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文主义(Humanus) 的几点思考———从“人文奥运”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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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8 年将要在北京举办的AOYUNHUI,明确提出“人文奥运”的口号。“人文奥运”的提出,在当前对于包括AOYUNHUI在内的一切体育运动比赛,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把体育看成是一种与广义文化相关的文化事业,那么“人文奥运”的提出,肯定也会对其他文化事业发生有益的影响。诞生在古希腊的奥林匹克精神,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因为,奥林匹克赛会,就是要显示每一个运动员的个性和潜能。奥林匹克运动记录一破再破,正是运动员个性和潜能的不断展现。现今,在“奥运”之前加上“人文”的规定,至少有以下几层意义值得重视。

其一,之所以要突出“人文精神”,就是要继承和发扬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也就是彰显人的个性和创新精神。同时,必须祛除单纯的锦标主义,祛除把运动员不当人而只当作锦标主义工具等非人道的作法。诸如滥用损害运动员身心健康的药物,以及种种极端野蛮的训练方式,都应当祛除。

其二,突出“人文精神”,还是针对观看奥运等体育比赛的观众。作为观众,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以接受比赛中的奥林匹克精神并用以陶冶自己。但是,在现代性异化中,有些观众的人文素质也在下降,他们带着锦标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观看比赛,所以一旦比赛的结果与他们的预期不一样时,他们就要闹事,甚至酿成赛场惨剧。显然,提高观众的人文素质,也是继承和发扬奥林匹克精神的重要一环。

其三,对于奥运主办国的中国,借助举办AOYUNHUI的机会,对于广大民众进行一次人文主义精神的宣传教育,认识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对于提高我国国民的素质也具有值得重视的重要意义。



二



Humanus 这个拉丁词, 在中文的译文中,可译为人文主义,也可译为人道主义。但是从中文所表达的内涵看“, 人文”似乎比“人

道”更广更深。因此,在中文的话语中,人道主义、人性论、人权等,似乎都可以包括在人

文主义之中。那么,应当如何把握人文主义的内涵呢? 我认为,人文主义的核心内涵,可以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要求“把人当人看待”。或者说,不能把人当作非人的东西,不能把人当作牛马一样役使,不能把人当作工具。但是,不把人当人看待,而把人当作牛马或工具一样役使的现象,不仅历史上存在,而且一直到现代仍然存在。当然,比较而言,这种情况,以奴隶制和封建专制时代最为惨烈。



三



人文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首先发生在14 世纪末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然后扩大到整个欧洲。所谓“文艺复兴”,首先是指在文学、诗歌、艺术等人文领域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但在实质上,却是借此把人文主义思想推广和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人文主义所针对的,就是欧洲中世纪神权至上的封建专制统治。按照基督教根据《圣经》的说法,人都是带着“原罪”而生。因此,人在此岸即世俗生活的过程,就应当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如有过失,就要通过神父向上帝忏悔。这种“原罪”说是一种宿命论,它在思想上赋予教会以最高的权力。实际上,当时教会以罗马天主教廷为核心,乃是欧洲最大最高的封建领主。它不仅使广大民众在“人身依附”中受到残酷的物质上的压迫和剥削,而且还利用“宗教裁判所”实行极其黑暗极其残酷的精神统治。



四



所谓“人身依附”,乃是指人的生产生活不能自由选择而依附于他人摆布的社会关系。例如,奴隶依附于奴隶主,农奴依附于农奴主等。这种奴隶制到封建专制的“人身依附”,东西方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西方中世纪,给这种关系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就是说,这种“人身依附”是由神所先定的。与这种“人身依附”在生产生活上的不自由状态相适应,人的心灵在教会的严密控制下也处于完全没有自由的状态。当时,科学的真理性,要由教会根据神学和教规来裁定。以至发生了将著名科学家伽里略下狱,将科学家和思想家布鲁诺活活烧死在罗马百花广场等无数惨剧。即使是在本质上崇尚思想自由和多样性的哲学,也沦为神学的卑女。



五



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就是要求打破神权和神性统治的枷锁,批判神权神性的伪善之不合理性,高扬人权和人性的合理性。这种批判神性和恢复人性的初始阶段,还是披着神性的外衣。例如画家的绘画题材,还以《圣经》的题材为主。但是,画面上的圣母、圣婴所显示的,却是世俗的人性风貌和精神。这种情况,在拉菲尔、米开朗其罗等许多画家的作品中都能看到。当然,这只是初始阶段。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深入发展,对神权、神性的批判也日益公开和尖锐化,而对于人权和人性的高扬也日趋强烈和深刻化。直到18世纪FaGuo启蒙运动,才把人文主义运动推向真正的高潮。这时,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自然法权论、人本主义、人性论、理性至上论,纷纷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特别是在FaGuo大革命中,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题的《人权宣言》的发布,可以说在实质上已经把中世纪神权和神性的统治变成历史,从而开辟出一个崇尚人权和人性的新时代。



