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介绍

清水煮音

学习国际政治学，首先应该对这个学科有基本的了解。这个学科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个学科有怎样的特点，它有哪些基本的理论和学派，有哪些基本的概念，有怎样的研究方法，这些都是必须探讨的问题。



第一节 国际政治学的学科发展



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 作为学科名称，与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通常同义，并且与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相通1。在国际学术界这几个概念的使用并没有严格的区别，是可以互换的。不过，在许多情况下，这几个概念的用法是有区别的。国际关系比较侧重于国家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国家间关系（interstate relations）。 而世界政治则含义更宽泛，既涉及国家行为体actor， 又涉及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全球政治（global politics） 2 。国际研究强调的是对各种国际问题的研究。其中不但包括与国际关系与世界政治相关的研究内容，而且还包括对其他国际 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各种理论问题以及跨学科问题的研究3。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学科（a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 ），国际政治学产生于人们希望更好地理解国际事务 和国家间政治的需求。面对纷繁的国际关系现象，特别是国家间不断发生的各种冲突与战争，人们迫切需要找 出认识国际行为模式的工具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以便更好地确立一种国际秩序，维护各自国家的利益，实 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现象有久远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存在国家就存在国际关系，不论这种国家是古 代的城邦国家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如果把古代学者的研究，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腊城邦国家 间关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和中国记述春秋战国历史的典籍《春秋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视为某种国际关系研究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就有数千年的历史了。

人们通常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产生于20 世纪初，并且最早出现于讲英语的国家，即英国和美国。这样一个学科的产生是现实国际关系发展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



注释：

1 Michael Brech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Flawed Dichotomies, Synthesis, Cumu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3, No.2, 1999, p.214.

2 Paul R. Viotti and Mark V. Kaupp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 1997, pp.18-19.

3 国际研究是一种比较宽泛的说法，在国际学术界，国际研究有一个正式的学会性组织，即国际研究会ISA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该组织十分庞大下设有19 分会，它们是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学习Active Learning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多学科比较研究(Comparativ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外交 研究(Diplomatic Studies)、环境研究(Environmental Studies)、 种族民族主义与移民(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女权理论与性别研究(Feminist Theory and Gender Studies) 、外交政策分 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 、全球发展(Global Development) 、情报研究(Intelligence Studies) 、国 际教育(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国际伦理学(International Ethics)、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 国 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国际安全研 究(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 、国际关系中的后共产主义国家(Post-Communist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对国际进程的科学 研究(Scientific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rocesses) 、国际研究的妇女小组会(Women’s Caucu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国际研究会的分会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国际政治学的子学科或是子领域的划分，当然这种划分中的交叉和重复部分很多，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国际问题研究的特点，它是一种相互交叉且涉及面宽广的综合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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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人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日益加深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世界范围内错综复杂的国家间矛盾的第一次总爆发，这场惨烈的战争使得学者们不得不密切关注国际关系。1919 年威尔士工业家戴维•戴维斯David Davies 在Aberystwythr 的威尔士大学资助建立了国际政治系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les,Aberystwyth 。并为国际政治专业设立了伍德罗•威尔逊讲座教授Woodrow Wilson Chair ofInternational Politics ，这种设置标志着独立的国际政治学科的诞生。

美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介入改变了长期以来坚持的不与欧洲发生关系的国策，开始了世界主义的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同时身为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的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 倡议通过建立国际联盟的方式来防止世界大战的再次爆发，表现为一种积极的国际政治活动。他所提出的十四点(Fourteen Points) 阐述了集体安全的思想，构成了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的国际关系文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尽管许多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把国际政治学看作是政治学的子学科，但是国际政治研究却伴随着一系列特定刊物的出现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学科领域和范式。这些刊物包括外交Foreign Affairs 1922 年、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47 年、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1947 年)、冲突解决(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56 年) 、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63 年)、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64 年)等。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在教育方面也有明确的表现。在英国和美国都出现了国际关系方面的独立的博士教程，例如耶鲁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在1960 年代就确立了这样的培养计划，而伦敦经济学院则设立了国际关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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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学所研究的一般政治现象特别是国内政治现象相比，国际政治学所研究的现象要复杂得多。因为这些现象的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构成的一个特殊社会，这个社会没有中央权威，作为其中主要行为体的主权国家都是拥有垄断权力的自治单元，它们的互动在本质上是无政府的。由于每个国家的行为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影响，因此国际政治就成了一种变数复杂和多维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生态、法律、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国际关系的复杂特性使得国际政治学一产生就表现出了鲜明的跨学科特点，无论是作为一个学科还是研究领域，它都比政治学要宽泛得多。这个领域的学者认为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等对于国际政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力求使这个学科具有包容性。这一点从最初的国际关系课程设置中也可以看出来，在美国、英国等最早设立国际关系课程的国家，无论是大学课程、硕士课程、还是博士课程都强调了该学科的跨学科特点与包容性4。

