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将孙元良：说国军消极抗战天理何在

清水煮音

今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们中国最早投入这场战争，经历时间最长，国土大半沦为战场，牺牲最为惨烈。为了重温六十七年前中国军队英勇抗日的可歌可泣史实，五月廿七日笔者专程飞台北访问了一百零二岁的抗日名将孙元良，他是如今健在的唯一黄埔一期毕业生，唯一参加过对日抗战的正规军军长，也是如今健在的唯一参加过国共内战的兵团司令。　  
    孙将军年逾百龄，仍然容光焕发，精神矍铄。我说明来意后，话题从他儿女的娱乐新闻切入。　

    胡：老将军，昨天上午我在华航班机上看到台湾报纸以半版的彩色篇幅报导令嫒(二女孙祥娟)在中山北路开设港式料理"新葡苑"的盛况，也见到令郎(五儿孙祥钟，艺名秦汉)和令孙(孙国豪)的玉照，您真是福禄寿三全呀！　
    孙：我七个孩子都很争气，福寿二字当之无愧，禄字便谈不上了。卅八年十二月我经香港来台后，眼看台湾人稠地窄，不忍同几十万同袍争饭碗，即时办了退役。那时国库拮据，将官退役金为数极微，不象现在每月有十几万退休俸。所以我这下半生靠自己做生意，老了靠儿女赡养。在两位蒋总统时代逢年过节都送礼上门，这十几年便门前冷落车马稀了，偶尔还有军校学生从南部上来探望我，难得您从香港远道来看我......　

   胡：孙将军，我在上海长大，您的抗日功勋是上海家喻户晓的，一．二八淞沪血战您率领国军二五九旅坚守庙行镇十一天，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击败日寇于阵地战；八．一三淞沪会战，您率八十八师死守闸北七十六天，有力地粉粹了日寇"三月亡华"的妄想，上海人、中国人世世代代都会牢记您的不朽功勋。我家就住在胶州路，离八百壮士退守的孤军营房才几百米远，小时候每年由老师带领去拜谒谢晋元墓，可惜**初烈士墓被红卫兵暴徒捣毁，但是谢晋元团副及所有抗战阵亡的国军将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女童军杨惠敏冲过火线泅水到四行仓库向谢晋元团敬献国旗早就拍摄了新闻片，大陆开放后，影片《八百壮士》的录象带也深入大陆城乡，人们崇拜以谢晋元为首的八百壮士，对指挥、栽培这些勇士的国军劲旅八十八师长长更是心醉神迷。今天我有幸亲睹您的丰采，聆听您的教诲，真是无尚的荣光。　
    孙(眼圈微红)："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是我亲手交给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中校的。他率领八百壮士，在国军主力撤离上海后，仍在原来阵地抵抗十倍之众的日军，击退六次围攻，毙敌二百多，然后完整地撤入上海公共租界。他们在租界居留四年，每天举行升旗典礼，极大地振奋了铁蹄蹂躏下的上海市民。为了捍卫国旗的尊严，有五名忠勇官兵被租界白俄警卫用机枪射死。谢晋元被汉奸刺杀后，有廿五万上海市民拥入孤军营房向他遗体致敬。珍珠港事变爆发后，日军突入孤军营，将手无寸铁的孤军分别押到南京、杭州和南洋群岛做不堪忍受、无休无止的苦工。他们中间一部份人乘隙越狱，在苏南加入抗日游击队，一部份绕道浙赣湘黔回到陪都重庆。抗战胜利后，从全国各地回到上海的有一百多名幸存者，被日寇押到新畿内亚作苦役的五十八人有卅六人由澳洲政府派军舰送回上海。我们读古今中外的历史，委实还没有发现象我四行孤军这样壮烈的史迹，他们身虽辱而志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坚贞壮烈的英雄气概。　

