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召忠的大学生活

小龙006

追忆我的大学生活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尽管我工作非常繁忙，稿债又多，但一旦答应人家的事就尽力去做，生怕耽误了人家的安排，这是我一贯的做人宗旨。关于这个话题，已经有不少媒体采访过我，但都被我推辞掉了，因为这类话题总是让我感到很难堪。为什么？当我去年重返母校，在校友们热烈的掌声中登上熟悉的北大讲台，面对台下那些博士生、硕士生和省市级、国家级、世界级文理科状元们的时候，我顿时有一种莫名的自卑。这是一群天之骄子，中国最优秀的学子大都集中于此，而我却连个正经本科毕业证都没有拿到，还终身背着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包袱。对我面前这些90年代末的大学生来说，这个词汇显然过于生涩而令人羞愧。所以，每每想到这些，我就不愿意回忆那些往事，这可能与我所从事的未来学研究有关，我只关注未来和把握未来，而很少去追忆过去。既然青年朋友对我那一段历史如此感兴趣，我不妨暴露一点“个人隐私”，与大家聊聊天，增加些透明度，或许对我们双方都有些收益。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出身贫寒，从小在河北盐山长大，那是一片低产或不产作物的盐碱地，至今仍是国家级贫困县。18岁之前，我一直在那一片热土上渡过了我的小学和中学时代，18年间村里没有电灯，没有吃过一个苹果，更没有买过一件成衣。上小学的时候，桌椅板凳连同教室都是用土磊起的，只是到了上中学的时候才有了木制桌椅和用砖头砌起的教室。我们一个班40多名男生，全部住在一间宿舍里，大家睡通铺，一个人挨着一个人，浑身上下长满了虱子、跳蚤和其他小生物。我每个礼拜要走很远的路去上学，身上背着经过精确计算后够吃一周的干粮。每天一两个黑黑的红薯面窝头，外加几把地瓜干，一天的伙食不超过四五两。黑窝头发霉后能拉出长达一两米长的霉丝，而那正是我用以充饥的主要食物，没有青菜，没有鱼肉，更没有食油。
1970年中专毕业后参军入伍，到海军导弹部队当了一名技术兵。别看我文化程度不算高，在部队还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由于我学过两年的电子、无线电和机械专业，所以很快成为训练尖子。那个时候当训练尖子压力很大，一旦业务上强了别人就会怀疑你政治上是否有问题，光专不红是件很危险的事。为了进行思想改造，我特地剃了个大光头，强烈要求到炊事班当了半年的“火头军”，还喂了半年的猪，而且在山上开了不少小片荒，种了好几块菜地，收成很不错。每天晚上9点钟熄灯后，我都是用手电筒藏在被窝里偷偷地钻研技术知识，生怕让人看到说我是“单纯业务观点”。可能是由于我“又红又专”，领导上突然决定选送我上大学。最初是送我去某工程学院学习核潜艇技术，后来被北大招生的老师看中了，认为我应该是一个当外交官的料儿。“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于是，我这块砖头便于1974年10月从山东半岛被搬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分配给我的学习任务是学习阿拉伯语。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听说世界上还有这个语言，因为那个时候学生是不能挑选专业的。
阿拉伯语和她的文化一样古老，样子有点特别，象小虫子那样从右边往左边写，发音还有许多颤音，是公认的外国语中最难学的语言，所以学制特定为4年，是北大学制最长的专业。由于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突然转学外语后极不适应，科学技术主要是理解原理，而外语则是死背硬记。最让我头痛的是那些颤音，无论我费多大劲，都发不准确。后来我下决心动了个舌根切割手术，这下总算好多了。在北大学习的时候，我还是军人身份，每月52元薪金，59斤粮票，待遇是不错的。为了学好外语，我省吃俭用买了一个砖头式录音机，那可能是我国生产的第一代晶体管式录音机。为了这个小东西，我差不多两年时间没有吃什么炒菜，天天是抓几个馒头，喝两碗大锅汤完事。每个月59斤粮票根本不够吃，有时一顿饭就能吃10个馒头，整整2斤，现在想起来真的有点不可思议。
那个时候北大是重灾区，受“四人帮”的影响极左思潮非常严重，真正用来学习的时间比较少，经常是半天学习，半天搞运动，甚至还到校办农场和工厂去劳动，搞半工半读，而且还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前往灾区进行抗震救灾。这些活动占去了我大量宝贵的学习时间，再加上担任班长和党支部书记，行政事务也很多。学外语需要天天读，时时记，不能间断，我只好抓紧星期天、节假日等时间自学，同时，还喜欢听一些中文、地理、历史等方面的讲座，而且还学习了第二外语英语。说来也奇怪，这些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并没有太多地影响我的学习成绩，每次考试我总是名列前茅。在毕业考试中，外国专家在我用阿拉伯语撰写的毕业论文上判了一个满分，据说象这样的成绩在北大外语系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1978年1月，我走出北大校门，不久之后，就到伊拉克担任阿语翻译。两年的国外翻译生涯，使我感到我不适合当翻译，因为我生性喜欢创新，而翻译工作又恰恰是一种因循守旧、死背硬记和从文字到文字的死板工作。那个时候国内刚刚对外开放，懂外语的人非常吃香，出国、赚汇、做生意都是很赚钱的事情，但我从1980年起毅然改行从事科研工作。刚开始，我非常注意强化英语和日语学习，并与他人合作翻译出版了美国畅销小说《追踪红十月号潜艇》。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以外语和计算机为工具，广泛搜集、整理和分析大量信息资料，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最后得出个人独特而客观的观点和思考，形成了我的科研特色。20多年矢志不渝，我就是沿着这样一条崎岖的小路一直颠簸着走了下来。当年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如今已进入暮气沉沉的不惑之年，曾与我一同共事的同学、同事有的当了大款、老板、经理、外企雇员、专业翻译、政府高官，而我还在从事我喜爱的科研与教学工作，仍然是一个两袖清风的穷教书先生。
