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常耍的媒體手段

清水煮音

最近，十四世達賴喇嘛對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發動了一次舉世皆知的攻擊。
　　　　達賴的攻擊目標是3月7日楊潔篪就記者提問所做出的回答：「達賴方面提出要在中國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他的所謂『大藏區』，要趕走駐紮在那裡守衛中國國土的中國軍隊，要趕走世世代代在那裡生活的其他民族的中國人。這樣的人是一個宗教人士嗎？」
　　　　3月10日，達賴喇嘛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記者招待會上稱，「我從來沒有說過解放軍應該撤出西藏」，「我從來沒有說過所有的非藏人都應該從西藏遷移出去」，並說，「請大家代表我問中國外長，我什麼時候說過那樣的話？」「他不是出於憤怒就是完全在撒謊，他必須給出證據。」
　　　　3月13日，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全國「兩會」結束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回答法國《費加羅報》記者提問時說：「如果大家查一查1987年在美國達賴喇嘛發表的『西藏五點和平計劃』和1988年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發表的『七點新建議』，那裡都明確講到，要中國軍隊和軍事設施撤離西藏，要立即制止漢人遷入，已經進入的要撤離。白紙黑字，達賴喇嘛要糾正是可以的，但是要賴是賴不掉的。」
　　　　西方自造「香格里拉的囚徒」
　　　　「達賴根據國際關係和世界形勢的變化，不斷在調整他的策略。」北京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杜永彬對《環球》雜誌記者指出，西方學者早期關於西方的著作，對西藏的描寫大部分是負面的，對西藏和藏族是藐視和俯視的姿態，但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由於冷戰時期的形勢需要，西方人開始轉向美化西藏，製造了香格里拉的神話，他們認為的西藏的真實其實是想像中的真實，而對真實的西藏，他們反而認為是不真實的。
　　　　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錢小芊曾經講過這樣一件事：一些美國議員對西藏問題橫加指責，但他們和錢小芊談過之後卻尷尬不已，因為在地球儀上，一些議員竟找不到西藏在哪裡。西藏真實的情況是怎樣的，一些熱衷談論西藏的人並不瞭解，於是西方人陷入了思想上的困境，杜永彬把這種現象稱為「香格里拉的囚徒」。
　　　　杜永彬指出，針對部分西方人和西方媒體的「需要」，達賴和一些流亡藏人，根據國際關係的變化，不斷包裝出一個個西方人需要的西藏，達賴也在不斷調整自己的策略。
　　　　從1960年到1977年，達賴發表了12篇「3·10」講話，公然宣稱「藏獨」；1978年看到國際形勢於其不利，此後幾年「3·10」講話中，達賴有意迴避了「獨立」的字眼；1989年，發生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達賴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是「社會主義不行了」，1990年的「3·10」講話中，達賴稱「所有的藏民」「渴望」「完全獨立」；以後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世界形勢趨於緩和，達賴集團再次轉變了方式，提出希望與中央政府進行對話，達賴在不同場合講過「大藏區」、「高度自治」、「名副其實的自治」、「在中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
