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何谓公共哲学(金泰昌)

dalilandy

【 以下文字转载自 FDU_Philosophy 讨论区 】
【 原文由 sqpine 所发表 】


何谓公共哲学
--在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哲学系的专题演讲--

日期：2005年10月11日下午2点-5点
地点：清华大学哲学系教室
讲师：金泰昌（日本公共哲学共働研究所所长）
主持人：卢凤（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主持人  大家好。今天我们有幸请来了日本公共哲学共働研究所所长金泰昌先生给我们
作讲演，演讲的题目是"何谓公共哲学"。金泰昌先生长期研究"公共哲学"，并为了"公共
哲学"的普及与发展，在日本国内以及国际上都作了大量的工作。金先生是日本研究公共
哲学的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同时也是公共哲学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其研究成果
汇集成『公共哲学』系列丛书（共15卷），已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其中第一期10卷
的中文翻译工作正在进行中，预计2006年年底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下面就请金泰昌先生演讲。金先生，请。
金泰昌  我想先请大家提几个问题，也就是你现在最关心的问题，然后我以回答问题的
方式，进行我的讲演。随便哪位都可以，请。
冯务中  我最关心的是"公民"与"人格"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专制统治文化
传统的国家，"臣民人格"向"公民人格"的转换是可能的吗？如果这种变革是可能的话，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而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
金泰昌  好，请下一位。
弭维  我关心的是有关"公共哲学"的问题。"公共哲学"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提出
来的，那么日本的"公共哲学"与美国的"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是一样的，还
是有什么区别？作为一种哲学，我想"公共哲学"与其他学术领域应该都是相关的，那么"
公共哲学"的新意在那里？它的目标又是什么？还有，"公共哲学"它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需要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
金泰昌  还有同学在举手，请。
毛静  说到什么是"公共哲学"，我想问的是，"公共哲学"是指"公众（的）哲学"吗？它
与"作为专业领域的哲学"以及"私（的）哲学"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希望您就这个问题阐
述一下。
金泰昌  还有别的问题吗？那好，我就先从这几个问题开始吧。
我希望和大家进行对话，因此，当我回答完大家的问题以后，请大家再次发表意见。
下面，我想先从最后一个问题开始回答。

公共哲学的三个层面
所谓的"公共哲学"，基本上是以下三个层面间的互働，其一是"公共的哲学"，其二是"公
共性的哲学"，其三是"公共（行动）哲学"。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层面，也就是"公共的哲学"。"公共的哲学"首先是站在市民的立
场上进行思考、判断、行动、承担责任的一种哲学，而学者也是作为市民中的一员，"和
市民一起进行对话"。因此，这与站在学者的立场，从学术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教育、
启蒙、宣传的哲学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公共的哲学"与"专业（专家）的哲学"不同的地
方，我想大家可以理解吧。更进一步说，"公共的哲学"也不是每一个个体的人单方面地
阐述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或叙述自己经验的"私（的）哲学"，而是市民们
相互阐述自己、他人以及这个世界的一种哲学。并且，"公共的哲学"不会被某一个专业
领域所回收或统合，而是建立在跨领域研究以及其成果的基础之上，是一种总括性的知
识活动。
下面我们再谈一谈第二个层面，也就是"公共性的哲学"，这又是什么呢？首先，这是一
种专家哲学，专家们以从学术的角度探明何谓"公共性"为目的，而公共性的概念形成、
历史演变以及现状分析等等是其主要内容。从目前日本的研究动向来看，"公共性"一般
被理解为"公开性"、"共通性"、"国家、政府相关性"(公式性)。
最后我们看一看第三个层面，也就是"公共（行动）哲学"。首先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公
共"一词不是名词，而要理解为动词。当"公共"作名词用时，这是"公共性的哲学"所要解
决的主要问题，主要是从理念性、规范性、基准性的角度进行考察；而将"公共"当作动
词理解时，则主要是从实践、活动、运动的侧面、局面、观点来进行考察的。
其次，在对于"公"与"私"的认识问题上，"公共（行动）哲学"不是站在二元论的立场上
，认为"公"与"私"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从"公"、"私"、"公共"间的相克、相和、相生这
样一种三元化的思考出发，来互働式地把握自己、他人以及这个世界。因此，严格区分"
公"与"公共"，并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点相当重要。而这个关系的根本可以用这样
两个词来概括，一个是"活私开公"，另一个则是"公私共媒"。因此，"公共（行动）哲学
"与以往"灭私奉公"式的"公（的）哲学"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日本，"公（读作oyake）"即意味着天皇、国家、政府（权），因此"公（的）哲学"就
是天皇、国家、政府（权）打着为民的幌子，强迫人民遵从的一种思想体系。这是一种
统治者的理念体系，也可以说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一种哲学，当然，御用学者
们在里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而"公共（行动）哲学"则是市民与专家公而共之的哲学。迄今为止的"专业（哲学家的）
哲学"在专家集团的内部是共有的，这就形成了一种知识特权，其基础是通过扩大与专业
外人们之间的距离，来确保自己的权威。因此，这只能是一种将原本应该属于公共财产
的知识私有化的"私（的）哲学"。
传统的所谓"公（的）哲学"、"专业（的）哲学"根本不去解决来自于生活世界的问题并
回应其要求，只是单方面地对生活世界进行统治和掠夺，而这个生活世界却正是我们每
一个人在具体的时间、空间里独自或与他人一起生存、劳作、生活的场所。这个生活世
界应该是自立的，同时其质量应该不断得以提高，而对这一切，"公（的）哲学"、"专业
（的）哲学"却都置之不理。而"私（的）哲学"则主要偏向于将狭隘的利己主义正当化，
否定并破坏一切的相互关系，从而导致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我认为这样的现状是崇尚"
灭私奉公"的"公（的）哲学"与崇尚"灭公奉私"的"私（的）哲学"之间的二元对立，是一
种哲学上的闭塞状态。而我们现在所做的正是摆脱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通过能够促进"
活私开公"与"公私共媒"的"公共哲学"，努力开拓一条构建崭新哲学的道路。
当然，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认识。我们大家相互尊重由各自专业的独特性所带来的多样
性与差异性，通过对话、共働、开新这样一种动态的过程，一起进行长期的探索，这才
是"公共哲学"得以成立的基础。
因此，我们现在的共働研究的方向是：变"公（的）哲学"为"公共哲学"，变"私（的）哲
学"为"公共哲学"，变"专业（的）哲学"为"公共哲学"。

什么是作为动词的"公共"
下面我具体地谈一谈什么是作为动词的"公共"。首先，它是"活私开公"，是"公私共媒"
。它不是去"灭"私，而是去"活"私，也就是说不是去压抑、牺牲、否定"私"的存在、价
值以及尊严，而是承认、尊重并发展"私"，从而使"公"向国民、市民、一般生活者"开"
放，也就是使国家、政府、体制回应人民的要求，并承担起责任来。这样一种作为"公"
与"私"之间的媒介，沟通二者关系（共媒）的，正是作为动词的公共。欧美各国将之称
为"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或者是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的缩写）
，而我认为这正是"公私共媒"，具体地说，可以理解为是公私对话、公私共働、公私开
新这三个层面相互关联的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我不会偏向公与私中的任何一方，我
认为此二者以双方均认可的方式，公平地、不断地进行对话、共働，并由此开辟新的天
地（开新），这样一种动态的过程正是作为动词的"公共"的实质内容。
在"公共性的哲学"问题上，现在倾向于以"公开性"、"共通性"、"公式性"或者"公正性"
、"公平性"、"公准性"这样的理念、规范、标准来把握"公共性"。而在"公共（行动）哲
学"问题上，重视的是在什么期间、什么范围、何种程度上进行对话、共働、开新，以及
同样作为动词的"共同"与"公共"的区别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公（的）哲学"以
强化国民（公民）共同体为目的，而"公共（行动）哲学"的目的则在于与市民们一起努
力，构建一个市民为主体的、为了市民的、市民自己的公共世界。