    胡：孙将军，抗战胜利一个甲子了，在大陆，**长期对年青一代说"抗战是中国***领导的"，近几年改口说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然而大陆官方编印的大中小学教科书仍在不断重复"国民党消极抗战妥协退让"等论调，孙将军您的看法如何呢？　
    孙：在八年抗战中，光是双方投入兵力超过十万人的会战就有廿二次，其中八．一三淞沪会战双方投入一百零七万军队，是二次大战中最大的会战，规模与伤亡都甚于诺曼地、硫磺岛之战，还有台儿庄大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之战、衡阳战役、缅甸战役，杀得尸横遍野、鬼哭神号，可是**的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均无一兵一卒参加。在全部廿二次大战中，十八集团军仅参加了太原会战，也只是打侧面，并未受到正面攻击，其损失甚微。在八年抗战中，国军将官阵亡有二百零六名，包括集团军总司令两名(张自忠、李家钰)、军长八名(郝梦龄、吴克仁、冯安邦、陈安宝、唐誉源、武士敏、王甲本、王铭章)、副军长两名(佟龄阁、郑作民)、师长廿名(饶国华、戴安澜、孙明瑾、赵登禹、石作衡、李必蕃、彭士量、刘家麒、许国璋、钟毅、方叔洪、朱世勤、寸性奇、王俊、阚维雍、刘桂五、王凤山、洪行、吕公良)、副师长十三人、旅长十七人。以上殉国二百零六名国军将领全部是国民党党员、多数是黄埔毕业生。与此比较，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连一个团长都没有阵亡，只是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死于病榻与轰炸，并非死于战场。请问他们抗战是怎么抗的？难道自朱德至陈赓、自陈毅至叶飞都是铜头铁骨--刀枪不入？就以我亲历的一.二八淞沪血战来说，我指挥的二五九旅伤亡军官八十九人，占全旅军官的四份之一，士兵伤亡一千四百廿四人，占全旅士兵的三份之一；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我指挥的八十八师伤亡惨重，曾经补充过五次，每次都补充几个后备团，士兵全系未历战阵的新兵。在南京保卫战中，我指挥的八十八师，三个旅长阵亡了两个，六个团长阵亡了三个，营长阵亡十一个，连排长伤亡占全员的十份之八。各级军官的牺牲这么多，士兵伤亡数字就可想而知了。现在编写历史教科书的人胡诌什么"国民党消极抗战"，台湾也有人去日本庆贺日本夺占台湾一百周年，还鹦鹉学舌说什么"终战"长"终战"短，压根儿不承认抗日胜利的事实，这是有愧于长眠地下的三百多万抗日将士的！　

   胡：不仅在大陆，台湾也有人（对您）使用"黄马褂"与"天子门生"那样的贬义词汇，尊意如何呢？　
    孙：那是恶意诽谤！我不满廿岁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发誓要跟随中山先生救国救民，那时经常听到蒋校长的训词就是"不怕死"，要为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冒险犯难不惜牺牲，当时哪有什么"裙带风"、什么"黑金"，我每升一级都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所取得的，民国十四年东征讨伐叛逆陈炯明时，我高举军旗率先冲上惠州城楼才升任炮兵营长，此役黄埔学生军共死伤官兵六百余人。校长三令五申"发扬黄埔精神，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并严令总司令以下各高级军官亲临第一线指挥督战，违则军法从事，所以当时我们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东征初期，我任职排长，在兴宁城根下，我左臂中弹，还是忍住伤疼不下火线；民国卅三年冬，日军陷贵州独山，欲深入贵阳直捣陪都重庆。我当时在汤恩伯的第卅一集团军任副总司令兼第廿九军军长，奉令星夜驰援，指挥先头部队九百多人抵御日军第三师团的两个联队之众，拼死奋战，终于收复南丹独山等要地，扭转危局，并启国军反攻胜利之机，因而荣获青天白日勋章。当时运输车辆匮乏，廿九军新兵一万三千人从河南内乡县冒着炎日徒步廿二天行军一千五百里到达陕西汉阴县；休整不久又奉命由汉中出发徒步卅九天急行军两千六百里到达四川合川；才住下三天又接紧急命令在廿天内走完两千五百里赶到贵州马场坪，这么一支大部队徒步行军三千三百公里，其艰难险阻非笔墨所能言状，现在写历史的人，从未上过战场，却信口胡说国军"消极抗战"，究竟天理何在？光以黄埔一期六百四十五名毕业生来说，牺牲在东征(包括讨伐陈炯明、刘震寰、杨希闵、邓本殷)、北伐、抗日诸役的有一百卅五员，占21%，这样的黄马褂不穿也罢！　

