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台湾的镀金年代，Game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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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及文化评论家南方朔今天在中国时报撰文指出，台棒连二输，第一次输得糊里糊涂，输给了规则和运气，这一次搞到四比一，就难看多了。于是骂的人骂翻天，有的则把职棒不放人当成替罪羊，好一场新的茶壶风暴！  

　　犹忆去年奥运两军对垒，台棒队一路领先，播报及评论名嘴说到对方时，语气叫人叹为观止；对方打击被三振，就说“真是幼稚园级，十年后再来吧”；对方投球被安打，就说“那种球速，没有全垒打是他运气”；对方表现有点乱节拍，就说“二流就是二流”。藐视对手，在嘴巴上刻薄自大，已成“爱台”气氛下的惯性，而今天呢？  

　　以台棒连二输做为引子，其实并不想只谈棒球，而是想把它拉高到一个更大的脉络下来看今天台湾的种种现象。这个脉络就是哲学宗师之一的黑格尔所说的“时代精神”（Geist）。所谓的“时代精神”，指的是一个时代或阶段，通常都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形成一种不假思索的价值或行为模式，它是当时的风尚与习惯，也是一种政治正确，主流人物不会去挑战只会附和，因为挑战就会自己招到抨击和孤立。只有许多小众慢慢营造气势或时代改变，旧的精神变得难以为继，它才会解体。  

　　而过去廿年，台湾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呢？在这个阶段，台湾的反对运动出现爆发式的成长，伴随而来的乃是“自由化”“私有化”也成了当令的口号，原有的财经秩序是“特权”“垄断”“国家”（即政府）等于“无能”，“私人”则有了至高无上的道德地位。在这种时代精神下，政府再也不扮演领导角色，只懂得喂糖给敢吵的人，这种“政治的媚俗化”开始形成，直到现在更变本加厉。  

　　在敢吵的时代精神下，开放银行及两次金改，以及路权、空中频道权、“国有”土地、公共工程ＢＯＴ化等遂一波波登场。这种开放其实并非一定不好，如果政府有能力有配套有原则，它未尝不是整体提升的契机，但实情呢？开放银行后，一堆烂银行不知掏走“国库”及储蓄户多少金钱；而所谓“金改”则是官商勾结开始大型化，扁家弊案即是证明。台湾几大金控资产快增好几倍，是他们“赚”来的吗？当时不是，而是“分”来的。  

　　而台湾金融能力有提升吗？无论洛桑管理学院或“世界经济论坛”竞争力分项报告，台湾金融服务都挂在车尾。金融、交通、频道秩序等的混乱与降等，及数之不尽的工程弊案及蚊子建筑物，都显示过去廿年台湾在玩的是“分财产”“吃‘国家’”的游戏；除了分既有的财产外，还分未来的财产──过去那种圣诞老人式的减税就是例证。  

　　这种“分财产”的时代风尚，它所造成的效应是：  

　　──无能且无担当的政治风格开始在台湾被固定化，分既有的财产和未来的财产已成了政客解决问题的万灵丹。欧洲美国被情势逼急了至少还敢增加富人税及抓逃税，但这种事在台湾根本不可能发生。我问某大官，大官说：“何必顾人怨！”  

　　──台湾长期“分财产”，当然产生许多大大小小的新兴富人：男的叫名流，女的称贵妇。由于过去全球景气还可以，台湾遂显得光鲜亮丽，这乃是台湾式“镀金年代”（Gilded age）。问题是靠着“分财产”而带动的繁荣，尽管光鲜亮丽，但毕竟是镀金，并无真正的含金量，一旦岁月侵蚀，里面的铅条就快快露底。马克吐温当年会写《镀金年代》这本书，就是他眼见十九世纪末官商勾结，整个社会充斥着夸张的假性繁荣而心以为危，他不幸而言中！“镀金年代”已使人创造真正财富的能力被蛀蚀。  

　　──而我们也可以回想过去廿年里的镀金景象，我们社会自大浮夸的习性传染到了每个领域，棒球文化只是其中之一，用台湾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看自己的肚脐眼，愈看愈欢喜”。它已形成了独特的“爱台”文化。它早在陈水扁戏剧化的搞“爱台湾”之前就已存在。  

　　分财产，镀金式的繁荣，愈看肚脐眼愈欢喜的文化，以及媚俗讨好的政治风格，这就是台湾的时代精神，也是故步自封的一种型态，而以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