对于"和"的新的理解
迄今为止，作为动词的"共同"与作为动词的"公共"的关系，在东亚并没有得到彻底的区
分，而这同时也是"同"与"和"的问题。"和"绝不是"同"，但一直以来却被理解（误解）
为和"同"差不多，特别是在日本，这样的一种理解（误解）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占主导
地位的。"同"指的是人种、语言、文化上的同质性，而"共同"即意味着只有基于这种同
质性，"共"（共生、共存、共福）才能够成立。于是，由此延伸出来的所有政治、社会
、经济等问题，归根结底都与"共同（体）"相关。但是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重大问题无法
解决，那就是如何对待众多的异质的他者。
在"共同一体化"的过程中，众多异质的他者是被排斥、否定甚至于抹杀的，但是现今的
日本社会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共同一体化"了。现今的日本社会里有很多的外国人
，而且就算同为日本人，在年龄、阶层、职业等方面，也正不断地出现众多异质的他者
，他们的想法、目标、立场越来越不一样，因此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对他们进行排斥、
否定、抹杀了。互为异质他者的人们如何才能一起探索和睦共处的方法，也就是如何才
能实现"多异（众多异质者的）共働化"，这已成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我认为共同一体化
即是作为动词的"共同"，而多异共働化才是作为动词的"公共"。因此，"共同"与"公共"
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希望大家首先理解这一点。
关于"同"与"和"的问题，我想借用大家都很熟悉的《论语》中的一句话，就是"君子和而
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以说"君子和而不同"反映的就是"公共性"的问题，"不同而不
和"反映的则是"共同性"的问题。"公共（行动）哲学"是"相互和的哲学"，这就是我的基
本认识，据我所知，美国的"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里是没有这种认识的。

public philosophy与公共哲学的不同
下面谈一谈"公开性"、"共通性"、"公式性"的问题。刚才弭同学提的问题中，有一个是
关于美国的public philosophy与我们的"公共哲学"有何区别的问题，我认为这二者有着
各自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基本认识，所以是有区别的。美国的public philosophy中的"公
共"，其重点确实是在"公开性"和"共通性"上，这与英语中public这个词的意思以及其语
言、文化背景有关，其意为"大家都知道"、"和大家一起"，这与private所代表的、个人
内向型的封闭性和私密性是正相反的。但是与此同时，英语的public这个词里还包含有"
公式性"，也就是强调与国家、政府之间的联系。
因此可以说，public这个词一直是在"公开性"、"共通性"、"公式性"的意义上使用的。
那么，如果从东亚的思想、语言（特别是从汉字这个语言媒体）上来看的话，public的
意思就和"公（oyake）"很相近了。例如，日语中的"公（oyake）"作名词用时，意味着
天皇、国家、政府，作动词用时，则是"公开"、"使之共有"的意思，而作形容词用时，
则是"受到公认"的意思，这与英语中public的用法基本一致。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英语public与汉字词汇"公"的意思基本相同，如果承认有必要区分"
公"与"公共"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必须在基于英语public意思的public philosophy之
外，构建一个与其不同的新的哲学。我认为美国的public philosophy是由这样两部分组
成的，一是我刚才提到的"公共哲学"三个层面中"公共的哲学"的对立面--"公"的哲学，
还有一个就是"公共性的哲学"的一部分。因此，与public philosophy相比，"公共（行
动）哲学"更加具有综合性和包容性。但是，我绝不是一个东亚主义者，也并不反西洋、
反欧美，我认为要想站在真正对等的立场上与欧美展开对话、共働、开新的话，东亚没
有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不行的。

"公共性"是属于西洋的吗？
迄今为止我在日本、中国、韩国就公共哲学进行对话、共働时，可以说几乎每次都会碰
到一个相同的问题，那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公共性"这个概念东亚原本是没有的，是从西
方传过来的，对此我一直抱有疑问。1998年4月在京都召开第一次公共哲学研究会的时候
，日本思想研究家渡边浩教授曾经明确地对我说，日语的"公（oyake）"概念里完全没有
英语public的含义，"公共性"这个概念是从西方传过来的。绝大多数的日本学者也都持
这种观念，因此只要提到"公共哲学"，就必定联想到美国的public philosophy，坦率地
说我对此相当不满。public philosophy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52年，是美国人李普曼（Wa
lter Lippman）所写的一本书的书名，其后，哈佛大学优秀的政治哲学家桑德尔（Micha
el Sandel）、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贝拉（Robert Bellah）等人都使用过这个词，因此
一部分学者就认为日本的"公共哲学"来源于public philosophy。我本人也曾在美国、英
国、德国、法国等地留学，在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对其中一些伟大的学者，我是很尊
重他们的，但是，至少我所使用的"公共（行动）哲学"这个词并不是来源于李普曼的书
名。

东亚真的没有"公共"吗？
基于存在以上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所以我调查了一下是否东亚真的原本没有"公共"这个
词。在这里先说一下，对于"公（oyake）"和"公共"不同这一点，我和渡边教授的看法是
一致的，但在"公共（性）"概念是由西方传来的这一点上，我有不同的看法。
当然，"公"这个词的意思，在日本、中国、韩国确实是有些不同，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些
不同。在日本，从历史上来看，"公"首先是指天皇，然后是天皇所象征的国家，以及作
为其功能实体的政府、官僚，也就是权力、体制。当然我也知道，这种对"公"的认识未
必与中国一致，但是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与"公"不同的"公共（性）"，因此，暂
且以日本的情况为例吧。
首先我查阅了中国的古代文献。根据我的调查，中国的典籍中第一次出现与"公"不同的"
公共"一词，是成书于公元前91年的《史记》。《史记》里有一篇"张释之传"，这个张释
之是汉武帝时期的司法长官，一次汉武帝去地方巡视，路过一座桥时，突然从桥底下跑
出一个人来，武帝吓了一跳，从马上摔了下来。张释之逮捕了那人，审讯以后只是轻微
地惩罚了一下就要释放他，这时武帝愤怒地说："天子从马上摔了下来，差点酿成大祸，
可你只是轻微地惩罚了一下就要释放他，这是为什么？"张释之面向武帝说了如下的一番
话，原文是"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意思是"法之为法，就在于即使贵为天子，也
要与天下（万民）公而共之"。迄今为止，读《史记》的一般都是历史学家、文学家，而
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们则对此不太感兴趣，即使读的话可能关注的也是别的方面。我读
了至少五种日语版的《史记》，感觉这部分的翻译缺乏深入的思考。
我不是中国人，但我认为中国的典籍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是值得为之骄傲的，因为其
中保存着先人们宝贵的智慧，这是完全可以与希腊、罗马的典籍相媲美的。当西方人还
没有区分"公"与"公共"的时候，中国的典籍中已经记载了与"公"意义不同的"公共"的使
用实例，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这里所使用的"公共"不是名词，而是动词；不
仅仅是一种理念，而更是一种行动。对于"公共（性）"，美国的public philosophy更多
地是以名词性的概念、即"共同性"、"公开性"、"公平性"等来加以解释，而我们的"公共
（行动）哲学"则将其理解为动词性的"对话"、"共働"、"开新"，这样做的根据之一就是
中国的典籍。因此，请大家务必记住这个动词性的概念。不过，《史记》里涉及"公共"
的地方只有一处，仅仅如此的话证据便很不充分，于是我又查阅了其它很多典籍，其中
最引起我注意的是朱子的文献。
朱子生于公元1130年，卒于1200年，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据
说生活在公元前145年到86年，他们二人之间相差了一千多年。朱子有很多著述，其中我
最感兴趣的是《朱子语类》，这是朱子从中央政府调往地方任职后，处理纷繁复杂的官
民问题、民民问题时的对话录。《朱子语类》的数量非常庞大，读起来要花很多时间和
精力，我仔细地进行了阅读，发现有两个频繁出现的词汇，那就是"天下公共"和"众人公
共"。我刚才说过，日本的"公（oyake）"主要是国家、政府、天皇的意思，而中国的"公
"里无疑也有皇帝、国家、政府的意思，但却是经常和"天下"联系在一起的。"天下"是位
于皇帝、国家、政府之上的概念，同时又包含有强调与具体民众关系的意思，"天下万民
"就是其中一例。《朱子语类》里的"公共"与"天下"、"众人"连在一起使用，这一点很重
要，按照我个人对此的解读，朱子在处理官民问题时以"天下公共"为主轴，而在处理民
民问题时则以"众人公共"为主轴，分别通过对话、共働、开新这个过程，真诚地进行了
应对，也就是说"天下公共"是"垂直方向活动的公共"，而"众人公共"则是"水平方向活动
的公共"。
朱子的这种思想也影响了日本有关"公共"的认识，例如，十七世纪的伊藤仁斋（1627-17
05）、十九世纪的横井小楠（1809-1869）、还有田中正造（1841-1913）这些知识分子
的学说、言论里，都有"公共"这个词，而且在使用时，其意义都与"公"有所区别。
例如，横井小楠频繁使用的"天地公共的实理"，田中正造使用的"公共、协力、相爱"，
我认为这些词与其说是名词，不如说动词性的、实践活动的意思更加强烈，并且这种关
于"公共"的思想与《史记》和《朱子语类》是一脉相承的。
在韩国，例如十九世纪的气学家崔漠绮（1803-1877）就曾经使用"公共"或者"共公"的概
念，来阐述气学还有人政论。
为什么我要说这么多有关"公共"在中国、日本、韩国典籍中的使用实例呢？那是因为我
要摆脱一种僵化的观点，也就是认为"公共"这个词原本在东亚是没有的，是后来从西方
传过来的。我这么说的话，一定会有人反驳说，东亚自古以来确实有"公共"这个词，但
它只是生活语言，并没有提升到思想语言的高度，而且也不具有public这个词所具有的
概念的整合性。对于这样的反驳，我要说的是哲学首先是产生于现实中具体的生活（这
种具体的生活我称之为生活世界），而不是先有一个在什么地方凭空想象、整理出来的
概念，然后再拿着这个概念来解释生活世界里的各种现象，因此，在生活语言的基础之
上，进一步地构建并整理思想语言，这样一种途径应该更加合理吧。另外，如果说有必
要以public为基准来考察"公共"的话，那么，以"公共"为出发点重新考察public为什么
就不可以呢？我们正是基于以上的思考和立场，重新审视东亚历史和文化中所包含的知
识资源，并在这一过程中构筑我们的"公共（行动）哲学"。

