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一国两制与武力解放

dalilandy

笔者以为，一国两制是台湾方面所能指望的最好条件，它是在中国处境不佳的情况下提出的一种委曲求全的方法。而一国两制确实触及政客的切身利益，若台湾政客不顺其自然的话将变得不可调和。台独的民意主要出于台湾精英阶层的一种“鱼与熊掌二者得兼”的投机心理，但他们的根本利益已经与大陆的民族主体联结在一起。**对台工作的成效只聊尽人事而已，解放大概是一种不出奇迹就会自动发生的事态。


一、一国两制是陈腔滥调吗？

一国两制并非为解决港澳提出的，而是为台湾问题量身定做的。是邓小平于1983年在接见一位来自美国的大学教授杨力耕时，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提出的。在随后的港澳解决方案中因袭了这一说法。

虽然同样是一国两制，但港澳的一国两制和台湾有本质的不同，港澳模式是“有条件统一”，而台湾模式是“有条件独立”。港澳模式是在统一的前提下给予优惠条件，保证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便利条件不变。台湾是在名义统一的前提下，党政军人才物均不予置问的实质性独立，当然名义统一还是含有实质条件的，否则统一就毫无必要了。这个实质条件就是不反华，所以在外交上必须部分地接受中央政府的节制。台湾模式明显比所谓的联邦制宽松，极其接近于实质的邦联制（除了一个统一的名义以外）。台湾放弃反华政策，是两岸民众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大陆政府和民众所能接受的最低条件，不可能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是台湾方面所能得到的最高条件。

为什么大陆一次就开出最低条件，而陷自己于“僵化”和毫无变通的境地呢？这要从当时的条件来看，1983年初，邓小平从江苏考察回北京后，曾经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说是不要总是担心战争、经济建设该搞的还是要搞；1984年，二炮战略部队才开始战斗值班；1985年，开始百万大裁军，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两大主流趋势。所以实际上，在提出对台方案时，中国政府还未完全走出战争恐怖的阴影，执行的还是“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军事战略，处于明显的“等待挨打”的态势之中。所以根本谈不上做“奸商”，漫天要价着地还钱。

20年来，大陆经济有了长足的进展，军事技术和力量也有了提高。现在大陆民众中对原方案中的保留军队的条款，提出质疑和抨击的占相当的比例。实际上这一条款的存在，国防力量的不统一，对于中国周边领土安全（如钓鱼岛）是极其不利的。但共产党政府仍然同意按原方案，而且表现出更大的善意（如新提出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谈）。这可能不完全是因为要守信誉，大概与美国加快了围堵中国的步伐、大陆不希望台湾成为美日对抗中国的牺牲品有关。只要解决台湾问题，两岸民众不再为美日的战略目标花血汗钱，至于钓鱼岛大概又是准备留待子孙后代去想办法了。

二、和平统一与武力解放

Lian先生自称是一个“有先决条件”的乐观主义者，笔者是一个无条件的悲观主义者，刚巧笔者站在一个多数的方面。笔者对阁下的耐心和坚持怀有一份由衷的钦佩，但台湾出不了能够力挽狂澜的英雄，连戴高乐那样具有一定独立精神的政治家也没有，有的只是媚俗的和只对选票感兴趣的政客。

战争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这场悲剧对台湾而言将是极其沉重的，其沉重之处倒不在于战争本身所造成的损害，在没有重大意外的情况下，战争对台湾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将会控制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对平民而言可能不超过９２１地震的影响），血洗台湾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一定是胡说八道。但因此可能导致台湾与世界市场的长期隔绝，西方不可能不借此进行制裁以彻底摧毁台湾的竞争者，等到制裁解除之日，台湾将会失去目前的优势，从这一点出发，台湾经济倒退二十年是非常可能的。根据共产党的习惯于逞能的历史，大陆当然会尽力帮助，但台湾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不是大陆所能抵消的。而且在制裁中，港澳一样需要大陆的扶持，没有理由把台湾放在优先位置上。而战争对于大陆本身而言是利弊互现，关键在于如何把握。

台湾在大陆体制外五十年，经济方面的进步十分可观，对中华民族而言，这倒不是一件大坏事。特别是前四十年，台湾得到了美国的善意扶持，当然是为了展示资本主义的生命力，防范共产主义的蔓延，从西方视野上看，也算是达到了“目的正义、手段同样正义”（罗斯福）的境界。这本质上是一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大体上也算是西方具有一定优势的竞争。凭借这种自信和迫于当时的时势，美国曾经几次反对台湾当局的军事冒险。

