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与刀》七

heifuxi · 发表于 2010-2-25 13: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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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在武士面前是没有法律保障的，得交纳很重的年贡，又受各种各样的限制，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得到某种安全的保障。他们拥有耕地的权利得到了保证，而在日本，拥有土地会给人以声望。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土地不得永久转让，这保护了耕作者的利益，与欧洲封建制度不同，那儿保护的是封建领主的利益。农民拥有他极为看重的土地永久使用权。他耕作其土地就像今天他的后裔耕作其水田那样勤勉而不辞辛劳。但是。他是阿特拉斯【阿特拉斯是希腊神话中顶天的巨神，常比喻身负重担的人。——译注】，支撑着大约二百万人的整个寄生的上层阶级，其中包括将军的政治机构，大名的各种机构和武士的俸禄。他被课以实物税，即他将其收获物按一定的百分比交给大名。在另一个以水稻生产为主的国家暹罗，传说的赋税是10%，而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却是40%。而实际上比这个比例还要高。在有些藩，年贡达80%，并且还常常要农民服繁重的劳役或强制劳动。像武士一样，农民也得限制家庭人口数，德川时代的几个世纪中，全日本的人口几乎停滞在相同的数字上。对一个亚洲国家来说，一个漫长的和平时期中的这些静止的人口数字，很能说明这种统治制度的性质。这儿存在着斯巴达式的限制，无论是对靠租税而活的武士还是对从事生产的阶级都是如此，但是在每一个依附者与其上司之间则存在一种可信赖的关系，每个人知道他自己的义务、权利和地位，如果这些受到侵犯，即使最贫穷的人也可以提出抗议。
农民们，即使处于最悲惨的贫穷之中，也不仅向封建领主提出抗议，而且向幕府当局进行抗议。在德川幕府150年统治期间，这种反抗的行动至少有1000起。这些抗议并非起因于“40%
归领主，60%归耕作者”（四公六民）这种传统的重课，而全部都是为反对额外附加的横征暴敛。当情况恶化到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农民成群结队前往其领主处表示抗议，但是请愿和裁决的过程是有秩序的。农民写出正式的要求匡正秕政的请愿书，交给大名的管家。请愿书被拦截，或者大名对他们的诉苦充耳不闻时，他们就派代表前往首都（江户），向幕府递交诉状，从有名的反抗事件来看，使用的办法是：等待幕府的高级官员经过首都的市中心时，把诉状直接塞进他的轿子里去。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确保将诉状送达。但是，不管农民在递交请愿书时冒了多大危险，此后幕府当局会对诉状进行调查，而且大约半数的判决是有利于农民的【博扲.休：《德川时代的日本农民起义》，日本亚细亚学会会刊，第二辑，1938）。——原注】。
但是，日本的法律和秩序并不允许农民这么做，尽管幕府对农民的要求作出了裁决。农民的诉苦也许是正当的，国家尊重其诉苦也许是得当的，但是农民领袖们违背了严格的等级制的法律。即使裁决对他们有利，他们还是破坏了他们应该效忠主君的最基本之法律，这是不能宽恕的。因此得将他们判处死刑。他们正确的动机与此毫无关系。甚至农民也认可这个不可避免的命运。被判处死刑的人是他们的英雄，民众大批涌向行刑现场，在那儿反抗的领导人或被滚油煎死，或被斩首，或被处以磔刑，但是在行刑时群众并不暴动。这就是法律和秩序。事后他们为死者建立祠堂，把他们作为殉道者来崇敬，但是他们承认处刑本身是他们据以生活的等级制法律的必要部分。
