分离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主要有三点不同：第一，两者形成的原因、性质不同。一九四五年德国在二战中战败，被美、英、法、苏四个战胜国依据《鉴于德国失败和接管最高政府权力的声明》及其后的波茨坦协议，分区占领。冷战开始后，德国统一问题成为美苏两国在欧洲对抗的一个焦点，在美英法占领区和苏联占领区分别相继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被***为两个国家。显然，德国问题完全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而台湾问题则是中国内战遗留的问题，是内政问题。第二，两者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不同。德国的***，为二战期间和战后一系列国际条约所规定。而台湾问题，则有《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条约关于日本必须将窃取于中国的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第三，两者存在的实际状况不同。在美苏两国对抗的背景下，两个德国都分别驻有外国军队，被迫相互承认和在国际社会并存。而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李登辉上台前的台湾当局和李登辉上台初期也承认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一个中国原则也被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因而，德国问题与台湾问题不能相提并论，更不能照搬“两德模式”解决台湾问题。
35简述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
答：建国伊始，中国政府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以苏联为首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结成社会主义阵营，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而中苏两国在对外政策、重大外交行动方面相互协调，高度一致。苏联政府在倡议召开日内瓦会议的过程中，两国间一直保持着沟通和磋商，中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并已有所准备。因此当获悉柏林四国外长会议2月28日达成召开日内瓦会议的协议时，**中央书记处立即于3月2日召开会议，研究并原则批准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3月3日中国政府即答复苏联政府同意派全权代表出席会议。
　　中国政府之所以如此重视日内瓦会议是有原因的。出于国际共产主义的理念，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于1950年1月18日宣布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在人力物力各方面大力支持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抗法武装斗争，成为唯一向越南提供援助的国家。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保家卫国，美国悍然陈兵台湾海峡并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禁运，举国上下全力抗美援朝，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威胁到刚刚诞生的人民政权的生存。新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尽快稳定周边，冲破封锁，为经济建设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并在此基础上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日内瓦会议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
　　**中央书记处在《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关于召开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达成是苏联代表团在柏林四外长会议上一项重大的成就。单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一事看来，它已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进了一步，因而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广泛支持。” 关于日内瓦会议的走向，《意见》分析了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上美国低估日内瓦会议的作用，预言日内瓦会议将得不到任何结果，企图干扰日内瓦会议等情况，认为“美英法三国之间在朝鲜问题特别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以及在许多国际事务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它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提出了中国政府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基本策略，“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帝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日内瓦会议上，即使美国政府将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甚至是临时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忠实地执行了这个基本方针，千方百计地努力使会议按照预期进行，在可能的条件下取得了最大的成果。
36 50年代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原则
答：50年代，中国首先提出、并与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而为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中国积极支持并参加亚非万隆会议，为增进亚非国家的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本着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同缅甸、阿富汗、蒙古、朝鲜等国签订了边界条约，公平合理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
到1975年10月，中国已同大多数周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先后同印度尼西亚复交，同新加坡、文莱和韩国建交，同越南、蒙古实现关系正常化。苏联解体后，它原来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中国尊重它们的选择，宣布承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等国，并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
37毛**“三个世界”思想的主要内容
1974年2月22日， 毛**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毛**说：“我看美国、苏联是和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同年4月10日， 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说明了我国的对外政策。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是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邓小平的发言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注意。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指明了全民办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应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政策。
38简评中日建交三原则
对日三原则是周总理在1960年8月27日会见日中贸易促进会负责人铃木一雄时提出的。主要内容是：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政治与经济不可分的原则。政治三原则是针对当时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要求日本政府：一、不要敌视中国；二、不要制造“两个中国”；三、不要阻挠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贸易三原则是总结50年代中日民间贸易的生成、发展、中断的经验，用三句话作了高度概括，即：一、政府协定；二、民间合同；三、个别照顾。周总理把政治三原则与贸易三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贸易三原则要服从政治三原则，同时更加明确地提出政治与经济不可分的原则。
39简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障碍
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大量驻军并在中苏边境地区驻扎重兵，七十年代末，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后又出兵侵略阿富汗。这些行动给中国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是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重大障碍。
40新中国与各国建交的原则
同社会主义国家建交：根据“一边倒”的方针，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不经谈判，直接建交。
同部分民族主义国家建交：以印度、巴基斯坦、印尼等国为代表，坚持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均可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同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建交：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经谈判后建交。以英国、荷兰为代表，由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两面政策，先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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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简评中苏论战
由于受到历史原因、现实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分歧和国际战略调整的影响，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关系开始逐步恶化。分歧由两党上升到两国，由内部争论发展到公开化。1963年，苏共发表《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公然挑起论战。中方随即在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发表“九评”予以回击。论战内容集中在对斯大林评价、战争与和平问题和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等方面。双方固执己见，毫不妥协，无限上纲，不断进行报复与反报复，使得矛盾彻底激化。中苏论战使两党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相互间矛盾上升为势不两立的敌我矛盾，最终导致国际共运出现大***，社会主义阵营宣告解体。
42 简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和意义
这五项原则最先是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12月底在会见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时提出的，其主要内容包括：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
中国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而且是其忠诚的奉行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在此基础上，中国与绝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并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几十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已逐步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不仅在各国大量的双边条约中得到体现，而且被许多国际多边条约和国际文献所确认，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国际友好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三 、论述
1 60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60年代初，毛**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第一个中间地带是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第二个中间地带是西欧、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毛**认为，西方国家不是铁板一块，西欧同美国不一样。毛**还认为，FaGuo同中国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一是反对别人对我们的控制，二是两国在经济和文化上需要加强往来。
