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统帅之比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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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鉴于论坛里大多是年轻人，对这段历史了解得少，故转发此文，供诸位网友参考。
毛**和蒋介石，都曾被尊为领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名义上是当时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而实际上，从“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14年中，其大部分时间是破坏抗战胜利的罪魁祸首；毛**则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地揭示出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并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战略战术原则，领导全国军民，统过人民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故毛**是真正领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最高统帅，而以他为首的中国***领导全国军民的抗战，则对于抗日战争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本来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某些居心叵测的人怀着阴暗的心理造作谣言，蒙蔽舆论，不使毛**在抗日战争中所起作用的真相为世人所知。这股反动思潮一直延续到今天，形成亲美、褒蒋、贬共逆流，成了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股噪音。因此，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以下我对此二人作一历史性比较。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fficeffice" />
所谓最高统帅，实质是个领导权问题。自“九一八”日本侵华至“八一五”日本投降14年间，在中国客观存在着贯穿始终的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两条抗战路线贯穿抗日战争的全过程，这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谁实行了前者，谁就掌握了抗日战争胜利的领导权，谁就是真正的最高统帅；反之，谁实行后者，其尽管名义上是最高统帅，而实质上则是冒牌货，是坏统帅。基本前提确立之后，中国人民从毛**和蒋介石两个人身上，获得了明显的比较。
（1）“九一八”前后至“华北事变”
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采取不抵抗主义的路线。自1927年春夏之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和屠杀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1928年12月，他暂时地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个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残酷地镇压和剥削工农劳苦大众的封建法西斯独*专政的反动政权。“九一八”事变前，他亲自领导和指挥连续三次对中国***所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九一八”后，面对日本的侵略，他实行的是“不抵抗主义”，“攘外必先安内”，而继续他的反革命剿共战争；同时，他还命令张学良替他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到西北进行围剿红军的战争，将东北三省恭手送给日本侵略者；继而，他又破坏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调19路军去福建剿共，而签定了***的“淞沪停战协定”；再而，他扼杀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抗日，镇压了抗日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同时，他亲自指挥，加紧对战略转移（长征）的中央红军的围追阻截。1935年，他适应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签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指示宋哲元适应日本“华北五省自治”的需要，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于蒋的不抵抗路线和叛卖行径，致使“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毛**早在1915年针对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签定***的“二十一条”，他发出怒吼：“五月 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并为“改造中国与世界”，DADAO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而树雄心，立壮志，勇于实践，探求真理；1916年，他与同学讨论时局，他预言：20年后中日必有一战，二十年后不幸被他所言中。“九一八”事变后，**中央和以他为首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多次发表宣言、决议，号召中国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5年，伴随“华北事变”（主要指“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等一系列事件），中华民族危急加深，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毛**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会后，毛**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时局的特点，充分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共产党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为了结成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期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曾使党、红军和中国革命遭受重大损失；他特别强调唤起党内注意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了蒋介石必然要破坏革命势力的趋势，这样就保证了后来我党在新环境中能够具有清醒的头脑在蒋介石的无穷欺骗和很多次的武装袭击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损失。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瓦窑堡会议和毛**的报告，完满地解决了遵义会议（此会议当时只能解决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部分组织问题）以来没有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因此，以毛**为核心的**中央就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光明前途，并指引了一条唯一正确前进的路线。瓦窑堡会议后，毛**和**中央进一步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采取的方法，以点带面，抓西北带全国（即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首先建立统一战线）。
（2）1936年至“七七 ”事变前
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能不影响国内时局的发展。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打算利用苏联以牵制日本，由此，蒋介石与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为主的方针下，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用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故从1935年冬开始，国民党方面先后在南京、上海、莫斯科秘密同共产党人商谈抗日问题。虽然谈判之门打开了，但由于蒋介石毫无诚意，谈判未获结果。蒋介石仍不放弃“剿共”政策。其时，除在南方继续清剿留在老区的红军外，他还企图以重兵消灭**中央所在地的陕甘根据地。
为巩固扩大陕甘根据地，并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毛**于1936年2月亲率以红一方面军组成的抗日先锋军渡黄河东征。东征红军迅速冲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胜利进军。红军宣布，此次东征是为了实行抗日政策，争取迅速对日作战，表示愿停止一切内战联合抗日。红军的正义壮举，遭到阎锡山部队的顽固抵抗。蒋介石急忙任命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调10个师，号称20万人，分两路增援阎锡山，并令黄河以西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妄图一举消灭红军，摧毁陕甘根据地。鉴于这种严重情况，毛**和**中央决定回师陕北，并再次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这个通电实际上是向全国宣布，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这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然而，蒋介石仍坚持“剿共”政策。他调集20余万兵力，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根据这种严峻形势，毛**和**中央决定红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西征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扩大红军，首先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西征作战达到目的，不但给“围剿”敌军以沉重打击，而且使陕甘根据地发展成陕甘宁根据地，扩大了红军，发展了地方武装，筹集了大批资金。
