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第八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开幕式直播实录

laruence

　　主持人：亲爱的各位来宾，各位来自全球各地的企业家朋友们，早上好!
　　从2002年中国企业家杂志举办第一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开始，每年12月的第一个周末，我知道在很多企业家的心目当中，已经成为了一份牵挂和一份期待，走过了八年的发展历程，如今中国企业家的领袖年会，已经成为了对接政府逻辑和企业逻辑，展现企业家个性、智慧、风采的一个顶级的平台。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我们的主办方，向所有的来宾表示真诚的欢迎，谢谢各位的光临!
　　今天我们年会的主题是“新商业文明的中国路径”，希望在两天的会议当中，希望企业家朋友围绕本年度最关注的商业话题提出你们的观点让彼此分享，因为这样的年度盛会注定了是盘点得失的年终复盘，也是面向智慧的分享，是所有的企业家朋友用你们的智慧和财富，为新商业文明奏响的华美乐章。
　　今天，我介绍一下出席领袖年会的各位领导和贵宾，他们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忠禹先生，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柳传志先生，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林跃然先生，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连辑先生，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Stephen Roach先生，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先生，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云先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先生，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先生，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李东生先生，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先生，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侯为贵先生，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志国先生，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苏泽光先生，首钢集团董事长朱继民先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先生，北京燕京啤酒集团公司董事长李福成先生，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广昌先生，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升先生，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执行主席李连杰先生，蒙牛乳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牛根生先生，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候任集团行政总裁李小加先生，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文京先生，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晓光先生，摩立特集团首席执行官Joseph B.Fuller先生，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亚太及中东区首席运营官Dirk De Nil先生，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先生，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大中华区主席胡祖六先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书福先生，均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均金先生，福耀玻璃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先生，创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张学斌先生，紫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裁李志强先生，皇冠企业集团董事长江永雄先生，万丰奥特控股集团董事长陈爱莲女士，美国高通公司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孟 先生，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瑞彬先生，阿尔卡特朗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刘江南先生，日本光辉国际会长兼索尼株式会社董事福岛女士，《十亿消费者》作者James McGregor先生，《CEO的秘密》作者Steve Tappin先生，惠特曼战略集团WSG总裁Christine Todd Whitman先生，IDEO亚太区总裁Richard Kelly先生，北京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先生，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凌克先生，香港富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赵勇先生，棕榈泉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曾伟先生，长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长甲先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先生，江西赛维LDK太阳能高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小峰先生，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先生，美林亚太有限公司中国区行政总裁刘二飞先生，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中军先生，远东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蒋锡培先生，阳光媒体集团主席杨澜女士，美国纳尔科公司NALCO全球副总裁兼大中华区主席叶莺女士，依文企业集团董事长夏华女士，TPG德太集团合伙人马雪征女士，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李维安先生，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怒波先生，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向文波先生，软银赛富投资基金首席合伙人阎焱先生，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世记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先生，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乐飞先生，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万寿先生，订晖投资公司合伙人王功权先生，四川久大盐业集团董事长傅刚义先生，中国地板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佘学彬先生，新浪网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曹国伟先生，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方中华先生，Hay合益集团东北亚区总裁陈玮先生，埃森哲中国公司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王波先生，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何志毅先生，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俞敏洪先生，杉杉集团董事长郑永刚先生，新华都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唐骏先生，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先生，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先生，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谭旭光先生，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仁国先生，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向文波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先生，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先生，全国政协常委、2010年上海世博会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周汉民先生，中国民生银行行长洪崎先生，全国政协常委、泰豪集团董事长黄代方先生，红星美凯龙集团董事长车间新先生，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先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先生，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副社长徐金川先生，中国企业家杂志社总编辑黄丽陆先生。

　　每一年我们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举办的中国领袖年会真的可以堪称年度盛会，这可以做一个另类来解释，就是所有的企业家代表一个不剩，一往打尽。还有中国企业家理事会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成员，以及来自广东、上海代表的企业家代表团。来自法国、美国、瑞士等地的朋友们，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各位的光临，谢谢大家!
　　今天企业家领袖年会和方正科技定制了电子书，大家可以查阅，也和新浪微博这个传播平台进行了合作，各位对于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有任何的感想可以及时发送短信到116688866222来进行分享。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先生致开幕辞，有请!
　　刘东华：尊敬的成思危副委员长，尊敬的王忠禹会长，尊敬的柳传志董事长，尊敬的各位贵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还是要代表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对于大家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大家知道，就在这一时刻，全世界有三个重要的会议在同时召开，一个是我们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一个是长安街另外一头，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一个是在世界的另外一边，丹麦的哥本哈根正在召开人类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环境危机的全球的领袖盛会。我们这个会议是两天，中国经济工作会议是三天，哥本哈根的会议是两周。大家知道，在哥本哈根达成共识可不容易，但是要达成共识之后变成行动，没有在座的各位的参与是不可能的。中央对于经济工作要有清醒的判断、正确的决策，也是挑战很高的。但是，要有预期的结果，没有各位的努力也是不可能的。
　　当然了，各位企业领袖如果不知道****在想什么，不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趋势，不知道我们的生存背景，你的企业可能也很难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年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主题都那么盛大。有的人可能不了解我们，觉得一个企业家的会，弄那么大的题目干吗?什么“新商业文明的中国路径”。咱们再说一下这个新商业文明，新商业文明针对的是什么?针对的“旧”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之前的。而且我们说的商业文明不是仅指中国的商业文明，是世界的、人类的商业文明。因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是世界性的。马云在去年说，大的危机之后，必然有新的文明诞生，但是大家都知道，着火一般是先救火，救完了火再看看着火的原因，然后再考虑重建的问题。但是，世界着火了，容不得我们一步、两步、三步地那么从容。所以，我们现在是一边救火、一边思考原因、一边重建。这个过程虽然效率高一点，但是非常危险。因为你没有把着火的原因弄明白，你就匆匆忙忙地重建，结果可能是更大的火患。
　　去年底以来，我有一个观点，我说金融危机的背后是价值观的危机，价值观的危机小而言之，是股东利益最大化，最大化到什么程度呢?最大化到忽略、伤害、践踏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且把这个价值观延伸到国家的层面，就是国家利益最大化，乃至于最强大的国家仍然说他们家的利益要最大化。最大化到什么程度呢?最大化到忽略、伤害和践踏人类的共同利益和未来利益的程度。如果再说得高一点，这个价值观的危机，往往虚一点，我们认为这个世界逐渐地只问成败，不问是非。不管害虫、益虫，谁能够拥有更大的菜地，谁就是英雄。这样的价值观，成了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主流的价值观。我们要探讨新商业文明的中国路径，我们就从根上探讨。我们认为新商业文明的价值观，应该是先问是非，再论成败，只做益虫，不做害虫。
　　先问是非，是为了问清是非之后，有机会追求更长远、更大、更可持续的成功。不做害虫，也并不意味着益虫就是软虫、弱虫、病虫，益虫同样可以是强大的虫。
　　所以，我们在这里开会，刚才我说到哥本哈根的另外一个会正在召开，我们的另外一部分企业家，王石、冯仑、张悦等一个企业家代表团，也代表了我们中国企业家要做益虫，要做一个强大益虫的一份宣言。到了哥本哈根，他们要告诉这个世界，中国的企业，尤其是领袖的企业的企业家，愿意做益虫，承担起中国减排的责任。并通过中国商业做益虫的努力，让中国在全人类做伟大的益虫。
　　这就是我们新商业文明的中国路径的基本背景，我们中国人、中国企业、中国商业率先做益虫，进而找到一个让全世界的商业跟我们一起做益虫，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安全、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可行路径。
　　现在，我宣布2009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开幕!