在现代国际政治学产生的同时，各种不同的范式(paradigm)和理论观点也产生了，例如理想主义idealism 与现实主义(realism)就是两种非常有代表性的不同范式，不过这两种范式在争论和讨论中是有共同的假定的，即国际政治主要涉及的是国家，而国家又是运作于一个无政府环境中的单元。换言之尽管这两种范式有不同的观点和对国际问题的不同解法，但都坚持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都认为国际政治的支配性特征就是以领土为基础的主权国家组成的威斯特伐里亚体系5。这种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国际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 国际政治学从产生到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是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的。与外交史、国际法、


注释：

4 Helen V. Milner, "Rationalizing Politics: The Emerging Synthesis of International, American,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Issue 4, Autumn 1998.

5 1648 年为结束“三十年战争”而订立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 标志着主权国家国家体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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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这样的学科相比，国际政治学在20 世纪上半叶还不能说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磨难，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实践，以及冷战和各种国际冲突的检验，直到1970 年代它才有了比较象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

国际政治学迟迟未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跨学科特点。这门学科在形成的过程中结合并吸收了其他许多学科的体系框架与方法，而这些学科都是各具特色的。由于涉及到历史学、法学、经济学、哲学、伦理学、统计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数学、生态学等众多学科，因此它的发展既是丰富多彩的又是十分庞杂的。把如此众多的学科融为一体，使之形成具有清晰的体系概念与方法的学科，显然是一个困难的任务。

实际上直至今天，仍然有人认为国际政治学还不能说已形成为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6。尽管人们都承认这个研究领域，承认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这个学科的理论体系、主要概念、主要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却始终众说纷纭。在该研究领域陆续出现了现实主义(realism)与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 传统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traditional and neo-institutionalism) ，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 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 英国学派(the english school of neo-idealism) ，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 世界体系论(world system)， 女性主义国关理论(feminist IR)，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等流派。在一个研究领域出现众多学派本是一件好事，但正如迈克尔布雷彻Michael Brecher在国际研究协会1999 年年会的主席致词中所指出的，由于一些人在研究中追求时髦和新奇时尚，结果划分出许多不必要的学派，提出了许多不适当的两分法，尤其是这些学派缺乏相互的宽容，有时在争论中甚至诋毁对方。由于不注意学术研究的继承性和知识的积累性，使整个学科的发展受到影响7。 当然不管这个学科有多少缺点。它毕竟已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它的不足恰恰为广大国际关系研究者提供了机遇。



第二节 国际政治学的学科界定



作为一门研究领域，广泛并且涉及多门知识的独立学科，国际政治学应该有一个使自己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边界，这个边界可以标示出它的研究领域的范围。为了便于比较，本书把国际政治作为国外学术界比较常用的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IR的同义语加以讨论8。在这里首先探讨国际关系的词义。

在中文的词典中，例如现代汉语词典，无论国际政治还是国际关系都未收入，这说明国际关系在汉语中还不是一个得到语言学认可的标准词汇。不过在英文词典中，国际关系是有明确的定义的，例如韦伯词典就收有国际关系的条目。它的解释是国际关系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分支，关注的是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外交政策9。从这一词典定义来看国际关系的属性有三点：第一、它在学科上从属于政治学；第二、它的研究对象是国家间的关系；第三、它的关注重点是外交政策。作为一种语言学的解释，它反映的是人们对这个学科最一般和最大众化的认识。很明显国际关系学


注释：

6 Michael Brech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Flawed Dichotomies, Synthesis, Cumu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3, No.2, 1999, p.214.