    胡：**的教科书及李敖的出版物都说是**领导抗日救亡运动逼得国民党走上抗日战场，是这样的么？　
    孙：当然不是！自九．一八至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一直在抵抗日寇，只是没有正式宣战而已。廿一年调精兵第五军至上海参加一．二八血战，毙敌近万，迫使日军三易主帅；翌年三月调关麟征部参加长城抗战，廿四年调十三军入绥远收复百灵庙，都是蒋委员长亲临前线指挥的，他还计划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肃清绥远敌氛，进而巩固整个西北之门户。不幸西安事变将整个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或延缓或停顿。鉴于济南惨案之痛，中枢曾有训练卅六个师国防军的计划，冀以此新军作为抗日基本力量。当时训练计划由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协助进行，装备弹药也向德国采购。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的军队只完成了一半，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份未运回，甚至连囤积起来准备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假如抗战的爆发再延迟五年，征召的新兵已经练成，工业建设与备战工作初具规模，到那时才对日抗战，配合太平洋战争，那么中国绝不至于单独对法西斯作战，断不会损失公私财产一千多亿美元、十亿亩耕地被破坏六亿亩、沿海区工业设备全部毁灭！　

    胡：现在台湾有一批年青的留美历史学博士鼓吹一种论调，说对日抗战的决策是错误的，倘若对日媾和，让日军西进，与纳粹德国夹击苏联，那么二十世纪下半叶历史势必重写，中国象泰国一样不伤筋骨，何致于有**坐大、何至于有三年灾荒饿死四千万同胞，何致于有六．*惨案？中国的固有领土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云南的江心坡以及新疆北部都不至于丧失，您以为如何呢？　
    孙：当时抗日宣传运动如火如荼，民气到了沸腾的地步，南京上海两千多青年学生冒雨到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还打伤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一．二八停战谈判期间，上海民众四十人痛殴出席谈判的我国首席代表郭泰祺。在那样冲动的氛围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隔六、七十年有人讲风凉话，那是对历史的亵渎。　

    胡：不过据我们了解，殴打王正廷郭泰祺的人，不久就当了汉奸，到汪伪政府做官；在西安事变中动手捉蒋委员长的张学良警卫团长孙铭九，投敌当了日伪山东省保安副司令，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到日寇败象毕露之民国卅二年犹投靠日伪出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言论最露锋芒、行动最激烈跋扈者，其实有些人根本就是日寇的第五纵队......　
    孙：所以，在激忿的民气下，未经充份准备就投入战争，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惨痛的：在淞沪一．二八血战中，我军民牺牲共达十万人，日军死伤合计仅两千四百十三人，加上侨民也仅两千四百卅人；在淞沪会战时，有一支部队从外地开到江湾火线后面，预定休息几天再去前线接防。他们挤在几个村庄举火造饭，炊烟四起，空地上晒满了换洗的衣服，随风飘舞。于是引来敌机，它飞得几乎要触碰屋顶，机枪乱射，炸弹滥掷，这么一来，这支还未上过火线的部队又要调回后方去补充整训了。还有一支在剿共时战绩彪炳的部队，被日寇炮兵猛轰了几个小时，就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他们根本没看见敌人的影踪，便被调下火线了。再说后勤方面，上海战区本来有铁路、公路和河道可资利用，那时敌机也未能切断我方的供应线路，但是前线的官兵因粮食供应困难，竟还有挨饿上阵的！　