6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方针的调整，突出地表现在中苏关系的变化上。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58年3月兼任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调整了内外政策，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同**中央间的分歧逐步公开化。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从50年代末开始，中苏双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分歧。苏联领导人不尊重中国的主权，要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全球战略，遭到我国的DIZHI。主要矛盾和分歧表现在：关于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关于台湾海峡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关于中东局势的分歧。  由于苏联当局坚持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致使中苏矛盾凸显。到50年代末，中苏两国由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发展到两国关系上的分歧，由内部争论发展到公开化， 60年代，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导致两党断绝往来；两党的对立导致两国关系的全面恶化。
为争取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见了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两国总理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坦率谈话。双方在和解气氛中达成谅解：双方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条件下进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先签两国军队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冲突，维持边界现状的协议。举行两国关系谈判和两国副外长级磋商。所有这些谈判和磋商都未取得实际成果，但两国关系的气氛逐步有所缓和。两国高层往来逐渐恢复，两国经济、科技和贸易等领域的互利合作重新启动。
70年代初期，中苏两国关系没有继续恶化，是中国不断为改善两国关系所做出的努力的结果。
2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内容是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是由中国政府提出，并与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的在建立各国间正常关系及进行交流合作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半个世纪以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这五项原则最先是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12月底在会见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时提出的。当时，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开始谈判。31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西花厅会见印方代表团，在谈话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发表谈判公报，并签署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两国政府一致同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列入公报和协定中，把它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同年6月底，周总理先后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他分别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发表的《联合声明》都写进了这些原则，并进一步确认它适用于同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2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宣言提出的十项国际关系原则包括了这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总理出访亚洲、非洲和欧洲的14个国家，提出了我国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把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领域。1974年邓小平同志在特别联大上再次强调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1988年，邓小平同志更明确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逐步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不仅在各国大量的双边条约中得到体现，而且被许多国际多边条约和国际文献所确认。1970年25届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和1974年第6届特别联大《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明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在内。
几十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国际友好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而且是其忠诚的奉行者。在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与绝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3建国初期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
一、杜鲁门政府时期
1949年底，国民党退守台湾，美国杜鲁门政府认为，蒋介石大势已去，美国此时的基本对华政策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的问题，中国的内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美国将接受北京控制整个中国的事实。
然而这一政策却因朝鲜战争突然爆发而中断。朝鲜战争爆发不仅导致美国直接派兵进入朝鲜，而且招致美国插手台湾事务，再度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上援助蒋介石，全面卷入中国内战


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在白宫发表声明，一面命令驻日美军参加朝鲜作战，支援南朝鲜，一面下令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准备阻止并击退对台的任何进攻。杜鲁门说：“共产党部队可能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以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任务的美国部队的安全。”因此，他下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阻止国共双方的相互攻击，声称“台湾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合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
  6月28日，杜鲁门发表白宫声明的次日，中国政府对美国的介入表示了强烈抗议。毛**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宣称杜鲁门27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不容任何外国势阿阿力插手干涉。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尽管美国已派兵干涉朝鲜内战，但中国政府考虑更多的却是美国的对台政策，这种顾虑超过了正在朝鲜半岛发生的军事战争。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卷入，封锁了中国解放台湾的通道，阻挠了中国的统一进程。
美国汉学家指出，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参入了“对南朝鲜的侵略”，北京方面似乎不太愿意支持苏联武装帮助北朝鲜，相反，中国希望尽快解放被国民党占领的台湾，完成国家统一大业。中国军队当时的部署反映了北京领导人的战略意图，因此，北京对美国违背诺言插手台湾问题感到愤慨。麦克阿瑟突然飞抵台湾与蒋会晤，中国担心美国会进一步支持台湾国民党军队采取行动。为此，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在8月致电联合国，强烈指控美国“武装侵略中国的领土，干涉中国的内政”，要求联合国命令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
美国方面并未理会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执意将台湾纳入其太平洋防线，***中国领土。9月20日，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提出《福摩萨问题案》，要求讨论“台湾未来地位问题”，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不让台湾落入中国手中。不久，美国又在联合国发起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与制裁，“围堵与孤立中国”逐渐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轴。
二、艾森豪威尔政府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力图尽早结束朝鲜战争的同时，却继续抓住台湾不放，进一步加强了对台湾问题的干涉，企图把台湾培植成美国在亚洲抑制红色中国与共产主义的前哨阵地与桥头堡。1953年7月中旬，朝鲜战争结束，但中美之间的敌视并没有完结这一点，艾森豪威尔政府与杜鲁门政府一脉相承，并在干涉台湾问题上走得更远。
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首次对国会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公开宣称，美国不再限制台湾蒋介石军队的行动，第七舰队不是用来保护**。此话一出，蒋介石立即仗恃有美国支持，开始派军机对大陆沿海进行袭击。艾森豪威尔放虎出山、让台湾蒋介石军队骚扰大陆的目的，是想迫使北京政府在朝鲜战场上答应美国的谈判条件，使美国尽快脱身。
1954年夏，台湾海峡多次发生海上与空中冲突，情势十分紧张。9月，中国福建前线部队炮轰金门，对蒋军以示惩罚。美国立即对海峡两岸的冲突作出反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不仅要协防金门，并建议艾森豪威尔总统容许蒋派飞机轰炸共军在福建的炮兵阵地，必要时甚至可以深入大陆内地进行轰炸，如果导致北京反击，美国将参加战斗。国务卿杜勒斯公开宣称：“中国人正在进行冒险刺探，如果我们不阻止他们，我们将在远东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蒋介石政权正式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美国可以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为其防卫所需而部署美国陆海空军的权力”，对双方“任意缔约国之领土的武装攻击”，即应共同“采取行动，以对付共同危险”。
1955年1月6日，杜勒斯在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呈交的报告中声称：“此项条约将成为阻遏共产党夺取西太平洋地区阵地企图的重要力量。”1955年1月24日，艾森豪威尔就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在向国会提交的特别咨文中，要求国会同意使用美国军队协防台湾。
随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在1月25日、28日通过授权美国总统在台湾海峡地区使用美国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从而使美国政府向台湾提供军援、派驻部队及在军事上的直接卷入完全合法化。从此，中美关系更趋紧张。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中数次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对抗与武装冲突。艾森豪威尔政府甚至准备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时对中国大陆使用核武器，但遭到美国盟友英国与加拿大的强烈反对。台湾问题成为中美之间随时可能发生冲突的一颗定时炸弹。
4中苏分歧的产生及其背景