总之，历代德川将军都致力于固定各个藩里的等级（卡斯特）结构，使每个阶级都依存于封建领主。大名在各个藩里位居等级制度的顶点，并且允许他对隶属者行使特权。将军最主要的政务就是统御大名。将军运用一切手段防止大名结成同盟或实行侵略计划。在藩与藩的边界上设置了检查旅行护照和征收关税的官员，严密监视“妇女出境和铁炮入境”【据诺曼《日本作为一个近代国家而出现》日译本第67页注三所说：“出女入铁炮”之禁系指禁止大名将其妻妾秘密送出江户城外以及将武器带入府内。——日译本注】，似防止任何大名试图把他的妻妾进出境和把武器密秘运入境。没有将军的许可任何大名都不能缔结婚约，以防联姻可能会导致一种危险的政治同盟。藩与藩之间的交易受到阻碍，甚至于到了有桥不能过的地步。将军的密探使将军对大名的开支情况非常清楚，如果藩的金库满了，那么将军就指派这个大名承担一项费用庞大的公共工使大名重新回复到合适的经济水平。所有的规则中最有名的一条是大名每年要有一半时间住在首都，甚至于当他回到本藩去住的时候，他必须把妻子留在江户（东京）作为将军的人质。幕府就是通过这些手段努力维持它的权力和确保其在等级制度中的统治地位的。
当然，将军不是这个等级制度的拱门的最后拱顶石，因为他是接受天皇的任命而掌握统治权的。天皇及其世袭贵族（公卿）组成的宫廷驻在京都，与世隔绝，没有实权。天皇的财力还不加一个较小的大名，直至官中的仪式也一一受到幕府法制的严格约束。但是，即使最有权势的德川将军也没有采取任何步聚去废止这种天皇与实际统治者的双重统治。双重统治在日本决不是新事物。自12世纪以来，大元帅（将军）就以被剥夺了实权的天皇的名义统治这个国家了。在某些时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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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职能的分割达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于有名无实的天皇委托给一位世袭的世俗首领的实权也是由该首领的世袭政治顾问（执权）来行使的。常常出现权力的二重、三重的委托。甚至于在德川幕府最后的已处于绝望状态的日子里，佩里海军准将【佩里（Perry，Matthew Colbraith 1794～1858），美东印度舰队司令，1853年率舰队驶入东京湾的浦贺港，胁迫幕府开国，1854年3月终于迫使幕府在神奈川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结束了日本的锁国时代。——译注】也没有注意到在将军的背后还存在一个天皇。我们美国的第一任驻日公使、1858年与日本谈判第一个通商条约的汤辛.哈里斯也必须通过自己去发现还有一个天皇。
事实是，日本对天皇所抱的观念就是在太平洋诸岛上一再被发现的那种观念。他是一个抑或参与政治，抑或不参与政治的神圣首领（sacred chief）。在有些太平洋岛屿上他自己行使其权在有些岛屿上他将其权力委托给别人。但是他的人身始终是神圣的。在新西兰的诸部族中，神圣首领是如此神圣不可侵犯，以致他不能自己用餐，而由别人喂他，甚至于禁止将调羹接触他的神圣的牙齿。当他外出的时候，他必须由人抬着，因为他神圣的脚踏过的任何土地将自动地成为圣地，而必须成为神圣首领的所有物。他的头部尤其神圣不可侵犯，没有人能够接触它。他的话能上达部落神的耳朵。在某些太平洋岛屿上，如萨摩亚和汤加，神圣首领不屈尊俯就世俗生活。一位世俗首领执行一切政务。18世纪末访问过东太平洋上的汤加岛【汤加岛在太平洋西部。——译注】的詹姆巣.威尔逊写道，汤加的政治体制“最像日本的政治体制，那儿神圣的皇帝倒像是军事首领的一个政治犯。”【詹姆巣.威尔逊：《1796、1797和1798年乘达夫号船在南太平洋上的一次传教派行》，伦敦，1799年，第384页。转引自爱德华曃滤孤鍟吉福特《汤加社会》。伯尼巣.P曋鹘滩┪锕莨菘 61，夏威夷， 1929年。——原注】汤加的神圣首领们被排斥于公务之外，只履行宗教性的任务。他们必须接受果园的第一批果实，并且指挥进行祭典，在这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吃这些果实。当神圣首领死去时，用“上天空虚了”这样的词句来公布他的死亡。他在庄严的仪式中被埋葬在巨大的王室陵墓中。但是他完全不参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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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即使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只是“军事首脑手中的一个国事犯”的时候，根据日本人的定义，他们是处于等级制度的“适当位置”上的。对日本人来说，天皇是否积极参与世俗事并不是衡量其身份的尺度。