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独”在教育舆论上的目标已经完成

laruence

亡史去魂夺正朔　台湾教育目标堪忧
2009-08-16 00:26:21

　　中评社香港8月16日电／佛光大学文学系教授、两岸统合学会秘书长谢大宁在《中国评论》月刊八月号发表专文《“国族建构”与台湾前途未定论》。作者表示，“两岸目前形势绝对称不上是一片大好，而是热闹中不免有忧虞悔吝之象。而其险峻的来源即是那在台湾已行之有年的‘国族建构’。”而“‘台湾前途未定论’也许意味着政治上仍有种种难题，可是文化教育上已经为‘台湾前途未定论’准备了一个丰沃的土壤，让它朝向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我们相信两岸之分必然带来民族的大悲剧，尤其在两岸大小全然不对称的状况下，两岸之分对台湾而言更必然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而两岸唯有走向统合，才是对两岸最为有利，也是最符合民族大义的做法。”文章内容摘要如下：

　　前言：台湾前途未定论已不包括追求统一

　　如亚中教授指出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十几年来台湾的政治演变，有关“台湾前途未定论”这样的想法已经逐步变成了台湾朝野共同的主张。这也就是说，虽然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一直存在着某种民主内战式的剧烈斗争，朝野蓝绿的斗争也一直似乎以某种“统独的图像”在进行着，但事实上，由于国民党在有关“台湾主体性”的话语权上的节节败退，反而使得有关“台湾前途未定论”的观点，成为台湾朝野日益趋同化的主张。而最有意思的是，亚中教授也把马英九“总统”“不统、不独、不武”的主张，归入了这一脉络之中，将其做为“台湾前途未定论”的一个最新的例子。

　　从政治层面看，亚中教授这样的描述当然是相当符合现实的，一种对抗性、悲情性的“台湾主体性”论述，在政治与社会上，一直把两岸朝“分”的路向上推，这是一个显然的事实。但因为两岸与国际因素的制约，它在政治上就只能以“台湾前途未定论”的形式出现。所谓“未定”，它当然意味着未完成，这也意涵着某种特定意向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之悲壮况味。

　　我们或者也可以更明确说，在台湾的现实状况下，“台湾前途未定论”只存在着三种诠释模式：一种是台湾建国尚未成功，但要力促其成功，此即谓之台独的立场，部分深绿者即如此看。另一种则是台湾建国已然成功，只是在国际制约下，它仍有些妾身未明，此即谓之独台的立场，浅绿者多如此看。第三种则是“+++国”的法统已然限缩，但目前并无法在法律上确定此一限缩，不过应该努力确定现状的固定化，此即谓之两个中国的立场，部分浅蓝者当亦如此看。

　　我之所以详列台湾目前仅有的这三种诠释，乃是为了指出一个事实，即“台湾前途未定论”其实并不真存在另一种逻辑上许可的论述，此即“台湾前途未定论”不能理解为“两岸尚未最终达成某种统合或统一的共识，但台湾应该力促此一目标能够达成”这样的定义，简单的说“统一”已非选项。也许有人说深蓝者是如此主张的，这也许没错，可是在台湾的主流论述上，这样的诠释事实上是不存在，或者说是毫无影响力的。在我看来，亚中教授的描述，其实隐含了这样一个可能会让大陆朋友心惊的事实。

　　而在进入正文之前，我想先以一句话来作破题式的概括，此即在政治上“台湾前途未定论”意味的是某种政治努力的现在进行式，或者至少是未完成式；可是“台湾前途未定论”在文化教育上所指向的目标却已经是完成式，或至少是接近完成式。换句话说，“国族建构”在文化教育上，它某种程度上已经完成。

　　二十几年前，谢长廷在跟赵少康辩论的“台湾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命题，通过这十几年来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以及“国家”教育机器之改造，已经得到落实，而且具体的形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意识”。这也就是说，“台湾前途未定论”也许意味着政治上仍有种种难题，可是文化教育上已经为“台湾前途未定论”准备了一个丰沃的土壤，让它朝向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我以为这当然是一个值得瞭解与注意的面向，以下我即想以“亡史、去魂、夺正朔”三个例子来作描述。