   胡：现在李敖老是引用《李宗仁回忆录》的字句，在书本、电视上指责蒋委员长不会打仗、没当过连排长，所以让军民同胞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即便是大陆上号称思想开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教授，也口口声声说蒋委员长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因此连连打败仗云云。您的看法如何呢？　
    孙：今日**拥有八百枚原*子DAN、两千支战略导弹，他尚且不敢出兵收复弹丸之地钓鱼台列屿，可当时中日两国军力的对比犹如一名羽量级拳手与一名重量级拳师对阵：敌人是头等强国，有配备近二百万吨兵船的海军，有配备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而我们这个衰老的大国，海军仅五万吨兵船，空军仅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仅有二百万未受教育的士兵与不懂现代战术的指挥官。双方装备之悬殊更令人吃惊：日军一个师有五千多匹马、五百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支；但国军每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既无坦克，又无陆空协同，多数师没有大炮。我们的士兵往往在战场上遭遇到敌军坦克时，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种新式武器。战事一开始即发现伤兵无医无药，全国动员兵力三百万至五百万，可是只有步枪一百万支，而兵工厂每月用来造兵器子弹的原料三百吨还要靠美国飞机空运输入，制成的子弹，平均每个兵分得四发，包括机关枪子弹在内。史迪威将军任美国驻华武官时，曾亲见一九三八年江西德安之役有一个团，全团只有轻机枪四挺(按编制应有一百挺)，每挺配子弹二百发，十分钟就射完了。这个团与日军激战两昼夜，死六百人，伤五百人，剩余四百人奉命后撤。韩战爆发后，我在日本经商多年，看遍了日本军部文件与战史，他们记载说国军遗弃在阵地上的尸体往往是日军的廿倍以上，这真使人伤心难过，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在我亲历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军伤亡十八万人，日军伤亡仅五万人。从整个抗战八年来算，国军伤亡官兵三百廿一万，加上平民被空袭、被屠杀、逃难途中饥病力竭而毙者，共计伤亡三千二百万人；而日军因武器精良，死伤仅五十二万人，它在我国领土作战，加上其本土平民伤亡亦仅二百四十六万人，与中国军民伤亡相比，十三比一确系事实。　

   胡：现在有人说国军投入淞沪会战八十五个师共九十万人，日军仅九个师团两个支队共卅万人，蒋委员长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日军，而是使用古典小说上的车轮战法，又好象《封神榜演义》中，众神仙攻打三霄娘娘的黄河阵，神仙们是个别进入阵地的，不是集体进入的，所以被日军各个击破，来一个师打一个师，以少胜多。　
    孙：八十五个师是累计，八月下旬国军在淞沪战场只有十四个师，即使后期(十一月上旬)也没有九十万兵力，有些部队调来，另有些调走。正因为备战并不充份就急忙开战，后勤运输脱节，所以很难在短期内一次集中两倍于敌军的兵力，事实上在日军炮火杀害成千上万我国民众时，那沸腾的民气根本不允许有一支部队停留在上海外围阵地两个月等候友军到齐了再打，也没有一位主帅能对敌人的残暴行径无动于衷，所以只好以总兵力来补救质量上的缺陷、以自己的消耗来换取敌军的消耗、以官兵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暴敌的枪口炮口，以达到持久抗战的目的。在淞沪会战中，一个师被击溃了就用另一个师顶上去，我的八十八师自始至终没有换下去，但是蒋委员长耗十年心血训练的廿个德械师全都丧送在黄浦江畔，我们雏型的空军也折损了逾半战机，海军舰只几乎全部在马当自沈以封锁长江航道。抗战初期库存的弹药装备全部耗用在八.一三沪战、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以及豫南会战，到衡阳巷战时，国军官兵只能用旧式的刀矛来对抗日军的机枪大炮，这怎能不伤亡巨大呢？在我们单独对抗国际法西斯时，法国政府封闭滇越铁路、英国政府封闭滇缅公路，使我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法国还让六万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德意日签订同盟，苏日互不侵犯，美国则运废铁支援日本的军火工业，然而国军有钱买不到武器，买到了又运不回来。在长沙会战、衡阳之战中，国军官兵士气高昂，可是当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施放毒气弹时，即使国军士兵个个勇如"兰保"都无济于事。日寇若非使用糜烂性毒气，绝不可能强渡耒河。战后在衡阳地区捡拾到国军头骨逾万，这还能说蒋委员长"消极不抵抗"吗？　

    胡：这种种都是客观上的因素，我们本身主观上是否有所失误呢？　
    孙：当然有，我们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漫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散兵游勇以及不愿作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裹愈多。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敌军的前面，其前锋却老是阻塞住国军的进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成为一片泥泞。车辆不是抛了锚，就是被坏车堵住动弹不得。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顿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心士气的打击是不可低估的。　