此时蒋介石虽仍集聚重兵“剿共”，但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步步深入华北，进逼蒙古的形势下，国民党同日帝的矛盾愈来愈发展，英美帝国主义和日帝的矛盾也日益增长；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头子的“亲英美派”和以汪精卫为头子的“亲日派”之间的裂痕逐渐增大。蒋虽未放弃同日谈判，这表明他还没有抗日的决心，但蒋不再亲自参与谈判，并主张在谈判中采取拖延的策略。因而日本侵略者未能从谈判中得到想要的东西。
鉴于蒋介石向抗日方面有一点点进步，毛**亲自起草即于1936年8月25日发出致国民党书，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毛**还在九月中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目前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作了多次长篇发言，着重阐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他进一步强调：对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领导，不是愿意不愿意，而是有力量领导和没有力量领导的问题。事实证明，也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过，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的，现在正在争。我们现在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就是逼着蒋介石跟随我们抗日。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党关于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也要随之变化：有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工农共和国”，转变为瓦窑堡会议后的“人民共和国”，而今又转变为“民主共和国”。毛**为了作好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他在指导**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外，还直接致信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和王均、朱绍良、毛炳文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主张“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他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皱韬奋、陶行知等爱国领袖，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敬佩。他还努力同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分别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争取他们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和支持。在这期间，毛**进一步加强对张学良和杨虎城部的工作。到1936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已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当然，由于蒋介石的本性使然，此人极不讲信义，而且极其阴险狠毒。在他看来，所谓“**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降，就是要“灭共”。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若能用武力来强行解决，不失为“上策”。他还要孤注一掷。当“两广事变”解决后，蒋认为又可腾出手来集中“剿共”了。他一面邀请周恩来在广州或香港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胡宗南部就是此时又调至西北进攻红军的，想给红军以大的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讲条件。
处在从内战到抗日的转变关头，毛**最善于运用灵活的策略对蒋采取的多种手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他致电驻在张学良处的刘鼎，“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在政治上，当蒋邀周恩来前去会谈时，毛**指出：“先停战，后谈判。”因蒋大举进攻西北，使周无法前往，但**中央仍派潘汉年到沪与南京方面代表陈立夫谈判。陈根据蒋指示，态度极度恶劣。这样，谈判只能搁浅。到12月初当陈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挫败后，才又派人到沪找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此时毛**认为逼蒋停止“剿共”仍是目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关键。对此，毛**于1936年12月1日同朱德、周恩来等十八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可蒋却视毛**的忠告为软弱可欺，认为红军处境已难以为继，又变本加厉地调集30万军队“围剿”红军。12月4日，蒋带着这批指挥“剿共”的高级将领及军政要员飞抵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张、杨无法接受或“剿共”或调离的最后通牒，而痛苦流涕向蒋“苦谏”，反又遭蒋严厉训斥。这就把张杨逼到绝境，加之西安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推动，终于驱使张杨下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的。对毛**和**中央说来，它来得很仓促，不可能在事前作准备，中间又经过不少曲折。党必须根据急剧变化的政治局势，迅速作出判断和处置，这实在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尽管在有些问题上对情况的了解和认识不能不有个过程，但从大的方面说，党和毛**对事变独立作出的各项政策是及时和恰当的，从而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标，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这反映出以毛**为核心的中国***在政治上的成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促进了**“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蒋介石虽然对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作出了重大“口头”承诺，但因其惯耍两面派，不讲信义的本性所决定；他一回到南京，即扣留张学良，向西安进兵，使时局出现曲折。
毛**已经预见到此种变化，随之作了周密部署。首先，向党内指出，自从释蒋后，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目前，我们仍要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所不同的，对军事上应有准备，对西安更要积极帮助与团结。这不仅是西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其次，为准备南京进攻西安，他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任，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紧急动员，防御进攻，红军紧密配合；再次，为逼蒋实施“允诺”，实现和平，经毛**与张闻天等的酝酿和起草《**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发表后得到全国民众热烈响应，并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使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所通过决议，虽仍有**的语言，但所提谈判条件已实际与我党的接近。这表明以蒋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我党倡导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其四，为促国民党政策进一步转变，从1937年2月起，周恩来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由于蒋还缺乏足够的诚意，使谈判一时难以取得结果；其五，为推动“联蒋抗日”方针的实现，毛**多次写信或致电给蒋介石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五月，他亲自布置接待了十年来第一个为和平而来苏区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为实现国共合作，打日本，救中国而积极做工作；其六，在此期间，毛**还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向他们介绍中国***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由于，毛**和我党的积极努力，经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实际上接受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我党领导的“联蒋抗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毛**及时提出新阶段的任务。这就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