"公共（行动）哲学"的任务
下面我谈一谈"公共（行动）哲学"的任务。我对于"公共哲学"的基本认识前面已经讲过
了，那就是如何构建不以"同"为前提的"共"。我们在具体的生活世界里，与异质的他者
相互尊重对方的存在以及价值，通过保持并发展相克、相和、相生的关系，努力实现共(
働）（幸）福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目标。这是一个多层次相互关联的思想探索活
动，它涉及个人之间、团体之间、组织之间、国家之间、文化之间以及各民间之间的多
种关系，充分承认人种、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多样性与
差异性，在此基础之上探索让所有人都得到幸福的道路（共创幸福、实现共福）。他所
追求的不是将自己国家的幸福建立在牺牲他国幸福的基础之上，而是通过"和"来实现包
括自己、他人以及所有人在内的公共幸福。
自我、自己都是用"自"这个字来表示的，这个汉字原本的意思是自己的鼻子。咱们平时
说到自己的时候，经常会用手指自己的鼻子吧，这就是"自己"。而"他"这个字原本是指
蛇或蝎子，从这里我们也能想象得到，对于古代的中国人来说，最令人厌恶的"他者"大
概就是蛇还有蝎子了吧。
在当今社会，人们必须和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他者一起生活，这就是共生。但是，要想和

蛇、蝎子这样的人一起生活，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这一点不仅在日本，在中国、韩国
都是一个最大的难题，也就是如何才能与他者一起共创幸福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能用"同"的观念，而要重新挖掘"和"的思想资源，使其成为在
相互承认"异质"的基础上构建"共"的基本条件。"和"就是"相和"、"共和"，我们必须认
识到这是一个动词。而"相异"的"异（異）"这个汉字，其本意是两只手一起托举着一个
编织物，在这里"他者" 的存在不是被排斥的，而是为了同一个目标相互携手可以共存的
，我们必须重新去挖掘这种思想资源。
不以"同"而以"和"的观念来思考问题，这对解决国内问题以及国际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
。

"和实生物，同即不继"
除了《论语》，还有一部我非常喜欢的中国典籍，那就是《国语》。《国语》里有这样
一句话，"和实生物，同即不继"，我将其理解为"'和'的实现可以生万物，而一切均'同'
则无以为继"。对这句话《国语》里有三种解释，一是"阴阳和合，万物生生"，也就是男
人与女人之"和"，可以带来新的生命，"和"就是相互不同的人（男）与人（女）在一起
，对话、共働、开新的过程，是新生命诞生的前提条件。第二个解释与烹饪有关，烹饪
需要很多不同的原材料，众多不同的原材料相互调和，才能做出美味的佳肴。第三个解
释与音乐有关，只有高低长短各异的音很好地"和合"，我们才能听到优美的音乐。
根据《国语》中对"和即生物"的解释，我们明白了只有"和"才是生命、佳肴、音乐得以
成立的基本条件（也可以称之为原理），但是该如何理解"同即不继"与"和"的关系呢？
我个人的理解是，"同"可以带来固定、固着、停止，而不能带来持续、发展、进化。因
此，按照今天的理解来解释"生生化化"的话，就是持续、发展、进化只能来源于不同物
质之间的相和。但是有一点希望大家不要误解，就是相和是在相克与相生这两个侧面"之
间"发生作用的，相和决不意味着一味地妥协、附和、顺从。相克指的是对立、纠葛、冲
突，人类社会也好自然界也好，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只要本着相和、和解的原
则，就一定能够开辟相生的美好境界，我将此称之为"共媒"。

"公民"与"臣民"
下面我谈谈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公共哲学"是不是等于"公众（的）哲学"，这个问题与"
私（的）哲学"有关系，同时与"臣民人格"和"公民人格"的问题也有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公民"。在中国机场出入境管理处检查护照的地方，有一处写着"中国
公民"，这里的"中国公民"是指"中国（的）国民"的意思吧，也就是指拥有中国国籍的人
，因此也可以说"公民"就等于"国民"。
"臣民"这个词里被统治者的意思很强，所以在标榜民主主义的地方是不用的。在民主主
义的社会里，公民（国民）是主权者，从人权的角度来说，他不是被谁统治的客体，因
此当然不适合用臣民这个词。但是，问题在于"公民"这个词是有历史背景的，至少我们
这些经历过大日本帝国殖民地时代的人，从感情上来说对"公民"这个词是相当反感的。
例如，在日帝时期所有的韩国人都被迫接受皇民教育，而当时所使用的正是"公民"这个
词。
另外我还想说一点，即使我们从"国民"的角度去理解"公民"的意思，但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国籍的人怎么办？当今社会，外国人、难民、移民的问题，已经不再仅仅是
国际问题，而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国内问题之一了，也就是是否拥有国籍，已经与歧视、
排斥、憎恶、否定、抹杀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市民"正在取代"国民"或者"公民"，成
为一个重要的概念。说到"市民"这个词，经常有人会反驳说，"市民"的含义狭窄，只是
指"城市居民"，那农民还有乡镇居民该怎么办呢？我认为有必要从更广泛的意思上来理
解"市民"这个词，也就是将其理解为"与国籍无关的居民"。不去强求自己与他人之间的"
同"，而是在相互尊重"异"的基础之上，追求"共（生、存、働、福）"，而要使这一切成
为可能，我们就必须重视"和"的作用，促进相克、相和、相生的过程。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国民"或者"公民"是"公"的市民，不以国籍为前提的、每一个具体
的个人则是"私"的市民，而只有"公共（的）"市民才能多方位、多层次、多元化地连接
、沟通、激活"公"与"私"，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思考、判断、行动并承担起责任。

"公共（的）市民"
我们认为，每个人首先要具备个人的人格，在此基础之上再具备"公共（的）市民"的人
格，这样才能完成从个人人格到公共人格的转换。这和"国民"是不一样的，"国民"以国
家为前提，是指拥有国籍的人，但是现在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韩国，都居住着很多不
拥有所在国国籍的人，因此，即使不是国民，但只要是为社会、为国家、为世界的发展
与繁荣做出了贡献的人，就都是"公共（的）市民"。例如，我虽然是韩国国籍，没有加
入日本国籍，但我同样重视日本的发展与繁荣，重视东亚的友好关系，并为此努力奋斗
，在这一点上丝毫不逊于拥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和拥有日
本国籍的日本国民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说，拥有所在国国籍的国民和虽然没有国籍、但
发挥着公共作用的"公共（的）市民"之间，是没有多大差别的。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可以说"公的哲学"是"国民（公民）的哲学"，"私的哲学"是"私民的哲学"，而"公共哲学
"才是"公共的市民的哲学"。
另外还有一个"公众（的）哲学"的问题。"公众"这个概念和"大众"、"群众"等概念有很
大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指具有"公的精神"的人的群体，是指大多数人，但是
我们既然认为"公"与"公共"有所不同，那就必然也要区分"公共哲学"和"公众哲学"。
"公共（的）市民"与"公"的大众，其形象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国民"和"公民"更接近"公
众（公的大众）"的形象，因为它们都是由国家、权力塑造出来的。
前面我提到"公私共媒"，这里的"公"是指国家、政府、天皇、权力机关，那么"公私共媒
"就是作为"私"的每一个市民都齐心协力，在个人的生活世界和国家、政府、体制等制度
世界"之间"发挥多元的媒介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区分"公众"与"公共（的）市民"。
我认为"公众"、"国民"、"公民"容易导致"灭私奉公"型的团体，"私"的市民（我称之为"
私民"）又容易走向"灭公奉私"的极端，而"活私开公"和"公私共媒"所追求的才是"公共
（的）市民"，所以我们说"公共哲学"是"活私开公的哲学"，是"公私共媒"的哲学。
今天我的这个讲演也是"公共（行动）的讲演"。我的讲演不是为了解释国家、政府这些"
公"的意识形态，也不是一种所谓的启蒙，要教给大家一些得到学界公认的教科书上的内
容，总之不是一个"公"的讲演；但同时我也不是为了向大家宣传、说教一些我个人的思
想、研究成果以及信仰，不是希望大家理解我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也就是
说不是我金泰昌的"私（的）哲学"。我是为了和大家一起探讨新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的
，是否有构建新哲学的可能，我是来和大家对话、共働、开新的。因此我先请大家提问
，然后进行了回答，下面还要请大家对我进行反驳，然后我再予以回答，我非常重视这
样的一个过程。今天我不是作为一个所谓的哲学专家，而是作为一个和大家一起共商公
共哲学的共働对话者，来做这个讲演的，因此我很希望听到在座各位的宝贵意见，希望
大家对我进行反驳。