    胡：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张发奎口述自传的英文誊本中见到他埋怨淞沪会战撤退时，他身为中央地区总司令，竟不知前线部队已奉命撤退。当十七军团胡宗南麾下俞济时部经过中央司令部门前时，还惊奇他长官(胡)的长官(张)不知前敌总司令下达了撤退令。事后才经由胡宗南转来书面命令，结果是张发奎下辖各部队因先知上峰企图，未等张总司令指示就先行撤退。这种传达命令的方式和下达时间计算上的错误，可见上级指挥官之慌乱。尤令人不解的是，退却所选定的青浦、白鹤港一线离原阵地仅五十公里，却要容纳一百多万军队与难民，象这一类的失误，总不能全部推诿最高统帅哟！　
    孙：是啊，我也有此遭遇，我奉命在安亭等待，看见左侧的友军纷纷后移，经联络才知全线继续向昆山以西退却。我很惊异，何以前敌总司令不及时下令，以致我措手不及，没时间部署一切。三天后我退到青阳港附近，同追击的日军隔河而战，鏖战六个小时挡住敌军的前进，才遵命缓缓向南京转进。在昆山，我发现了一件可鄙可恨的事，这才知道紧要关头未接到行动命令的原因--前敌总司令(按：朱绍良)带了几个勤务兵，藏在一座远离公路的宝塔中。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他正搬着手指头数着"第一师、第二师......"计算忘掉了什么部队。大军转进途中，士气不振，人马杂沓，敌军进逼，指挥上百万大军的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竟象连排长一样搬手指头来决定近百万部属的命运，整个前敌总司令部百多名参谋人员养了何用？原来前敌总司令部和参谋人员纤毫未损，只因此人害怕人多会招惹日机轰炸，便只带几个勤务兵躲在孤零零的宝塔里搬着手指头指挥千军万马。这么乱搞，弄到张发奎部和我的八十八师吃尽了苦头。几十个师退却，前敌总司令却忘了指派掩护部队，我师在青阳港堵击日军，是这位大将军临时抓了个差。更可恨者，他自己的心腹部队罗卓英、霍揆彰部就在他手边，他不拿来使用，却让八十八师单独作战。这种自私自利的恶劣作风，实为败坏与***国军的始作俑者！苏州本应是大军休整的要津，然大将军事先全无布置。大军还未转进苏州，地方秩序已紊乱不可收拾，给予全局极坏的影响！　

   胡：据日本方面的文献纪录说，南京大屠杀的根由是日寇要报复您在光华门狙杀了几千个鬼子兵。　
    孙：是啊！南京保卫战中首当敌锋的是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王敬久的七十一军及我的七十二军，敌人从首都东南面发动攻势，我的部队据守着安德门、雨花台、中华门一带南郊最重要的阵地，日军几次攀上城头都被我部下击毙。后来唐生智下令撤守，我辗转经苏北、徐州，到了武汉。蒋委员长见了我道："有人说你在上海军纪不好，发通行证向老百姓要钱。你到军法处去辩明好了。"我气极了，于是自动向武昌银元局街军法执行总监部报到。后由戴笠、康泽派人到上海调查，证明前述指控全属捏造，我白白坐了四十二天牢，以"完全无罪"四字开释。过了很久才知道，陷害我坐牢的是宋子文。原来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宋子文曾向我追问税警总团的下落，他埋怨我没有照顾好他的"亲兵"。我当时年少气盛，率直说税警总团不归我指挥，我管不了他们，黄杰部给养困难时，我曾送去大批干粮，我已经尽了友军的义务了。他跟我喋喋不休，我勃然大怒，冲出了他的门。国家不幸出了那些佞臣内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宋子文对大陆陷共负有不可推托的罪责，迁台后蒋总统不再起用他，那可是明智之举！　