位于京都的天皇宫廷在征夷大将军统治的漫长的几个世纪中，日本人倒是把它保存下来了，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事情。不过从西方的观点来看，天皇并没有什么作用。在各方面都习惯于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在封建时代，日本下自贱民，上至天皇的十分明确的等级制度，在近代日本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从法律上讲，只不过结束了75年。根深蒂固的国民习性是不会在一个人的一生内消失的。就像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看到的那样，尽管国家的目标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近代的日本政治家们仍然拟定了周到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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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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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了这种制度的大部分。日本人比任何其他拥有主权的民族都更加习惯于这么一个世界：人们行为的细节以及各个人所处的地位都有明确规定。这两个世纪，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法和秩序是用铁腕来维持的。日本人学会了把这种精心设计的等级制度看成是安全及保险的制度。只要他们安守本分不越轨，只要他们履行自己的义务，他们就可以信赖他们的世界。盗匪行为被控制住了。大名之间的内战也被制止了。如果臣民能够证明别人侵犯了他们的权利，他们可以控诉，就像农民们遭受横征暴敛时代所做的那样，这对个人是有危险的，但都是得到公认的。德川将军中最杰出的一位甚至设置了“请愿箱”（控诉箱），任何市民都可以把他的抗议书投入这个箱子，只有将军有开箱子的钥匙。日本倒是真的有人身保障的，如果侵犯行为为现行的行动“准则”所不允许的话，那是会被纠正的。一个人信赖这些“准则”，也只有当他遵循这些“准则”的时候，他才是安全的。一个人是要在服从这些准则，而不是企图修改或反抗这些准则的情况下，显示其勇气和正直的秉性。在这些准则的范围内，它是一个已知的世界，而且以日本人的眼光来看，它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世界。它的规则不是像十戒那样抽象的伦理，而是具体的细则规定，说明在某种场合该怎么做，在另一种场合又该怎么做，是武士的话怎么做，是庶民又该怎么做；什么是兄长的本分，什么又是弟弟的本分。
在这种制度下面，日本人并没有变成温和顺从的人，像某些处于高压等级制度统治下的国民那样。重要的是要承认给予每个阶级以某种保证。即使是贱民也要保证其对某一特别的行业享有垄断权，他们的自治组织也得到当局的承认。对每个阶级都有很多的限制，但也因而有了秩序和安全。
这种等级（卡斯特）限制也有某种灵活性。譬如在印度就没有这种灵活性。日本的习惯提供了某种明白无误的巧妙办法，得以运用这个体制而又无需使用暴力。一个人有几种办法能改变其等级。当放债人和商人变得富裕的时候，在日本这样的货币经济之下，必然是如此的，这些富人就使用各种传统策略挤进上层阶级。他们利用扣押担保品和土地的办法成为“地主”。确实，农民的耕地是不转让的，但是，日本的佃租是极高的，让农民留在他们的土地上是有利的。放债人就定居于一个地方，收取佃租，在日本这种土地“所有权”既带来利益也带来声望。他们的孩子与武士通婚。他们变成了绅士。
