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多年前,中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开始了历史性转变。冷战结束至今,国际形势变得极端不稳定,地缘政治的发展充满变数,大国关系仍在重组。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使国内政治经济形势面临着重大挑战,同时中国也面临着越来越复杂和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国内外政治安全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也促使我们认真思考21世纪的对外战略。本文将结合对外战略理论与现实分析,试图阐述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环境的变化和选择。\r<br>
<br>一、什么是国家对外战略?\r<br>
<br> 国家对外战略是一个国家长期和总体发展战略(或称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与对内战略相对而言的。当然,对内和对外战略之间不是相互对立或各自独立的,而是密不可分的。张季良认为,国家对外战略也可叫做国际战略或全球战略,“从国际和我国的实践来看,国际战略指的是一国对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以及相应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等总的认识和谋划。”[1]关于对外战略的定义和研究内容,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这里不一一列举。简而言之,对外战略是一个国家制定的既符合国内外形势又有利于自身利益的长期对外政策思路和策划。\r<br>
<br>从理论上讲,国家对外战略具有以下五种要素:\r<br>
<br> 1,对外战略具有长期性,有的10年左右,有的可以长达30年到50年,甚至更长。这种划分固然不十分确切,还需要更加严密的历史和理论分析,但是,提出这一观点的主要目的,在于提示我们不要把某种暂时的政策性调整误认为战略性调整。例如,在冷战期间,美苏两国总体上的遏制与反遏制战略执行了40余年,期间,两国各自提出的军事战略新概念和地缘战略调整并没有改变两国对外战略的对抗特征。1972年,尼克松访华没有改变美苏冷战格局,但却实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性调整,这种对华接触与合作战略历经了30年的风风雨雨,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并没有改变对华接触与合作的总体战略格局。对外战略一旦制定出来,一般情况下不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改变,否则就是失去政策上的连续性,导致外交上的挫折和失误。\r<br>
<br>2,对整个国际格局、国际形势的发展方向要有总体上的判断,这是制定对外战略的出发点。有了这种总体判断,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不作判断或做出错误的判断,都会导致外交混乱和甚至出台危险的政策,最终是对外战略的失败。相反,如果总体判断准确,外交政策就会取得成功。所谓“着眼于大局”就强调了总体判断的重要性。例如,中国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判断就属于对整个国际局势发展方向的总体判断;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针对对方的任何一些政策都可以说是着眼于对抗和遏制的战略形势。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判断的改变就意味着对外战略的转变。因此,我们不能轻言“战争”已经取代“和平”、“大国对抗”已经取代“大国合作”。\r<br>
<br> 3,对自身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估,这是制定对外战略的根本。只有彻底分析和认识自己的实力、和国际上其它进行力量对比,才能做到“知彼知己”。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国际定位”。给自己的国家实力打分和给自己的国际角色定位最忌走两方面的极端,一是高估自己的实力和优势,有意无意地强调别国的不利因素,二是低估自己的实力和优势,自觉不自觉地鼓吹投降和失败论。回顾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冷战史,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而结果都是令人非常遗憾的。\r<br>
<br> 4,要结合自身的国家利益制定出符合国际形势和自身实力判断的具体国家对外战略重心和目标。实际上,制定战略重心和目标是实现某些国家利益的方向,它们要求一个政府在外交上必须有所作为。缺少正确的目标,也就失去了国家发展的动力,其产生的最好结果可能是维持保守的“维持现状”政策,而最坏的结果是被动挨打,丧失国家利益。当然,制定这些目标不是“纸上谈兵”,它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发生变化。就冷战后的中美关系来说,美国的对华战略目标从拉拢中国共同对抗苏联转变成为促进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防止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r<br>
<br> 5,制定出对外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一系列基本方针和政策。具体来说,对外战略又可以划分为对外政治战略、对外经济战略和对外军事战略及相应的政策。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某个领域的战略或政策调整在国际政治中是经常的事,有时虽然对整体对外战略影响很大,但却改变不了总体战略。当然,一个领域的战略和政策调整可能会引起其它领域的连锁调整,最终导致质变,在这种情况下,对外战略也就到了转变的时候了。\r<br>
<br> 给“对外战略”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非常难的,因为它的转变可能是一个较长一段时间的过渡期,人们可以对这一过渡期的性质和过渡期内某个领域的战略和政策调整提出置疑。不过,根据对外战略的五种要素分析,本文认为,只要对外部形势的判断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转变,某些具体政策的变化仍旧属于对外战略中的局部调整。\r<br>
<br>二、中国对外战略转变的特点和作用\r<br>
<br>中国的对外战略调整发端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对国内外形势给予重新认识和判断的前提下,中国领导人开始对对外战略做出重大和有序的调整。这次战略调整形成于80年代中期,完善于90年代初,前后10年左右时间。这种调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特点:
<br>
<br>1,对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整体判断的转变。这种转变前后经历了大约10年时间,期间,中国政府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做出了全局性和战略性判断。第一个判断是可以避免世界战争,这为我国把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提供了战略性依据。第二个判断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既然世界战争可以避免,那就要适时提出发展问题,为经济建设进一步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这就是中国政府在调整对外战略时的全局性和战略性思考。\r<br>
<br>2,对外战略和政策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关系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契机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建立起共同对抗苏联的战略伙伴关系。进入80年代,鉴于对苏联威胁的重新认识和防止在“战略大三角”中被美国利用,中国政府适时提出改变“一条线”战略,转而坚持睦邻友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大国结盟,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现这次对外战略转变标志着中国外交的走向成熟。80年代末,由于苏东巨变,中国政府又为我国对外战略增加了新的内容和原则。适时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使我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得到了完善。\r<br>
<br>对外战略和政策的根本转变逐渐为中国外交打开了局面,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第一,顺应了冷战后期大国关系缓和的趋势,先后与美苏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第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积极改善周边国家如印度、韩国、越南、蒙古等国的关系,稳定了周边安全角势。第三,积极参与国际性组织和多边合作。第四,裁军百万,以实际行动表达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和诚意。第五,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为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成就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对外战略调整的正确性。\r<br>
<br>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于20多年前开始的根本性转变一直围绕着一个重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强国家实力。为此,中国外交致力于发展睦邻外交,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不过,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际格局和国家安全态势的变化,有些人认为,中国坚持了20多年的对外战略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调整压力。那么,现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br>
<br>三、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背景分析
<br>
<br>与过去20年相比,新世纪初的中国对外战略的背景在不变中酝酿着巨大的变化,总结起来有“五变”和“五不变”。认识和分析这些情况,对于我们考虑是否调整对外战略有着重大的参考意义。\r<br>
<br>具体来说,“五变”指的是:\r<br>
<br>1,中国的综合国力已非昔日可比,并不可避免地对现存的国际政治、军事、经济格局带来一定的冲击。20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显着的标志就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高。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第7大经济体。得益于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中国每年的国防实际支出还是有10%以上的涨幅。在其它诸如教育和科技水平等“软实力”方面,中国都实现了明显的提升。\r<br>
<br>“9·11事件”以来,在人们普遍预期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走向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领跑”作用已经出现。中国军事现代化也刺激国际社会尤其是其它世界大国对中国崛起的敏感和怀疑,“中国威胁论”因此也经久不衰。可以肯定的说,中国崛起对国际政治、军事、经济格局的变化具有深远和长期的意义。\r<br>
<br>2,大国实力对比明显,大国关系的调整走向深化。与20年前相比,人们明显地感到大国实力“天平”发生了倾斜。其它大国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很多大国是美国的盟友。不过,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也受到了包括其盟友在内的国家的质疑和挑战。大国关系的调整在内容上更加复杂,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有进一步深化的趋势。新世纪初出现的国际反恐、对伊武器核查危机和朝鲜核危机都充分表明了大国利益的重迭和分野,也说明了大国关系调整的难度和广度。21世纪的大国关系正在重新定位。\r<br>