◆ ◆ ◆ ◆
冯务中  我的问题还是关于刚才我所提的"公民"。根据我的调查，"公民"这个词在中国
的典籍中出现，最早是韩非子的《五蠧篇》，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公民少，私人众"，
意思是说为国尽力的人少，为私利私欲的人太多。从这个意思上来看，金先生对"公民"
的理解与韩非子的《五蠧篇》是一致的，但据我所知，中国有很多人认为"公民"这个词
是从日本引进过来的。据说日本大化改新的时候有一个重大的举措，就是将"庶民"改成
了"公民"，也就是用"公民"取代了原本隶属于家庭、隶属于国家的人。但是，目前在中
国使用的"公民"一词，与韩非子以及大化改新时所用的"公民"不同，是指拥有国籍，享
受权利，承担义务，具有独立自由人格的人。我的问题是对这样的一种人在日语里是如
何表述的？
金泰昌  韩非子说"背私谓公"，意思就是"背离私才能称之为公"，他认为"私"与"公"是
完全对立的关系。按照韩非子的公私二元论来看的话，私民太多而公民太少是一个严重
的问题，因此正如你所说的那样，从"私民"变为"公民"的改革，是政治上、教育上的一
个重要任务，在这个范围内我基本上赞同你的意见。不过我刚才也说过，这里面有一个
问题，就是是否承认拥有权力和履行义务并非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与国籍有关。因
为，有些人尽管没有所在国的国籍，但他们与有国籍的人履行着同样的义务，可这些人
却承受着不合理的歧视、排斥甚至镇压，因此我们今后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必须重新
思考、审视国民、公民这样的概念。我认为人的存在方式应该由三个层面交织而成，应
该呈现出复合型的位相，一是生活世界里的生活者，二是一个国家的国民，三是人类社
会、地球社会中的一员。因此，我用这样两个词来表述人格的多元位相，一个是复合型
的自我认同（identity），一个是区域-国家-全球性的（global×national×local）公
共市民。
为了完整地回答你的问题，我还要说一点，中国、日本、韩国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这是
国家之间、文化之间、市民之间的问题，我们应该努力使其向着共(働）（幸）福的方向
发展和继续下去，为此，我衷心希望和大家一起摸索实现这个目标的智慧、方法和勇气
。我认为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一方面积极回应来自于国家的要求
，但同时又超越国界，从各自不同的生活世界出发，持之以恒地促进、积累并继承不同
人群间的对话、共働和开新，而这一切是不可能从"公"（民）与"私"（民）这样一种二
元对立式的思考方式中得到的。我相信"公"（民）与"私"（民）只有通过位于其间的共
媒，才能相互沟通并连接在一起，而这种共媒就是"公共"（行动）市民的实践活动，只
有这样我们的目标才一定能够实现。因此，我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探讨通过共働构建"公共
"（行动）市民哲学--"公共哲学"的意义与重要性。
弭维  刚才金先生谈到日本的公共哲学和美国的public philosophy有所不同，最重要的
是每个国家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努力建设多元化的善良的社会。美国的李普曼提出了pub
lic philosophy，德国的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了以"独特性"与"公共性"
为特征的新的公共性理论。在这样一种以欧美为中心的公共论大行其道的情况下，日本
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如何构建独特的、起源于东亚的日本公共哲学，同时又不与欧美进
行对抗，专心致力于对话、共働、开新呢？
金泰昌  谢谢你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美国的public philosophy虽然有个人之间的差异，但共通之处就是基本上都是政治哲学
，因此其主要内容都是有关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的，其主流是****主义。现在，以
下两种观点之间的争论，构成了public philosophy的重要内容。一种观点认为必须保护
并进一步伸张个人的自由（在权利与义务之间，这种自由观更强调权力），这种观点现
在已经发展到了所谓的自由至上主义，而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对以某种共通的善为基础的
共同体的归属，重视个人对共同体的责任以及义务，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之为共同体主义
。
这里面的问题相当复杂，各种学说、理论交织在一起，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是无法一一
说明的。简单地说，美国在"是善还是正义"这个问题上，代表善的是共同体主义，而强
调正义的则是自由主义。总之我认为美国的公共哲学说到底还是自由社会的公共哲学。
欧洲的情况比美国更加复杂多样，很难整理清楚，简单地说，我认为欧洲的公共哲学是
公平（正）社会（社会民主主义）的公共哲学--虽然我知道这样说是一定会招来反驳甚
至批判的。与美国的公共哲学偏向于政治哲学不同，欧洲的公共哲学更偏向于社会哲学
，在美国，public philosophy相当程度上是由政治学家推动的，而在欧洲，其主力军则
是广义上的社会学家们。当然了，这一切也都是相对而言的。
那么在日本，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因为情况相当复杂，所以我们正在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宗教、科学（技术）等所有领域，重新综合地探讨如何与异质的他者
共存的问题，并且这种共存不是以"同"（化）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异"（他共働）的基
础之上的。
日本人一般不喜欢什么正义，也不愿意生硬地去理解什么善，日本人最喜欢的是"和"--
当然也有很多人反对甚至拒绝吧。但是问题是，过去的日本式的"和"与"同"完全一样，
正是由于这种对"和"与"同"的不加区分，才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误解、歪曲甚至堕落。因
此，我们有必要解构迄今为止的日本式的"和"，重新构建一个崭新的"和"。因为，只有
通过"和"而不是"同"，今后才可能在东亚实现共存、共生、共福，而过去正是因为将"和
"变质为了"同"，才导致日本走上了以暴力强迫同化的侵略战争之路，由此造成了巨大的
惨剧。因此，我们必须推动相和、和解、共福（共福民主主义）的实现，为建设一个善
良的社会做出贡献，而这正是时代对东亚公共哲学的要求。
涂文娟  我现在正在学习国际关系，听了金泰昌先生关于"公共哲学"的讲演，我觉得有
很多地方与我在国际关系专业方面学到的内容是矛盾的，特别是在学习国际关系的时候
，最强调的就是现实大于理想，占主导地位的是新自由主义，在这样一种现状之下，"相
和"也好，"和解"、"共福"也好，能够成为改善现实的力量吗？另外，刚才金先生说到善
良的社会，这是指的是国家呢，还是全球化的社会？我想如果真的能够建立一个全球性
的善良的社会的话，那么，就可以消除现在这种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构建更和谐的国家
间关系了吧。
金泰昌  谢谢。要是你不提这个问题的话，我说不定会留下后遗症，今天晚上可能都睡
不着了。幸好你提了这个问题，太好了！
我年轻的时候最向往的就是美国，但是等到真的到了美国，就发现有一些我无法理解或
是不能赞同的地方。接着我就去了英国，在英国学习了一段时间，经历了不少事情，还
是觉得心情有些不太舒畅。然后我又去了德国、法国、北欧等等，竟然走了56个国家，
但是，我发现哪里都没有我所追求的那种善良的社会。最后，我来到了日本，这时我已
经没有继续犹豫、彷徨的时间了，也没有这个精力了，因此我就想，今后我要把根据地
放在日本，来往于中日韩三国之间，希望能够和朋友们一起齐心协力，在市民中间建设
一个超越国境的、善良的社会，也算是为世人提供一种社会模式吧。所以说同志是不分
国籍的，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只要志同道合，就能够成为朋友，这和年龄也没有关系
，我把大家就是当作朋友的。
下面，我来回答涂同学的问题。
我所出生的家庭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家庭。祖父是反日倾向强烈的朱子学家，母亲是亲欧
洲的基督教信徒，而父亲是在日本经商成功的商人。他们的个性都非常强，我记忆中他
们三人总是在吵架。例如在如何教育我的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就总是不一致，经常爆发
激烈的争吵，这是我感到不幸的原因。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他们三人能够和睦相处，
能够笑口常开，总之我想尽了各种办法，做一些让他们高兴的事情，只要他们能够笑眯
眯地坐在一起吃饭，我就感到无比的高兴了。我想我正是从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明白了"
之间"和"共福"的重要性的，日本和韩国之间、日本和中国之间、韩国和美国之间等等，
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应该也与此有关，所以我的专业也是国际关系，就是多方位、多层
次地探求"之间"与"共福"的问题。
例如，我要是做错了什么事的话，祖父就会说："人必须重'理'，符合'理'的生活才是最
重要的。"这时爸爸就会接过去说："'理'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场'，言行举止都要与
所处的具体的场合相称，具备这种素质才是最重要的。"而母亲又会说："那样的话孩子
的'气'就会被扼杀掉，最重要的是让孩子的'气'充分地发挥出来。"仅仅从对我的教育问
题上来看，祖父、父亲、母亲之间就有这么大的分歧。那之后我不断地学习知识、积累
经验，另外也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意识到他们三人之间的分歧正好反映了中国、日本
、韩国文化上的差异。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中"理"的倾向很强，日本文化对"场"的感觉
非常敏锐，而韩国文化则随处可见"气"的影响，我感到东亚三国文化的差异，真是原封
不动地反映到了我的家里啊。后来又经过和欧洲的比较、和美国的比较，我认识到所谓
的"公共"归根结底就是"之间"与"共福"的问题，是"行动"的问题，它是由许多各方面不
一样的人一起形成的（这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事情）。
目前，由学者组成的公共哲学研究会基本上每月都在京都举行，同时我们在大阪还每月
召开企业经营者们的学习会，因此可以说，"学者的公共哲学"和"经营者的公共哲学"这
种共働研究正在同时进行，除此以外，我们还在很多大学举办公共哲学研究会。以上三
项活动我们已经分别举办了60次、30次和27次，取得了不少成果并有了相当的经验积累
，其中的一部分已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了。让人高兴的是，我的几个中国朋友认为中
国也需要这样的公共哲学，准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译本。目前前10卷（共15卷
）的翻译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在座的韩立新先生也是翻译委员之一，后5卷也准备继续出
版。等这项工作完成之后，我希望中日韩三国的学者、再加上其他国家的学者能够齐心
协力，在中国将"公共哲学"发展成为更加完善的哲学。另外，我在东京大学的朋友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合作，希望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超越东亚的框架，将"公共
哲学"推广到世界各地，现在已经和他们达成了协议，准备明年年初召开由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与公共哲学京都论坛共同举办的国际会议。本来这个会议是准备等中译本出版以后
，在和中国朋友们充分交换意见的基础之上再召开的，但考虑到可以使 "公共哲学"在英
语圈里得到更多的共鸣，所以还是决定提前召开了，当然，预计参加会议的中国学者也
有很多。中日韩三国拥有共同的汉字，因此我认为使用汉字书写的典籍、文献是非常重
要的。中日韩三国如果可以从典籍、文献中获得共识，并在此基础之上一起参加到世界
性的讨论中去，与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对话的话，那么，发源于东亚的"公共哲
学"将会成为对21世纪的地球与人类做出贡献的新的哲学，其意义将更加明确。
这是我现在的希望。我与日本的年轻人之间有过很多对话的机会，今后我期待着能有更
多的机会，和中国的年轻人一同思考、一同对话。根据我自己迄今为止的学习、研究以
及活动经验，我认为民间主导型的软力量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改善国际关系，使其向我们
希望的方向发展，甚至可以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我所希望的善良社会是这样一种社
会，那就是通过对话、共働、开新，使相和、和解、共福得到推进、积累和继承的社会
，我认为这是一个作为生活世界的地方（local）与国民国家（national）和地球社会（
global）这三个层次相互关联的动态的社会（global×national×local）。
以上是我对大家所提问题的回答。谢谢大家！