    胡：我想问一个敏感的问题，您对先总统蒋公的评价如何？　
    孙：我以一个抗日老兵的亲身经历表达我的肺腑之言，总统蒋公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他领导亿万民众拖垮、打败日本侵略军，重光国土，这一万古奇勋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他一生廉洁，朴素，勤勉，自律，不抽烟，不喝酒，住陋室，对朋友肝胆相照，对敌人豁达大度，慈悲为怀，象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陈济棠等一再捣乱，他从未施以报复，反而给他们节节升官。近代中国的政治领袖很少能象他那样德厚流光。然他也是凡人，而非圣人，他一生的错误无过于轻信小人佞臣，象陈诚张群宋子文那帮奸臣葬送了他带领我们黄埔学生辛辛苦苦北伐抗日打下的江山，历史老人是无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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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能说国军消极抵抗呢？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就是要求积极抵抗滴。
准确的说是蒋介石集团（国民党之反动派顽固派）消极抗日。
有滴国军兄弟抗滴还是不错滴。
但由于蒋介石的消极使整个抵抗失去了全面的有力的有效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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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抗战有共产党毛**主导，就会有很大的收获。
因此，蒋介石是治国无能，抗日不力，内战有罪。

阿让

抗日名将孙元良与影星秦汉

2007年07月25日14:11 青年参考 　　

本报特约撰稿(台湾)司马正翔 　　

活跃于两岸的著名影星秦汉参与演出的影片《云水谣》，今年6月24日在第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荣获特别奖。正当各界肯定秦汉在影片中的精湛演技之际，这位资深演员的心中却有着无尽的哀思，因为他的父亲——抗日名将孙元良将军，才在上月(5月)25日过世，享年103岁。 　　

孙元良与秦汉，很少有人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不折不扣的父子关系更是少有人知。直到6月10日，孙元良的亲属在台湾《联合报》上刊登讣闻，告知天下孙将军的遗体于6月9日火化安厝，“骨灰坛葬于宝岛台湾，将适时迁葬南京” ，大家方知晓：这位黄埔一期学员、战功彪炳的孙元良大将军，他的第五个儿子孙祥钟，就是天下闻名、影视双栖的台湾资深艺人、偶像演员秦汉。 　　

秦汉在影视圈活跃近40年，但极少提及父亲就是抗日名将孙元良。亲近的好友们都知道他不愿沾父亲的光，也反映出孙家人的天性低调。过去，他被友人问及父亲情况时，仅微笑表示：“他很好，很健康，谢谢关心。”所以，外界多半不清楚孙元良与秦汉是父子，还以为两个人没有什么关系。 　　

1.“父亲不太提当年勇” 　　

对于秦汉从事演艺工作，孙元良非常开明，尊重秦汉的抉择，并没有按老观念，将演员视为不入流的戏子。秦汉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说，在他家7个孩子里，父亲最宠爱他：“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常把我抱在膝上说故事，说的是《封神榜》、《西游记》中一些经典的故事。长大之后，从事演员工作，父亲也赞成，而且说‘行行出状元’。”孙元良的开明还体现在，不仅儿子秦汉从影，连秦汉的独子孙国豪投身演艺圈时，他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孙国豪透露，他第一次到香港参加电影《白发魔女传(二)》拍摄时，爷爷就写了几封信让他随身带着。信里除了勉励他好好工作之外，还特别叮嘱：“不要迟到，不要因剧情需要而抽烟、喝酒。”由于孙家的家教开明中不失规矩，秦汉、孙国豪在演艺工作上的表现，向来为圈内人所肯定。 　　秦汉在演艺圈内相熟的长辈马汉英表示：“秦汉不提父亲孙元良是有原因的，主要是父亲战功彪炳，他不能有辱父亲威名，所以他努力表现，但从不肯提父亲。不过内心深处，一直以父亲为荣。” 　　

事实上，秦汉对父亲孙元良的功勋，年幼时并不太了解，成年后通过父亲的回忆录，他才知道一些往事。秦汉说：“ 父亲不太提当年勇。他当年经历的惊涛骇浪，都是我在30多岁之后，从他的回忆录里看来的。父亲大半生戎马生涯，那时正好是近代中国最动乱的时刻，他参与了许多战役。父亲不喜欢战争，面对日本侵略，他是‘躬逢其会’，迫不得已。父亲经过惨烈的战役，对生命的脆弱深有感触。” 　　

孙元良生于1904年，四川省成都市人，父亲孙廷荣曾任清朝朝廷知县，叔父孙震为川军将领，抗战时期担任第22 集团军总司令。孙元良幼年在私塾学习，1922年进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就读，1924年考上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历任第一军第一师连长、营长、团长，参加了东征和北伐。