　　主持人：谢谢东华社长，每年一样的激QING豪迈、澎湃四溢，刚才听着社长的讲话，我想到了1956年毛**说过的一句话“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事实上当2009年我们这样一个特别的时间座标出现在大家眼睛前面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这是一个需要思考重新上路的时刻。因为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接近尾声的时候，一系列的危机都在给我们敲响警钟，无论是能源危机、经济危机等等，对于一贯居安思危的中国人来说，我们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思考，究竟在未来会不会有更健康、更循序、更好的发展动力呢?这也是我们这两天放弃了哥本哈根，愿意留在北京探讨一个共同结果的主要原因。
　　下面，我们有请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林跃然先生为我们致欢迎辞，掌声欢迎!
　　林跃然：尊敬的成思危副委员长，尊敬的王忠禹会长，尊敬的各位企业家、各位学者、各位代表、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由经济日报报业集团、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一年一度的中国企业界的盛会，2009第八届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隆重开幕了!我谨代表经济日报报业集团，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企业家的光临，表示衷心地感谢!
　　大家知道，经济日报是党中央国务院指导全国经济工作的主流媒体，经济日报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不断发展而成长壮大的。到目前，经济日报已经成为国内外各界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和趋势的主要的媒体。
　　在这次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之中，经济日报以及集团所属的报纸、刊物、出版社，全面、准确、及时地宣传党中央国务院的经济政策，积极推进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落实，及时报道各地、各行业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工作的成功经验，为中国经济的企稳回升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当前全国深化文化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经济日报所属的成员单位，正抓住大好机遇积极进取、日益改革、加快发展。中国企业家杂志作为经济日报集团的重要成员，在市场发展的探索中，寻找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成功之路。这个杂志的品牌和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等活动，在经济界、企业界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经济日报将继续支持其做大做强。
　　在此，我谨代表经济日报报业集团，对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各位学者和读者朋友们多年来支持经济日报及其所属各成员单位的发展，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2009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极不平常的一年，也是企业界经受考验的一年，在这样一个困难之年，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由改革开放30年形成了巨大财富积累，我们的企业和企业家们，应对挑战和困难的信心更强了、办法更多了。我们相信，经过这一轮危机的考验，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当前，中国经济在全球开始率先复苏，在年内经济增长的保八目标，应该说已成定局。但是，我们还不能过于乐观，宏观经济和企业发展等诸多的方面，依然面临诸多的考验和挑战。比如说出口不振的局面依然没有大的好转，经济刺激政策引发的通胀预期已经开始引起了广泛的担忧，结构调整的压力增大，资源环境约束也越来越强，中小企业的发展依然面临着很多的困难，自主科技创新仍显得不足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经济界和企业界必须面临、必须解决的课题。
　　在岁末年初之际，第八届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开幕了，并且确立了新商业文明的中国路径这样一个利益高远的主题。这正是企业家、政府、学者共同探讨企业发展问题好的时机。
　　从世界范围内，这一轮危机必然会对全球的经济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比如说因气候变化带来的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因网络技术的变化带来商业模式的变局，因为经济实体的变化带来了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等等，这些都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发展。我们坚信，这正是中国的机遇，更是中国企业的机会，相信在各位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之下，本届年会一定会取得圆满的成功。祝各位嘉宾和代表会议期间愉快，祝各位2010年事业发达、生活幸福，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林跃然先生，接下来我们将邀请几位重量级的嘉宾来进行我们的主题演讲。首先，我们请到的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掌声有请!
　　成思危：各位嘉宾、各位朋友，我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共同探讨今天会议的主题，就是我们新商业文明的问题。
　　东华前年就给我戴一顶帽子，企业家俱乐部的名誉会长，但是前年和去年你们开会我正好都在国外没能参加，所以这次总算有机会参加，跟大家交换一下意见。
　　大家知道，商业文明这个词，实际上在国外和国内，学界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一般的概念，文明是相当大的范畴，它的空间和时间尺度都相当大。讲时间尺度，那就是农民社会的文明、工业社会的文明、信息社会的文明、知识社会的文明。讲空间就是固定文明，中国、罗马、希腊等等这些。所以，商业文明、商业道德、商业文理可能都有互相交叉之处，今天就不咬文嚼字了。
　　我个人的理解，新的商业文明，特别是中国提倡的商业文明，就是两句话。企业对外要讲社会责任，对内要讲人本管理。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要办企业，企业最终的目标是什么?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探讨的问题。1999年我和张维迎他们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和对策》。其中我在我写的一章里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企业的目标应该是四个层次。
　　从管理者来说，要求利润和销售额的增长。从企业的所有者来说，他希望所有者权益的最大化。所以，我们看到在很多教科书上都讲到，这就是企业追求的目标。但是，实际上从企业追求的目标来看，还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顾客的满意度，一个层次是社会的支持率。顾客的满意度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顾客是王，顾客第一，这些观念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那么社会支持率是什么呢?社会支持率就是全社会对这个企业的认可，这是非常重要的。
　　从最基础的来说，就是社会人们都是你潜在的顾客，他手里的钞票就相当于一张选票，他买不买你的产品就相当于给你投票。所以，你仅仅是以顾客为目标还不行，还要从全社会。从企业的利益来说，还在于企业能够长生，能否创造它的辉煌，如果社会都不认可你，企业就没有发展的余地了。
　　社会责任当然很多，我主要想谈两点。第一点，关注弱势群体，也是我们所说的第三次分配。在市场为主的第一次分配，在政府为主的第二次分配，应该有一个第三次分配。先富起来的人们，在自愿的原则下，拿出他的一部分的财产，帮助弱势群体改善他们的生活、教育、医疗、卫生等等的条件，这是一种社会责任。那么，我们现在很高兴地看到，现在企业在这个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这个问题了。有一些知名人士也都是纷纷地投入了社会的慈善事业，比如说李连杰的“一块钱”理念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世界经济论坛上专门给他发了一个奖。所以，我想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扶助弱势群体促进社会的和谐和进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企业社会责任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关注全球性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水资源短缺、沙漠化等等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大家知道，气候变暖近年来成为一个主要的话题，哥本哈根会议将是要讨论并且制定行动的计划。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也是非常重视。尽管现在我们在各种会议上也受到各种压力，特别是说中国现在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但是我们也说了，第一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展，所以我们GDP在增长，而且增长得比较快。第二，我们的历史排放量积累下来只有世界的9%，大部分二氧化碳排放都是发达国家在他们工业化过程里排出去的。第三，我们的人均排放量还只是世界的平均水平。第四，我们由于现在很多化工公司把它的制造业搬到中国来了，像大的化工巨头很多都在中国设厂。那么，把二氧化碳排放算在中国的账上，所以在达沃斯，我跟那些化工巨头们说，你们得到了名声，我们受到了责备。实际上，你的装置是在中国生产的。但是无论怎么样，这是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分担我们的一部分责任。我们刚刚宣布，我们减排的目标那是很震惊世界的，我们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要减少40%到50%。因为我们的GDP在增加，我们的单位GDP的排放量要做这么大的减少，所以要我们做很大的努力。