（续）

　　亡史：台湾的历史教育改革与“国族建构”

　　1994年的4月10日，台湾的教育改革正式启动。当时的政治时空是这样的，李登辉刚刚完成他的权力巩固工程，并展开全面“民主化”的时刻。这两者在时间上的吻合，当然不会是纯属偶然，不过这也不一定意味着教改乃是李登辉从上而下发动的政治工程。教改在当时民主化甚嚣尘上的时空中产生，也的确有种草根性的气味。它最早是由李远哲提起“教授治校”（后来他是否认的）开始，这也就是说，大学的民主化成了台湾教改的第一枪，而当时一批在大学里推动教授治校的学者，很快地把矛头转向当时有些暮气沉沉的教育官僚。说得白一些，这其实就是一次向教育旧官僚夺权的举措。必须说的是，当时的410游*，是得到相当社会支持的。可是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些，也不是要分析这次的教改为什么在后来成为种种台湾教育上的梦魇，我要说的是这次的教改如何打开了一个政治上的潘朵拉盒子。

　　这次的台湾教改，其名义乃是教育的自由化。而所谓的自由化，当然包括了一个重要部分，那就是教科书的自由化，于是在这里遂打开了一个窍门。很快地，政治人物与一些有心人士便看到了这其中的有趣之处。对一些书商而言，开放教科书的编纂，也许只涉及了利益的问题，但对当时的李登辉以及许多倾独的人士而言，他们的推动自由化与民主化，背后多数还包藏着另一个目的，那就是要逐步将台湾与中国画分成“异己”的关系，于是从这里就出来了“台湾主体性”这么一个对台湾现在政治上具有绝对规范性的概念，而教科书正是他们看到可以大作文章的地方。今天，当然还没有直接证据说李登辉自己介入了这样一个教科书改造的运动，但有一个比较曲折的证据，也许可以联系出一些苗头。

　　当时，杜正胜先生，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那位“杜部长”，曾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提倡台湾意识的文章，据说李登辉极为欣赏。从此，杜先生便开始平步青云。过了不久，李登辉便发表了“建立新中原”的讲法。据知，这个讲法其实就是出之于杜正胜。这个讲法在初发表时，大家还并不确知其真实的意指，甚至有人还怀疑李登辉是不是有逐鹿中原的雄心。之后，随着杜正胜“同心圆”史观的发表，以及李登辉有关台湾主体性论述的逐步出炉，其意义就渐渐清晰了。而也就在差不多同时，“教育部”展开了大规模重修课纲的工作。由于课纲直接关乎教科书的内容，当然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可是我完全不知道有些什么样的运作，反正是在几乎没有任何争议之下，同心圆史观很快就一统江湖，成为了所有涉及到历史解释与意识型态之科目的课纲之主轴。

　　换句话说，杜正胜早在他当“部长”之前，在台湾教育史上便开启了杜正胜时代，他扮演的正是李登辉身前叔孙通式之角色。以上所述当然不是一个严格的历史考证，但从这些脉络，应该也可以很清楚看出来，的确有一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藉着教科书的翻新而在展开之中。而且看起来，这个过程实在不像是由下而上，而是由当时的权力核心所直接发动的一项宁静革命工程。意外的是，它似乎并未遭到任何抵抗，猿也不啼，轻舟就已过了万重山。

（续2）

　　这次的改变发生在哪里呢？要瞭解这点，当然得先略为知道什么叫做同心圆史观。原来，杜正胜的说法简单讲，就是说历史必须采取略古详今，并且以台湾为中心，向外辐射去讲中国史和世界史，这也就是说台湾必须讲以台湾为核心的历史，而不能再以中国史为核心，中国史只是依照台湾这一中心向外所画的第一个同心圆，以示台湾与中国的血缘关系，世界史则是更外一层。我这样一描述，敏感的人便应该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别有居心”的史观了。讲历史，不是不可以略远详近、略古详今；但至少也应该知道，历史必须以时间的发展顺序为主轴，哪有以空间关系为主轴的？今天把历史的主轴改以台湾为中心，显然不是为了历史的教学，那它的目的是什么？