　　2.浴血抗日战功彪炳 　　1926年，孙元良赴日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炮兵科进修，不久辍学返国，担任第一师野炮营营长、第二师第七团团长、警卫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等军职。抗战期间，孙元良参与多次重要战役，其中以1932年的“1·28淞沪战役”、 1937年的“8·13淞沪会战”、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1944年的“贵州独山战役”最为重要。

　　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发动“1·28淞沪战役”，孙元良率领第259旅坚守庙行镇11天，军官伤亡89人、士兵伤亡1400余人，坚守阵地，挡住日军攻势。这场战役当时被国际评为“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 ”，孙元良获颁“宝鼎”勋章，并擢升为第88师师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8月13日，日军发动第二次淞沪战役，也就是“8·13淞沪会战”。孙元良率第88师，死守闸北76天，伤亡惨重到补充过5次，每次补充几个后备团，打到最后的补充兵都是刚上战场的新兵。孙元良浴血奋战，与所有抗战人士一起，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梦想。孙元良战后获颁“云麾”勋章，并晋升为第72军军长。 　　在这场会战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死守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事迹。孙元良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交给第88师第524团团附(级别在团长、副团长之后的军职)谢晋元中校。八百壮士在国民革命军主力撤离上海后，仍在原来阵地抵抗十倍之众的日军，振奋了全国军民士气，也让世界刮目相看。

　　1937年12月，日军进犯南京。孙元良指挥第72军防守安德门、雨花台一带，辖下第88师的3个旅长阵亡两个，6个团长阵亡3个，营长阵亡11个，连排长伤亡占全员的八成，士兵伤亡难计其数。南京撤守后，孙元良却被人诬告军纪不良，遭撤职查办，投监羁押42天。

　　1944年冬天，已复出的孙元良，担任第28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29军军长。日军集中主力攻陷贵州独山，准备直捣重庆。孙元良率第29军援救，在欠缺车辆运输的情况下，多以徒步行军，最后一段还得穿越相反方向行走的溃军和难民。他指挥先头部队900多人抵御日军第三师团的两个联队，终于收复南丹、独山等要地，扭转危局，孙元良也因此战荣获“ 青天白日”勋章。｀

　　抗战胜利后，孙元良因和当时的“军政部长”陈诚有过节而未获重用，先后出任南京附近的常(熟)镇地区警备司令、重庆警备司令等次要军职。国共内战爆发后，孙元良出任第16兵团司令官，1948年率部参加淮海战役，遭华东野战军包围后，12月6日自行突围，所率多数被歼。这场战役的失败，孙元良始终耿耿于怀，成为心中难以忘却之痛。 　　3.到台湾后报请退役改行经商

　　1949年，孙元良率第16兵团残部驻守四川，由于所率第41军、第47军通电起义，他只好搭机离开大陆，经香港到达台湾。

　　孙元良到了台湾后，与他有宿怨的陈诚正是炙手可热，成为蒋介石的左右手，纵使孙元良是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 ，仍然面临投闲置散的命运。孙元良几经衡量，自认在军中已无发展机会，决定报请退役，领了薄薄几千元的退休俸，改行经商，自食其力。

　　4.多位抗日将领到台后被冷落

　　其实，不光是孙元良，多位抗战时期的将领，如指挥“太原会战”的第二战区司令官阎锡山、打赢“台儿庄会战”的 “参谋总长”白崇禧、在粤北击退日军的第七战区司令官余汉谋、九一八事变下令打响抗日第一枪的东北军将领王铁汉等，到台湾后均不再领兵，担任“战略顾问”的闲差。