新中国成立之初，采取了“一边倒”，即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1950年中苏两国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互相支持与合作，中国一直把苏联称为“老大哥”。但这种兄弟外交关系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有了变化，赫鲁晓夫上台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断扩大，在国家利益上的冲突不断激化，两国关系逐步恶化。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突然抛出“秘密报告”，借口反对个人崇拜和迷信，对斯大林进行全盘否定，对苏联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给予全盘否定，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对此，中国***认为，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关系到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运几十年的历史问题，必须全面、正确、客观地评价斯大林。**全面分析斯大林的一生，结合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以及国际共运的历史发展状况，实事求是地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的根本方针和基本路线是正确的，斯大林几十年来国际共运的领袖地位也是公认的。毛**在1956年10月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时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要具体分析”，“要全面估计”，不能用对敌人的方法加以全盘否定。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三和路线，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认为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认为，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不应寄希望于和平过渡，不应放弃人民的武装。**认为，议会斗争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取得议会斗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旧的国家机器的消亡，无产阶级应该以革命的形式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机器。
针对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认为应当消除分歧，求得统一，而苏联则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反而借1960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公然诬称**是“疯子”，是“教条主义”等，不断激化两党矛盾。
正当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日渐扩大的同时，苏联又采取一系列步骤，不断侵害中国的国家利益，激化两国在国家利益和主权问题上的冲突。
1958年4月苏联提议两国共建一座大功率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中方同意共建，但中方指出，由中方承担全部费用，苏方只提供技术援助，建成后共同使用，所有权完全归中国所有。至此苏联瓜分中国主权的初次尝试，遭到失败。同年7月，苏联又提议与中国共建一支潜艇舰队。中方认为共建潜艇舰队，关系到主权问题，没有作出同意，毛**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时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这样中方又一次以坚定的立场维护了国家主权的完整，挫败了苏联攫取中国主权的图谋。
此后，苏联又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两国关系不断恶化。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两国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议，此后又撤走了全部在华进行援助工作的苏联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343个专家合同，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苏联的这些作法，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紧接着，在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驱使下，苏联又不断挑起边境事件。1960年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克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了第一次边境事件。在1962年到1963年间，中苏边境共发生9000余起边境事件。中国政府于1960年8月、9月先后两次向苏方提出举行边界会谈的建议，1963年又提出了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的建议，但都遭到苏方的无理拒绝，同时，苏联还在中国境内煽动民族***，进行颠覆活动，特别是在1962年策动了伊宁反革命暴乱，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
60年代未是苏联扩张主义极度膨胀的时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加剧了对中国的挑畔和侵略活动。使得边境局势更加恶化。特别是在1969年3月2日、15日，苏联的武装部队、装甲车和坦克先后两次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被我边防军击退。同时6月和9月又先后在我国新疆地区挑起流血事件，造成多人伤亡。苏联挑起的一系列边境事件，严重侵害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并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
此外，中苏之间的另一重要分歧在于对美外交政策的根本性分歧，赫鲁晓夫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外交政策，而中国则鉴于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敌视政策，采取反对美国的政策。苏联为了讨好美国，实现其“主宰世界”的目的，不惜牺牲中国的主权利益，甚至暗示中国让台湾独立。中国对苏联抹杀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是非界限，进行了坚决DIZHI，对苏联不惜牺牲中国利益，迎合美国的作法，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苏关于对美政策的根本分歧到了60年末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特别是珍宝岛事件以后，中方感到，苏联已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为了全力抵御苏联，中国需要缓和对美关系；而此时，美国也正由于沉陷于越战沉潭，在美苏争霸中趋于守势，且其经济霸主地位也开始动摇，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也正是基于中美双方的利益需要，于是有了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和此后的中美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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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产生的背景和特点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毛**、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建国前夕,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做出了重要的战略决策。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对外交政策做了如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10月1日,毛**主席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外交翻开了新的一页。掌握了自己国家命运的中国人民,从自己及亚洲人民长期遭受殖民主义侵略和压迫的痛苦经验中深切地体会到捍卫国家主权,争取和平环境,建设自己国家的重大而迫切的意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就是为此目的服务的。首先,从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开始。
印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1949年12月30日)并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4月1日)的国家之一,是我国重要的友好邻邦。中国和印度是亚洲两个大国。两国都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两国人民为了争取自由和独立,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建立新的国家后,两国又面临着共同的任务,即在和平环境中建设各自的国家。因此,中印两国有着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共同基础,但是,两国关系中还有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例如边界问题、西藏问题等。中央决定,首先谈判解决中印之间业已成熟而又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印度在我西藏地区沿袭英国统治印度时期殖民当局(称“英印政府”)的特权问题。解决边界问题,条件尚不成熟,待将来选择时机解决。过去,英印政府在我西藏享有许多特权,例如:在亚东、江孜派驻军队,设立军营仓库;在西藏地方经营邮政、电报及驿站等业务;派驻的商务代表享有比领事职权还大的权力;在拉萨派驻有外交代表身份的官员等等。这些都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造成的后果。根据毛**主席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必须予以清除。但印度已于1947年独立,是一个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不能采取对西方列强那样的方式来处理中印之间的问题。
印度独立后,仍想继承过去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西藏的特权,保持其在西藏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并企图阻挠中国和平解放西藏。中国政府决心维护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力求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因而一方面严正申明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的干涉都是不允许的;另一方面恳切地表示:“只要彼此严格遵守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及平等互利的原则,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友谊应该正常的发展,中印在西藏的外交、商业和文化关系也可以循着正常的外交途径获得适当的互利的解决。”特别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做工作,既坚持原则,又以理服人。1952年6月14日周总理向印度驻华大使指出:“中国同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的现存情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基于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因此,新中国与新的印度政府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要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这是应该首先声明的一个原则。”
1953年9月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通过其驻华大使赖嘉文向周恩来总理表示,同意中方建议,就此问题进行谈判。周总理又建议当年12月在北京举行谈判,印方表示同意,并指派赖嘉文大使为印方代表团团长。我国政府则指派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为中方团长。
同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西花厅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中方代表团成员也参加了会见。周总理说:“我们说过要在1953年开始这一谈判,现在实现了。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从新中国成立后就确定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在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的发言中,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这是周总理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次中印谈判持续了约四个月,谈判自始至终是在友好的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但是,要从意见分歧谈到达成一致,有时双方有交锋也是难免的。此次谈判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有五项原则作为指导方针。章汉夫副部长第一次发言就开宗明义,提出首先要解决此次谈判的原则问题,并重申了周总理提出的五项原则。印方团长赖嘉文大使立即回应说,尼赫鲁总理的意见也是这样的。这样,双方达成一致,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下举行这次谈判,解决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以章汉夫为首的中方代表团始终坚持以双方同意的五项原则作为谈判的准则。在涉及中国主权问题上坚持原则,例如,印方提出,印度商人与当地居民发生纠纷,由中国西藏地方官员与印度商务代理共同会审。对此,中方严正指出,这是破坏中国司法主权,中方不能同意。中方还明确表示,不同意印度商人携带武器,中方也不提同样要求。在不损害主权的问题上,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作灵活处理,例如,在双方开放贸易市场问题上,印方不愿意用“同等数目”的提法,中方同意改为“在平等互惠基础上”。经过反复协商,谈出了双方满意的结果。1954年4月29日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在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说，“基于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处的原则,缔结本协定”。6月3日,中国政府(政务院218次会议)批准了上述协定。同日,印度政府也批准了该协定。这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中印双方均高度评价这一协定。