7 Michael Brech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 Flawed Dichotomies, Synthesis, Cumul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3, No.2, 1999, pp.214-217.

8 关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可互换性，可参阅Frederic S. Pearson and J. Martin Roches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998, p.17. 9 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Merrian-Webster Inc., Springfield, Ma., 1991, p.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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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这个定义是不能满意的，因为它过于狭窄。

就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而言，把它界定为国家间的关系是不错的，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在当今的世界舞台上，除了进行互动的主权国家之外，还活跃着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诸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 等国际组织，绿色和平等非政府组织，各种不同的种族集团，大大小小的跨国公司，各种政党组织，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和跨国犯罪组织等，甚至个人也可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实践中恐怖主义组织袭击美国的大使馆，绿色和平组织进行反核活动，联合国进行维和活动，所体现的都不是主权国家间的关系。因此界定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全面地观察世界，既看到国家行为体，亦看到非国家行为体。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把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概括为三类关系：

第一、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包括合作的关系，也包括冲突的关系，既包括双边关系，也包括多边关系。例如两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订立和平条约就是合作的关系。相反，发生对抗与战争则是一种冲突的关系。再比如美日建立军事同盟，美俄进行核裁军谈判，所涉及的是双边关系。而欧安会涉及的则是多边关系。在联合国的活动中，由于涉及了几乎所有国家，因此更体现为一种世界性的关系。

第二、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包括主权国家与政府间组织的关系，诸如成员国与所参加组织的关系，如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或是一个国际组织与组织外的国家的关系，如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亦包括主权国家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诸如国际红十字会与主权国家间的关系，或跨国公司与国家间的关系等。

第三、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各国际组织间的关系，非政府组织间的关系，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关系等。诸如联合国与各种非政府组织间的关系，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等。综合以上这三种情况，有的国际关系学者提出了一种更广义的有关国际关系研究的界定，即国际关系学是有关跨越国家边界的一切人类互动以及影响这些互动的因素的研究10。这一界定比较前边谈到的词典定义范围有了极大的拓展，而且强调的中心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果说前者强调的是国家中心主义，那么后者则强调了国际关系中所表现出的某种全球化现象。这种有别于传统视角的观念，虽然没有排除主权国家在全球范围的互动，但它显然更多地关注了非国家行为体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发挥作用，日益增大的全球政治现象。

把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与全球政治概念联系在一起，是因为这些行为体的活动不受国家边界的约束，表现出了全球性的影响，它们所关注的问题是全球性的，谋求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全球性的。它们所倡导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强调的不是权力和中央权威，而是力图通过某种全球规范和影响的网络来管理全球性事务。作为这样一种现象的反映，一些学者特别是欧洲的学者正在日益强调世界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区别。他们认为国际政治顾名思义主要是指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而世界政治的范畴则要宽泛得多，不单包括民族国家间政治，更涉及各种不同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政治活动，所以他们认为国际关系或是国际政治已不再适于用来界定当今的问题只有世界政治的说法才是恰当的11。

扩展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对象与视角毫无疑问是符合今天的国际关系现实的，但是


注释：

10 Frederic S. Pearson and J. Martin Roches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998, p.15.

11 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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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国际关系的全球化已成为主流，主权国家间关系已无足轻重，也是不对的。因为当今的国际社会仍然是个主权国家体系，在世界舞台上起主导作用的角色仍然是主权国家，而不是非国家行为体。因此在充分注意全球政治现象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即尽管国际关系研究会涉及到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但它的主要关注点或者说它研究的主要方面仍然是政府间的关系。因此尽管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新的特点与新的趋势，例如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就向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但该学科研究的基点与要点并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仍然是国家间政治。