<br>3,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国家实力的消长已经大大改变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合作与竞争并存是中美战略关系的主要特点。一方面,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逐步深化的中美经贸关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中美政治和军事关系的战略性“稳定器”。中美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和多边安全领域仍有扩大合作的潜力,双方都有合作的愿望。另一方面,经济相互依存和反恐合作,并不像冷战时期为共同对付苏联威胁而建立的“准军事同盟关系”那样,成为中美之间维持稳定关系的“牢不可破”的战略基础。有人甚至认为,如果不能减缓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美国到时是难以对付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威胁。[2]美国政府在与大陆的军事交流和合作中多了几分警惕和戒备,而对台湾却多了几分支持和纵容。中美关系进入了“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定”的“三不”复杂时期。\r<br>
<br>4,亚太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经过20年来的调整,亚太地区地缘政治关系已初见轮廓。大陆国家日益面临来自海洋国家主要是美国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从而使中国、俄罗斯和其它一些陆地国家越来越相互靠近,而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却加强了军事合作。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提出,“考虑中国问题时”要牢记在西太平洋地区巩固类似北约那样的战略基石,特别是与日本的牢固关系。[3]国防部2001年公布的《四年一度国防评估报告》认为,亚洲也可能出现一个以强大资源为后盾的军事竞争者,美国必须在军事上有所准备。[4]“9·11事件”后,美国正在利用多边合作加强其单边行动,把势力逐渐渗透到中亚地区。\r<br>
<br>值得注意的是,地缘政治的竞争有从亚太地区进一步向外扩大的趋势,围绕伊拉克问题所出现的欧美矛盾就暴露出大国争夺地缘战略优势的意图。尽管大国间的合作仍在这种地缘政治变化中存在,但这种合作关系很不牢固,随时会有中断的可能。这种情况使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更趋复杂。长远来看,我国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地缘政治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是持久和深远的。\r<br>
<br>5,国际政治中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的矛盾和冲突加剧。冷战体制的结束加强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推行“民主和自由”法则的信心,与此同时,由美苏对抗所掩盖起来的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逐渐显露,这种情况逐渐演变成为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之间的斗争。“9·11事件”表明,恐怖主义分子及组织可以采取非对称袭击手段实现主权国家之间冲突时达到的对称效果。这是国际政治格局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5]在大国合作局面仍将维持的情况下,国际政治中的新变数正在形成。[6]对于崛起的中国来说,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蕴含着巨大的历史机遇。\r<br>
<br>“五不变”指的是:\r<br>
<br>1,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化,发生世界战争的可能性极小,这种判断至今仍是符合国际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现实。 [7]冷战结束以来,大国缓和与合作仍是主流。尽管“9·11事件”给了美国加强单边主义政策的机会,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危机充分证明了获得多边支持对美国维持霸权稳定局面的重要性,也反映出世界范围内的多边主义理念对美国的制约作用。世界各国都认识到缩小国家间经济差距、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文化和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同时,恐怖事件在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带来的非传统后果也促使大国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中国国家实力的壮大也使和平力量大大增加。这种战略性判断对于我们分析自身的国家安全环境至关重要。\r<br>
<br>2,“以综合实力论成败”的原则没有改变。苏联解体的教训深刻,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意义深远。实力大小决定外交的强弱和国家的兴衰。新世纪开始,我国成功申办AOYUNHUI、成功举办APEC会议以及加入WTO的背后,无不包*了“以综合实力论成败”的战略意义。我们要长期坚持这一现实主义基本原则。\r<br>
<br>3,经济全球化和地区政治多极化的趋势未变。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加复杂和激烈。同时,随着贸易和资本在全世界范围的流动,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经济发展的联动性和经贸合作的重要性,“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国际政治领域,虽然“一超多强”格局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在地区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多极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尤其表现在欧洲地区和东亚地区。\r<br>
<br>4,大国合作的趋势未变。毫无疑问,90年代以来,大国合作在总体上要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摩擦和对抗。世纪之交,正当许多人在为大国间日益增多的冲突感到忧虑时,“9·11事件”的发生为大国合作提供了新的领域和机会,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合作程度是联合国历史上少见的。[8]虽然有人担心大国战略关系中仍然一些不确定和危险的因素(如中美战略矛盾、俄法德与美在对伊手段上存在分歧),但由于合作领域也非常广泛,通过战略对话和增强互信,这些大国矛盾具有很强的可控性。大国关系的主流合作趋势没有改变。\r<br>