　　如果再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气候变化只是人和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一个方面。大家知道，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是在发展的，在原始社会人们是敬畏自然，所以出现了对太阳、对月亮、对火等等的崇拜。那么，在农业社会，人们是顺应自然，因为要靠天吃饭。进入了工业社会以后，特别是在工业技术比较发达以后，人类脑袋就有点发晕了，就想征服自然。其实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就指出，人类不可过分地陶醉于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大自然都报复了我们。但是，当时没有人听恩格斯的话，当然他当时的名气也没有今天这么大。一直到1950年卡尔斯写了一本《寂静的春天》，人们才开始重视农药对于自然的破坏，进而重视环境保护。之后，一系列这方面书的出版，到了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确立了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概念。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发展，不能影响我们下一代人的发展。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追求人和自然间的和谐，不要再去想征服自然，我们要跟自然界和谐相处。天人合一，这是中国古代一直的概念。所以，我们的企业可以说我们国家提出这么高的目标以后，会形成一个倒逼机制，迫使我们的企业要关注环境问题，要关注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要关注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没有计算环境成本，实际上环境成本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所以，我在总会计师协会上，我说将来总会计师要会计算环境成本。当然，环境成本的计算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做过一个初步的测算，2005年我们因为资源、生态、环境的破坏，所付出的代价占我们GDP13.5。而当年我们GDP的增长，才10.7。如果长期这样下，我们将把环境的债留给我们的子孙，这可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注意的大问题。所以，我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应该着重做好这两个方面。
　　企业对内，我觉得是要实行人本管理，就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因为人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离开了人，企业就不可能存在。要做到人本管理，你就得把企业的员工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我们有一些企业家提出了顾客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我个人是赞成这个提法，当然我还要加上社会公益最重要。
　　但是这有一个争论，我们有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究竟是把员工的利益放到股东之上还是之下?这个问题有争论。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我们企业实际上还是要重视员工。当然，我们不能说给员工发高的福利、发高的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所谓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首先一个就是你要关心你的员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工会法制检查的时候碰到这么一个事情，在上海有一个工人生病住院了，这是外资企业，他给外方的管理人员打电话，那个人没有接，他进医院动手术，动手术之后这个管理者要处分他，要开除他，他就起诉，说我打过电话了，法官查过，确实进院动手术之前打过电话，但是电话没接。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法官采用一个术语，叫做法官新政，那个时候打电话绝对不是说今天天气很好，肯定是请假。尽管管理者没接，但是作为工人来说他是做了这个事，所以判工人胜诉。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那个企业产生了很大的振动，有很多人觉得管理者不尽人情，不在这里干了。我将来得重病，他一脚把我踢走了，所以造成了很大的反弹。最后，外方的管理人员也不得不更换。
　　而另一个合资企业是东方的企业，它的做法就不一样。他有工人病了以后，派人送鲜花慰问，而且说你放心养病，我们按照规定给你报销医药费等等。所以，首先你的关心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就是你要提高你全体职工的共同的责任感，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讲的企业文化，全体职工要有共同的价值观，有共同的价值观我们才能团结一致，增强凝聚力去做事。
　　比如说质量管理，尽管我们实行过全面质量管理，搞过PDC循环计算机辅助管理，但最重要的是在每一个职工心目中树立起来“质量就是生命”的概念。如果树立起这样的概念，那他才能够真正地自觉注重质量。我到乐凯胶片厂的时候，我跟他们说过，你们的胶片比别人便宜4块，为什么你们的质量不好呢?人家一照相洗出来之后是青面獠牙，那你赔人家一个胶卷?那人家旅游的费用不就浪费了吗?质量的问题是涉及到了用户的利益，所以要在员工的心中树立这么一个观念。我们有一批人到德国实习，礼拜六出去玩了，接到了德国厂长的电话，说赶快给我回来，他们以为什么急事，就回去了。厂长说你们礼拜五走的时候，工具没有收拾好，地下的报屑没有扫干净，如果你们这么干，以后我们就不接受你实习了。可能我们认为是小问题，工具没有收拾好、地没有扫干净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不养成那样的习惯不行。所以，企业文化起的作用是凝聚全体人员。
　　第三是要培养人，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如何提高我们工人的素质和管理人员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我们钢铁厂很多大的钢铁公司都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热炼轧设备，但是只有宝钢可以生产小轿车用的钢板，我们有了一流的硬件，但是如果没有高素质的人，那你也同样生产不出来，或者说你这一批生产合格了，下一批不合格，质量不稳定人家就不敢用你的，这是我亲自调查的结果。所以，你要提高我们操作工人和管理人员的素质，这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例子，这是我在德国听说的。我们有一个企业向德国出口高压泵，大家知道这是价值比较高的，但是它也是要求比较高的。我们100台里面总有2、3台不合格，因为这个东西跟安全的问题很大，所以德国人就担心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最后派了德国的工人到我们中国的厂来，就在这里组装，组装的结果100台都合格。那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工人的组装的能力或者是严格的程度比人家差。最后德国提出了，我买你们的零件，我到德国组装，当然咱们不干了，那样的话咱们就损失大了，增加值就小多了。但是这个问题从我们自己来说，就要提高我们自己的素质。
　　最后一点，就是要培养优秀的管理者。刚才我们和柳传志还在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这是历史的规律。如果我们不能培养出千千万万优秀的企业家来，我们的社会就不能前进了。所以，要培养新一代的管理者，使他们真正担当和引领企业走向世界的重任，那你就要下决心。当然，在培养人才方面，我们往往碰到了两难问题，就是能干的人不可靠，可靠的人又不能干。所以，这两难问题遇到不好办，这个人很能干，但你老担心他跳槽，这个人很老实、很听话，但是像块木头一样，什么事都做不了。所以，我们说从总体来看，能干的人，你要让他可靠，要靠制度、要靠公司治理的制度，要靠机制来约束他。如果他道德实在不行，你再能干我也不能用。
　　对于可靠但是不能干的人来说，你要培养他、提高他的能力，你要下决心培养一批新的企业家，这样我们国家的企业才能够兴旺发达。因为企业家在企业里面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有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工资比较高，所以社会上的议论比较多。我说企业家也是劳动者，他是高级的脑力劳动者，如果他可以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那他待遇稍微高一点应该是可以的，关键是看他对于企业的贡献。当然现在又有一个争论，说垄断企业有能耐不是你，是国家给你的政策，那是另一个问题，但对于多数，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来说，他就是要靠他的胆略、管理才能、对问题的判断来取得大家的认可。我听柳传志说联想去年亏损，今年扭亏为盈，这就是企业家的能力。所以，以人为本就是这四个方面。
　　归纳起来，我们讲的问题和全面可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相通的，所以我们大家还是应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并且真正用在行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
　　我们一方面增加那么多的投资，造成了产能过剩、产品积压、效益降低、污染回潮，这些问题存在。我们那天讲中国经济的三个隐忧，这是一个隐忧，就是投资过快发展带来的问题。如果你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至少会减少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天讲这么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企业对外要讲社会责任，对内要讲人本管理，认真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至于是不是新商业文明的中国道路我不好说，只能提出这个问题，供大家参考。
　　最后，向大家道歉，我要会见一批国外来的天使投资者，因为我是支持风险投资的，所以不能继续参会了，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们再一次用掌声谢谢成思危先生。