章汉夫副部长说:“协定的签订,为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奠定了新的基础,在这一新的基础上,我们相信,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也将日益加深。”他还指出,“中印两国人民的团结,对于巩固亚洲及世界和平有着重大的意义”。赖嘉文大使说:“谈判胜利结束的日子,是我们两国友好关系史上一个光荣的里程碑。”还指出，“这些伟大的原则(指五项原则)已正式固定在协定中了。这些原则都是印中双方衷心同意的”。
协定公布后,中印两国总理互相致电祝贺。周恩来总理的贺电说,这一协定的签订不仅将进一步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并且充分证明,只要各国共同遵守上述各项原则(指五项原则),采取协商方式,国际间存在着的任何问题均可获得合理解决。尼赫鲁总理的贺电说，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缔结的这一协定加强并巩固了印中两国的友谊。两国舆论对中印谈判的成功和协定的签订表示欢迎和积极评价。我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度评价中印协定,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大意义。社论还对印度方面最终同意放弃在中国西藏的特权的友好态度也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印度政府这种尊重中国主权的措施是符合中印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传统友谊的”。
印度主要报纸如《印度时报》、《印度斯坦时报》、《政治家报》等均刊登了中印签订协定的详细报道,并突出双方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了印度和缅甸。6月28日发表的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第三条说:“最近中国和印度曾经达成一项协议(就是指上述4月29日签订的中印协定)。在这一协议中,它们规定了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某些原则。这些原则是:甲.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乙.互不侵犯;丙.互不干涉内政;丁.平等互利;戊.和平共处。两国总理重申这些原则,并且感到在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应该适用这些原则。”声明指出:“在亚洲及世界各地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然而,如果接受上述各项原则并按照这些原则办事,任何一国又都不干涉另一国,这些差别就不应成为和平的障碍或造成冲突。有关各国中每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和互不侵犯有了保证,这些国家就能和平共处并相互友好。”
6月29日，中缅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中印达成的五项原则，两国总理同意这些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只相隔一天。因此,人们也常说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二
虽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中国和印度处理双边关系中产生的,却也是当时国际形势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和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尚未完成,新兴的独立国家还面临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战争的威胁。1954年8月11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3次会议上所做的外交报告中指出了当时国际形势的特点:为了追求世界霸权,美国侵略集团一贯地执行扩军备战的实力政策,并不断在亚洲和欧洲策动组织各种各样的以侵略为目的的对立的军事集团,以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便于从中取利。尤其是在亚洲,他们的侵略活动更加露骨。美国侵略集团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加紧干涉印度支那的战争,同时,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美国侵略集团的侵略政策就是亚洲及世界和平不断遭受威胁的根源。
周恩来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亚洲地区的形势,根据党中央制定的新中国外交的大政方针,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付诸实践。通过出席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充分展现了新中国外交爱好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鲜明特点。
日内瓦会议于1954年4月召开,在讨论朝鲜问题之后,5月8日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6月,周总理在会议休会期间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三国领导人自然要讨论印支问题。中印联合声明中说:“两国总理特别希望在对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中,适用这些原则。”采纳上述各项原则,将有助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地区,这一地区可以扩大,从而减少战争的可能,并加强全世界的和平事业。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发表谈话说，中印、中缅两个声明,有助于亚洲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他明确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适用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由五大国外长参加的日内瓦会议,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以世界大国之一的身份,与各大国一起协商重大国际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得到了世界舆论的广泛赞扬。
中国代表团高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与印度、越南以及当时的苏联等国代表团合作,促成了印支问题的解决。周恩来在7月21日会议上的发言中强调指出:世界上赞成和平共处的国家越来越多。任何制造***、组织对立的军事集团的实力政策,是不得人心的。亚洲人民所要求的决不是***和对立,而是和平和合作。为了维护亚洲的集体和平,我们认为,亚洲国家彼此之间应该根据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进行协商和合作。他还指出,亚洲和世界舆论对中印、中缅联合声明的支持,充分证明巩固亚洲和平的前途是光明的。在5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周总理的这一段话,仍然感到非常精辟。关于亚洲人民要求的是和平和合作而不是***和对立的论断,关于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协商与合作来维护亚洲和平的主张,对于今天的亚洲仍然是适用的。
在1955年4月举行的亚非会议(万隆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一次得到了发扬光大。有24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主要讨论亚非国家间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及民族独立与主权、反对殖民主义与世界和平等问题。当时的美国政府反对召开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会议,更反对新中国参加这一会议。他们使用种种伎俩破坏亚非会议,甚至利用台湾特5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企图以此阻挠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这些阴谋失败后,他们又想方设法对会议进行干扰,企图把会议引向“反苏、反华、**”的邪路,偏离原定的会议宗旨。有少数国家的代表发表了反对和平共处,渲染“共产主义颠覆活动”的言论,有的还提出所谓“福摩萨”(台湾)局势紧张,有意向中国代表团挑衅。这样就使会议陷于分歧和僵局。周恩来以卓越的智慧才能、高超的外交艺术和以理服人的真诚态度,力挽狂澜，使会议回到了正确的轨道。周恩来在4月19日的发言中重申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通过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主张;中国愿以严格遵守这些原则作为同亚非其他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基础。针对会议出现的尖锐分歧和对新中国的误解,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的原则。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求同的基础,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他又指出,二次大战后,亚非两洲兴起了许多独立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另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这两类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中国代表团的求同存异精神,受到了广泛的称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普遍的赞同,会议终于克服了种种破坏和干扰,就联合公报达成了一致。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列举了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中国代表团在讨论过程中,处处表现出求同存异的精神,周恩来表示:“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结果,“十项原则”虽然措词与五项原则不完全相同,但包括了五项原则的内涵。可以说,这十项原则实际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
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在实践中,五项原则的运用已经从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推广到处理一切国家之间的关系;从双边关系延伸到多边领域;从我国周边地区扩大到亚、非、拉,一直到全世界。这里再列举几个重要的例子。
(一) 中国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与苏(俄)建立新型国家关系的基础。1954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不久,10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当时，中苏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宣言中也写进了五项原则的内容。在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再次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中苏条约名存实亡（1979年期满未再延长）。中国仍然希望中苏两国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直到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中说，两国“将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中苏关系经历了40多年的曲折变化,终于确立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新型国家关系。后来,在这一新的基础上,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与前苏地区其他各国的关系,都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了。
(二)中国在同西方国家发展关系时也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于美国长期对新中国采取封锁和遏制政策,中美关系走过了一条充满矛盾和斗争的漫长道路。直到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两国关系才出现转机。2月28日发表的中美上海公报中说，“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1978年底发表的中美建交公报又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外,中国与日本于1972年9月 29日发表的建交联合公报以及1978年8月12日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也都写进了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