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为了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势，**中央于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在会上作了《中国***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并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在报告和结论中着重论述了三个问题。首先，他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矛盾分析方法分析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由此确定党的任务和方针。他说：“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他敏锐地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他又冷静地估计到，国内矛盾虽已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依然存在，需要适当地调整，这就是还要提出民主政治、改良生活等方针的由来。其次，他提出并阐明目前阶段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他说，和平已实现，但并不巩固，也不等于抗战已实现。为了巩固和平，实现抗战，必须具备一个必要的条件，即争取民主。他强调指出：“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所以，必须要进行民主改革。再次，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他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怎样通过他的政党实现政治领导呢？毛**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纪律的严格性。最后，他号召全党不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尽速造就德才兼备干部，增强党内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毛**的报告和遵义会议以来以毛**为核心的**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和**中央接着召开的白区代表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3）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即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
毛**与蒋介石之比较，主要集中在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问题；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的两条路线问题；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问题；两个战场和两个结果等四个方面的问题。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全国爱国军民奋起抗战。以蒋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不得不考虑它的态度。7月17日，蒋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卢沟桥事变的最低限度条件。但这时他还没有完全放弃和平幻想，企图通过外交途径求得和平解决；蒋在庐山谈话将**代表排除在外，他对周恩来转交他的《**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态度冷淡，搁置一边，而另提一套**中央根本不能接受的所谓方案。其实质，他仍不愿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毛**、朱德“出洋”到苏联，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致使庐山谈判未获结果。到平津被日占领，上海形势日趋紧张，蒋才不得不认真对待国共合作这一有关民族存亡的大事。8月4日，**中央应邀派周恩来等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对改编红军，设立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等项达成协议。
以毛**为核心的中国***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快形成，即派周恩来等再次上庐山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经过反反复复，我党的不懈努力，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蒋介石被迫于9月中旬同意谈判达成协议。**代表坚持宣言中所提的基本政治主张，对某些用词的修改，也作了让步。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布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历经八年抗战直至胜利，中间多少险恶复杂紧张局势，尤以1940年前后日帝主要军事进攻矛头对准**所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蒋介石连续发动三次**高潮；皆因毛**娴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方法剖析时局，始终抓住中日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不放，正确处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为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破裂，而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及斗争原则和方法；并且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无产阶级领导权。这是抗日战争得以胜利的重要保证。
——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
从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此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落空了。就在这两年，一方面，有比较积极的抗战；另一方面，蒋介石国民党当局仍旧反对发动广大民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仍旧限制人民自动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和民主的活动。一方面，蒋记政府对待中国***及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较过去有了一些改变；另一方面，仍旧不给各党派以平等地位，并多方限制它们的活动。
这个时期一开始，毛**就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存在着两条路线：或者是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这样就会胜利；或者是压迫人民的片面抗战路线，这样就会失败。两条路线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全过程，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在1937年8月党的洛川会议所通过毛**起草的《中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要点是：1、DADAO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这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它把实行抗日同争取民主紧密结合起来，争取抗日战争朝着有利于人民胜利结局的方向发展。在处于全国执政地位的蒋介石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贯彻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呢？这在当时是一个极端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毛**和党中央着重从军事上和政治上为实现全面抗战创造条件：一方面，精心策划和部署八路军进行统一战略下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引导八路军实现从国内正轨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另一方面，以极大的努力推动国民党改变政策，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但终因蒋介石的本性所决定，他总是把“限共”和不给予人民民主、改善民生放在心上的重要位置，故在国民党战场，只能是片面抗战，其结果也只能是大溃败。
——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问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开始对抗战犹豫不决，后当日占平津，威逼上海，此时蒋才匆忙决定抵抗，并邀**派代表参加在南京召开最高军事会议。而此刻蒋对战略方针的考虑：一他认为国民党有200多万军队的强大力量，只要他一宣布抗战，很快就会胜利，即有“速胜论”的轻敌思想；二认为只要依靠政府和军队就可以取得抗战胜利；三在军事上则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就是对正面进攻之敌实行消极的阵地防御，等到不能保守阵地时，则节节退却，很少使用较大兵力对敌实行运动战，因而不能主动地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虽然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有爱国热忱，并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受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束缚，难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战斗力，以至陷入被动局面，节节败退。
毛**的战略方针。毛**对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提出有个发展过程。早在瓦窑堡会议他所作的关于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中，就指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战术的速决战。“七七”事变后，他不断强调抗日战争是“艰苦的持久战”；在8月初，他和张闻天电请朱、周、叶到南京后代表**提出对整个国防问题的建议：“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这主要指战略防御阶段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是中肯的，是切中国民党军队战略上的弊端的。同时还强调，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主要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当然，蒋介石对毛**的正确意见不得不听，但决不会认真听。
毛**对红军的作战方针作出了极正确的规定。他在1937年8月1日致周恩来电中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突出的地位。这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电报说：“（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同一天，他又致电周、朱转彭、任，针对蒋介石已经表露出来的准备将红军分割使用、同日军硬拼消耗、逐步给以削弱以至消灭的企图，提醒他们：“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这些意见，对红军改编后保持独立性和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有极其重要意义。