　　成思危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居安思危的人，为我们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很多的警醒。刚才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谈到了气候危机，确实现在我看到很多的科学家正在为我们描绘如果人类不停止减排，按照现在的排放标准，未来的人类将面临一个怎样的灾难。从气候温度的升高到海平面的升高，到很多知名大城市被淹没，到各种病菌的繁殖等等，这一系列连锁反应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是全体人类面临的考题。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保署署长Achim Steiner先生，他今天通过视频和大家一块分享他在这方面的思考。
　　Achim Steiner：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在2009第八届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与大家见面。
　　中国企业家团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也会有希望去尝试解决在能源使用权以及低碳经济等方面的挑战。
　　众所周知，或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正面临着环境改变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不能单靠一个国家因为它正影响着地球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公民。以及寻找所有问题的答案，归根到底是我们将如何应对挑战。世界各地的企业家有能力对政府通过规章制度，而发放的信息做出反应，并影响市场应该怎样干预。
　　必须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或经济发展必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在中国，人们从很久以前政府各界都在已经开始着手某些处理的方法非常精彩，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竭尽全力，寻找一个低碳消费模式它将更具智能，更高效。并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更少的污染，使得90亿人能够分享;这个星球的生存资源，毫无疑问，在我们向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会遇到重重困难和挑战，通过气候变化我们应该将目光聚焦在科技转型和经济转型上。企业家也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因为在环球经济大环境下，创新能力受市场情况投资者如何调整他们的方式，以及他们能够创造和发展的科技而影响的。在张望中国商业的发展前景，以及其在国际是中的地位时，我希望通过这次领袖年会，你们不仅能找到阻碍我们的因素，也能从绿色经济未来给予我们可持续发展的这个机会里找到勇气和想象力。
　　在过去的几年间，联合国环境项目很高兴有机会与中国企业家进行互动。从中我们发现到我们并没有执着于争吵中，而是共同关注如何共同进行能够通过政策的鼓励使个这一转型成为可能。这给商业以及工业带来机会，因为他们不应是这一转型者的受害者，而是这一转型的受益者。
　　绿色经济确实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但我们必须用一种公平和合理的方式实现这一转型。体面劳动是联合国的目标，这一经济转型中要实现的目标之一。我希望当在中国所带来的挑战的同时，也看到了其所带来的机遇。作为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一个经济领袖，中国在这一机遇中起着主导作用。这一领导机遇将为中国的商业雇员以及中国最终的经济发展带来益处。我们相信，这是我们推动进步的核心。
　　中国企业家团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也会有希望去尝试解决在能源使用权以及低碳经济等方面的挑战。
　　众所周知，或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正面临着环境改变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不能单靠一个国家因为它正影响着地球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公民。以及寻找所有问题的答案，归根到底是我们将如何应对挑战。世界各地的企业家有能力对政府通过规章制度，而发放的信息做出反应，并影响市场应该怎样干预。
　　必须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或经济发展必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在中国，人们从很久以前政府各界都在已经开始着手某些处理的方法非常精彩，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竭尽全力，寻找一个低碳消费模式它将更具智能，更高效。并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更少的污染，使得90亿人能够分享;这个星球的生存资源，毫无疑问，在我们向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会遇到重重困难和挑战，通过气候变化我们应该将目光聚焦在科技转型和经济转型上。企业家也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因为在环球经济大环境下，创新能力受市场情况投资者如何调整他们的方式，以及他们能够创造和发展的科技而影响的。在张望中国商业的发展前景，以及其在国际是中的地位时，我希望通过这次领袖年会，你们不仅能找到阻碍我们的因素，也能从绿色经济未来给予我们可持续发展的这个机会里找到勇气和想象力。
　　在过去的几年间，联合国环境项目很高兴有机会与中国企业家进行互动。从中我们发现到我们并没有执着于争吵中，而是共同关注如何共同进行能够通过政策的鼓励使个这一转型成为可能。这给商业以及工业带来机会，因为他们不应是这一转型者的受害者，而是这一转型的受益者。
　　绿色经济确实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但我们必须用一种公平和合理的方式实现这一转型。体面劳动是联合国的目标，这一经济转型中要实现的目标之一。我希望当在中国所带来的挑战的同时，也看到了其所带来的机遇。作为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一个经济领袖，中国在这一机遇中起着主导作用。这一领导机遇将为中国的商业雇员以及中国最终的经济发展带来益处。我们相信，这是我们推动进步的核心。
　　Achim Steiner：我希望通过这次的年会我们同样可以受到一条重要的信息，从而帮助贵国成为我们逐步建设低碳经济并最终实现绿色经济的动力。这也是我们应对当今面临问题即在解决数十亿生存在贫困和低于贫困线人口的饥饿问题的同时，能够让经济在我们现有的条件范围内发展，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感谢给我这个机会在此发言，预祝年会圆满成功!
　　主持人：面临危机的思考，放眼望去，大家今天都是正装出席，所以是一片暗色，但是在现场有一抹亮色，当一抹黄色站起，大家可能会眼前一亮，下面让我们有请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云先生演讲。
　　马云：谢谢，我突然发现我的颜色跟新商业文明两个字的颜色一样。
　　这是巧合，感谢大会给我这么一次机会，一年一度分享我们的思考。我想刚才东华在讲同时进行的另外两场会议，给我们两个信号。第一个是中央的经济信号非常强劲，以前讲政治带一点经济，今天讲经济就是讲政治。从来没有中央的会议会受那么大的关注，一个经济的工作会议，我想我们所有在座的人都关注这个会议。以前说军队是国家最重要的，因为它一动就是几十万的死亡，而今天经济为国之大气，它一动影响几十亿人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群体，在受到世界各方面的关注。
　　第二个信号是哥本哈根的信号，我相信也非常强劲。哥本哈根不仅仅是是一个气候的会议，而是告诉企业界，今天企业从市场中寻找机会，应该转变成为为社会解决问题。假如我们还停留在寻找更多的机会、创造更多的机会，而不是从整个社会寻找问题解决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不会得到这个信号。任何一次信号得到者一定能够抓住机会，失去这个信号的人、不了解这个信号的人，会是一个很大的灾难。我想，金融危机也是一种信号，这个信号我比较遗憾，人类不够太痛。
　　去年的年会上我说，最黑暗的时代过去，因为一场危机赢得高度关注的时候，它已经不是危机，人们是要处理这个危机。危机是往往不知道它已经形成，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信号，第一我们必须改变做事的方式、发展的方式，假如我们不改变，一定会碰上更大的麻烦。所以，我想我们必须思考的很多问题，包括新商业文明，我自己想了很多。我觉得我们企业要重新认定和社会的关系、和员工的关系、和股东的关系、和环境的关系。就是企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必须重新思考新的十大关系，假如我们不重新思考这些问题，还停留在上一个世纪危机之前麻烦就大了。所以，每一次一个人生病之前，一定是有信号的。假如你不得到这个信号，并且不进行调整自己、改变自己，你的麻烦会很大。
　　我刚才讲，遗憾的是危机过得太快，而且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我们真正从危机中学到了什么、思考了什么。我们今天很多人在为恢复昨天而感到高兴、感到骄傲，但事实上我们需要的是创造明天。明天的社会、明天的中国、明天的世界、明天的商业世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我们该做些什么?因为我认为对未来最好的不是去想象，而是去创造。假如你设计这次未来，为此做出巨大的努力。
　　所以，我今年比较郁闷，在年底的时候我思考，因为去年我讲了这些话，每年讲一通之后我不能再讲了，再讲麻烦就大了。人家觉得你神经嘻嘻的一年说好一年说坏，人家说你最遗憾的是什么事?
　　我去看了两个年轻人，是死于癌症。其中有一个员工是10月份过世的，他9月份要离开这个公司，他说原因之一不希望为公司带来负担，因为我的病无法医治，10月份他就死掉了。两个同事非常年轻，20多岁全是死于癌症。在座的问一下自己，你边上有没有亲戚和朋友没有癌症?20、30年前大家都说癌症是什么?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周围的朋友、同事、亲戚都各种各样的癌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最近参加的世界性的经济论坛比较多，每一次谈大气环保、大气污染，我后来越来越分析，因为我有一个亲戚特别强壮，突然告诉我们是癌症，我们尽了所有的能力，但是还是熬不了4个月。我反思这个问题，我们很努力，边上的年轻人也很努力，社会发展越来越好，物质文明越来越好，但是病越来越多，我们每天考虑的是建更多的医院、培养更多的医生，但是问题出在哪里?