　　就在这样的台湾史之后，第二个学期教的是中国史。整整五千年的中国史之分量，和台湾史是一样的，都只有一册。所以夏商周三代，只能分配到一节课，汉魏四百年也只有一节课，唐宋这样的黄金年代也只有一节课，这都不去说了，重要的是这样的叙述，它和在台湾生活的人基本上是脱钩的，这也就是说它只是这个世界史之中比较特殊的一块而已，台湾人只是基于知识的兴趣，和部分血缘上的关系去认识中国史，这其中不需要史观的联系，也不必从这些叙述来形成我们去认识世界的基本意识。中国只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存在，它和接下来以两个学期的分量来教的世界史，本质上是被定位为同质性的东西。换句话说，若从中国人所向来重视的历史意识来说，中国是被刻意驱逐出去了。这一驱逐对杜正胜之流的人来说，当然是重要的。正因为台湾和中国千丝万缕的纠缠，所以既然想要建构新国族，当然就必须出之以霹雳手段，从最根本处把中国扫地出门，以免它“阴魂不散”，不是吗？

　　以上我之所以比较详细地叙述了现行台湾历史教科书的实况，为的就是要清楚勾勒一个图像，那就是十几年来，台湾已经以偷梁换柱的方式，相当成功地启动了改造下一代国族认同的工程。就此而言，杜正胜恐怕真是台湾这几十年来“功绩最卓著”的“教育部长”了，他以极强悍的手法，强力贯彻，这包括不准课本里写秦始皇“统一”中国，也不准说李白、杜甫是“我国”的大诗人，更不准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而我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以“+++国教育部长”之尊，把“+++国”踩在脚底下，而莫可奈何！当时在野的国民党也“似乎看不出他的阳谋”。而在此同时，这些转变也通过升学考试这个机制，都强迫灌输给了下一代，于是就连我自己的小孩，也都早就习惯了“中国－台湾”这种对举的称呼。然则我们能够说这个“国族建构”的工程不成功吗？

　　当然有很多人认为马英九“总统”上台后，百废待举，还来不及处理此事。我原也如此看，但最近因为我实际参与了教育部课纲再修订的委员会之后，却有了相当不一样的看法。在我看来，我们也许必须区隔看待马英九个人和他的政府。马英九个人的成长背景，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诗礼传家的代表，所以他的情感认同和“+++国”所标举的文化意识，是没有间隔的，此所以他会去遥祭黄陵，也会努力推动正（繁）体字。但是当把他放到政府的角色里去时，他的考虑可能就不同了。

　　以我这几个月来的具体体验，他的政府是不敢轻易去改动现行历史教科书之架构的，因为他评估这会触怒一批人，而他的选举惯性会让他认为这对他的选票极为不利，所以最好不要更动原来的大架构。这也就是说，同心圆史观仍将会是未来马政府对历史教育的主轴，马政府仍旧会以某种修正式的杜正胜主义作为其课纲的中心思想，而他所可能做的“微调”，大概只是在叙述台湾史时，不会再对日本那么“旧情绵绵”，也会对国府“客气”一点，至于中国史，仍会放在台湾史与世界史之间，至于会不会把分量加成两个学期，则尚待观察，但这几乎已经是极限了。

　　而我想指出来的是，基于某种政治上的妥协，把台湾史抽出来教也许是必要的，但主要的问题是在其背后的史观是什么。如果马政府可以把台湾史与中国史的教学顺序颠倒过来，并把这两者的连结依照“+++国”所传承的文化传统来衔接，那才是真正对历史教育的拨乱反正。可是马政府会这样做吗？我多么希望是我看错了，可是我到现在还完全看不到一点迹象。假若不幸真是如此，那我们就几乎可以断言，马政府仍会持续进行某种延续自李扁时代的“国族建构”工作，而且若是如此，则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一趋势就将没有了任何可以改正的机会，然则这件事岂可小觑！

xizhang01

和平统一是一个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神话故事。

阿让

台湾问题不能继续无限期拖延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