毛**对红军作战方针及兵力使用等问题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特别由于前方高级将领习惯于内战时期打运动战，而对现今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和艰苦的持久战很不理解，很不适应；提出以运动战为主，“独当一面”作战。故他一再强调“只宜作側面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不宜作正面战”，不宜独当一面作战；同时，要求本着“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他所以一再强调这些问题，除考虑到对日作战的长期性和红军自身的特点外，还由于看到蒋介石对待国共关系问题上已表现许多不正常现象：一面要红军全部出动，一面却在陕甘一带部署了十个师的兵力。不久前在南方游击队改编时又出现闽粤边部队被国民党军队诱骗缴枪的事件，毛**认为这是“极严重教训，红军各部都应引为深戒”。
为了统一思想，在他的提议下**中央召开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全面抗战的战略方针及红军的作战原则。“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他提出了五条：“（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并且说明：前四条是要实现的，后一条是要争取的。他着重谈了红军的作战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毛**在洛川会议上明确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国***的军事战略，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前期，经历过两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这个转变曾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二次是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这一转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对中国***的前途，关系非常之大。毛**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红军还没有开赴前线的时候，在仔细考察并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后，便明确地及时地提出要实行这个战略转变，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在会上，毛**还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它成为中国***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本营。这支部队称为留守兵团，以后在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日本军队作战，对八路军来说，是一次新的严峻考验。红军虽然已有十年内战的经验，但从来没有同具有现代军事装备的帝国主义国家军队交过手。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虽已在洛川会议上确定，但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八路军出动到华北作战的情况如何，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因此，洛川会议后的两个多月里，毛**几乎以全部精力指导八路军在华北的作战。毛**为指挥华北作战，经过周密谋划，下了五着高棋。
首先，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为什么先开入山西？毛**有几方面考虑：其一，山西是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临下地俯瞰河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牵制日军的行进。凭借山西宽阔、险峻而复杂的地形，不仅有利于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而且有利于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消灭敌人，建立抗日根据地。其二，山西是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的统治地盘。他同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之间既有联系，又错综复杂的矛盾。日军攻陷平津后大举进攻山西，严重威胁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蒋介石军队开入山西，又使他深恐山西落入蒋氏之手。因此，他作出一些开明姿态，想拉**领导的八路军做他的暂时同盟者以抗衡日蒋。阎不仅同我党我军建立了联系，还答应毛**向他提出的建立公开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要求，并同意八路军经山西开赴前线。其三，当时蒋介石国民党企图将八路军“分割”使用，规定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到代县附近下车，开往蔚县一带集中。另外一个师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到河北徐水下车，开往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敏锐地察觉：这样做是“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包含着极大阴谋，决不能认为有利，坚决不能同意”。他提出：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前进不走平汉路而走同蒲路，在侯马上车，到代县下车，向目的地集中。”这样，毛**把三个师都放在山西，以便于统一领导，相互策应，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不测。
其次，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八路军开入山西的作战区域问题。这就象下棋，开始的布局如何，对以后情势发展至关重要。毛**总是根据情况的变化，作出正确判断，及时调整部署。他在八月初曾考虑八路军出师后集中部署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当八路军开赴山西，华北局势发生变化，日军发动强大钳形攻势：在北路，沿平绥线西进，攻占张家口后折而南下，并于9月3日占领大同；在东路，沿正太路向西推进；准备两路会合，夺取太原。如再按原设想行动，一旦出现此种情况，就可能使八路军的全部主力陷于日军的钳形包围内，这将十分不利。毛**洞察山西战局可能发生的变化，及时改变原部署，将八路军三个师分别部署在晋东北、晋西北、晋南，再图发展。后又将一一五师一部部署在晋西南。这样，就以山西四个角为中心交界的山地发展成我党我军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毛**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调整我军作战区域的部署，既避免被日军包围，处于危险境地；又密切关注和警惕蒋介石借调动军队，使我被分割包围，以实施其假日军之手消灭或到将来时机成熟，乘机消灭我军的阴谋。这对八路军实施战略展开，合理布局，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产生极为深远的意义。
再次，八路军开赴前线后，毛**时刻关切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部队在实战中能否坚定不移地执行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红军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正规军和运动战，一时难以转变；还因为全面抗战爆发不少人十分兴奋，受“速胜论”影响，对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大仗。聂荣臻回忆：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出现了不赞成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毛**同志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毛**于1937年9月21日致电彭德怀：“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对关键性的问题，毛**历来是紧抓不放的。仅在九月中下旬，他接连五次致电前方，反复说服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毛**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側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兵力打仗为主。集中打仗而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强调：“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9月25日他又致电周恩来、刘少奇等指出：整个华北“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应环绕于游击战争。他指出：“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要负严重的责任。”
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毛**又提出，必须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这个极端重要问题。这实质是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运用、丰富和创造性发展。并且，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取得了极大成功。毛**指出，如果游击战争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同当地群众的政治经济要求相脱离，不能取得他们的全力支持；那末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且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是不可能做到的。不久，他在总结华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关系时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是游击战争的后方。”经毛**反复的教育和耐心解释，使许多干部加深对指导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高度和创建敌后根据地的重要性的认识。