应答Ⅰ
"公民"范畴的复杂性
--听金泰昌先生讲演的意外收获
清华大学哲学系2003级博士生　冯务中
2005年10月11日下午，作为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我有幸聆听了日本京都未来世代
研究所所长金泰昌先生所作的学术报告："什么是公共哲学"。金先生是我所敬佩的世界
学者，他与佐佐木毅先生共同主编的洋洋大观的十卷本《公共哲学》在日本乃至东亚掀
起了一场很有影响的"公共哲学运动"。这一点以前我就有所耳闻。演讲当天我又亲眼目
睹了金先生的学术风采。
金先生在这次演讲中采取了一种与自己讲题"公共哲学"的理念非常相符的演讲方式，就
是先让我们这些听报告的人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金先生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展开自
己的演讲。这种注重双向互动的演讲方式极大地拉近了演讲者与听讲者的距离，也使得
听讲者对于演讲者的演讲更加重视和关注。在演讲的过程中，金先生严谨细密的逻辑、
流畅简明的语言、东西融汇的知识、详略得当的安排以及对于演讲时间的恰到好处的把
握和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的学术风格和创新勇气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此而外，对于以公民人格为研究领域的我来说，金先生的这场报告还给我带来了一个
知识方面的意外收获--那就是对于"公民"这一范畴复杂性的认识。
长期以来，我一直关注"公民人格何以可能"这一问题。这个问题所要解决的是"普通的中
国人怎么由传统的臣民人格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人格？公民人格的形成和发育需要
哪些社会条件和社会行动？"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来说非常重要。
我认为公民人格与臣民人格是完全不同的，公民人格是"权利本位"的人格，臣民人格是"
义务本位"的人格。公民人格具有平等性、自由性、独立性等，臣民人格具有等级性、压
制性和依附性等。公民是人的现代形态，公民人格是现代性的主体维度，它既是中国走
向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又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同时，公民也是公共哲学需要
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我以往的学术视野中，公民是一个褒义词，而臣民是一个贬义词。
公民与臣民之间具有鲜明的差异。
例如亚里士多德讲过："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
公民。"  他这里所讲的公民与我们传统社会中的臣民是完全不同的。
卢梭也说过："这一由全体个人的结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
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就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主权
者；而以之和它的同类相比较时，则称它为政权。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就称为人民
；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
。" 在这里，公民指的是政治主权权威的参与者，而臣民指的是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在
现实中，他们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是他们的内在规定是不尽相同的。卢梭同时又指出："
但是这些名词往往相互混淆，彼此通用；只要我们在以其完全的精确性使用它们时，知
道加以区别就够了。" 也就是说，人们经常在其日常生活中将这些概念（包括臣民与公
民）混用，但是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它们之间还是有所分别的。
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也说过，公民有自己的思想与权利，而臣民只有国家的思想与
权利。
我自己对于公民与臣民的区别是这样理解的：臣民只有自己的义务没有自己的权利，而
公民不仅有自己的义务也有自己的权利。
因此在演讲开始前的提问阶段，我向金先生请教了这么一个问题："您认为要由臣民人格
发展到公民人格，需要哪些社会条件？"而听完金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大吃一惊
。因为据金先生说，从东亚近现代史的文脉来看，"公民"这个词本身就有不同的意思，
而且其意思与"臣民"相差无几。在二战之前以及战争时期，不仅在日本国内"公民"这个
词与"皇民"一样，都表示"天皇的臣民"的意思，而且日本也强制朝鲜半岛的人民成为"公
民"（=皇民）。因为有以上这样的历史事实，所以 "公民"这个词在国际交流的场合很可
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因此在运用的时候必须慎重。这种回答真是我始料未及的
。
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一句断言："在西方之外，从来
就不存在城市公民的概念。" 相同的意思还见于韦伯的另一种说法："国家的公民这一概
念是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所不知道的。" 的确，严格意义上的"citizen"是西方以外
的文化所没有的，但是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公民"这一概念在非西方文化中也是存在
的。伊斯兰文化和印度文化我不懂，因而不敢断言，但是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是有"公民"
一词的。韩非子在其《韩非子·五蠹》篇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民之政计，皆就安利
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
，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
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
？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其中最后一句"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特别值得我们注意。陈奇猷将这句话注解为："为
公之民少，为私之人众。"这种解释是相当准确的。我们知道，韩非子往往将"公"与"私"
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
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  韩非子这里所讲的"公民"不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现
代西方意义上的公民指的是具有一国国籍，享有某国国民的权利并承担某国国民义务的
个人。而韩非子这里所讲的"公民"，指的是"为公之民"，其实就是那种只为国家利益而
不为自己利益的人，包括为公废私的人、为君绝父的人等，韩非子的这种公民观与现代
意义上的公民观毫无共通之处。韩非子的这种说法是我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公民的论述
。韩非子之后的汉代的刘向在其《烈女传·齐倭槐女》中说："对曰：'妾父衍，幸得充
城郭为公民'"。这里的"公民"实际上指的是君主国家之臣民，它与韩非子关于公民的看
法非常相似。
日本在"大化革新"时期出台了很多重要的政策，其中有一项就是确立封建土地国有制，
即废除贵族私有领地和部民，全部土地和部民改为公地和公民。大夫以上的官僚贵族由
政府颁赐"食封"，享有"封户"所缴纳租赋的一部分，作为俸禄。在这里，也出现了"公民
"一词。这里的"公民"实际上指的也是国家之民。后来，"公民"在日本就有了"为国家尽
义务的良民"这种意思，它与韩非子所说的"公民"是非常相似的。至于它究竟是不是从韩
非子那里借用而来的，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有些中国学者认为中
国的"公民"一词是从近代日本转译而来，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早于"大化革新
"时代的中国先秦就已经有了"公民"一词。
康有为在其名著《大同书》乙部第三章中说："凡未辟之岛皆谓公地，居者即为公民。"
这里的"公民"是指居住在未辟之岛上的居民，它也不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公民"。而康
有为在其《公民自治论》中关于"公民"的论述却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民
涵义。康有为说道："人人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故命之曰公民。"  这种说法
简洁明快地揭示了公民"权责对应"即权利与责任相互对应的这一重要特点。他又说："公
民者，担荷一国之责任，共其利害，谋其公益，任其国税之事，以共维持其国者也。既
有公民之资格，则可被选举为乡、县、郡国之议员乡官，可自举为乡、县、郡国之议员
乡官。若无公民之资格，则不得举充乡、县、郡国之议员乡官，可自举乡、县、郡国之
议员乡官。"  这种论述揭示了公民作为"选民"的特点。他进一步说道："凡既为公民有
四益：一、爱国之心日热，一、恤贫之举交勉，一、行己之事知耻，一、国家之学开智
。"  这种说法揭示了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的积极性。在这里，康有为的公民观已经与现代
西方社会意义上的公民观非常地接近了。我研究公民人格，也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公民
这个词的。
但是听了金先生的报告，我才知道"公民"一词在日本近现代史上还有"天皇、国家之臣民
"的涵义，还有一定程度的"韩非子法家色彩"。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当然是要谨慎使用了
。因为在权利本位的现代社会，这种含有"义务本位"的"公民"用法可能会导致认识论上
的错误。金先生说，在现代日本"公民"的涵义基本上和"国民"一样，而与此相对的"市民
"则在政治哲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在中国的语境之下，"国民"一词使用得比较少，"市民"则指的是城市中的居民，它们
都不能很好的表达那种"既有权利又有义务的现代主体"的意思。中国人表达这种意思用
的是"公民"一词，它的涵义是与日本的"公民"一词很不相同的。而我所考虑的"公民"则
正是金先生所说的"公共的市民"的意思，但金先生认为，"公（的）民"与"公共（的）民
"是不同的。
我非常感谢金先生给了我一个非常真诚坦率也非常有的放矢的回答。他使我对于自己所
致力于的公民范畴的复杂性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使我对于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有了
新的体悟。如何很好地协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这也将成为我以后必须认真思考的一
个大问题。

