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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

2009/05/24  歷史充滿了意外的嘲諷，一個依靠構建與動員基層組織而獲取權力的政黨，如今發現自己面臨著基層組織退化的危險。比起「大學生村官」，讓村官接受大學教育，似乎是一條更爲可行的道路。




一名村主任的故事


「我最喜歡《農村社會學》」，陳蓬希說，「它貼近現實，對工作很有用」。二十年前中專畢業時，他從未想過有朝一日再入課堂。今年三月起，每個周末，陳蓬希前往市區的經濟管理學院上課。他是汕頭市「千名村官進大學」的第一批學員，汕頭大學爲他們制定了三年的大專課程。


他三十八歲，去年五月當選汕頭市龍湖區龍頭村的村主任。這個村莊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嘉靖年間，福建莆田縣的烏衣巷村民集體遷移至此。宗祠中的密密麻麻的牌位，暗示著這個大家族綿延的生命力。


不過，當陳蓬希出生時，世代流傳的宗祠已是被批判的「舊遺産」。自從一九四九年的新政權建立以來，長期處於自治狀態的鄉村已被捲入了一輪又一輪的改造。人民公社取代了小農經濟，地主與佃農的關係消失了，村子裏的道德與權力中心，從宗祠轉到了公社黨委。這種變化給一些人帶來了希望，也給另一些人帶來了災難。



陳蓬希的祖父曾是村中的首富，在蕪湖與汕頭之間經營米業。於是，在新政權的政治風暴中，他被打入「資本家」的行列，並在**的高潮中丟掉了性命，家產則被剝奪。他的孫子陳蓬希在懂事起就知道自己是不受歡迎的「黑五類」。即使中國複歸正常，陳蓬希也要承擔家庭破落的後果。少年起，他做過各式各樣的零工，從木匠到建築工人，最終在紡織業找到了自己的興趣所在。一九九零年代中期，他自行創業。來自於俄羅斯與東歐的訂單，幫助他事業的最初起步。



在接下來的十年中，他像是中國東南沿海的很多小型企業主一樣，兢兢業業、精明圓滑，將全部精力都放在生意上。二零零五年春天的一場變故，中斷了他的生活軌道。那天，他正在浙江桐鄉，剛剛和人談定一筆大單，接到了父親去世的電話。



半個小時內，他賣掉了自己的工廠，遣散了員工。一股深深的悔意與困惑湧上心頭——連父親去世時，他都不能在身邊，這種生活即使再賺再多的錢，又有什麼意義。



他搬回了龍頭村。兩年的時間裏，他對什麼都提不起興趣，直到村裏的一位老黨支部書記來勸說他競選村主任。最初，他對這個建議不以爲然。他猜想，剛剛去世的父親一定會反對這個建議——他吃了一輩子這個政權的虧，至死都難原諒。



但是，老支書一再的說服，讓他改變了主意。這個村子需要他這樣見過世面、有生意頭腦、手段靈活的人來領導，他或許也可以從中找到新的人生意義。



他在競選中獲勝，村民們希望一張新面孔。上任後，他發現領導一個村子要比運轉一個工廠複雜得多。後者的關係簡單，一端是客戶、另一端是工人，經濟邏輯決定著遊戲規則。而作爲一名村主任，他面對的是一個複雜得多的世界。



龍頭村五層辦公樓的安置表明了村幹部的繁多的職責。一層接待室經常是村內各種糾紛的調解處，二樓則是計生辦，說服一心要生男孩的家庭節育仍不是件容易事；三樓有會議室，書記和村主任的辦公室，他們在此接待上級的各種考察；四樓是民兵訓練的辦公室；五層租用給一家國有的通訊公司。



小學教育、計劃生育、家庭糾紛、自來水管、企業用地，陳蓬希發現自己面對各式各樣的問題，村中的貧富差距，農村凝聚力的減弱，是他最憂心的事。作爲中國行政權力最底層的村幹部，正處於一個尷尬的地位。一方面，他們不再有人民公社時代的權威，不再控制著村子裏的所有政治與經濟資源，村民有越來越對他們的命令置之不理；另一方面，他們則必須執行自上而下的政策，沒有能力和更高一級的鎮幹部的討價還價；同時，單向度的經濟改革，正使各種公共功能被扭曲成經濟利益，村領導越來越像一個企業家。



就像村裏小學遇到的問題。六年前，鎮裏要求它擴大規模，將隔壁村的學生也一併招收，答應會撥款八十萬元支援。但當新校舍建好，撥款卻遲遲未來，陳蓬希一上任就開始向鎮裏追要這筆款項。「我的急脾氣都改掉了」，他笑著對我說過去一年的收穫。今年，他雄心勃勃地要改造村裏的所有公共廁所，興建一個新農產品市場，以解決村裏的財政問題。



現實的複雜性，讓他強烈地感受到昔日的知識已不足夠。汕頭大學的教育計劃，讓他有機會深入思考這一切。他的同學都是各個村的村幹部，不管年齡差異，或許都與他面臨著類似的焦慮與困惑。這些課程未必立刻生效，卻有助於他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現實的困境；和有著相似背景的同窗的交流，則是另一種啓發和相互慰籍；更重要的是，他也希望這段經驗和這張學歷，能給他搭建起一張更寬闊的人際網路，這個網路能夠幫助他在和更高一級政府交涉時，有更大的發言權。


像很多基層幹部一樣，他深深感受到私人關係，對於他想完成的公共事務有多麼重要。他也清楚，即使他不當政了，這種關係也對他個人的前途大有裨益。



歷史充滿了意外的嘲諷，一個依靠構建與動員基層組織而獲取權力的政黨，如今發現自己面臨著基層組織退化的危險。比起「大學生村官」，讓村官接受大學教育，似乎是一條更爲可行的道路。但即使如此，它仍像是個表像的措施。倘若村莊的根本自治權力得不到保證，自上而下的官僚體制的吞噬性得不到制衡，即使村子中有了再多的大學學歷的村官，他們都能熟練的引用各種理論，似乎仍難以保證鄉村的健康發展。

xizhang01

要变革,关键不是村官受教育的程度,而是基础党组织应该如何保持党的作风,作风变,风气也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