七十年代以后，国际左翼运动开始步入低潮，87年美国宣布台湾毕业，89年美国开始妖魔化中国的浪潮，91年苏联解体，94年美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妖魔化日本，这个过程集中反映了美国需要盟友的地方越来越少（有人把它称为孤立主义抬头），越来越变成只着眼于一己之私；有人针对九十年代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提出资本主义有重新野蛮化的趋势，其实这些都只是在美国有悠久历史的种族主义（如白人民兵组织）的国际症候而已。“文明冲突论”是为白人民兵组织的主张所进行的精致包装，西方普世主义是“白人至上”最得体的表现形式，亨廷顿自己坦承“帝国主义是西方普世主义的逻辑必然结果”。老式炮舰政策和旧殖民主义是西方种族主义的落伍形式，今天新殖民主义以“军事扶持、政治代理、经济控制”为主要手段，“全球化”和“主权有限论”是西方发达的广告业的又一成功CI形象设计，且看西方种族主义是否能以此法宝攻破遍及世界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堡垒。

意识形态之争是超越民族和种族的，所以台湾能够加入其中并能长期得益垂四十年之久。然而在“人权高于主权”的西方种族主义扩张中，除了极其少数的台湾政客之外，民众根本无法得益。要想得益，除非象一些网友所说的那样，作到伐毛洗髓、脱胎换骨，然后有着决定意义的是蒙过西方：不被他们视做非我族类。从经济角度上看，1987年台湾就应该与大陆统一。此前是分离的所得大于所失，此后是所失大于所得，由于大陆的单方面的善意接纳，所失没有及时体现出来，到现在大陆仍然维持单方面的善意政策。然而美国和西方的种族主义不能容许这种暧昧状态，其政治代理人便趁势而动，提出两国论。实际上台湾独立对于台湾的发展是毁灭性的打击，即便是和平的独立也没有本质不同。对于西方种族主义者来说，独立的过程适足以破坏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独立之后就没有这种效应了，就不是特别值得关注和扶持了，当然如果两岸进行长期的对抗那就又当别论了，总之，非常明显的是台湾必须维持一种不断挑战的状态，才符合西方的胃口。台湾没有不断挑战大陆的实力和筹码，实际上台独已经是最后的筹码，所以台湾不可能从西方种族主义者那里得益。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台湾独立这样的事在理论上并不是完全不能接受，只要世界上没有美国这个国家。其它的种族主义者在东亚成不了什么气候。若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独立，我个人将支持从极端的经济制裁到目前的单方面善意政策之间的任何一种对台政策，并衷心祝愿台湾兴旺发达。虽然台湾人普遍不愿意和大陆的穷光蛋来往，实际上我和许多穷光蛋一样依然认台湾人是亲戚，只是你不爱和我们交往，我就不和你们交往就是了，那不就万事大吉了么。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要台湾出一个戴高乐那样具有独立性的政治家，我将坚决支持政府和台湾签一个和平协议。但台湾出不了这么一位人物，政坛上多是些言必称美日的家伙，所以我坚决反对政府吞下两国论，反对美国的中程协议，反对“台湾不独立、大陆不动武”，除非以一个分步的有时间表的和平统一进程作为前提和目的。

去掉人的因素而就事论事，台湾对大陆安全和国防方面的威胁，并没有一些网友想象中那么重要。美日的军费之和超过3300亿美圆，印度100多亿美圆，合计起来比大陆国防开支多30多倍，再加上台湾的100多亿美圆，也不至于就产生质的变化和差别。台湾作为针对大陆的战略进攻的出发地，和菲律宾、琉球群岛相比，能够节省的费用非常有限，在美日的巨额军费之下，几乎不是一个应该考虑的因素。实际上，西方认为有利用价值的是台湾的2200万人，大陆感到头痛的也是这2200万人，这是西方的人盾战术，这些人又偏偏是大陆的“同胞”，虽然台湾很多人并不情愿被看作同胞，但这一点完全不影响人盾的威力。实际上台湾是美国战略东移后，精心选定的战略突破点，是美国认为“战争胜负均相宜”的不败之地。

当然，使用人盾的想法对西方而言是不用白不用，对台独政客而言就有点一相情愿了。就象49年前国民党抓壮丁打仗一样，共产党将要给壮丁分田，而国民党却指望壮丁把共产党打跨。虽然台湾的中产阶级普遍具有投机心理，但他们的根本利益和目标必须和大陆站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实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台湾就算独立也永远没有可能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足以保护和支持台湾精英在海内外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确实落在共产党肩上，虽然目前他作得还不十分称职，但大陆怀疑共产党会作得更好的人越来越少。区别在于，台湾当局就算罄尽全力，也无法和**相比，这将是台湾政坛洋博士们的悲哀，除了死不服气以外他们成不了造时势的英雄，只有眼巴巴地看着大陆那些乡巴佬在时势的造就下处于高位。平心而论，台湾政客许多人具有洋学位，工作能力和手腕也高出**不止一筹，所以死不服气是有道理的。