<br>5,中国周边形势持续稳定的趋势未变。“睦邻友好、和平共处”一直是我国开展周边外交的根本指导方针。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与俄罗斯倡导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稳定了西疆边陲。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呼吁印度和巴基斯坦保持克制,进行对话,基本上稳定了南亚局势。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在近年来突飞猛进,双方计划在2010年建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已经顺利展开。在东北亚地区,中国与邻国一样主张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并致力于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解决朝鲜核危机,为保证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创造了条件。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周边形势还是稳定的。\r<br>
<br>上述“五变”和“五不变”构成了透析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的背景和条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夸大其中某些不利因素,也不能忽视我们的优势。尤其在中美关系和大国合作反恐等问题上,我们的战略和政策要谨慎,局部的调整是必要的,但前提是要服从我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和目标。\r<br>
<br>四、对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的思考\r<br>
<br>新世纪我国对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对外战略也没有作出重大调整的必要。但是,由于自身实力的增强、国际安全态势发生巨大变化和大国关系的变迁,重新思考对外战略的重点和目标是有益无害的。\r<br>
<br>鉴于国际安全因素的变化,新世纪的对外战略重点应该是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实现祖国统一。前者没有改变,仍然要求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继续改革开放政策,后者要求实行以和平统一为目标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多管齐下的政策。目前出现的变数在于后者,也就是说存在着和平统一越来越困难的事实。很显然,我们首先不是要全面调整对外战略,而是对局部战略和政策做出调整。这种调整应该是依据国家利益的重心发生变化而适时做出的。\r<br>
<br>进入21世纪以来,维持或调整不同领域的对外政策是必要的,也就是要在不变中有所创新。“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是并行不悖的。深化改革开放,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仍然是本世纪不变的战略目标;同时,创造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国际环境是新世纪的另一个战略目标。由于整个国际环境已经彻底摆脱了20年前的对抗型国际格局,创造有利于和平统一的国际环境还是可以实现的战略目标。即使被迫使用武力完成统一,也要争取最好的国际安全环境,尽量减少和化解国际压力。\r<br>
<br>首先,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外交,争取周边国家对我国发展战略的理解和支持。“中国威胁论”之所以得不到有力的国际响应,得益于我国长期推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如果未征得中国的邻国的支持,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采取的预防性政策是没有效果的,睦邻友好外交在化解了外部压力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只要我们继续睦邻友好外交政策,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已经取得的成就,加强同周边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再争取10到20年的和平周边环境仍然是可能的。用互信取代猜疑,用对话消除误解,用合作解决矛盾,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政治友好圈”,这是我们化解外部压力的重要手段。\r<br>
<br>其次,在经济领域,90年代后期席卷亚太地区的经济危机未能阻挡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反而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出现“漩涡”效应的外部因素。“9·11事件”发生以来,这种“漩涡”效应更为明显,趋势越发不可扭转。\r<br>
<br>经济“漩涡”吸引进来的不仅仅是金钱和技术,更重要的是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我们要充分利用中国经济领跑世界经济这一长期优势,打好经济牌。这张牌谁都愿意要,是一张搞好睦邻友好外交和扩大国际经济合作的好牌。这是未来20年中,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的机遇。我们要利用历史机遇,在经济上四面出击,在周边地区建立一个“经济合作圈”。\r<br>
<br>第三,寻找突破口,从国家到地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军事交流、对话与合作,逐步建立“军事交流圈”。这有利于削弱“中国威胁论”和缓解外部军事压力。我们扩大与“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其它五国的军事交流与合作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与一些东盟国家建立军事对话和交流渠道和机制也是比较容易的。\r<br>
<br>以上三个方面战略思路是相互联系的,要相互协调,一起推动,才能打好外交上的“太极拳”。在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苦练“内功”时,如果不会用“太极拳”化解各种外来压力,是很容易树敌和遭到攻击的;在实力不足、缺乏“内功”的情况下,“太极拳”也是打不起来的。因此,练好“内功”和打“太极拳”缺一不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