(三) 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早在70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时候,中国就对此表示坚决的支持。邓小平在1974年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全面地阐明了中国的主张。他强调指出,“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此后,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多次提到中国主张以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再次谈到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问题,他说:“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么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以美苏两极为标志的旧的世界格局被打破,美国成了惟一的超级大国,世界进入了一个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过渡时期,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十多年来,围绕着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以及建立单极或多极的世界格局的辩论和斗争,始终没有停息过。从老布什总统到小布什总统,美国要建立的国际新秩序的战略目标和政策取向更加明确,这就是利用美国的实力优势,从“一超”向“单极”推进,不容许任何力量挑战美国的领导和霸权地位,或与美国平起平坐。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的安全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但在全球推进美国价值观、建立美国强权下的世界秩序的目标没有变。美国以消除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为由已经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尤其是后者,美国是在国际社会(包括美国的一些主要盟国)强烈反对下,绕开联合国安理会而发动的。事实证明，依赖军事优势虽可征服一个国家，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赢得战争并不能带来和平与稳定，更无法赢得人心。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只会使国际关系紧张,世界局势动荡。在这一新的形势下,和平共处原则仍然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以五项原则为准则处理国际关系，判断重大国际问题中的是非曲直,就显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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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何评价建国初期的“一边倒”政策
一、“一边倒”是建国初期在独立自主根本方针基础之上的重要外交政策..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首次提出“一边倒”一词，目前学术界对这一点已达成共识，但“一边倒”真正的内涵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毛**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给其以特定、明确的含义，这正是造成研究者意见不一的主要原因。在我看来，毛**这里提出的“一边倒”实际上包括两个含义：首先从外交方针而言，指出：“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这里的“一边倒”指的是倒向国际统一战线，联合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其次从政治方针而言，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里的“一边倒”指的是倒向社会主义，而不是倒向帝国主义。我认为以上两种含义，即无论是外交方针还是政治方针，都不是后来常用的“一边倒”的真正含义。“一边倒”一词应有其特定的内涵，就是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倒向苏联，但不是永久的倒向苏联，而是有时限地倒向苏联，是阶段性的外交政策。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这一政策自然而然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退出了历史舞台。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在谈到“一边倒”政策时应注意：第一，不能单纯的从词义上来解释“一边倒”，那种以为倒向苏联就是完全听命于苏联的看法是错误的。我国外交工作的基础是独立自主，争取外援但并不依赖外援，即便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重重困难，急需在国际上寻找帮助时，我们外交的根本点还是立足于国内自己的力量。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周恩来也强调说：“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这就非常清楚地指出了独立自主是“一边倒”的基础，而绝不是无原则地倒向苏联，跟在苏联的后面亦步亦趋。也正是因为中国***一切从国家及民族的利益出发，坚持独立自主，中苏关系才出现越来越多的裂痕。中苏之间的分歧恰恰从反面说明了中国***是根据本国的立场来处理与他国关系的。第二，不能把“一边倒”政策定位太高，“一边倒”与“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样，仅仅是一定阶段的外交政策，表明了外交工作的侧重点，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之后，这个政策很快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第三，当时提出“一边倒”这样一个比较绝对化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宣传的需要。针对中美苏关系非常复杂，相互利益交织在一起，是非曲直很难分辨的状况，尤其是美苏矛盾日益明显，而国际国内形势又要求中国***必须进行选择时，倒向苏联便显得更加迫切。这样做有利于争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使新中国争取一个好的国际生存环境，因为只有存在才能谈到发展。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在提出“一边倒”政策时，没有打算拒绝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或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毛**在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时候，还电告**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由此可见，“一边倒”并不是一个程度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倾向性的概念。


二、“一边倒”外交政策是建国初期的必然选择
新中国即将建立，中国***还没有得到国际国内的认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很大。为了打破敌对势力对我进行的封锁，为了生存，站稳脚跟，必须要争取国际国内各方势力的支持，在国际关系中必然要有所倾斜，关键是倒向谁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打破封锁之道，毛**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一边倒”政策的提出是中国***权衡美国、苏联复杂关系的结果。尽管在中国问题上，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表现出了从各自利益出发的迹象，他们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周旋，政策富有弹性，但中国***在一步步即将走向夺取全国政权胜利之时，最终还是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确实有其必然性。
首先，中国选择苏联与历史进程及意识形态因素有关。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它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尽管现在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评价不一，但事实上中国***始终与共产国际、苏联保持着比较稳定而友好的关系。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共产国际和苏联给予中国***以很大的帮助，关于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时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过去往往强调当时中国***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提出“一边倒”政策，导致了中美关系的紧张，关闭了与西方国家交往的大门，我认为这是不客观的。毛**当年也曾设想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努力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合作，他甚至认为“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最适当的国家，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仅有的国家。”)(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对美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绝对不是因为中国***实施了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使得中国丧失了与欧美各国交往的机会，而是由当时的特定环境决定的，是由中美之间的根本利益决定的。直至今日，不管承不承认，意识形态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方面仍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美国至今还在利用台湾问题给中国制造矛盾，以便利用台湾遏制中国，实现本国的利益。因此我认为建国初期中美关系冻结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实行了对苏联的“一边倒”政策，客观的评价只能说“一边倒”政策加剧了中美关系冷冻的程度。
其次，中国选择苏联与中国***对美国、苏联的根本认识因素有关。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在处理与苏联和美国的关系时是很谨慎的，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倒向苏联一边。毛**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提出了一个“中间地带”理论，采取了三分世界的方法。周恩来也曾特别向马歇尔作过明确的表示：只要美国能够履行杜鲁门在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中国应该停止武装冲突、结束一党专政和美国绝不会以军事干涉去影响中国的内争过程的诺言，**希望一个实现了和平与民主的中国不仅可以与美国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而且可以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缓和他们在亚洲的冲突，从而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合作。事实上美国从本国的自身利益出发，对中国***提出的这些条件无论如何是不会接受的，这种情况中国***十分清楚。在分析美国的本质时毛**非常明确地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代替法西斯德意日的地位而疯狂地准备着新的世界战争、威胁全世界的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们，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极端腐败及其濒于灭亡的恐怖情绪。这个敌人还是有力量的。”在中国***看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德意日法西斯之后最凶恶的敌人，“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严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在这种根本认识基础上制定的外交政策不可能实现真诚的合作。而中国***对苏联的认识就完全不同。尽管苏联此时对中国的政策还处于摇摆之中，但中国***还是表明了自己的鲜明态度。毛**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首次使用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这一概念。此后，**中央又多次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要性，批判了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想法，指出：“每一个国家内部的一切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中国***在这里已表明中国革命是与苏联紧密相连的态度。  