六



前述“把人当人看待”这一命题,其核心就是人权和人性的问题。那么,应当如何正确理解人权和人性呢? 不错,人权论和人性论,确实都是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产物,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领主阶级的产物。因此,这种理论确实打着明显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烙印。对此,正如以往在批判这种理论经常指出的那样,这种理论所说的“人权和人性”,当时主要是以符合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性为标准。正是根据这种批判的观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大陆思想学术理论界对于“人权和人性”的理论采取完全排拒的态度。应当说,上述批判中包含有合理性。但是,既不全面也不深刻。特别是由此而完全排拒“人权和人性”的理论,就更加荒谬了。诚然,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人权和人性”的理论,是从自身阶级利益出发的。

但是,还必须看到,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提出的理论,又是以代表超越阶级界限的全民利益这种面貌出现的。因此,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理论就不仅可以作出合乎资产阶级利益的解释,也可以作出超越资产阶级利益的解释。例如,现今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就属于这种超越的解释。事实上,任何反映时代精神本质的思想理论,都具有某种超越阶级和时代的普遍性内涵。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建构,如“仁者,爱人”的思想,其中除了忠孝等封建等级制思想外,也包括超越封建等级制的合理性的思想,如“泛爱众”、“有教无类”等等。



七



从理论上说,在人性和人权的关系上,人性是根本,是第一位的。人权正是根据人性规定出来的。那么,应当怎样看待千万年积淀起来的人性呢? 欧洲中世纪的人性状况是极其悲惨的。在那一历史阶段,人性原本的丰富性和创造性,完全被神性压迫成只能作为禁欲的和听命教会的工具性。因此,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呼唤人性的解放。如果说象莱布尼兹指出的“,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那么,每一个人就都更是“这一个”,决不相同。因此,人性的解放归结为必须承认这种不同个性的个性解放,归结为从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下解放出来,变成回到自己真正个性的独立的人,自由的人。应当说,这是人类的理想追求。显然,这种理想追求,资本主义制度还不能真正兑现。甚至,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还表现为是一种新的奴役代替封建主义的奴役。然而,资本主义发展至今的事实表明,它毕竟在人类历史上为个人对自身独立和自由的追求,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八



从承认人都是独立的个人和自由的人出发,人身安全不受侵犯的权利;人与人平等参与和共享的权利;言论和思想自由的权利;个人财产和隐私受到保护的权利等等,都是这种人性的必然要求。当然,对于人类来说,生存如何确实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如果连生存都成了问题,甚至处于死亡线上争扎的境况,那么上述人权也就根本谈不上。但是,由此也不能把人权只归结为生存权。因为,在有了生存的基本保证之后,是作奴隶生存还是作自由人生存,决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从封建枷锁下解放出来,提出作独立的人和自由的人,不仅为资本主义大生产解放出自由的劳动力,而且也为人本身的解放和全面发展设定了理想的目标。历史事实说明,正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给予人的个性自由发展所提供的条件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所以才使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得到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繁荣和发展。因为,人的个性自由发展,乃是社会一切创造和发展最根本最基础的原动力。



九



从“文艺复兴”算起,西方的个性解放运动,至今已经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从FaGuo启蒙运动算起,也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相比之下,中国从“五四运动”算起,至今尚不足百年。况且,中国封建传统有两千多年之久,包袱太沉重了。特别是在1949 年以后,经过极左思潮与“**”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对于只有开端的个性解放运动,又加以疯狂的摧残。

由此可见,中国人欲成为独立的人和自由的人,真是步履维艰。现在,媒体广泛谈论国人的素质问题,其症结也在这里。事实说明,只有人格独立的人才有坚硬的脊梁,能在时代的狂风恶浪中,不畏强暴,不媚权势,为正义和真理而献身。同时,也只有思想自由的人,才能不为传统和俗见所束缚,才能在科学、艺术、思想文化各方面作出原创性的发现和创造。



十



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看来,人文主义所展现的“现代性”已经过时了。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就其合理意义而言,在于他们揭示和解构了“现代性”的异化方面。例如从崇尚人性和人权而导致的“人类中心主义”,从崇尚科学技术而导致科学技术万能论的唯科学主义和唯技术主义,以及从崇尚理性而导致理性至上的唯理性主义,等等。但是,非异化的即合理的人文和人道以及理性和科学技术,是决不能否定的。所以,当他们不加区别地把“现代性”的合理方面与其异化方面混为一谈时,他们就非历史主义地把“现代性”的合理方面也否定了。这样他们就滑到了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并且必须看到,东西方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例如,在中国,在思想文化上还处于必须补人文、理性、科学不足的课程。也就是说,还需要补西方已经走过的启蒙之课程,或者说是“五四运动”的未竟之业。但是,就在中国补自己不足之课的时候,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也涌入中国思想文化界。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它至少提醒我们要在两个方面划清界限。其一,我们必须分清“现代性”的合理方面与异化方面。从而,能历史主义地看待“现代性”。因为“现代性”的合理方面,在西方也不能否定,而在中国则正是现实的急需。其二,必须承认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异化方面批判解构的重要价值。因为,当代一切重大时代弊病,诸如核武器威胁、环境污染、生态失去平衡、最高价值失落的精神危机等,都源于“现代性”的异化。因此,在我们实现“现代化”时,也就是使物质与精神文明达到“现代性”时,就必须从西方的前车之鉴中吸取经验教训,尽可能地避免“现代性”异化的发生。从思想理论的发展来看,人文主义在现代,还必须吸取或借鉴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现代性”批判研究的积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