第四，毛**根据实情所确定的战略方针这一重大决策一旦作出，他是坚定不移的贯彻落实的，不会因为某些一时或局部的因素而轻易改变这种决心。同时，他又密切注视革命实践的发展，研究变化的情况，不断总结经验，使作出的决策更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以便能更好地指导战争实践，一步一步将抗日战争引向胜利。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利用有利时机和条件集中兵力发动了平型关战斗，取得了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战斗前，毛**已同意前方提出的一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的意见。战斗胜利喜讯传到延安，毛**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胜利。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毛**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八路军作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而不因为暂时集中兵力取得胜利就轻易改变从全局上唯一正确的八路军在側面和敌后实行独立自主的以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但他又从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丰富和发展原来的方针。经过十个月的反复实践和认识，到1938年5月发表《论持久战》时，他就把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方针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同洛川会议的规定是一以贯之的，而在具体表述上更加严密和完备。从而使全军指战员更能灵活机动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
第五，毛**在领导华北抗战时，不单是从八路军局部考虑，而是着眼于整个中国人民和军队的抗日全局来思考和指挥抗战。当1937年10月初，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日军占领保定后，河北正面战场的抗战基本结束。在側翼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民党放弃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退守太原的北方门户——忻口。为了协助友军（国民党军队）作战，毛**仔细研究华北战局后，10月5日致电周恩来彭德怀等，要他们转告山西军事当局：敌占领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因此龙泉关、娘子关两点应集结重兵坚守，以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在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和出击中，出击是主要的。并提出：八路军115师、120师主力将但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側后纵深地区。另要求南京派生力军两个师从涞源、蔚县行动。我129师主力或全部将使用于正太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作战。（见《毛**文集》2-P33-35）这是一个周密的作战方案，可惜阎并未完全照此方案去作。
根据毛**的指示，八路军各师在忻口战役期间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行动。120师一度收复雁门关，伏击日军辎重，截断从大同经雁门关到忻口的交通；115师夺回平型关，收复涞源、定县等7座县城，切断日军从张家口经平型关至忻口的交通线；129师陈锡联团于10月19日夜袭阳明堡机场，焚毁日机20余架。由于八路军各部的行动，使日军依赖机械化部队的后方供给线陷入困境，对正面防守的友军是有力的援助。
在忻口战役期间，右翼晋军10个团拨归朱德彭德怀统一指挥。毛**就如何正确对待这支友军于10月4日致电朱彭任等，叮嘱道：“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物资给养缺乏。对作战应使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毛**传》P474-475）毛**要求他们对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彻底执行这一方针。在东线，当娘子关告急时，八路军129师救出了被日军包围的友军曾万钟部一千多人。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最大的一次战役，将南下日军挡住了21天；这次战役，也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配合作战最成功的一次，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正确的领导，来源于自觉地按照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办事，能有预见。毛**曾生动地谈道：“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这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毛**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P200-201）抗战爆发以来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毛**显示了他高超的指挥艺术和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这就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
其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写的《论持久战》。持久战——是中国人民（包括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及全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总的战略方针。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抗战已整整进行了10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已相继沦陷，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天天在渴望战争的早日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对这些问题，许多人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仍在到处流传。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毛**深感有必要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
毛**“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1936年7月，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已提出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抗战初期，当中国军队连连失利时，他始终认为“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到1938年5月，毛**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从5月26日至6月3日，他又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毛**最重要的军事论著，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论持久战》中，毛**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毛**总结道：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个以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他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毛**指出：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毛**强调“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毛**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战略意义，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它作了更全面、详尽的论述。在《论持久战》中，毛**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论持久战》的发表，使他博得愈来愈多人的钦佩与尊重。直到现在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著名军事评论家近藤邦康评论说：“我很佩服《论持久战》。它是世界第一流的军事哲学著作。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
〈〈论持久战〉〉这部著作，处处充满了唯物辩证法。它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和近一年来的战争进程；始终着眼于战争的全局，对敌我双方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能科学地预见未来的前途——整个抗日战争发展的规律和过程。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程思远回忆道：“毛**〈〈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程思远：〈〈我的回忆〉〉P131）
抗战开始后还不到一年，毛**就能写出这样能正确地指导战争实践的著作，一方面得益于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了战争的规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从不放松读书和理论研究，注意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从实践经验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毛**不久后说过：“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毛**传》P495）