　　我想起2001、2002年我们每天的工程师很忙，所有的计算机程序里面经常出危机，我们每一天很努力，最后我们发现假如不从第一段解决这个源头，程序要不认真，制造大量的Bug输进去，我们后来会越来越忙。如果今天我们不从病源解决，我们医疗改革不知道要走到哪去。我们不是要培养更多的医生和医院，而是把病源从头做起。水、资源、空气是最大的问题，空气现在是最大的问题，食品现在大家也关注了，但是水有多少人关注?现在全世界了水受到越来越大的污染，水越来越少。
　　我半年以前看了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我5年级到农村去，我跳进一个河里，我跳了下去发现这个水2米多深，差一点淹死。但是，在那个河里我学会了游泳，但是我半年以前去这个水很浅，全是垃圾。我听到农民讲的话是什么呢?今天吃我们的菜大胆放心地吃，因为这是自己家吃，是没有化肥的，而旁边的菜是卖给城里的人，是加化肥的。但是，农民没有想到，水是循环的，成立只有一口井，地球只有一口井，村里只有一口井。我们突然发现村里面出现很多的病，我们突然发现河里面很多的鱼漂起来。很多美国人是不吃淡水鱼的，因为美国有很多的州列了很多的说法，说不许捕鱼，因为水是污染的。但是，现在美国还是不许捕鱼，因为水下面的化学物还留在那里。我们过去旅游，可以看到青山绿水，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多少的青山绿水?
　　小时候在城里面说烟囱太大，以前烟囱是工业的象征、文明的象征，但是现在说烟囱污染化工产品，把它们搬出城外，以为我们没有看见就解决了问题，事实上没看见的地方是最大灾难的地方，污染就从那儿开始。今天我们从东部向西部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把污染的产品、污染的工厂搬到那个地方去，你们想象后面的结果会怎么样?长江的源头、黄河的源头都在西部。我们如果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我相信我们这个社会，我们不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而是在创造巨大的灾难。所有的灾难是在你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形成的，所以我想在金融危机过程中，假如我们不能得到这个信号，人类和世界发出的信号，我们将来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大。
　　另外，我在公司里面做一些试点，我发现当公司彻底开始关注生态、关注水、关注森林、关系这些环境的时候，你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年轻人从来没有那么团结过，从来没有对未来那么负责任过。今天我们做生意，我们绝大部分的员工都是80后、90后，他们对于世界的关心、未来的关心是不可思议的。
　　2年以前阿里巴巴上市的时候，我在香港有一次很大的感触，在新闻发布会上，有两个老外化妆成记者来闹事，他站起来跟我讲了1、2分钟非常气愤，我感觉简直要把摄像机仍过来一样。他说你们阿里巴巴在卖鱼翅，我说卖鱼翅怎么了?他讲了一堆，我说我没有办法改变中国人吃鱼翅，你们美国人吃牛我还很生气呢?但是我心里想，怎么办呢?我承诺我不吃鱼翅，但是我不能承诺我们网站上不卖鱼翅。2年来我就没有吃鱼翅，你不吃鱼翅以后，你才发现这个鱼翅从哪里来?说你是不是信佛，我说不知道，我就不吃鱼翅，后来我发现鱼翅就是从鲨鱼上剪下来，然后再把鲨鱼扔到海里，后来你问一下鱼翅是怎么做的，我相信你吃不下去。后来，阿里巴巴的淘宝上不卖鱼翅，把鱼翅从从阿里巴巴的网站上拿下来。从来没有一次我们的网站受到那么多的关注，全是年轻人说，感谢你们做了英明的决定，而这个决定是在无意识中做的决定，直到有意识我们获得了年轻人。
　　所以，我们每个人说关注未来、关注年轻人，我们不关注未来、不关注年轻人、不关注我们孩子的生命，不从水解决这些问题、食物上解决问题、大气上解决问题，我相信我们是走不久的。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今年听到北京下雪我特别激动，我发现北京人比我更激动，为什么10月1日会下雪?为什么北京下雪那么多人会激动?因为雪会越来越少，我们的孩子可能看不到雪。我是非常讲究风水的，做生意必须讲风水，风就是空气，水就是你门口的井。我不相信一个员工如果打开办公室的窗户，如果你看见的都是污染的空气，如果化工厂在你隔壁，你的员工愿不愿意在那里上班?如果你门口的水手伸下去都是发痒的，你的员工愿不愿意做那里上班?
　　今年阿里巴巴10周年，我让我的员工横渡钱塘江，我们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挑出了10大游泳健将，必须游过钱塘江。我告诉各位，20年前钱塘江清澈见底，而现在已经很污染，我们最后一个起来的董事身上像涂了油漆一样。如果我们不关注钱塘江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是干枯了，第二个是污染了，我们再没有机会在江里面游泳。想想看，有多少人往海里、河里、江里在排放污染，我们这口井有人在往里面投毒你会怎么看?我们不唤醒这种意识会怎么样?今年我死了2个，10年以后会死多少?也许是150，也许是200人。假如一个公司有200个员工，我们踏歌时候估计8万到10万名员工。如
　　如果一个公司一年死200个员工你是什么感受?所以，创造未来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有的人说，我们做不到是政府的事，我们做到了。奥运会以前北京的空气和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空气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们不要为10天、20天而激动，我们要为未来蓝蓝的天空而激动、而努力。假如所有的商人真的成为了商业文明，我坚信一点商业是社会发展积极、主动的力量。假如我们要想社会尊重我们，我们应该把利益放在一边，真正解决社会的问题，当然企业一定要挣钱，不挣钱的企业是不道德的企业，连称得上企业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我比较欣赏李连杰的壹基金，他提出的理念是：每个人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情?假如每个人可以做一点点，这个世界可以发生很大的变化，唤醒人们的意识是互联网应该做的事情。30年以前我看到西湖边上很多人在洗衣服，西湖是可以刷马桶的，今天谁再敢往西湖里面扔垃圾，所有的人会跟你过不去。假如我们今天不把这个意识唤醒起来，我们每个人关心自己，而不关注外面，每个人对于自己的门口管理得很好，但是江不关注，世界是循环的。
　　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做企业必须要务实，除了巨大的理念，假如不能从点点滴滴做起，商业文明就是一句空话。我们自己公司内部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尝试，阿里巴巴集团有5家公司，高管9个人。我们9个人要聚在一起开一次会非常难，1、2个月都找不到一天时间在一起。我们现在规定，阿里巴巴9个高管，每一个季度必须有一天时间坐下来，只讨论环保、只讨论水。因为所有的人坐下来，你可以什么事情都可以不参加，但是讨论水和环保这一天必须回来，认真讨论我们怎么做。
　　其中我们想到另外的是种树，今天我们所有人想到的问题是，污染这么大，我能做一些什么?节能减排我们听不懂，但是我们到底可以干一些什么?我自己用的是宝马，我自己买了一辆车是奔驰，我心里觉得挺内疚，我确实很内疚。排放的量挺大的，但是你说今天让我回去坐桑塔纳、吉利不是不可以，有的时候觉得发展的目的是什么?还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但是，我能做些什么呢?我不可能像报纸上说骑自行车上班，现在说不定北京骑自行车是一个办法，这样过来需要20分钟，开车可能需要一个半个小时。你让我一个星期4天开车，3天不开车，我做个1、2天秀可以，天天这么办不行。我们有一个办法告诉员工，如果你的车是200CC、300CC，每多少CC相当于种多少棵树，我们可以释放氧气。我们提出种树的概念以后，很多的年轻人是积极响应，而且觉得我今天买了这辆车，相当于种200棵树就可以，要么出钱，要么种树，这些树刚好可以抵过这些东西。最重要的是，你提出了这些观念，原先我们讲节约用纸，正面用、反面用。王中军跟我说在北京种树，10棵树里面1、2才可以活。你种完了之后发现太难种了，你发现有人在莫名其妙地砍树，你会莫名其妙地痛恨那些砍树和浪费纸张的人，员工自然就学会了节约，懂得了世界和治水。中国需要很多的企业，但是中国不需要那么多的造纸厂，纸应该贵一点。
　　所以，我今天想和大家交流的就是这个想法，我讲的不一定对，数据未必是准确的，但是我希望我们接收到这次危机的信号，再次感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马云先生，这么明媚的黄色，在此刻的舞台上呼唤每一个人，用自己的努力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澈。
　　30年的改革发展，可以说是摧毁性的力量，让数以千万计的人没有清洁的水可以饮用，让数以千万计的孩子没有更清澈的未来。2008年的8月8日，是很多人认为很吉利的日子，但是这一天只在长江水域出现的白鳍豚正式宣告绝种，我们以后在这样的土地上，这不仅是一个环境的问题，是不是让我们从新商业文明来探讨这个问题。
　　主持人：下面，我们请到的是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Stephen Roach先生做演讲。