在国际关系中，由于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最基本的互动方式是外交活动，因此外交与外交政策就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的主要关注点。就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主权国家来说，其国际行为主要就是外交行为。要了解和理解主权国家的国际行为的目标和动机，了解和理解国家推进其目标所依靠的工具，国际关系学就必须分析和比较国家的外交政策。这里所说的外交政策，是指政府官员为了促进国家领土之外的国家利益而采取的对策与行动。这种对策与行动在多数情况下所体现的是主权国家间的关系，但也可能涉及主权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奉行的反恐怖主义对外政策，主要涉及的就是主权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然而仅仅以国家外交政策作为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关注点是不够的，实际上国家的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常常是密不可分和相互影响的，例如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变幻莫测的国内政治的左右，除了国内各利益集团的左右和意识形态偏见之外，大选和政府更迭也往往表现出周期性的影响。经验表明，美国总统执政之初往往带有比较强烈的意识形态味道，对华政策强硬，但到执政后期则会渐渐趋向务实。在总统更迭之际，候选人出于竞选的需要又会以对华的强硬态度标榜自己与现任总统之不同，但上台执政之后，出于现实国家利益的需要又会转而执行较务实的对华政策。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些国家的内政问题有时也会变成为国际问题，从而直接影响国际关系。1999 年南斯拉夫科索沃危机引发的国际干涉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个问题原本属于南斯拉夫的内政问题，矛盾的症结是科索沃的阿族分离主义势力要求独立，而南联盟中央政府则坚持维护国家统一。激化的矛盾最终演化为武装冲突，美国为首的北约以南斯拉夫发生了种族清洗为由对南斯拉夫联盟发动了78 天的狂轰滥炸，使得这场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事件演变成了一场国际范围的人道主义战争。

当然，在国内因素与国际政治的关系的问题上，国际关系学界是有不同观点的。有些人持国内因素决定论认为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对其外交行为有决定性影响，民主和平论者就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民主国家爱好和平在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而非民主国家则带有战争倾向。持相反观点的人则认为，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与其外交政策没有关系，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能奉行相同的对外政策。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忽视国家内部的因素和持国内因素决定论都是有疑问的，作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各种不同行为体的对外行为固然会受到其内部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一般来说只对国际政治起次要的作用，因为国际关系的整体是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的。

毫无疑问，国际关系的整体的运动规律是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各种行为体的行为实际上是存在某种体系与秩序的，在这样一种世界体系和秩序中尽管不存在支配性权威，但国际事务并不是杂乱无章的，不论是进行冲突还是进行合作，各种行为体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按照得到广泛认可的规范、法则和制度进行的，或者说其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受这些规范、法则和制度调节的。当然对于这种体系国际关系学界的解释是各种各样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权力power，国际关系行为体所构成的秩序是无政府anarchy， 而理想主义则更看重国际制度和规范，相信这样的制度能建构一个国际共同体。不管怎么说，国际关系中各种行为体的相互关系使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个全球性的互动网络，而这一互动网络作为一个整体或体系，正是国际关系研究所关注的发生外交关系的全球背景。

通过有关国际关系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国际关系学研究可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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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关跨越国家边界的一切人类互动以及影响这些互动的各种因素的研究，但这里的“一切”是有限制的：它的研究对象包括主权国家以外的其他行为体，但它的基本对象仍然是国家间的关系；它需要探讨国家内部的因素，但重点仍然是国家的对外行为和国际关系本身的运动规律；它所研究的关系会涉及经济社会乃至科学文化等众多其他领域，但它是从国际政治的层面入手；它不可能避免地要处理各种全球性问题，诸如生态环境问题、跨国犯罪问题等，但它所设计的议程和解法仍然是以国家间关系为基础。

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界定，西方学者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即国际关系是研究“谁”（who） 在“什么时间”（when） 得到了“什么”（what） 和“怎样”（how） 得到的。这里的谁是指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actor，如前所述包括国家行为体，也包括非国家行为体。什么是指国际关系行为体所要达到的目标，这种目标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也可以是文化的。国家进行战争或合作，参加或退出条约干涉或反干涉，都涉及一定的目标。什么时间是指国际行为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时间，也可以指行为持续的时间。怎样所涉及的是行为体实现目标的手段，其中包括军事手段、政治手段、经济手段以及外交手段等12。这种用四个疑问词表示的界定比较前面的界定更加简单而抽象了，它只规定了研究的大方向，而未对内容作任何限定，从而给人们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然而尽管它可以对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有很大的帮助，但这个界定似乎也可以很容易地用到其他学科。

综合以上的陈述，我们在这里提出这样的学科界定以供讨论：

国际关系就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的跨国互动关系，并从国际政治视角研究影响这种互动的一切因素的学科。



