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美文一篇

dengxi6489

汉娜?阿伦特（1906-1975），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著有《人的境况》、《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论革命》、《黑暗时代的人们》等。随着其著作陆续被译为中
文，其思想日益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

想了解《论革命》一书背景的人恐怕要失望了。翻遍汉娜?阿伦特权威传记，扬?布洛厄
的《爱这个世界》，也找不到只言片语提及阿伦特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著作。普林茨的
同名传记，只寥寥数语提到《论革命》，称阿伦特写作此书，只是为了向美国和法国革
命先辈致敬，这种肤浅得近乎“另类”的揣度，只会徒添混乱而已。

我们只知道，大概阿伦特《论革命》才动笔不久，就因为艾希曼的审判而不得不中途搁
笔，然后就有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这一引起轰动的著作。据扬?布洛厄的叙述，期间
阿伦特时常感到无比焦虑，因为《论革命》始终悬而未决。

所幸《论革命》除章节篇幅过于随心所欲之外，感觉还是一气呵成，毫无断续之感。但
它付梓出版之际，注定要遭到冷遇，因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余热未消。没奈何，《
论革命》悄然进入大学，自绝于世间种种喧嚣纷扰，遂成美国各大学政治学系同仁的读
物。世事难料，时过境迁之后，《论革命》竟成了当今政治学著作中被援引最多的阿伦
特作品，能望其项背者，恐怕只有《论暴力》了。

在一个远离革命的年代，阿伦特为什么非要逆流而上，写作这样一部并不太受欢迎的《
论革命》呢？答案就在书中：吾不忍见革命精神丢失殆尽矣！霍布斯鲍姆写作《革命的
年代》，似乎是说，革命的年代已经成为历史，可以盖棺定论了。阿伦特不敢苟同，理
由也很简单：革命就是政治。所以，谁要是以为《论革命》的目的仅仅就是评论两场革
命（或曰向革命先贤致敬），那就大错特错了。须知《论革命》讨论的是政治本身，也
就在此意义上，它乃是阿伦特政治思想的大全。几乎所有被后人概括出来的阿伦特政治
哲学旨趣，诸如根本!平庸恶、共和政治、公共领域、自由与开端、权威与正当性，都在
《论革命》中，以一种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一涌而来。窃以为，理解阿伦特的政治思
想，《论革命》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

阿伦特的政治哲学固然博大精深，《论革命》尤其深邃，但深邃并不在于复杂。任何将
阿伦特复杂化的做法，很有可能是误入歧途。其实读《论革命》可知，阿伦特的思想无
比清晰，不枝不蔓，既无故弄玄虚之说，也决不故作惊人之语。阿伦特所征引之事也好
，所援引之人也罢，全都是一般读者耳熟能详的，绝无列奥?施特劳斯教授以考据癖彰显
其古典学功底之嫌。但阿伦特向以“潜水采珠员”自居，追求思想之深度，一沉到底，
不到极限决不回头——这种思想勇气，才真正叫人叹服。

《论革命》第一句话就振聋发聩：二十世纪的历史，仿佛是在验证列宁的预言：战争与
革命。这是一个最清楚不过的历史事实，但从未有人像阿伦特那样，把这一事实与人的
政治存在，与自由联系起来。革命的理由是自由，革命就是开端。在基督教文明传统中
，开端是上帝的特权。人之自由就在于篡夺上帝的权力。真正意义的革命，是政教分离
之后的现代产物。绝对君主篡夺了上帝的绝对性，成为世俗权力的合法性源泉。继而是
人民通过革命篡夺君权的绝对性。革命的问题由此而来。

因此，《论革命》的重点，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立国。立国的根本问题是，当革命
摧毁了君主的绝对权威之后，如何构建一个新的权威（绝对性），作为一切权力的合法
性源泉？阿伦特援引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名言来说明这一个悖论：“政治学的大
问题，是找到一种将法律置于人之上的政府形式，这个问题之难，可以与几何学中将圆
变方的问题相媲美。”换言之，立国之人，也就是立法者，如何甘于臣服他们自己制定
的法律？

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分道扬镳。美国革命在联邦立国之前，在
州郡就已经形成了长期的宪政实践。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与权力各有其源泉。法律的源
泉是人的基本权利，这是亘古不变的；权力的源泉是人民主权，人民通过参与来改变权
力。法国将法律与权力归于同一个源泉，那就是人民主权，这就出现了卢梭所说的由圆
变方的问题。

生死攸关之际，一切都视乎人，地球上最自命不凡的生灵，是否肯轻易放弃从上帝手中
篡夺来的，那难能可贵的自由。如果革命者选择自由，他凭什么臣服于自己制定的法律
？同理，他的子孙后代，也绝不会赋予第一代开国者奠基的特权，而是一代又一代去重
演革命。

美国革命固然成功地避免了法国大革命的悲剧，但代价是去政治化。开端是开国者的特
权（请注意：美国有国父之谓，法国没有），他们制定一部联邦宪法，目的是让自己的

子孙后代再也不用为一部法律而战。这就是阿伦特批评契约论的精髓所在：契约论只给
了第一代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他的子孙后代呢？难道就要甘心为奴吗？杰斐逊就洞悉了
共和国最致命的危险：联邦宪法将一切权力赋予公民，却不给他们做共和主义者和以公
民之身行动的机会。杰斐逊心想，我们这些人，有什么理由以子孙后代的自由为代价来
独享政治之好处呢？一定要让联邦宪法本身有“定期修正”的可能！因为每一代人都“
有权利自行选择他们认为最能促进自身幸福的政府形式”。可是，谁去理会一位退隐老
人的声音呢？

历史就这样给人们开了一个玩笑：法国大革命一代又一代地保留了革命的精神；在美国
，人们纷纷退回到消极权利的安乐窝中去享受清福，“宁要私人之幸福，不要政治之负
担”。甚至是否曾经发生一场美国革命，都颇具争议。

法国大革命的悲剧不在于法国革命者有多么愚蠢，错误地继承了卢梭的“公意”思想；
美国革命的成功，也不在于美国革命者有多么明智，竟可以从孟德斯鸠的《法意》中找
到立国之本。如果结论仅止于这样的人云亦云，汉娜?阿伦特又有何稀奇？阿伦特会说，
事后诸葛亮人人都可以做，你不妨当一把法国革命者试试。革命大势，又岂是一两个人
的意志可以左右？两场革命，其实是理一分殊，都摆脱不了现代性之宿命。而从政治上
说，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就是模糊了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之间的界限。法国大革命之悲，
在于社会问题的卷入；美国革命之幸，在于它纯粹是政治的。但是一俟革命结束，政治
就被私人的、社会的事务所取代，革命精神也随之一去而不复返。

阿伦特最后留给我们的是一声喟然长叹。  

原作者，陈周旺。《论革命》中文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