　　Stephen Roach：非常感谢，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在此进行演讲。有关于中国的企业家们是中国的未来，在这里演讲我感到非常荣耀，尤其是在马云之后，中国一个非常伟大的企业家，而且他做了一个非常激动的演讲。
　　对于危机来讲，对于中国是今天我想给大家主要传达的一个信号，就是危机是既有危也有机。而且，我们知道危就是指我们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信号、未来有什么样的机会。
　　就我看来，这个危机唤醒了整个世界，它唤醒了西方，它告诉我们这种过度的金融行为，是会导致非常严重的麻烦和问题的，我们要克服这些问题。同时它也唤醒了中国，就是外部的需求一直在多年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好的运行，但是在将来它会出现问题。我想给大家带来的信息，就是现在中国要加快自己的结构调整，以便能够改变这种依靠外需来转变为依靠内需来进行发展驱动的模式。这也是将来5年计划的，就是2011年执行的下一个五年计划主要的目标。
　　我们看到业界领袖都在讨论这些问题，今天还有将来几天我们都会谈到这种宏观的战略问题，以便能够更好地引导将来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我有一本书已经放在外面的书架上，供大家来阅读，它是讲到未来亚洲新全球化时代遇到的机遇和挑战。欢迎大家看一下这本书，同时我想借此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面临的这种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显示了中国经济的架构。大家可以看到两个驱动的产业，在过去的3年一个是出口，另外一个是投资，它们占了中国GDP的30%。右手是内需，实际上只占到了中国GDP去年的3%到5%，在09年这个情况也是差不多。
　　温Jiabao总理在1年半以前曾经说过，他说中国在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强大，但是深入进去，就会看到很多不平衡的问题和不稳定的因素。我想温Jiabao总理说得非常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也集中涌现出来。特别是在2000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线是出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出口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同时，外部需求也是非常强大的。　　
　　这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现在主要的中国出后对象国美国的消费已经没有这样强劲了，美国人花钱花的太多了，现在他们要付出代价，他们要进行储蓄。所以，就不可能对中国出口的企业提供像以前那样的支持。在过去8到9年之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外部需求的变化已经在发生了。
　　在左边到右边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它的情况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而且，现在就是解决问题的时刻。有人说中国人天生就是爱储蓄不爱花钱，这和DNA没什么关系，我想这和中国的政策、国内的情况是有关系的。中国的“十一五”计划，也和温总理所讲的一样，实际上它表面看起来是很不错的，但是深入进去会看到很多的问题。中国一直在增长方面都是在量化方面比较显眼，但是在质量方面同样没有提高。
　　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到，中国现在执行了经济发展计划，它的目标要完成什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65%的项目已经是提前完成了。城市化在加速地进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温总理说的，内部深入进去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比如说服务业。还有消费，还有研发，研发在GDP所占的比重，也是不够的。另外还有二氧化碳的排放，中国在这方面也是没有达标，所以中国在“十二五”计划要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计划马上要付诸实施了。“十二五”计划会成为中国战略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特别是考虑到了中国危机的形式，以及需要刺激内需的形势。我想在这里讲三点非常重要的方面，这三点都应该在五年计划中间得到尽快的解决，以便能够现在就调整它的发展模式。
　　第一，要建立一个非常好的社会保障体制，在这方面不能再浪费时间了。还有私人的养老金，还有医疗保险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平均算下来，也就是每一个工人差不多只有90美元左右的平均的数额，这根本就不够。这个问题一定要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在这方面要增加差不多8000多亿的资金而平摊到每一个人头上，就是增加30美元的社保。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解决现在储蓄率过高，还有过高的房价等等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进行这样的模式的改革的话，你就不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也不能够促进内需极大地发展，现在就要采取行动。
　　第二，下一个五年计划应该有更广泛的计划来支持农村的发展。中国在农村地区已经进行了很多的改革，比如说在土地所有制、土地使用方面等等。在十一五计划中间，也有很多新的政策，特别是要建造一个和谐社会的指导方针，这是非常好的。
　　第三，在“十二五”计划中，我想它会包括刺激扩展消费业发展的计划。中国的私营企业规模太小了，在这方面很多还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在这方面为了刺激私营部门的发展，能够吸收更多的劳力，在中国执行“十二五”计划的时候，特别是在刺激内需这方面，我想就这个问题讲五点。
　　第一点，要有更平衡的经济发展。就像温总理所说的，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发展模式，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只致力于投资、出口业的发展。这种更好地平衡，会保证将来更好地宏观经济发展模式的建立，因为现在很多的问题都是这些不平衡的问题造成的。中国在目前的危机中间，已经付出了代价，所以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要扩展农村和消费的基础，以便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建立和谐社会。
　　第三点，为了刺激更多的消费需求的发展模式，我们一定要减少贸易和经常项目的赤字。我到世界各国去，我听到了各国有贸易保护的论调，对中国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也是应该解决的，我想这是一个引起很多紧张关系的问题。
　　第四点，要改变以产出为重点的模式，转到以消费为重点的模式。马云先生刚才对于这个问题也说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比如说我们要看到污染、环境恶化的问题，要采取措施来保护自然资源。所以，中国的这种结构的改革，如果要做得好的话，那么中国可以在这方面使自己的经济发展和GDP的增长变得更加环保、更加绿色。
　　第五点，中国大规模的剩余劳力的就业的问题。出口、投资、制造业，很多的项目都是资本密集型的，但是这并不是将来解决就业有效的方法。因为我们需要大规模的促进就业，那么这实际上是全球面临的问题，我想中国在这方面的管理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特别是在危机时代。但是如果展望将来，我们可以看到投资和管理这方面是不能满足的，不能够因为过去做得好，就停留在过去的荣誉上。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在西方、在中国、在东方各国都是如此。
　　中国现在面临着非常重要的战略挑战的转折点时刻，我想对于中国来说现在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特别是在这个后危机时代，要抓住发展的机会。以便能够更好地改变自己的宏观经济的架构，能够使自己在下一个30年做得更好，中国的企业家都是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非常感谢大家，我就说到这里。
　　主持人：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下一位主题演讲的嘉宾，他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大学的校长连辑先生，掌声欢迎!