第三节 国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研究国际关系必须学习和掌握两类知识：一类是经验主义的知识(empirical knowledge)。另一类是概念与理论知识(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knowledge)。

经验主义的知识主要指有关国际关系的各种具体事实，包括各种国际互动的历史事件与现实事件，也包括各种国际关系行为体以及国际制度的重要数据与信息等，这些信息对于解释国际事务是至关重要的。概括地讲，经验主义知识可以包括以下一些方面：1 、国际互动的主要历史发展，例如民族国家的兴起与演进，国际制度的发展，国际体制与联盟的兴衰等。2 、主权国家及其外交政策，例如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国家为追求其外交政策的目标而使用的工具等。3 、主要的国际争端与战争，例如冷战科索沃战争，以巴冲突等。4 、重要的跨国合作，例如国际军控，环境安全，人权保护等。5、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的现状与作用，例如海洋法、外层空间法、欧盟、联合国等。6 、国际经济互动关系的性质与作用，例如地区经济一体化、WTO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概念与理论知识主要指有关国际关系现实的概念抽象与规律的系统阐述，这种知识对于解释国际事务同样至关重要。在分析国际关系的过程中，概念与理论知识可以提供一种有助于简化现实的知识构架。正如地图能够指引一个人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这种理论知识对于指导我们分析国际关系也可以起类似的作用。正如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 所说，在不熟悉的领域探索道路通常需要一张类似的地图，制图学就像认知理论本身一样是一种必要的简化工具，它可以使我们知道身在何处以及可以向何处去13。国际关系学中的概念与理论知识大体包括这样几部分：1、 核心概念，如权力、无政府、


注释：

12 例如可参阅Conway W. Henders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ston: McGraw Hill, 1998, pp.20-21.

13 John Lewis Gaddi, "Toward the Post-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Spring 1991, 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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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行为体、主权国家、相互依存、国际体系等。2、 范式，如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等。3 、主要理论，如权力、平衡、集体安全等14。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经验主义知识和概念与理论知识作为知识的两个层面有明显的区别，但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人们需要理论知识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与理解现实，需要经验主义知识则是为了更好地概括出有关现实的规律与理论。一般来说人们研究国际关系最终是为了认识国际关系的规律，实现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论概括。

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 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序言中写的第一句话就是：“理论是科学的基础，理论扎根于概念”15。国际关系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积累了丰富的概念与理论，这些概念与理论是学习国际关系学的重点，也是分析与研究国际关系现实的重要工具。

作为学术研究工具的理论（theory）， 是指意在解释与推测一定研究领域的变量间关系的一组具有逻辑联系的命题（proposition） 16。这些命题，反映的是一定的规律，而规律的含义，是指反复出现的联系与关系。例如有了一个自变量A ，就可能找到因变量B ，在A 与B 之间所存在的这种联系与关系就是规律17。从这个意义来讲，理论也可以说是与某种特定行为或现象有关的规律的集中或组合。然而理论与规律的关系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即理论是对规律的解释与陈述，而不仅仅是规律的集中。在这里理论又表现了与规律的质的区别，一般来说规律只是指出事物之间存在的联系是什么，而理论还要揭示这种联系为什么会存在。找出事物的规律，通过经验主义的研究，例如进行大量事实的归纳就可以做到，而要对规律进行解释，则还需要分析演绎和推论，需要对规律进行概念化。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沃尔兹所说的，“规律是被发现的，而理论则是被发明的”18。

学者建构理论的出发点是假定（hypothesis ），假定在本质上是一种学术猜想或命题——用以说明事物一个事件或是一组特殊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和怎样发生的，这种假定必须有一定的或然性，然后就需要用一定的方法来证实它。如果假定得到证实，那它就是规律。一般来说，理论可以推出假定，用归纳法可以证实假定，但归纳法不能直接得出理论，换言之，用归纳法大量收集资料能够给人提供一种经验主义的知识，但这种经验主义的知识未必就能上升为理论。

为了说明行为体的互动，人们有时要用到案例研究（case studies） 的方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案例研究是一种很普遍的方法。所谓案例研究就是用一个特定事例，或是一组情况，或是选定一个特定时期，来验证一定理论的关键概念。然而，由于国际关系具有特别的复杂性，因此用个别案例说明的理论未必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最常见的情况是，各派理论都能找到验证自己理论的案例，而它们的理论却可能是完全对立的。这样的理论自然成不了国际关系研究的指导原则，例如国际关系学界的两个主要学派，即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有自己的概念体系，新现实主义能够很好地解释国家间为什么会有冲突，而新自由主义则能够很好地解释国家间为什么会有合作，但它们都不能很好地同时解释这两个方面。