应答Ⅱ
互働、共识、共福－公共哲学的手段和目的
清华大学哲学系05级博士研究生：弭维

无论人性善恶曾经以怎样不同的方式在历史中展现，无论过往曾经存在过多少的血腥残
暴，对于共同幸福以及人类生存美好境界的寻求似乎是人类思想史和实践历史上永恒的
话题。
如果我们人类仅仅是孤岛上的鲁滨逊，那么我们的生活中便无所谓"他者"与人际伦理，
但是人的实际却是无法跳脱出空间和时间范围的个体，因此每个人便或多或少与他人以
不同的方式出现不同的关系，而对这种关系的理解、界定、目标追求以及相关的价值要
求便成为值得人类探询的问题。
传统的社会中，无论东方西方，整体主义和目的论的价值要求都曾经在很长时间内居于
统治地位，在这样一种世界观之中，人的个体意义被包括于世界的整体意义之中，个人
的主体性未能显现，因此，在实践中，人的个体性受到压抑，权利受到忽视。自我究竟
是什么？自我与他者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在极力宣扬个体性的同时，我们也无法忽视
他者的存在。而且，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历史上，他者都是一个永恒的存在，是我们无法
逃避的事实。
目前，整体（国家、民族）在扩张，个人也在扩张，这已经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了某种障
碍。尤其在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前所未有的发现这个世界如此之小，如果它是一张网，
那么人类便是一个个网上的结，人们之间的私域得以区分了，但是如何在充满异质性的
个体中寻求和谐共存呢？而且，今日之世界随着民族国家的崛起，共同体的范围得以扩
大，共同和谐的主体不仅涉及到民族国家内的个人，同时也涉及到区域，涉及到全球，
我们甚至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时间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将成为一个很重要很关键
的问题。
20世纪的两次世界性战争给人类带来的苦痛今日依然清晰，对苦痛的咀嚼也是良心上必
须面对的事实，国家之间是否只有利益，是否只是物质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和谐共存，
共同幸福能不能是一种目标，会不会成为一种现实？
亨廷顿曾经以其对文明冲突的预示和分析提出了需要人类各不同共同体思索的现实问题
。因此，公共哲学问题要解决的不仅是国家内部的问题，同时也要试图解决国家间的问
题。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笔者以为，似乎应该有两种进路来思考和分析，一种是学理的
，一种是政治的。
首先，在学理上而言，我们是否能够在不同的思想资源中找到可以通约的价值标准作为
人类共同的价值，东方世界的"和"，西方世界的"宽容"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提供某种仁慈
的情怀来让不同的人群微笑相对，如果人类有这样的基本价值，那么是什么？基本价值
的通约性提供了一种彼此价值认同的基础，相合而不是相颃颉，如果我们在理念上是绝
对敌对的，那么我们共同幸福的目的似乎会是一种乌托邦，因此，在思想资源的开发和
寻求上，需要学者们的探索和努力，也需要我们对之进行分析和比较，需要互动和对话
，以一种敞开的姿态来面对各种可能冲突的价值，寻求其中的相合点。
其次，政治的进路：国家内部关系和国家关系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政治关系，政治的公
共性和政治力量的必要性都是解决纷争的手段，国际关系不同于国家间关系的一个重要
之处还在于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那么这样一种互动的方式会是什么呢？单方的意志
和力量强加只能激起矛盾而不是能寻求共识。因此，在面对世界性的共同幸福问题上，
需要各个主体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参与互动，这种平等不是一种怜悯或者卑躬屈膝，也不
是形式的平等而内心依然存在的傲慢和卑微，而是需要一种宽容、平和、开放的心态来
针对日益显著的人类共同生存问题交流沟通，可以说这是实现共同幸福所不可欠缺的一
种基本态度。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愿望是美好的，然而达致愿望却总是艰难的，但是共同幸福这样一
种价值要求却应该努力成为一种目的，它并不是虚幻的空想，虽然我们坦然诚实地正视
各种主体的殊异性，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寻求和探索出路，而不是逃避问题。人类不能到
了没有退路的时候再思考挽救的办法，对共同幸福目标的追求同时也是意识到共同危机
的一种表现。人总会犯错误，但是人类可爱之处还在于他总会不断反思，纠正自己的错
误，虽然我们平时会因各种不同的道德和价值标准冲突，但是在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上
，彼此无疑是有共同语言的，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寻求人类的共同幸福不是幻想，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如何从手段上达致，这也就是公共哲学的任务。

应答Ⅲ
期待更大的可能性
清华大学哲学系伦理学03级博士生　涂文娟

听了金泰昌先生关于《什么是公共哲学》的主题演讲，使我了解到日本公共哲学研究的
近况，并领悟到欧美与东亚文化关于公共性研究范式的区别，并确信了中国文化和日本
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尤其是金先生所赋予公共（行动）哲学以对话、共动与开新之开
放性意义，以及公共哲学所追求的通过活私开公、公私共媒来实现和谐、和解、共同幸
福之善良社会的目标，都让我感到其中蕴涵着极大的学术空间及实践可能性。

应答Ⅳ
与公共哲学的邂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课程　　　徐金凤

十月的北京，正值一年中最宜人的金秋时节。在这大好季节里，日本公共哲学共动研究
所所长金泰昌老师来到中国名校清华大学的哲学系，在清华园新斋就公共哲学进行了可
谓开创新局面的讲演，我也有幸聆听了讲演。
    这次讲演在活跃的气氛中进行。金老师没有照稿宣科，而是接受各位出席者的提问
然后给予回答，以这种形式进行了讲演。
    有的学生提问说，众所周知，公共哲学思想源自美国，而近年趋于活跃的日本公共
哲学活动历史尚不足十年，其思想基干难道不是舶来自美国吗？二者有何不同？此外，
还有人问及公共哲学现在的研究课题及其与私域哲学之间的关联。
    围绕这些提问，金老师引经据典、浅显易懂地做了回答。虽然时间较为短暂，但我
想各位出席者对于何谓公共哲学，与自美国兴起（主要由Walter Lippmann沃尔特·李普
曼及Robert N.Bellah罗伯特·贝拉提倡）的公共哲学的不同点，以及公共哲学的研究领
域均有了一定的了解。
    对于我本人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公共哲学的目的在于以新的视点重新审视东
亚（中国、日本、韩国）的思想资源，学习先人智慧，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投入
时间、能力和资源，共同创造"幸福共创的公共世界"这个话题。
    实际上，这是我第二次听到这番话。第一次是在今年五月，我与金老师初次相遇的
时候。也正是在那时，我初次听说了"公共哲学"这门新学问。现在，为了写博士论文，
我正在阅读九鬼周造的作品。大家知道，九鬼的主要哲学思想是"偶然性的问题"。我与
金老师的邂逅不也正是这种偶然性的实例吗？记得初次相遇时，金老师为了与中国学者
共同探讨公共哲学，正在游历广州、上海和北京，展开"公共哲学走向公共之旅"。由于
作为翻译一同前来北京的蔡龙日先生因事不得不返回日本，在匆忙之中，承蒙恩师卞崇
道老师的介绍，我在上海与金老师见了面。于是就这样，承蒙恩师引见，我邂逅了世界
的公共人金泰昌老师，也由此邂逅了公共哲学。
    当时，正值中日关系处于紧张时期，北京上海等城市爆发了反日游*，金老师到达
上海时恰值游*次日，因此我们两个人尽量避免用日语进行交谈。
    金老师的"公共哲学走向公共之旅"与中国各地爆发的反日游*（同时在日本也是反
华潮高涨）偶然遭遇，那时，我再次切身体会到推广公共哲学的必要性。
    不言而喻，中日、中韩乃至世界各国间由于政治、经济原因而导致的矛盾与摩擦是
现实利益的冲突。换而言之，也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和摩擦。以"地球的公共善"为
目标的公共哲学，如果能够在中国和韩国得到普及的话，那么就能为东亚的和解提供哲
学思想基础吧。听说，现在公共哲学在日本逐渐开始为人所知，在政界、教育界、经济
界以及宗教界等各领域都唤起了注意，甚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国际会议也将在来年
年初举行。
    "公共"一词的语源出自于中国的古典作品（"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 司马迁《
史记》 "天下公共" 《朱子语类》），然而知道新公共哲学的人却为数寥寥。以卞崇道
老师为首的公共哲学中文翻译委员会正在翻译《公共哲学》系列第1期全10卷以及《何谓
公共哲学》，其出版后势必会引起反响。至今为止，在中国，人们一直把在公共关系、
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及公共政策等领域的伦理问题置于公共伦理名下进行思考，其与日
本的公共哲学运动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公共哲学在日本唤起一定程度的关注，前后大约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在中国也需
要同样的时间，金泰昌老师已经为此树立了目标。五月的"公共哲学走向公共之旅"，以
及本次在清华大学的讲演，都将成为催发中国公共哲学之花开放，实现金泰昌老师梦想
的一环。这只是一个开始，路漫漫其修远兮，让我们共同期待公共哲学之花在中国早日
盛开。