　　连辑：尊敬的各位企业家，我是地方政府的官员代表，我参加过几次这样的活动，地方官员参加得比较少，每次来是带着耳朵想听一下我们现代的企业家关于中国、关于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思考和研究的成果，每次都很受启发。
　　昨天晚上东华跟我讲，希望不要每次都带着耳朵，也讲讲自己的观点。所以，临时有一些心得跟大家交流、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主题是“新商业文明的中国路径”，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开放的话题，是充满话题的话题，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像长跑比赛，有它的规则。我个人觉得，主要是三个规则，第一个规则是共同贡献的规则，只要上场，尽管有先有后，但都为这场比赛做出贡献。所以，人类的进步是一个延续着的过程，既往的文明包括既往的衰落，都为人类的社会发展做出过贡献。
　　第二个规则，是方阵方正规则。无论在哪一场比赛中，都有第三方阵、第二方阵、第三方阵。所以，曾经有过欧洲领跑的经济发展时代。在15世纪、16世纪、17世纪、18世纪，由美国领跑的时代19世纪、20世纪。现在，可能要进入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后发展国家的领跑时代。
　　第三个规则，就是交替领先的规则。15世纪曾经有过西班牙、葡萄牙，16世纪曾经有过荷兰，17、18世纪曾经有过法国、英国，19世纪、20世纪有过美国。但是，是交替领先的。我们必须注意一个事实，即使在交替领先的过程中，已经和现代领跑的先进国家相比，那些已经不领跑的国家，仍然长期以来处在世界的第一方阵。所以，他们的领跑文明的衰落，并不表明他们国家整体文明的衰落，成为是这个世界上第一方阵的代表。
　　我认为我们在是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上述的三大长跑规则，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就是商业文明的概念。昨天东华跟我讲，新商业文明的概念是08年由马云先生提出来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开放的概念，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认为，新商业文明或者叫做商业文明，应当是一个历史时期社会新文明的一个反映，是社会新文明的组成部分。其二，新商业文明的形成，应该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其三，新商业文明的诞生，必须有传承、有延续。它是一个善变，而不是对于传统的颠覆。就像50年代美国得到诺贝尔奖的概念，涵化的概念，它是接受了既往的其他民族，或者是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潜移默化地改造了自己，在融合其他文明的过程中，产生新的文明，这种文明必须带有既往文明的痕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谈中国引领的世界性的新商业文明，不是颠覆包括美国文明在内的既往文明。其四，新商业文明的产生结果，应该是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了制度、政策、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还有经济发展的既有的成果准备和人才技术等中观、微观条件的准备。这些条件准备得越充分，新商业文明发生、发展的支撑条件越好，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观点。第三点，在中国面临挑战金融危机，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在中国提出新商业文明引领世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准备好了吗?政权建设是如此，经济建设是如此，没有准备机会到来都很仓促。比如说20世纪初，孙中山更迭中国政权，想法很先进，但是制度准备、干部准备、操作手段方法准备不足，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不断地进行政权更迭，是最乱的时期。比方说南非的国大党突然接管的政权，能不能把这个国家管理好，没有充分的准备。金融危机突然到来了，旧的世界金融、经济发展的规则要发生改变，有些国家领袖地位要下降，有些国家的话语权、参与全、规则制定权的地位要提升。中国属于后者，但是中国有充分的准备吗?这个问题需要很严肃的提到各级政府的面前，提到各位有责任的企业家的面前。
　　我认为我们国家在这一轮经济洗牌过程中，应当做好的准备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减少冲突，中国已经毫无疑问地由地区大国，变成了世界大国。那么，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我们目前面临的根深蒂固的冲突，至少有意识形态的冲突、制度冲突、文化冲突，还有核心利益的冲突。这些冲突有时候表现为具体的问题，比方说包括环境的项目，包括国际贸易的产品争端等等。其实，它本质上是我上面讲的这几类冲突。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从政府的层面、从国家的层面来解决或者缓和的话，我们想引领新商业文明，面临的客观障碍是很大的。
　　第二类情况，要保障安全。如果没有安全保障，我们国家的包括新商业文明在内的新的社会文明的发展，也是社威胁的。那么，安全保障首先是国家的战略安全，包括我们的政权，包括周边环境，包括国际经济环境，包括传统安全，也包括非传统安全。这些问题像空气和水一样，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感受不到。但是，一旦发生问题，会很迅速地影响到每一个社会单元，包括每一个企业的身家性命。这种联系是千丝万缕的，是非常具体的。那么，我们的保障安全的准备做好做充分了吗?这也需要很好的研究。
　　第三个准备，就是赢得权益。因为在在不断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融入世界要得到世界的认同，特别是要得到上一轮规则和利益分配，已经完成了的国家的认同。因为你要参与国际事务，必须要重新洗牌，必须要获得世界事务的参与权、话语权和规则的制定权。那么，这些权益的获得，是我们引领新商业文明的制度条件。如果没有准备，我们想引领世界的新商业文明，也缺少国际制度性的保障。这一点我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充分了吗?这也需要很好地研究。
　　第四点准备就是完善自我。我们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总体上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和既往的文明相比、和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相比，我们的经济准备、人才准备、制度准备、政策准备，包括文化的准备，包括科技的准备，包括新的运作模式的准备怎么样?这些东西是练内功的，没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和积累，用跨越式的方法来思考，自我完善地准备或者是操作这种准备，也是不符合规律的。那么，这种准备没有做好，想实现这种能力和发挥作用尚待时日。
　　这就是我想讲的“中国准备好了吗”四个重要的方面。
　　第四点，我是内蒙古自治区的政府官员、内蒙古大学的校长，我借这个机会说几句内蒙古。内蒙古已经连续七年在中国这个大的经济体里全国第一，人均水平已经进入全国前八位，世界增速最快的是中国，中国增速最快的是内蒙，内蒙增速最快的是鄂尔多斯。所以，中国出现了内蒙古现象，出现了鄂尔多斯现象。在改革开放30年，中国总结了18个改革开放的综合发展典型，其中有鄂尔多斯。在科学发展观中国总结了5个典型，仍然有鄂尔多斯。今年，鄂尔多斯的人均GDP超香港。所以，做一句广告词，欢迎在座的各位企业家到内蒙古去投资、创业、发财。
　　第五点，做一个结束语。政府和企业本来是一家，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就是一家。长期以来，政府在改造我们过去的制度和体制，主要是站在企业家的立场和角度看问题，所以不断地减政、放权，不断地创造条件、环境，不断地提供高效的服务。通过30年，完成了政府责任的第一次交换，就是把企业家的责任变成政府的责任，政府为企业家办事、服务，这一次交换总体上完成了。
　　那么，我最近连续三年来参加领袖年会，听到绝大多数的企业家现在思考问题不只是站在企业家的角度和立场上，也越来越多地站到了政府的角度和立场上来思考问题了。所以，我可以预示，用不了多少年我们的第二次交换也可以完成，企业家变成了有政府眼光、政府胸怀、政府责任和政府能力的这么一个群体。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政府和企业，就真正地融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来促进我们国家的发展。
　　江山待有人才出，长久后浪推前浪，我相信我们的企业家，能够引领中国经济文明发展的蓝天，欢迎大家到内蒙古做客，谢谢!