香港《文匯報》北京新聞中心執行總編輯彭凱雷從1998年開始追蹤西方媒體對西藏報道。在接受《環球》雜誌記者採訪時，他將達賴「媒體攻略」的重心，歸結為「把握『大勢』，聞雞起舞」。他指出，世界形勢從冷戰對立到現在尋求對話、談判，達賴對這一點非常敏感，所以「他也在講對話，講『憲法框架內的自治』」。但是，這些都只是他的講話，而真正白紙黑字，形成文件的還是1987年在美國達賴喇嘛發表的「西藏五點和平計劃」和1998年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發表的「七點新建議」，這些是有文件的。至於他那些即興式的演講，接受媒體採訪時說的話，可以發現這些東西並沒有形成文件，只是說說而已。
　　　　為吸引西方媒體不斷爆料
　　　　「只有對記者不斷爆料，才能吸引滿足西方媒體的需求。所以，達賴會在不同的時間、地點，故意語不驚人死不休。」彭凱雷從媒體從業者的專業角度分析說。
　　　　「達賴能將很多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說得跟真的一樣。」彭凱雷講了西藏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對達賴的直接歪曲的一次反擊：2008年「3·14」打砸搶燒事件發生之後，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向巴平措說：「前幾天達賴在回答記者會提問時說，西藏的群眾、幹部，包括黨員，好像都心向著他。他甚至說不相信藏人，相信的只有兩個人，一個叫熱地，一個叫向巴平措。他說，其實這兩個人也通過各種途徑，希望達賴為他們祈禱。」向巴平措在記者會上反問說，「我向他(達賴)可以公佈一下，熱地和向巴平措是通過什麼途徑，通過什麼人，要求他祈禱的。」
　　　　彭凱雷說，直到現在，人們沒有聽到達賴對向巴平措反問的任何回應，達賴要的是向西方媒體爆料，吸引記者對他的關注。
　　　　在彭凱雷看來，達賴對付媒體的一個手法，是把觀點當新聞，在西方媒體對達賴的很多訪談中看不到新聞事實，而是達賴個人在不斷發表觀點，宣講「教義」。
　　　　達賴拋給西方記者更大的料是與歐美政客的頻繁接觸。「西方領導人+達賴」，對西方記者來說無疑是猛料。而這些「拜訪」活動的背後，是「藏獨」分子在美國的遊說和公關活動。
甲日·洛迪和格桑堅贊分別是達賴在美國和歐洲的代表。2007年10月18日，達賴實現了他夢寐以求的與美國總統布希的會面。據美國媒體披露，此事能成，正是由於「甲日·洛迪走進一個又一個議員的辦公室(拜票)」。
　　　　作為說客，甲日徘徊於國會山、白宮長達近20年。離美國國會山不遠的世界銀行總部大樓也是他經常光顧的地方。甲日的辦公地點，在華盛頓的杜邦環島，它是「藏獨」分子遊說活動的總部。有位美國國會議員的助手稱，甲日所在的「藏獨」組織「是華盛頓最會鑽營的遊說機構之一」。據報道，這個組織與海外「藏獨」勢力關係密切，經常共同遊說美國國會。據美國披露政界內幕的報紙《政客》報道，該組織的成員瑪麗·貝斯·馬基與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關係頗深。佩洛西2008年3月21日在印度會見達賴，就是她在其中牽線搭橋。
達賴在歐洲活動時，格桑堅贊時常貼身相伴。格桑堅讚的英語、德語和法語都不錯，因為達賴的外語水平一般，他就負責「提詞」。據一份資料顯示，1992年之前，格桑堅贊就被吸收進了達賴集團設立在瑞士的「辦事處」，後被召到位於印度達蘭薩拉的達賴集團大本營，獲得「提拔」，1999年出任達賴在歐盟的正式代表。
　　　　有節奏地製造事端
　　　　2009年的3月是不平靜的，就在達賴頻頻作秀的同時，「藏獨」分子也沒閒著。據新華社記者報道：
　　　　2月25日，藏歷新年的第一天，大約250名「藏獨」支援者跑到了聯合國總部大樓抗議，希望聯合國介入「西藏事務」，向中國政府施壓。「藏獨」分子為達賴樹立起象徵性的神殿，擺上食物、蠟燭和「藏獨」旗幟，上演了一場抗議秀；
　　　　2月 24日，中國駐尼泊爾使館得到情報說當晚有人要向領事部扔炸彈，次日凌晨，炸彈沒有炸響，但使館領事部的外牆上，出現了一些藍色顏料塗上去的「藏獨」標語。與此同時，在尼泊爾波熱地區的四個難民社區，「藏青會」煽動民眾舉行抗議活動。2月27日，尼泊爾警方在加德滿都等地抓捕了29名「藏獨」分子，警方說，這些人企圖在3月10日在尼泊爾進行反華活動。一名被捕者承認，他在一個星期前曾在印度與達賴會面；