阿让

日軍忙著跟國軍打仗,想要拿下蔣介石,想要打垮中國的民心士氣,後來又碰到對美宣戰,根本無暇顧及佔領區.而共產黨剛好在敵後,發展壯大..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等日軍戰敗,**就有幾十萬兵力了.當初到延安才多少,幾萬.而且整個華北都是共產黨的勢力,在加上共產黨說要分土地,哪個不拼命的

xizhang01

国民党丢失的国土，被共产党收回了，你说哪里是前方，哪里是后方，共产党是收回国土，国民党是丢失国土，哪一个更伟大？

xizhang01

共產黨哪裡收回了,共產黨是玩躲貓貓,拉攏人手.而美國 跟老蔣是在前線拼命

阿让

是拼命，拼命的丢失领土，从三九年起就剩下山区了，反而是共产党不断的打击鬼子，动员群众，难道当时的群众都是傻瓜？谁在坚持抗战，谁在消极抗战，他们看的清楚的很！

阿让

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呵呵
文章结束

xizhang01

戴先生说的话很有道理,不过共产党赢了,天时,地利,人和. 我想不管以前谁对谁错,中国人民之所以全民支持共产党,更多的是因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强大了,人民的生活好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得到了满足,我们得到了世界的尊敬,欧美和日本再也不敢以高高在上的目光藐视我们了,我们不是被谁洗脑了,而是以事实说话.在这个前提下,就算**以前犯了很大的错误也是会被原谅的.再说,那时**只不过是在发展中国的道路上探索走岔了路,欧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和渗透是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
文章结束

virginia_0103

一句话，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共产党赢了，毛**赢了！国民党输了，蒋介石输了！这已经是事实，还争啥呢？

virginia_0103

前方吃緊,後方緊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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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个汉奸，证据就是你把日占领区当作后方。这一点你和全中国人民看法完全相反。

阿让

从你这几个拙劣的文字中大概能得到如下解读：
1、日本人即霸道又狂妄，不光“想要拿下蒋介石，想要打垮中国的民心士气”，还不把老美放在眼里（“后来又碰到和美宣战”）。
2、日本人是个大傻冒，傻得连从国军那里打下来的地盘都守不住，还“后来又碰到和美宣战”。
3、这国军也真不禁打，让日军在“后来又碰到和美宣战”的情况下也没顶住，还打下那么些“后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