第三，中国选择苏联与美国、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因素有关。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一度对中国***的政策弹性很大，非常犹豫。毛**提出去莫斯科商谈中苏问题，斯大林不同意，他决定派米高扬来西柏坡，而不希望毛**亲自去苏联，他认为毛**还处于“游击队领导人”的地位，而不是一国的领袖。罗申还向美国公使克拉克说：“中国的局面，包括共产党在内，谁也控制不了，共产党即使最后接管，也不见得比国民党成功”，不相信中国***能够胜利。苏联居然还与名存实亡的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协定》，延长期+年。尽管这样，苏联在具体做法上还是偏袒中国***的。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帮助中国***在东北奠定了稳定的根据地。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的态度更加明朗，开始认真地看待中国***，并明确表示了愿意援助中国***搞建设的态度。莫斯科在口头上支持中国政府，但实际上并不帮助中国政府，而帮助共产党人。中国***对这一点还是有客观清醒的认识的。尤其在中国革命的胜利即将成为现实的情况下，苏联立刻采取了承认并帮助的立场。罗申离开广州回国，标志着苏联完全放弃了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转向支持中国***。
美国与中国***的分歧是根本上的分歧。美国希望中国***交出政权和军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谈中国***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几乎从帕特里克•赫尔利到达中国的那一天起，他就认为他的使命是把中国所有的军事和政治集团统一到蒋介石的领导之下，保存现有的国民党政权，由所谓少数党和武装集团组成并无实权的松散联盟从属于国民党政权”。而这正是中国***最重视的问题。美国一贯支持蒋介石，对中国***没有好感，多年的不信任、不融洽的关系很难被打破。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公然采取了单方面援蒋和**的政策，致使蒋介石得以借助美国的援助，在华南、华北和东北等地抢占战略要地，造成战后初期中国空前的内战危机。伴随着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大规模援助和国共内战的持续发展，中国***同美国进入了一个深刻对抗的时期。中国***虽一度同美国外交官进行了短暂的接触，仍因双方根本利益的冲突而以失望告终。显然，面对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中国***除了联合以苏联为代表的一切反帝力量奋起反击外，别无选择。
第四，中国选择苏联与当时的社会心理、人民情绪因素有关。这种选择符合群众心理，人心所向。中国***斗争的目标就是建立新中国，美国一直是蒋介石政府的支持者，对蒋介石政权的不满直接联系着对美国的不满。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深恶痛绝，他们希望新中国在世界上表现出新的形象，这正是革命成功的标志之一。而美国希望保持原来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中国***恰恰就是要摧毁这些，两者充满着根本矛盾，是无法调节的矛盾，**必须进行选择。旧中国在政权更迭时，新的执政者为了获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无一例外地都表示要“外崇国信”，实际是无条件地承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侵略特权，把前政权所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所以只有执政者的升迁与更迭，中国人民的屈辱地位丝毫也没有改变。中国***不能这样做。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成就表明，社会主义充满活力，中国人民愿意接受这个新型的制度。
三、“一边倒”外交政策是建国初期的合理选择
历史发展证明，“一边倒”外交政策在当时是合理而正确的选择。
一是使中国***在政治上获得了承认。这是一个新生政权存在下去的关键。正如毛**对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预期的那样：“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即予以承认。苏联的认可带动了一批国家迅速与新中国建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就有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十七个国家与我们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同时还有南斯拉夫、巴基斯坦、英国等九个国家也已经表示愿意与我国建立邦交。中苏两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给新中国带来了安全上的好处。刚刚诞生的共和国迅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国外交战略的及时调整和对外政策的理智选择，迅速改善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和平环境和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我们注意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外交对象的广泛性，即邓小平所说：“坚持同所有的国家都来往”，“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全方位的外交不仅扩大了中国对外交往的范围，而且有利于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是周边外交的重要性，地缘关系决定了对中国的发展影响最密切的还是周边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其间既有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万隆会议”的坦诚对话，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引下的睦邻友好，也有60年代中期以后，“左”倾思想干扰下的关系紧张。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明显好转，政治关系稳定，经济交往扩大，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对于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新思路。这种新构想，意在绕过涉及双方主权、领土和民族感情的争执，通过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淡化因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制度差异造成的心理距离和互不信任，以经济的互利互助，发展战略上的互依互存，以文化的互相交往，建立心理感情上的互相亲近，为最终以和平方式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化解矛盾冲突，增进互相信任，创造良好的心理氛围和客观条件。
　　三是国际参与的必要性。现存国际体系作为制度性、规范性的存在，体现了西方国家的优势地位，是不公正、不平等、不合理的，因而必须加以反对，但它毕竟维系调节着国际政治经济的运行，反对并非要立即打破或推翻它，而是积极地改造、充分地利用它，谋求以渐进的方式建立公正合理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几百年的国际关系史证明，试图凭借激QING和义愤一下子改变世界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贸然对现存国际体系发起挑战，是不明智的，往往会使国家的战略思维情绪化，使外交政策的选择出现偏差，最终导致国家利益受到损失。
　　对于构成现存国际体系的各种组织、论坛或机制，最佳策略选择应是主动介入、积极参与，既不挑战、也不盲从，既不被动地追随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也不盲目地适应西方倡导的价值标准，决不当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小伙伴，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另一方面，我们并非一味对着干，并非对所有的事情都说“不”，而是把协商合作对话作为调整国际关系的主要手段，维护与世界各国已形成的正常交往关系，争取我国经济建设所必需的先进技术和国际资金，将经济合作、共同发展作为我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战略支点，尽量排除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对国家关系的干扰。因为经济利益的互相交叉、互相渗透越深，国家关系就越不容易被非经济的因素所破坏，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制裁也就越难得逞。
　　对于现存的国际体系，我们不仅要加入，不仅要成为平等参与的成员，而且还要积极参与，争取成为主要的角色，发挥主导作用，使国际规范的制定和修正反映我国的要求、符合我国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到符合我国综合国力的国际地位和权力，才有可能作为世界大国发挥较大的国际作用。
11 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
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站在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一边，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与苏联形成了结盟关系。但是，从5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逐渐降温，后来又不断恶化，到1960年中苏同盟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此时中苏同盟虽然在形式上还存在，但无论是党的关系，还是国家关系都已在实际上破裂了。对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 、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国家利益冲突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中苏关系包括两层关系，一是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二是作为两个大国，即中国与苏 联之间的相互关系。战后，苏联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总是以老大哥自居 ，不断表现出其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作风，这不仅损害了兄弟党和国家的利益，而且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所以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与国家利益 冲突，是影响中苏关系非常重要的方面。
二、 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意识形态因素对现代各国的外交关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政策的倾向性非常明显，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成为中苏结盟的纽带；而五、六十年代中 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如何评价斯大林，怎样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关系 ，怎样估计革命与战争的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样对中苏同盟的破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 中苏两国领导人个人因素与中苏关系的破裂
历史唯物论从来都强调要正确认识和评价个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国际交往中，领导人的个性、风格、思想等，对一国的外交活动及外交政策的制定，无疑具有重要影响。
四、 “冷战思维”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40多年的“冷战”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苏关系亦不例外。 “‘冷战思维’的安全模式是苏联想控制中国的内外政策并导致中苏关系曲折发展的关键，而中国未能及时摆脱‘冷战思维’安全观也是原因之一。”50 年代末期中苏关于“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的争论，赫鲁晓夫对中国炮击金门、马 祖的指责，苏联就中印边界冲突所持的中立立场，都是在“冷战思维”支配下，苏联领导人从苏联的全球战略需要出发，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行指责。中国虽拒绝了苏联的 无理要求，但并未走出“冷战思维”的巢穴。
五 、中苏关系破裂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
