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算算高房价的政治账

梦久天长

高房价已经是近几年我国某些城市居民的噩梦，其中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是人所共知的推手。但是，假设现有的房价再下降30%，老百姓就能买得起房了吗？大多数人还是买不起！原因就是老百姓的收入太低，而且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保障性住房不到位。这两个问题不但是经济的，更多是政治性的。


　　简单地说，高房价与国家发展导向有关。长期以来，由于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国家发展的主要目标就是建设、建设、再建设，这必然以高税赋和居民的低收入为代价。这对落后国家而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可思议的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成，居民部门的收入却呈下降趋势。按照我国经济学家的计算，从1996年到2004年，在国民财富的第一次分配中，相对于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住户部门的收入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下降了12%。 2008年，财政总收入是6万亿，国家在医疗、养老、就业等社会保障上的开支是7千亿，只有国家总开支的11%，相当于GDP的2.4%。在过去10年中间，社会福利的开支比例几乎没有增长。当然，考虑到1995年时社会保障性开支还不足国家总开支的2%，11%已经是一个质的飞跃。


　　国家总开支的11%和GDP的2.4%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性开支占国家开支的50%以上，GDP的10%左右。我们可以自我安慰地认为与发达国家没有可比性，那么发展中国家呢？2007年中国地方政府用于社保、教育、医疗支出比重为 35.9%，而巴西在2005年则是45%。


　　在第二次国民财富分配中，传统的社会保障性开支比例尚且如此之低，保障性住房作为一个公共产品的观念更谈不上，过去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上的投入必然是象征性的。2010年国家在保障性住房上安排的专项补助资金是632亿元, 这个数字看上去并不难看，而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15910亿元,房地产销售额是43995亿元。仅仅拿出2009年土地出让收入的1/25,房屋销售的1/70来搞保障性住房,怎么能抑制房价？怎么能解决住房问题？


　　第一次财富分配中居民部门收入的低比例和第二次财富分配中社会保障性开支的低比例，居民不可能承担得起目前的高房价。我认为，解决住房难的问题，不但要引导、规制和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导向，国家本身也亟待转型， 也就是大幅度地提高在两次财富分配中居民的收入比例和福利水平。


　　这首先需要观念的转变，即回答发展为了什么、发展为了谁这样的根本性问题。发展说到底是为了居民的福利问题，这是国家的一个终极目的。当然，这一观念的转变其实是国家政治的结构性转型，而结构性转型必然涉及结构性利益的调整与再分配，其中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是必然的。在目前的部门政治格局下， 国家必须重新切蛋糕，以让居民真正享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与很多国家相比，我们具有体制上的优势，即民主集中制，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应该更容易破解利益集团。


　　无论是地方政府的行为还是国家行为导向，都是政治学范畴。因此，我们才可以说，高房价不但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

千里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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