许多人认为：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将会导致民心背离。这是从目前台湾主流政客抱有台独理念，工商界和媒体精英怀有对大陆的投机心理的现状出发的。然而当投机心理破产时，岛上大概不会有不合作势力的存在，笔者相信政客一定会自己买票出国的。对比49年时大陆还有一个受旧政府保护的既得利益阶级（地主资本家），台湾将不会有这样的阶层，所以连思想教育运动和社会改造都可以省略了。台湾的工商界精英和其他名流一定会和共产党宾主尽欢，如鱼得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文件中的“有进有出，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自行承认以前共产党手伸得太长，能力有限，准备让出地盘给资本家来发挥聪明才智。实际上从这些年的共产党作为上看，从全方位开放到大体上退出竞争性领域，就差一个“全心全意依靠资本家”的口号了。这早已不是分田分地的共产党了，还和资本家有什么水火不容的矛盾呢。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成千上万的台资企业蜂拥投资大陆，这实际上等于给**投实实在在的信任票。连鼓吹两国论最得力的辜老先生，旗下的和信集团，也曾有计划投资镇江，后来是否落实鄙人就不甚了了。

说穿了，“信”不过**的有且只有台独政客。所以民心和民意根本不是和平统一的出发点。十多年来，共产党一直呼吁国民党当局，进行平等谈判和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不管是是从台独分子所说的“独*者本能”出发，还是从教条主义的阶级分析入手，反正共产党所找的切入点奇准。一国两制实际上是一个对台湾政客的分肥计划，搞定了政客，民众的问题和认知差距会自然消失，毕竟民众没有统一以外的重大利益，相反他们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与此一致。有人说共产党工作不力成效寥寥，根本问题也在于政治利益的排他性原则在起作用，这是一件典型的与虎谋皮式的工作。共产党甚少对台湾民众做解说工作，宣传一国两制的具体政策措施，而是热衷于笼络政经各界人士，实际上也是与此一认识相适应的。很多人说共产党手法不新，步伐不快，实际上在本质是分肥的一国两制之下，不可能有港澳那样的基本法，也不会有越过台湾当局的对民众的宣传；有的只可能是一个协议，宪法将要由台湾自己来根据协议修订和落实，宣传工作也当然是留待特区政府去做。共产党确实是以十二分诚意把工夫作得十足，为笼络台湾当局，面子里子都给留着。84年大陆方面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中，有一句这样的话“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殷切希望台湾方面以民族利益为重，多为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考虑；而台湾方面毫无反应，倒是身在美国的宋美龄捉刀回了一信，信中有“幡然悔悟，投诚来归”之句，其心态仍然停留在49年之前。现在李登辉的“老子儿子说”，只能当作笑话看，跟阿Q说我家祖上也曾经阔绰并无本质不同。跟宋美龄自居正统的心态有所不同的是，多了一份无奈和破摔的情绪。

共产党高层数次提到“不耐烦”和“不能无限期拖下去”，是一个厌倦于继续笼络的强烈信号。毕竟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没有人会希望继续毫无希望的等待。如果回过头来一想，武力有武力的好处，一国两制是大陆在战争阴影下委曲求全的方式，今天大陆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所以仍然希望以这种方式解决中华民族的内部问题，共产党不是什么圣人，但在这一点上确实作得仁至义尽。一国两制是台湾政客所能得到的最高条件，他们轻率地拒绝这一点，并提出所谓的“一国良制”的反调，实际上在一国良制之下，共产党只要有一支笔一张报纸，就能让那些主张两国论、夹击论、感谢日本打败中国的家伙及其同党，在政治上永世不能翻身。拒绝一国两制大概是出于侥幸心理和不明智：台湾的民意不可能成为他们的可靠筹码；寄希望于军事冒险是没有前途的，他们自己也常常感到信心不足；剩下的唯一希望在于美日以全面战争的风险来讹诈大陆并取得成功。否则的话，就只好寄希望于**一代不如一代，业已变成畏敌如虎的懦夫，否则他们的命运将是注定了的。

国家的成立和国家机器的运行，不是按照人道或者是特定道德规范进行的。笔者学识有限，所知道的最好的一种说法是由英国的边沁提出的：为了最大多数人实现最大利益。共产党的正宗说法是共产主义将导致国家消亡（而不是消灭，消灭和消亡的差别在于：消灭是有人有航母而另外的人没有，而消亡是一艘也没有），此前的所有国家机器都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和政治确实不是谈恋爱的适当角色，大概不可能用诚意和爱去感动对方，大陆十几年的单方面的善意和委曲求全，换来的是对方在感到机会有利时提出的两国论，这是对此一模式信奉者的致命打击。在政治上精诚所至被视为软弱可欺，君子（政客）之腹确实不是可以以小人（平民）之心去揣度的。从民族感情出发，没有人愿意看到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悲剧重演，除了自称不是中国人的台独分子以外。

总之，台湾曾经在大陆体制外得益。但今天的西方普世主义（白人种族主义）是不可能给台湾利益的，再次投入西方的怀抱，将损害两岸民众的根本和长远利益，能得益只有一小撮政客。由于台湾政客顽固地和西方反华势力合流，如果没有意外和奇迹发生的话，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武力解放将会是一个会自动发生的事态。

阿让

好事多磨!

阿让

我们尽力支持统一能和台胞多谈统一问题，但是如果果真逼我发之武统，两制还复给乎？恐怕可以得到的时候不要，罚酒的时候就不会再得到那杯好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