中苏关系的恶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苏关系恶化是双方战略、理论与利益三个方面分歧冲突及其互动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之间的结盟关系有着强烈的利益互求因素，即当时中苏都面临美国严重威胁的战略格局，中国需要与苏联结盟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苏联也需要在自己周边建立一个隔离西方威胁的安全区域。但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之后，苏联面临的战略任务与中国 面临的战略任务发生了明显的差异。赫鲁晓夫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谋求美苏合作，需要中国加以配合来营造与美国缓和的气氛；但中国要解放台湾，对美国及蒋介石在东南沿海的挑衅要反击，这无疑有悖于苏联创造缓和气氛的构想。中国希望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空军力量，对付美国的威胁；但苏联却需要中国裁军，由苏联通过中苏盟 约和华沙条约提供保护。由于苏联醉心于与美国的缓和，决心要把中国外交纳入苏联全球轨道，又丝毫不考虑中国的战略需求和民族利益，中国对苏联外交新战略所依据的理论非常自然地就产生了不同看法，使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升级，并且展开了公开大论战。中苏两党之间的大论战不仅使它们之间的分歧得不到弥合，反而越来越大，最终两个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恶化。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恶化，不可避免的对国家关系产 生了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中苏从盟友演变为潜在敌人，正是这种利益冲突与理论分歧恶性互动的结果。
总之，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上的恩怨和现实的冲突；国家战略利益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社会背景与个人因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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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面向未来的大国外交
面对未来国际形势的新的挑战，中国必须实行大国外交战略，这个战略要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总目标服务，它的主要内容要以大国关系为主体，把中国与大国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上，协调好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推进世界的多极化、解决全球性问题等方面承担与中国大国地位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以大国方式考虑和处理台湾问题，尤其是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建设上，中国应当发挥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国应以大国的姿态对待美国，确定既反对美国的强权政治，又在世界事务中与美国进行合作的双向战略。因为中美关系对中国来说有着一定的战略意义，一是两国关系是涉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能否维持这样具有全球性战略意义的问题；二是中美关系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三是中美关系直接涉及中国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利益。因此，中国在制定对美战略时充分考虑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社会舆论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从中国的大国战略出发，从中国现代化的外部环境，从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大局，从中国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等一些中国最高层次的利益出发，更理智和谨慎的处理中美关系。
第二，中国多极化新战略，关键是争取欧洲与转化美国。现在的世界，既不是多极化，也不是单极化，而是一个多极化和单极化两种矛盾趋势同时并存的世界，出现了一种双重结构：一方面多极化的趋势在发展，另一方面美国试图推行单极世界的意图也有所表现。在这样一个矛盾的双重结构中，中国未来的大国外交战略着眼于坚定不移的推行多极化，DIZHI和反对单极化的企图。
第三，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战略，参与和挑战并用，在东亚要争取主导权。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和角色，应分别从不同的区域和范围来讨论，笼统地将中国是伙伴战略或挑战战略，都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在经济领域，伙伴参与战略对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是合适的，中国应尽快转变机制，适应市场的变化。在国际政治体系中，中国既不是单一的选择伙伴或挑战，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针对不同问题起不同的作用。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要坚决地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要坚持每个国家有权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主张，而不是以西方主张的西方式的民主模式为普世模式，这就形成对美国和西方的重大挑战。另外，中国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在核不扩散、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反对国际性走私贩毒、保护世界生态、维护世界局势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又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可以进行合作，可以参与到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进程中去，这又是伙伴参与战略的适用。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尤其是作为东亚最有影响的国家之一，应当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进程中起一定的主导作用。
13 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政策？
答：
14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
答：
15 简评周恩来外交风格的特点
周恩来的博大真诚、坚定灵活的风格，使他成为享誉世界的大外交家，在对外活动中充当着党和国家的杰出代表，发挥着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在外交上，周恩来也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国家，其中包括一些与我国有过很深积怨和存在着深刻矛盾的国家，极大地开拓了新中国的外交空间。如70年代初，周恩来与毛**一起会同美国有关方面共同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结束了两国的长期敌对状态。 周恩来在对外活动中，不仅能以博大的襟怀广交朋友，而且能做到真诚相待，为我们党和国家赢得了无数的朋友。
在外交上，周恩来也是真诚交友，设身处地体谅朋友的困难，帮助他们解决问题。1964年访问加纳前夕，恩克鲁玛总统遇刺，加纳国内局势动荡混乱。周恩来毅然冒险前往，给处境困难的恩克鲁玛以极大的支持。在访问埃塞俄比亚时，埃方迫于美国的压力，打算在首都以外的地方接待周恩来。这本是失礼的安排，但周恩来体谅朋友的处境，仍欣然前往。马里人民喜爱饮茶，过去每年从中国进口大量茶叶。为了帮助友好国家发展经济，宁可失去自己的出口市场，周恩来派出茶叶专家教会了马里人民自己种植和炒制茶叶。 坚定灵活是周恩来在对外活动中的又一突出特点。
周恩来都能把坚定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起来，展示出其高超的斗争艺术和出色的谈判能力。
1963年， FaGuo总理富尔作为戴高乐总统的特使来华商谈建交事宜。周恩来在坚持反对 “两个中国”原则立场的同时，对中法建交的具体步骤采取灵活态度。在中法内部达成协议，FaGuo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周恩来同意FaGuo提出的中法先宣布建交再与台湾断交的方案。由此，中法于1964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周恩来在与尼克松、基辛格会谈中，既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也显示了必要的灵活性。由于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坚定不移，美方接受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台湾问题上声明：它认识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就否定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同时，周恩来也作出一定的妥协，只要求美国同意最后从台湾全部撤军，没有要求美军立即全部撤离。

在实践上，斯大林一直都是要求国际共运服从和服务于苏联的战略需要，苏共的政策就是各国共产党的政策，而不管这一政策是否符合各国的实际。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反法西斯斗争上来，1939年8月23日苏德条约签订后，苏联转而要求各国共产党放弃反法西斯斗争，实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甚至说，政府在反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胜利，对于人民是最危险的事。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政策才转为要求各国共产党加强反法西斯斗争，但反对建立工农政权，压制南斯拉夫共产党，要求南共考虑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1943年，斯大林为了便于与罗斯福、丘吉尔谈判，巩固它们之间的联盟并保证在战后瓜分世界，突然宣布共产国际解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东欧民主国家的建立，苏联于1947年组建了社会主义阵营。阵营内的各国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结盟关系，历史经验证明，这种范式的国家关系是没有生命力的：
第一，它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承认一个中心，承认苏联是领导者，实际上不允许苏联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自己完全的独立性。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各国的政策要与苏联协商和协调，国家之间关系的范式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南斯拉夫由于不接受苏联的领导而被开除出了社会主义阵营。
第二，由于这些国家实行的都是党政合一的体制，原来在共产国际内部形成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被从党际关系的层面扩大到了国家关系的层面，而且党的关系实际上凌驾于国家关系之上。
第三，这种联盟关系是建立在不成立的假定基础上的。正如毛**所说的那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指导思想，以我们两国根本利益的完全一致为基础的伟大的中苏同盟是一种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完全新型的同盟关系。”7中苏两国面临的问题不同，两国的国际战略目标有异，对许多问题的看法自然也不同，两国关系只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发展，力求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从历史经验中我们看到，不同国家国家利益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代替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也是行不通的，国家利益是民族国家全体成员的利益，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执政党不能在国际社会很好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它很难保证其政权的合法性。
在两国交往中，每个国家的决策者都应该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各国都不能很好地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包括苏联在内。作为盟主，苏联相对而言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但也必须考虑和协调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否则，很难保持住社会主义阵营领导者的地位，1956年波匈事件就是对苏联的抗议，此后，苏联不得不调整和改变在东欧的政策。就中苏关系而言，苏方存在着追求绝对的国家利益还是相对的国家利益的问题。当中国对苏联没有威胁时，苏联可以只关心自己的绝对利益，并不在乎对方获得了多少利益；当苏联认识到中国积累力量可能会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提出挑战时，苏联就会不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更关心中国的获益。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安全领域都是如此。
在5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很弱，对苏联不是威胁，苏联尽其所能给了中国大量援助。但是，随着中国恢复工作的完成，“赶英超美”目标的确立，再指望苏联毫无保留地对中国进行援助也就不可能了。就安全利益而言，双方结成军事同盟是为了对付美国的威胁，为此双方可以在军事上进行合作，一旦美国的威胁下降，双方进行军事合作的基础就会下降，而作为两个大国，又是邻国的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安全利益矛盾就会暴露出来。社会主义阵营这种国家关系范式，没有为调整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提供条件，当50年代中苏利益关系发生变化后，联盟就很难再维持下去了。