另一种传统的利用这种卡斯特制度的办法是领养养子的习俗。这提供了一种“购买”武士身份的途径。尽管有德川幕府的种种限制，商人仍然逐渐富裕起来了，他们设法使其儿子成为武士家的养子。在日本，很少有人领男孩作养子，但会为其女儿招赘女婿。这称为“招女婿”。招来的女婿成了其岳父的继承人。他付出的代价最高的，因为他的名字得从生身父母家的户籍上注并且投入其妻子家的户籍，得改用妻子的姓，迁入妻子家与岳母一起生活。代价虽高，利益不小。富商的子孙成了武士，贫穷的武士家族则得到了财富。卡斯特制度丝毫未受损害，仍一如既往，原封未动。巧妙地利用这种制度，让富人跻身于上流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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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日本并不要求各个卡斯特一定得在本等级内通婚。公认的习俗允许不同等级的人之间通婚。结果是富裕的商人逐渐渗入下层武士阶级，使西欧与日本之间原本很大的差别变得更悬殊了。在欧洲，封建制崩溃的原因可归之于逐渐增长和扩大的中产阶级的压力，这个阶级支配了近代工业时期。在日本并没有产生如此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和放债人通过准许的办法，“买到了”上流阶级的身份。商人与下层武士成了同盟者，值得指出的是这是很奇特而又令人惊异的事情：在欧洲和日本这两种文明之中。封建主义在其死亡的阵痛过程里，日本与欧洲大陆比较倒是在更大程度上允许阶级的流动，但是也没有证据能说明当时贵族与市民之间没有进行阶级战争的任何迹象。
这两个阶级所进行的合作在日本是互相有利的，指出这一点是很容易的，但这种合作如出现在法兰西，它也会是互相有利的。在西欧，发生的那些个别事例中，这种合作确实是有利的。尽管如此，在欧洲，阶级的固定性是明显的，阶级斗争在法国导致了剥夺贵族的财产。在日本，这两个阶级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推翻衰老的幕府的同盟是一个商人与金融家同武士之间的同盟，日本即使到了近代也仍然保存着贵族制度。如果日本没有公认的手段允许阶级间流动的话，贵族制度也不可能存在了。
如果说日本人喜欢并相信他们的详尽而明确的行动“准则”的话，那么他们是有一定理由的。只要一个人遵守那些准则，这些“准则”就保证他们的安全。它允许对非法侵犯行为进行抗议，这可以用来维护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它要求相互之间履行义务。19世纪上半叶【原文如此，应为19世纪下半时。——译注】德川幕府崩溃的时候，国民当中没有任何集团赞成破坏这些“准则”。那儿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甚至也没有发生“1848”（二月革命）。然而时势是令人绝望的。从庶民到幕府，每个阶级都背了放债人和商人的债。仅是非生产阶级的人与经常性的政府财政支出的规模就已难以维持了。贫穷的魔爪已伸向大名，他们已无力支付固定的俸禄给其家臣，整个封建纽带的网络已徒有其表了。他们试图再加重原本已经过重的农民的租税负担，以便自己摆脱债务。提前征收好几年的租税，农民陷于极端贫困的地步。幕府也处于破产状态，已无力维持现状。1853年佩里海军准将与他的士兵们来到日本时，日本国内正陷于可怕的窘困境地。继佩里强行进入之后，在1858年，日本无力抗拒，不得不同美国签定“通商条约”。
但是，日本发出了呼声：“一新”——意为追溯过去，恢复往昔，这一呼声日益高昂，这不是革命。甚至也不是进步。与“尊王”的呼声相呼应的是同样得人心的“攘夷”口号。国民支持回到锁国的黄金时代去的政纲。只有少数领导人认识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但为此他们遭人暗杀。似乎一点也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日本这么一个非革命的国家，竟会改变其进程，去追随西方的模式。五十年后日本竟会在西方各国自己的领域里与它们进行竞争，似乎更是不可能的事。但事实是已经发生这样的事了。日本运用它自身的力量，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力量，去实现一个目标。在日本既没有强有力的居于高位的集团，也没有民众舆论要求实现这个目标。19世纪60
是，
年代的西方人即使已经在水晶球里看到未来的话，恐怕也不会信以为真的，似乎在地平线上并没有巴掌那么大的一块乌云曾预示此后数十年间会有一场暴风雨席卷日本。尽管如此，不可能的事都发生了。日本落后的等级制约束下的民众转向了一条新的道路，并且坚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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