　　　　2月26日早晨，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藏青會」組織200多名流亡藏人從甘地墓地至印度國會大街展開了6公里的遊行示*；
　　　　在歐洲，「藏獨」分子則是大造文化攻勢。德國「藏獨」分子參加了德國各地的狂歡遊行，將達賴肖像搬進花車，開進科隆狂歡節的遊行隊伍中……
　　　　這樣，在接近「3·14」和達賴50年前出逃的日子，「藏獨」分子頻頻發動事端，有了事件，就有了新聞，就可以登上「西方媒體」的版面，這是達賴「媒體手段」的一個環節。
　　　　在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之前，達賴也採取了同樣的手段，吸引西方媒體的注意。
　　　　美國《紐約時報》2008年4月14日的一則報道披露了「藏獨」分子自述他們是如何利用各種手段吸引媒體注意的：在北京獲得奧運會舉辦權後的7年時間裡，大批在西方國家的「藏獨」組織迅速建立了一個「傳播計劃」。美國某「藏獨」組織的「董事會成員」旺楚夏格巴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他們各個組織間的關聯性很小，對於他們而言，「唯一能夠說話的方式就是通過各個媒體了」。
　　　　另外一個「藏獨」組織則每月舉行會議，而其中「媒體訓練」成為重點，其中包括「如何在短時間內吸引媒體」。該「藏獨」組織協調員門多薩稱：「媒體是傳達我們觀點的『非常有效的工具』」。
與此同時，《紐約時報》還披露說，這些「藏獨」組織還會定期舉行各種示*活動的「訓練營」，其目的就是為了用各種出位的方法賺取媒體的注意力。參加「訓練營」的「藏獨」分子會學習如何「組織抗議者」，如何「對付警察」，甚至還會學習「用繩子攀爬」和「街頭游擊戰」這樣的示*訓練。
　　　　每次遇到重要事件、敏感年份，達賴就要借大事，為西方媒體「製造新聞」。據一則公開報道的統計，今年1月22日至2月23日，一個月中，「境外媒體的涉藏引文報道，共632篇，與去年同期的429篇相比增加近50%。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和《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衛報》等西方主流媒體的涉藏英文報道比去年增加了1倍多。」
　　　　包裝自己
　　　　達賴喇嘛與西方打交道幾十年，深諳西方人文氣象，因此有意避免採用純粹的政治路線。在與西方人打交道時，達賴總是示以「和藹老人」的形象。美國《波士頓環球報》的報道指出，「達賴喇嘛對藏人和對西方人是不同的。對藏人，他是以前的達賴喇嘛，嚴肅而直接地告訴藏人應該做什麼。而對於西方人，他並不示以道德上高高在上，裝模作樣，而是表現得和藹可親，談著自己對佛教實踐的領悟。」達賴的表象，正是他的傳播手段，也是他要刻意傳達的訊息。
　　　　彭凱雷表示，達賴經常表現得姿態非常低，他看重的是效果，達賴表現得和記者像老朋友一樣，讓記者覺得自己才是最瞭解達賴的，從而願意多採訪、報道他。「兩會」期間，在向巴平措的記者會上，有境外記者在提問時說：「據我所知，達賴的設想是如果他返回西藏，要解散流亡政府，只做一個和尚。」這個記者這樣發問，因為他覺得，達賴對他講了心裡話，所以是「據我所知」，不過，似乎絕大多數中國人都知道，達賴想要的絕不是「只做一個和尚」。
杜永彬指出，達賴和流亡藏人與西方互動、影響西方人的一種重要方式是通過傳媒，其中包括流亡藏人自己辦的媒體和網際網路，經常是他們打個電話瞭解到的道聽途說，不加鑒別放在網站上，很多是虛假的新聞；第二種通過傳媒影響西方人的方式，就是借助西方傳媒，還有紐約的「西藏之家」，其創辦人是美國兩個著名的「藏獨」分子，理查·基爾和羅伯特·瑟曼。
　　　　據現居住在德國的美國學者威廉·恩達爾撰文披露，達賴的《西藏時報》、「西藏多媒體中心」及「西藏人權民主中心」都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金。「國家民主基金會」看似獨立的非政府組織，但只不過是中情局秘密行動的延續，其首任主席魏因施泰因1991年便曾明言：「很多我們做的事情，都是中情局 25年前秘密從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