　　主持人：谢谢连主席，正是我们本次年会的主题，引发了大家的畅所欲言。不过，连主席还是落到了他讲话的重点之一，欢迎大家到内蒙古投资、旅游、做客。其实，我想更多的企业家，也许在未来希望能够内蒙古寻找我们今天探求的新商业文明的落脚点。
　　新的商业文明到底如何来构建?它和传统的，或者说主流商业文明当中有什么区别?我们会在下一位演讲嘉宾的演讲内容当中一同找寻答案。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演讲嘉宾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先生，掌声欢迎!
　　张维迎：前一段时间去山西榆次看了一下榆次老城的衙门，衙门里面有一幅对联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个对联是这样讲的“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行，论行天下少孝子，万恶淫为首，论思不论心，论心世上皆恶人”，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孝子，不是看它给父母花了多少钱，而要论他的心，他内心的孝敬，否则有一些贫困的人就不当孝子了。万恶淫为首，不能看他有没有犯事，而是他心里有没有这种意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其实讲商业文明，最本质的是什么?是论事、论行、不论心，要看这个人做了什么事。我和东华打过招呼，我要批评他一下，他开幕的时候有一点不知调。讲到了经济危机，因为企业都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所以有了经济危机。那么，苏联为什么彻底垮掉了呢?那么10年前的东南亚经济危机又因为什么原因呢?包括现在的环境污染，都归结为企业追求股东利益了，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恰恰是市场经济的国家，越市场经济的国家它的环境保护越做好，而越不是市场经济的国家环境保护做得越差呢?
　　所以，我们的企业界和政府学术界，我们现在都喜欢说一些政治上政权的话，我们应该真正地分析一下深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的商业文明真的是这200多年来的事情，这200多年之所以形成了商业文明，就是论行不论心，论事不论心。如果这一点大家真要理解，一定要看一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角色，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企业来讲，无论是股东、员工、债权人都有一个分工，这个分工是每个人都有创造的价值。每个人都要从所有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们一个企业的内部，炊事员要从老总的角度考虑工作，老总想炊事员的工作，我们这个企业怎么玩?所以，无论是股东还是债权人，就是一个分工。很简单，出钱投资企业的人，你可以当股东，你也可以当债权人，你为什么当了债权人不当股东，这是一种选择。所以，我说我们千万不要模糊这些东西，尤其我们不要对一个公民的道德修养和企业混为一谈。个人有钱了爱怎么花，你有你的兴趣，但是社会有社会的约束，社会有社会的道德观念，其中一个是花钱，最快乐的是为别人花个人的钱，比如说你请别人吃饭。
　　我们讲的新商业文明，这也包含着好多的含义，包括了对于环境的关注等等。但是我仍然要说的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只有量化为制度，我们才能有效。不要成天想着保护环境的人，道德水平就比其他人高尚，我们研究一下呼吁最多的这些人，都是在给自己增加科研经费。因为这个问题说得越严重，政府和业界就对他的投资越多，他的科研经费就越多。同样现在的甲流的问题，那么强劲的防范甲流，难道都是社会责任?不一定，都是逃避自己的个人责任。中国的84%的死亡都是交通运输，如果我们把一些钱花在改善交通运输本身，减少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现在花这么多钱做疫苗等等对于死亡的影响。疫苗都是药厂的公司私利导致的，他不断地游说这些疫苗多少重要，所以国际组织和政府都拨钱买这些疫苗。
　　我还是想说一下商业文明最基本的规则，论事不论心，论事不论行。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我们会越来越变得在前文明时代活着。我刚才讲到，亚当斯密有很多的伟大之处，所以你要理解商业文明要看他的东西。我今天只讲一定，就是亚当斯密在233年前做过一个预测，他说西方的这些征服国家，和那些被征服的国家，最终会达到平等化。
　　当然，我们知道在过去的200年里面，情况可能不是这样。我给大家看一个有意思的东西，我们从统计来看，在1500年之前最富的国家和最穷的国家的人均GDP差距不大，而2000年最富的国家是最穷国家的6倍，2003年是18倍，而好几年中国都是垫底的。其实在200多年里面，一个国家人口的规模和GDP的规模，大体是相当的。所以，我这条线横坐标是各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纵坐标是GDP占世界的比重。大体我们看到在一条线上，亚洲的人口占世界的65%左右。亚洲的GDP占世界的68%，而印度的人口占世界的27%左右，GDP占29%左右，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3%左右，GDP占世界的22%左右。大体地我们看一下那些点，代表不同的国家在这条线上。
　　在1700年，就是我们清朝的早期。这出现了两个点，这就是西欧，但是并不严重。你看一下印度和中国，印度仍然是占世界人口的27%，占世界GDP的24%，中国仍然是这样的。再过120年之后，就是1800年，这个就更厉害了，大家发现中国的GDP占世界的1/3，人口也占世界的1/3。之后问题就出来了，大家卡一下1870年，就是140年前，那两个突出的是西欧这个地区很高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只有12%、13%左右，但是GDP已经占到了34%。而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28%，GDP下降到占世界的17%左右。整体亚洲的总仍然比西欧高。然后在100年前，就是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结构变得更大了。欧洲特别突出，而这个时候美国也突出起来。美国人口只占世界的不到6%，但是GDP已经占到了世界的20%左右。而亚洲人口是世界上的26%，GDP只占22%左右。我们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5%，GDP占不到8%。
　　美国已经超过了西欧合计的总量，仍然是占世界总人口的5%、6%，但是GDP占21%以上。我们看一下1973年大体的结构和1950年没有太大的变化。
　　2003年这个时候的结构有一些变化，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20%多，但是GDP占5%。我们想未来会怎么样?这已经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刚才的数字都画在这个图上，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东西，在公园1980年人口系数和GDP大约是1，大的国家是大的经济体，小的国家是小的经济体。之后一路下滑，到了1970年达到了0.14，人口大、经济很小，人口小可能经济很大。但是我们看到又跳起来，2003年的相关系数回归到了0.52，预计2030年回归到0.73。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意味着人类在过去200年拐了一个弯，这个弯又要拐回来，回到的人口规模和GDP的规模又相当起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亚洲占世界60%左右的人口，在亚洲的GDP占世界60%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格局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占20%的人口，我们预计20年或者是30年之后，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GDP占到世界的20%以上，人均的GDP按照平均算的话，这个世界的经济格局和过去不一样。
　　我们再谈商业文明，很多的概念就会发生变化，对于中国整个评价都会发生变化。所以，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
　　还有一点，其实中国自己也经历了类似的事情。我们的改革开放各地区的距离拉大了，改革开放第一个10年，在这一块的广东、浙江、山东全是沿海。第二个10年，福建、广东、浙江、山东，人们是沿海的。第三个10年就变了，成长最快的是内蒙古、陕西、天津、宁夏。过去的6年里面增长最快的是内蒙古、河南、陕西、山东。如果我们看到各自的成长，前期离散得很大，有高的、有低的，但是2003年之后收缩的。中国地区增加的速度本身在缩小，但是鹤立鸡群，那就是内蒙古，它是跟之前都不一样。
　　世界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其实都想告诉大家一个意思，如果商业文明我们理解为它就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文明，离开了这个市场经济没有商业文明。市场经济的文明如果普及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会发展起来。
　　如果说我们过去200年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差距拉开了，有些国家有比较好的商业文明，有些国家没有新的商业文明。因为中国走上了商业文明之路，所以世界人口和经济的便利就开始恢复。中国的大陆也是一样的，沿海进行了商业文明所以沿海发展了，内地有了新的商业文明，所以内地发展了。
　　我希望这两个思考，可以给大家借鉴的意义，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张维迎先生，谢谢他为我们做了亚洲的主题演讲，当然他以自己非常强大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为我们今天的年会增添了很多学术上和理论上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