应答Ⅴ
和谐社会与公共哲学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2005级伦理学博士研究生   周谨平
   
在金泰昌教授关于公共哲学的讲演中，他主要从概念分析的角度对公共哲学的定义、范
畴、以及日本公共哲学的特点予以了详细的阐述与说明。公共哲学包含公共的哲学、公
共性的哲学、与公共（行动）哲学三个方面，而金先生主要从公共（行动）哲学的维度
进行了分析和阐释。
在金先生对"公共"概念的溯源和解释中，我感受最深的便是"和"这一概念。所谓"君子和
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对"和"与"同"的分野构建了公共（行动）哲学的广泛基础，并
凸现了"理"、"场"、"气"的现代性价值。
和，首先是人与人之和。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特别在目前的多元化世界中，不
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和知识架构使得人表现出不同的语言、思维、习惯，以及价值认
同和追求。而在现代伦理中，人们所应探求的正是多样化的价值和人格尊严。随着全球
化的进展，我们再也不允许仅仅以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为理由而进行歧视以及排斥的现象
存在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面临着在其它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沟通与交流机会，而这
种交流与沟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必须。这种协作性的互动正是金先生所阐释的动词性
的"公共"之意。公共哲学所提供的"对话"、"共动"、"开新"为不同人之间的协同合作提
供了运作的方式，同时也描绘了协作性社会的运行图式。
和的另一层含义便是人与社会之和。在历史和哲学传统中，个人和社会整体总是在支配
与被支配、从属与游离之间徘徊。在专制时代和社会中，社会的强力和权力者驱使、鞭
策着个人，个人的尊严与价值迷失在社会支配力量所爆发的洪流中。个人对社会整体只
有义务和责任，而没有权利。
而随着近代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兴起，人们开始追寻并强调个人的利益、权力、价值
和尊严。而在持续的个人中心关怀中，人们将社会的组成看作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如
社会契约论中将合群作为个人自我保护的方式。个人渐渐地漠视自己的社会身份和社会
责任，个人与社会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游离。而社会的诸多问题需要个人的作为才能
得到解决，社会不能凭借离开个人的空洞的自身而自我完善。如日益凸现的环境问题，
个人忽视社会整体性而无限度的自为行为和对自我权力的超限度使用已产生了严重的后
果。作为"肇事者"，个人必须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公共哲学对社会的谋划正是对现代社会呼唤个人参与的回应。只有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
之中，协调个人与社会整体利益、权力之间的关系，才能构建和谐的社会存在。这也是
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基本途径。

应答Ⅵ
"公共知识"与"公共世界"的探求

清华大学哲学系05级硕士生 毛静   

公共哲学（public philosophy）一词产生于二战后的美国，由李普曼（Walter Lippman
） 在其1955年发表的《公共哲学》（The Public Philosophy）一书中提出，李普曼批
判了当时苏联的列宁主义和美国的大众化社会及放任式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
而"公共哲学"正是他所提倡的通过陶冶人们的公共精神来重建****主义的一种思想
。在20世纪的西欧和北美，几位对"公共性的丧失"深感忧虑的理论家：马尔库塞、哈贝
马斯，以及在这种公共哲学方面更具建树的阿伦特，也提出了新的公共性理论，而近年
来在日本兴起的公共哲学，虽然受到上述思潮的影响，但突破了上述思潮欧美中心主义
的偏颇和局限，形成了一种以作为实践活动的"和"为精髓的公共哲学。
10月11日，日本公共哲学共动研究所所长金泰昌先生应清华大学哲学系之邀请，在清华
大学做了题为"何谓公共哲学"的主题演讲。金泰昌先生以开放式演讲的方式，从问题出
发，就公共哲学的「公」「私」分际问题，日本公共哲学的现状和公共哲学在东亚区域
的现代意义以及如何构建东亚特色的公共哲学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这也推动了东亚公共
哲学在不同国界学者间的交流和公共哲学的共建。
不同于欧美的自由主义和政治中心主义，日本的公共哲学更趋向于政治哲学、社会哲学
、经济哲学和科学哲学的融合体，金先生特别强调了以"活私开公"，"公私共媒"为特点
的公共（实践、行动）。日本的公共哲学虽不可避免的受欧美思潮的影响，但是任何哲
学都是某一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由于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价值观
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哲学，因此日本文化当然也是植根于日本传统的。日本是一个善
于吸取外来优秀文化的民族，自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日本吸取中华儒家文化的精华，
并把它融入自己的民族精神之中，这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把"和"视为一切社会
交往的首要原则，强调社会成员之间要和谐。而日本的公共哲学正是将这种"和"作为"善
良社会"的基本原理，其所追求的不是灭私奉公，破私立公，也不是要灭公奉私，追求绝
对的利己至上，而是寻求一种能包容不同人种、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包含异质多
样性的"活私开公"、"公私共媒"的公共精神的基本秩序，一种"和而不同"的哲学。而这
种"和"也正是中国儒家学说的最基本思想，儒家自古就讲究"和实生物，同则不继"、"阴
阳和合，万物生生"，日本吸收中国儒家文化不是盲目地接受，而是根据本国的国情加以
改造，并与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日本式"和"思想。
随着全球经济-体化和信息化、国际化时代的到来，整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文明冲突"的
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世界文化将是多元共存的文化，纯粹传统和纯粹西方文化都不
可能。面对这种多元共存的文化，日本的公共哲学强调建立一个多元、互动式的"和"，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包容异质多样性，化解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另外，和谐、和解、共同幸福将带来新的生命和新的文化，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公共
哲学必将使东亚的哲学共识成为可能。
现在，中国、韩国、日本似乎都吸收了不少欧美的公共哲学，罗尔斯和泰勒等人的公共
哲学在中、韩、日社会科学家间已是耳熟能详。然而，这些欧美思想家在自由主义和共
同体主义环境下形成的公共哲学对东亚各国究竟有多大效果？跟他们的学说不同的东亚
式公共哲学是否可能？这些问题依然等待我们去解答。20世纪的人类经历确实让人类学
到了追求宗教、道德、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性所要付出的代价。凡是在只有一个立法者、
一个权威的地方；凡是失去了从家庭、邻友和在多元团体中找到归属感的地方，公共利
益也就失去支撑。特别是在当今不稳定的全球化时代，多样性的文化、价值观如何可能
在公共领域获得和谐状态？这更凸现了今后东亚的知识分子应该在多样化的区域性基础
上，一起来讨论如何创造跟我们的未来密切相关、重视世代继承的公共知识的意义。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全球化的趋势正在不断深入，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日本公共哲学的
活动并没有局限在国内，至今已在世界各地的学府和机构召开过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了
中、韩和西欧的学者，一起来总结二十世纪的教训，探讨东亚地区应该发挥的独特知识
作用。其目的在于通过对话、共动、开新的方式重新认识历史，一同探讨「当下的问题
」，思考「未来的方向」，创造崭新的「公共知识」，共建可能的「公共世界」，推动
形成东亚独特的共同哲学。

感想
对话式的讲演

清华大学哲学系特约教授　貝淡宁

　　2005年10月11日，在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大学里，金泰昌先生作了一场名为"何谓
公共哲学"的讲演，很多教授、学生聆听了演讲，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听众中有些人对
金泰昌先生和研究所的活动相当关心和了解，因此提出了不少切中要害的问题。这个讲
演并没有采取演讲者单方面喋喋不休地说教的形式，而是充分强调对话的重要性，一开
场就请听众提问题，然后以回答所提问题的方式，金先生展开了他的演讲，如此一来，
听众的注意力自然就高度集中起来了。很显然，这种讲演的方式本身就传达了一种信息
，这是一个高度重视对话的讲演。
　　对话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东亚以及日本公共哲学研究的特点是什么？为了阐述
这个问题，金泰昌先生首先从历史、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公共哲学这个概念，并进
行了东西比较。日本、或者东亚的公共哲学中关键性的一个概念大概就是"和"吧，"和"
这个词一般在英语里译作harmony，但是，金先生赞成中国传统的观点，强调和谐中的多
样性与相关性。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 13、23》），对此金
先生的解释是，多样性与相异性是构成"和"的重要因素。接下来，金先生为了澄清一个
传播甚广的误解--即重视和谐就是强调同一性，就是过去地方上的町村制式的特点--而
重新诠释了"和"的意义，并强调了开展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目前，从事公共哲学运动的人们一方面对日本（政府）领导人的言行感到不安，另
一方面正在为实现东亚各国的相和、和解、共福而努力，考虑到这样一种公共哲学想象
力的可能性，我认为对于"和"意义的辨析以及讨论是顺应了时代要求的，是一个十分重
要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那就是超越国家、文化的重要性。在讨论中一个国
际关系专业的学生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与其整个国际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还不如积
极推进国家层面的公共哲学，而这个国家是指可以行使整体权力的政府机关。"对此金先
生以其自身家庭中多种文化间的对立为例，说明了他自己所起的"媒介"的作用。为了对
立面间的和解，为了各种规模、各种环境下的文化多样性与相异性之间的相互宽容及理
解，我们不能拘泥于具体的国家，而要超越国境，共働追求一种共通的基本规范，我想
这就是当今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吧。