24试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战略
答：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进入新旧格局转换的历史大变动时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 邓小平以灵活务实的思想方法,全新的思维方式,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思想 。在此方针指导下,我国成功解决了对外关系中的难题,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在目前的国际 政治的大背景下,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
深入理解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的科学内涵韬光养晦,是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智慧的一个经典表述 ,本身的含义是比喻隐藏才能,不使外露。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思想,是把古代 中国军事谋略思想运用于当代中国外交的一种“积极防御”战略,是利用和平、抓住时机、发展自 己、由弱变强的必由之路和取胜之道,是极具匠心和深谋远虑的。韬光养晦绝不等同于单纯的防守 退却或被动应付,而是要有所作为。邓小平指出,不管世界政治格局怎样变,中国在世界上算一极 ,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我们绝不能示弱”。韬光养晦的目的,是为了争取较长时间的 国际和平环境,为国内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服务;而有所作为,为的是促进韬光养晦战略目标的实 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的核心就是“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即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和挑战,邓小平及时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反复强调要毫不动摇地集 中全力搞经济建设,“发展才是硬道理”。为此,在某些国际问题上我们要善于守拙,“扎扎实实 干自己的事”。在外交实践中,坚持不称霸、不当头的原则,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集团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综上所述,对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应将其理解为从我国 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珍惜机遇,埋头苦干,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经 济搞上去,避免过分张扬,“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着重营造有利于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 的长期和平国际环境。
准确把握“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的客观依据一个国家的外交 政策的制定,取决于这个国家对所处国际环境的判断以及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邓小平“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对当时国际形势和中国国情的准确判断之上的,十多年过去了,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国际政治和中国的外交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应该看到当前中国 决定采取“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基本背景要素仍然存在,而且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赋予继续坚 持这一方针更为坚实的基础和理由。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进入新世纪,国际 形势发生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最深刻的变化,但并没有动摇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中国新一 代领导集体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 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做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的重要判断的主要论据有 三个方面:第一,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第二,世界政治的主导力量———大国关系正处在一个以协调、合作、共处为主要取向的新时期 ,发展高新科技、夯实综合国力,是各大国政策取向。大国都在努力争取一个于己有利的和平国际 环境,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第三,“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 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
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趋势进一步加深 。总之,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国际上没有即将爆发世界大战的态势,中国也没有面临 外敌入侵的紧迫情况,因此中国完全可以韬光养晦、埋头苦干、抓住机遇、有所作为,实现国家发 展的目标。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冷战结束之初,世界多极化趋势得到加强。虽 然美国依仗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在多极化进程中试图建立由其控制的单极世界秩序,但欧 盟、日本、中国、俄罗斯对美国的霸权都有很大的牵制作用。国际格局演变的大趋势是多极化,而 不是单极独霸。世界格局多极化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历史需要, 是顺应历史的潮流。江**同志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影响着各民族的生存环境 和发展前途”,
如何更好地把握新的世界格局的发展规律,如何做到“韬光养晦、决不当头 ”,同时又“有所作为”,使中国在国际政治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对我们来说是新的实际问题。应 该清醒地看到,在多极化的大趋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在我国的周边环境相对安全的情况下,中国 可以而且必须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制定对外政策的 重要依据仍是国家利益和综合国力制定国际战略所依据的最高原则是国家利益,邓小平同志说:“ 考虑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问 题和处理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在很长时期内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完成祖国统一,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根本利益要求我们自觉遵循“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综合国力是一国制定国际战略 的最重要的依据。邓小平关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方针,是基于我国当时综合国力 的现状而提出的。“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 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
十多年来,我国的综 合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目前,我国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六,但也要看到我国综合国力的特殊性。 经济总量大,但人均仍比较低。2003年人均GDP已经突破1000美元,但仍排在世界第1 00多位;经济结构不合理,关键技术落后,许多重要装备和技术仍然依赖进口,受制于人;人口 文化技术水平低,存在严重就业压力;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拥有量低,浪费破坏严重,保护和合 理利用资源任重道远;经济体制、社会秩序存在不少问题,有待完善。可以说,当前的综合国力的现状仍是邓小平所概括的大国与小国,这要求我们继续采取“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
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是时代的要求。把握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二十一 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提出 了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伟大战略目标。胡主席同志在十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应紧紧抓住本世纪头20年重要 的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定不移地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前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在对外战略方面必须坚决贯彻、灵活运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的战略方针,必须立足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把自己的事情 办好;不称霸、不当头、不谋求势力范围;同时要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根本利益,争取和 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 新秩序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国际战略目标是积极推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是应该 看到,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 传统的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 冲突时起时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建立国际新秩序面临着许 多严峻挑战,任重道远。针对这些,十六大报告再次提出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各 国政府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 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 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 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我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可 以看出,我国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处处体现着“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 灵活运用现有国际规则、参与未来国际规则制定的内在要求国际规则指国际社会为稳定国际 秩序,促进共同发展或提高交往效率等目的而建立的有约束性的制度性安排。长期以来,制订和修 改规则的权力一直由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致使很多国际规则体现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对 于西方制定或主导的国际规则,中国人较为有利、较为务实的办法是坚持“韬光养晦”与“有所作 为”的辩证方针,集中精力搞本国建设。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当然还包括中国参 与、修正,乃至自己提出、主导创立国际规则。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决定着“中国以主动、积极的姿 态参与国际体系的调整、改造,使之反映中国的利益诉求。如不参加就会被抛弃,成为国际弃儿。”进入21世纪,全球层面的国际规则调整正全面展开,如安全领域的反对恐怖主义、多边安全机制、军控问题;经济领域的区域合作、WTO规则的谈判等。中国必须把握机遇、有所作为,以保证在全球化进程中拥有主动权和一定的发言权。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 略思想,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世界局势的全面把握基础之上的。它不是应对90年代初复杂国际局势的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为了我国长远利益而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当前的新形势赋予了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更丰富的科学内涵、更坚实的客观依据、更迫切的现实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