对于“工农兵学员”人们是不屑一顾的，认为这些人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是社会过渡时期的特殊产物，不少人在用干部、评职称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牵连。我是比较幸运的一个，由于有多项成果获奖，1990年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1996年晋升为研究员（后转为教授），1993年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已有十几部著作出版，并在一些学会和院校中担任常务理事、理事和兼职教授等职务。我虽然没法与那些大家相比，但也并非一事无成。我想用自己的成就明白地告诉世人，不要嫌弃这些“工农兵学员”，他们毕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如果没有这一代人的承上启下，我们的社会将会怎样？
有人说，“北大的学生有后劲”。20多年的社会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这种后劲是什么？其实就是现在人们所讲的“素质教育”。人才的培养，不能光注重分数，全面综合的素质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长立志”。我经常把人生看作是爬山，你自己确定一个终极目标，比如是珠穆朗玛蜂。然后，便力所能及地往上爬，不要着急，不要灰心，要一往无前，哪怕只前进一步你都是成功者。爬过一座山头，你就会发现前面还有一座更高的山头，于是就下决心征服它，然后再继续往前爬，如此往复，直至终点。在我身边有不少胸怀大志的急性子，他们企图用比我更短的时间爬上峰顶，结果有的跌入了峡谷，有的半途夭折。所以，年轻人切忌好高骛远，应该脚踏实地，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不愿意干小事的人绝不会成就大事。
我不懂医学、生物学和神经科学，但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人的智力是可以塑造的。人之所以聪明是因为他们在用功，能吃苦，很勤奋，正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在想，人的大脑或许有多个分区，功能各异，音乐、绘画、歌舞等文艺是一类，外语、口才、演讲是一类，数学、物理、化学、电子是一类，文学、历史、政治算一类，如此纵横交错，相互刺激，所以这些信息在大脑中经过相互碰撞后激活并产生智慧的火花，灵感、观点、创造、发明等新的知识随之而生。我的这些假说可能很荒谬，但我的确想告诉大家一个感受：你必须尽可能多地接受外界信息和刺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许许多多看似没有用的信息可能正在激活你的大脑，你不应该放弃任何机会，你应该把一切学习和实践都看作是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你的综合素质。任何一个只知道啃书本、背作业的乖学生都很难在未来的社会实践中有大的作为，切忌不能一条道儿走到黑，要在自己的征途上不断修正前进的方向。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从小受点苦，受些罪，多干点力气活，多接触些社会，多经受些挫折，并不是件坏事。如今虽然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但我吃苦、用功、自勉等学习、生活、处事的习惯依然如前。去年我在写《下一个目标是谁》这本书期间，便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人独处近20天，天天方便面、蒸南瓜、喝稀饭，整整过了20天的苦行僧生活。这些对别人讲可能没人相信，但这的确是真实的生活经历。受苦不仅能够磨砺一个人的斗志，更能够帮助一个人快速走向成功。如果一个人过多地贪图舒适安逸的生活，那就很难有前进的动力、创新的激QING和突破的勇气。
要想学会做事，必须首先学会做人，究竟怎样做人谁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无论著书、作文或是演讲，我从来都是把做人放在首位，我愿意与受众平等地探讨问题和聊天，从来不喜欢那种盛气凌人的说教作风。这篇文章好像有一些例外，因为编辑让我对年轻人谈谈自己昔日的大学生活，遂勾起我不少旧日情怀，故有感而发，与大家共勉。
完稿于2000年3月23日

Apollo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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