　　最惨的则是在中印缅作战中击败日军、扬威异域的孙立人，由于他和美方的关系，在台湾初期曾出任“陆军总司令” ，但当蒋介石获得美援后，孙立人改调“参军长”的虚职，1955年更被诬陷涉及部属发动兵变，而遭蒋介石下令，在“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不放”的“七不政策”下，软禁家中长达33年，直到1988年才获自由。 　　5.将军卖面养鸡活到103岁 　　孙元良从军人转为商人，一路走来相当辛苦，他先远渡日本开餐厅，后回到台湾，在高雄加工出口区经营成衣。秦汉接受媒体访问时说：“那时，我年纪还小，记忆中父亲曾穿过军服，忙进忙出。我们住在台北北投区，家里养鸡、养猪，和大多数当年的台湾人一样生活。后来，父亲离开台湾，到日本经商，一度卖面维生。有人说他是‘将军卖面’，但父亲不以为意，他说：这是自力更生。父亲从日本返台后，到高雄的加工出口区经营成衣工作。”

　　孙元良的豁达与韧性，加上重视养生，活到了103岁高龄。被媒体问到养生之道，孙元良说：“我平生不抽烟，不饮酒，不吃辛辣，不吃葱姜蒜，不吃泡菜腌菜，不吃腐乳酱瓜，不吃凉拌菜，不吃西餐中的调味汁，不吃没在菜里煮熟或煎熟的生酱油；每天喝几杯香片茶。我虽有这些忌口，倒也无病无痛。”

　　孙元良还说：“我平生只进过两次医院，一次是因脚癣入广州公医院，适逢廖仲恺先生遇刺，我亲见他的遗体被抬进医院；另一次是当排长时中弹负伤住院。除此以外，我与医生无缘。我嗜好园艺，喜欢栽种修剪花木，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我好读历史书，从而探究文明的兴衰规律，所以人世间的荣辱名利我拿得起、放得下，也看得开。这50多年我无官一身轻，心理平静、平衡，心平才能气和。”

　　6.父慈子孝 　　低片酬拍《南京大屠杀》

　　秦汉近年来转向大陆发展演艺事业，在台活动非常低调，但他和父亲孙元良的互动，丝毫不受影响。其好友云中岳透露，秦汉只要在台湾，每周都会到台北阳明山麓探望父亲几次，“一起散步、吃饭，他们之间是父慈子孝的最佳典范。” 　　孙元良走了，这位抗日名将的赫赫战功，台湾年轻一辈并不了解。政党轮替后，执政的民进党当局，积极推动去“中国化”政策，将抗战史实弃之不顾。 　　尽管如此，但孙元良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不容磨灭，孙家后人更是烙印在心底，永志不忘。

　　受父亲孙元良影响，几年前，秦汉接受了很低的片酬，参加了《南京大屠杀》电影的演出，为的就是要证明日军在抗战期间残杀中国百姓的暴行。秦汉说：“那年，我在南京拍摄这部电影时，想象父亲当年奉命率第72军据守南京，打一场不可能赢的仗；想象当时伤亡惨重的场景，格外感伤。”

　　的确，就是这种感悟，让孙元良与秦汉两父子，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上，看似走的是平行的两条线，走着、走着却又交叉成一条线。

xizhang01

秦汉是孙元良亲儿子. 又一个抗日名将 与电影明星的故事啊.

阿让

是政府腐败无能，而不是将士无才。
大家学习历史要辨证的看待。
蒋介石集团和共产党在抗战问题上是指导思想问题而不是谁谁打了多少仗的问题。

xizhang01

　

阿让

非常赞同孙将军的说法
假如说蒋真的消极抗日的话，那人家那些官兵都是自杀的？
只能说还没完全准备好就被逼仓促应战，导致各方面都不如日军，也直接导致了国军前期的大量伤亡．．．也就是说，这些大量的伤亡是由共产党间接导致的．
ＰＳ：我是中国的一名普通法官，但接触了大量的史料！

阿让

在某些战场从某种角度说就是和自杀差不多。蒋介石不积极支持，很多牺牲的很冤很冤。
炸黄河就是蒋介石消极和无能抵抗的有力证据。

阿让

说到抗日，不得不说小日本的军队确实厉害。   
小日本从武器装备到作战人员素质都比当时中国军队要好的多。   
虽然小日本为侵略中国准备了好多年，但中国这么大，日本是不可能吞下去的，具体数字不知道，也就是100多万人（伪军不算），可以想象平均一平方公里才多少日本兵。中国战略纵深宽广，耗也把小日本耗死了。何况日本还在东南亚发动战争，又和美国人在太平洋上打，太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