致年轻的清华的朋友们
对大家回应的再回应

　　2005年10月11日下午，能在公共哲学特别演讲会上认识大家，并与大家进行了对话
、共働、开新，我感到无比的喜悦。我回到日本以后，你们又通过书信寄来了感想，对
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于我来说，和大家长期进行对话、共働、开新，是比什么都重
要的事情。
首先，是对冯务中同学的再回答。我小的时候，通过当时所谓的公民（科）教育，被灌
输了大日本帝国臣民这种人格位相，后来祖国光复（独立）了，人格位相又变成了独立
民主国家的国民，这其中的转变有多么困难，我是有亲身体会的。虽然我们所处的环境
以及条件都不相同，但是我能理解冯同学那种存在主义的、学术性的问题意识的产生根
源，以及他对当前任务的认识。不过，我大部分的青春时代是在外国游学中度过的（其
中有很多复杂的情况），正是这种经历，让我能够客观地审视自己的历史、文化以及生
活，国民与市民的问题正是其中之一。从臣民到国民的位相转变，是伴随着巨大的冲击
的，同时，我也亲眼看到了在国民的名义下发生的无数的残酷行为，并为此感到了无以
言表的心痛。至少从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来说，"国民"、"皇民"、"公民"都是根据国家（
日本或是韩国）、政府的需要人为制造出来的，是与权利体制的维护、强化、扩大相适
应的人格，这正是一个为"公"（国家）效力的"民"的形象。按照权利体制一方的逻辑来
说，不为"公"（国家）效力的"民"是"私民"，其存在得不到承认与尊重，是"非国民"，
在法律上、道德上都受到歧视以及排斥，"非国民"的生命、生存、生计被全盘否定也被
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基于我迄今为止的生活经历以及研究成果，我认识到这种思
想是非常危险的，甚至是造成悲剧的原因，同时我也不可能忘记，感情化地区分"国民"
与"非国民"，很多时候都成了将憎恶、镇压、抹杀正当化的理由。
　　因此，我重视"市民"这个概念，因为它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自由的人格，在一定程
度上摆脱了国家（政权）对"人格"的规定。这个"市民"不仅仅是城"市"居"民"，而是"市
"井之"民"，是庶民，是平民，他们不是"公"（由国家、政府、权力、体制所规定并承认
的人格）之民，而是"活私开公"与"公私共媒"的实践主体，是"公共行动"的当事者，他
们未必是强者，反而正因为他们是弱者，他们拥有的希望和面对的问题才是共通的，才
更需要、也只能齐心协力地共创善良的社会，这就是"公共（行动的）市民"的人格位相
。但是，考虑到中国目前的情况，我认为冯务中同学的问题意识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研究
课题。
我要感谢弭维同学对"幸福共创"的强烈共鸣，涂文娟同学对通过共働构筑相和、和解、
共福之公共世界的深刻理解，感谢周谨平同学对"和"的真诚的思考，毛静同学提出的"'
公共哲学'是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共働形态"这样一个中肯的意
见，我还要感谢貝淡寧教授对"对话式演讲"的热情肯定，谢谢大家给我如此宝贵的回应
。看到这些充满善意的、让人感到温暖无比的感想，我不禁有些惶恐，同时也更感到了
责任之重，我把它理解为大家对我的鼓励和鞭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徐金凤同学也来参加了讲演会，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正如徐金凤同学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目前的现状是，"公共关系"、"公共行政"、"公共
管理"、"公共政策"等领域的伦理问题，正以"公共哲学"的名义进行研究、教育、讨论，
对此我本人也有所了解。我认为这是一种对应中国国情的公共哲学的形式，是很有意义
的。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公共哲学与日本以往的公共政策论、公共管理、公共经
营论所设定的认识方法有相同之处，那就是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混淆了"公"与"
公共"，以国家、政府、官僚等权力机构为中心思考问题的色彩相当浓厚。我想将其称为
与"公的关系"、"公的行政"、"公的管理"、"公的政策"相关的"公的伦理"可能更为合适
吧，总感觉还没有彻底消除"灭私奉公"、"破私立公"的残余影响，在这里是基本找不到"
他者感觉"、"市民意识"、"中间团体"、"活私开公"等思想的痕迹的。
　　我有一种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在这种公共哲学里，强调的是个人的美德（德性），
而对于对话、共働、开新在关系性伦理以及伦理的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缺乏明确、自
觉的认识。简而言之，这是一种统治的伦理，还远远不是自治的伦理，也不是共治的伦
理。很可能我的认识还有不足的地方，而且我的论述中也几乎没有区分伦理与道德。在
日本也有相似的倾向。
但是，"公共哲学"与"公（的）哲学"、"私（的）哲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通过与
他者进行对话、共働、开新这样一个过程，积极努力地探索"自我"、"他人"、"世界"这
三者之间多方位、多层次、相互关联的关系，因此它们之间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作为日本的公共哲学运动，我们也已经意识到了多方位考察"公共（行动）伦理"的
必要性，这项工作将从明年开始展开。最近，在日本几乎每天都有关于所谓的管理之恶
、行政之恶的具体报道，确实存在着个人内心德性的问题。但是，以往的道德论所无法
解决的是结构之恶的问题，"恶"无论是对个人而言还是对组织而言，都是作为或者不作
为的结果，它所带来的只能是生命（及其尊严）的破坏、损害和丧失。这与每一个个人
的善意无关，正因为管理体制中缺乏适当的纠正（批判、反省、检查、修正）功能，所
以才导致了不幸事件的发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是一个共通的问题，我希望和大家
以及更多的中国朋友一起进行共働研究，这个问题包含"公共理性"、"公共感情"、"公共
意志"以及"公共灵性"，我们必须对此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并加以实践。在这里最重要的不
仅仅是个人意识内部对德性的培养，还要不断磨练对于自他关系上"中间意识"的感受性
。我们要妥善地挖掘、重新审视并发展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文化、思想资源，以创造更
具有改造现实能力的"公共（行动）伦理"，这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也是现实对我们的
要求。
今天就写到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

2005年12月1日
公共哲学共働研究所
金  泰昌

崭新的"和"的理念与"公共哲学"

　10月份，公共哲学共働研究所所长金泰昌先生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哲学系以"何谓公共
哲学"为题进行了讲演，北京的学生们对此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关心。我们再一次深深地感
到，尽管历史与社会现状不同，但对于和邻人生活在一起的人们来说，"公共"与"和"的
问题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公共哲学"正在超越国界，但它与各个国家的历史、社会
现状、传统等等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国家其主要任务也会各不相同。
　  这次讲演中强调了"公共哲学"的三个层面，其中特别强调了"公共（行动）哲学"的"
公共"是动词，以及东方思想中的"和"的理念与"同"不一样，"和"是相互承认对方的"异"
，从而相互激发对方的潜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我们要以此来重新把握"和"，并将其
贯彻到起源于东方的"公共（行动）哲学"中去。
　  我们听到过这样的意见，即对于静态地把握"公共"或者"和"有抵触情绪。因为如果
那样的话，表面上看起来很可能风平浪静、没有冲突，但实际上是力量大的人、声音大
的人或者有权利的人封堵了弱者的声音，或者是打着"公共"与"和"的名义，其实却在谋
求一己之私利，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善良"吧。重要的不是如何维持表面的"和"，而
是每个人都相互尊重、相互扶助。特别是在当今这种异文化并存且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社
会里，追求同质性的"和"是无法予以应对的。
　  "公共"确实是一个领域，但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它同时也是向更高层次意识发展的
一个方向。"活私开公"就是要相互激发"私"的活力，这是公共世界的目标之一，但同时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阻碍公共世界实现的"障碍"也正是来自于"私"。人总是容易固执己
见，容易只盯着自己的利益，这和权力结合起来的话，就会变为"恶"。
　  我们的历史与传统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我们的先人们在不同的时代都创造出了让
人自豪的智慧，这一切都记载在典籍之中。如果我们不是拘泥于典籍，而是用新的观点
，根据时代的要求重新发掘其意义的话，很可能这对于我们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会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我们衷心希望重新发掘东方思想传统中的"和"的理念，以此为"公
共（行动）哲学"做出更大的贡献。（公共的良识人编辑部）　　　　　　　　　　　（
翻译  徐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