当学者不能创建理论的时候，他们通常可以确定一定的研究途径或方法（approach），这种途径可以为回答有关领域的种种问题提供准则。通过这种方式所提供的答案，可以描述出真实世界（或它的一部分）是怎样运作的一幅图画。一般来说尽管途径可以为研究提供指导，但它并不能为完全的解释和预测提供一个命题的框架。在国际关系领域中，


注释：

14 关于这两种知识，可参阅Mark R. Amstutz, International Conflit and Cooperation, Boston: McGraw -Hill, pp.7, 11.

15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原序”，胡少华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年。 16 Conway W. Henders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ston: McGraw Hill, 1998, p.23. 17 参阅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 页。

18 《国际政治理论》，第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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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通常使用的工具只是“途径”而不是理论19。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竞争的“途径”，如果某一种“途径”得到广泛的认可，最终取得支配地位，成为标准的研究和解释的框架，那么它就变成了该领域的范式（paradigm）。 所谓范式，是指人们用以思考现象群的一种知识的架构，它无异于一种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s)， 有助于人们从纷繁的事实中理出头绪来。不同的范式会提供不同的有关现实世界的模式，或不同的世界观，因此会有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关注点。在国外的国际关系学教科书中，所罗列的范式各有不同，一般都包括理想主义（idealist）、 现实主义（realist） 、以及相互依存理论（interdependence） 和全球主义（globalist） 等。

由于国际关系学界存在不同的范式和不同的方法论，因此始终存在着各种讨论与争论，并且出现过几次大争论（"Great Debates"） 。第一次大争论发生于1930 年代到1940 年代，是有关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争论。这次争论所涉及的两个主要的国际关系范式在后面有专门的论述，这里不作介绍。这里所要介绍的是第二次大争论，即从1960 年代到1970年代初的有关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对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的争论，后者亦被称为科学主义(scientism) 。这一次争论所涉及的主要是国际关系的方法论问题，实际上也属于有关国际政治的(how)的一部分，即怎样进行国际关系研究。在1960 年代之前，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主导方法是传统主义。这种方法认为，通过第一手的观察和实践经验，或是看第二手的大量外交史或其他相关图书资料，诸如政治家的回忆录、国际法条约、以及哲学著作等，就可以得出研究结果。

在1960 年代，传统主义受到了行为主义日益增多的挑战。后者的代表人物有卡尔•多伊奇（Carr Deutsch）、 辛格（J. David Singer） 和罗西瑙（James Rosenau） 等，这些人谋求使国际政治研究更科学方式，是通过借用来自于生物学和物理学等学科的更严格、更复杂的方法，建立一种累积的知识体系，所用方法包括数据收集、定量分析、数学模型等，并且使用计算机。

在争论中，传统主义者与行为主义者所涉及的问题包括，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发生战争，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什么？威慑成败的条件是什么？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增多对于政府间的关系有怎样的影响？诸如此类。行为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方法最终能够以很高的可信程度回答这些问题，甚至可以预测未来国际关系事件的发生，但传统主义者却认为由于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和条件的限制，我们充其量只能像气象学家预报当地天气一样得到得到合理推测的猜想，而不能得到如物理学家那样的精确计算。

事实上，在国际政治学界，多数人认为研究国际关系不可能运用自然科学那样的严格方法，他们更喜欢求助于古典哲学家的洞察力，喜欢运用诸如条约那样的文献和通过历史回溯和案例分析获得经验主义的知识积累。近年来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的方法论之争似乎已经休战了，争论的双方都意识到谁都不可能垄断这个领域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称该学科已进入了后行为时代（"postbehavioral" era）20。

除了有争议的东西，国际关系学界也有一些方法论得到了较广泛的认同。层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 就是其中之一，最早提出这一方法的是肯尼思•沃尔兹，他在《人、国家与战争》（Man, the State and War） 21一书中最早提出了有关国际关系分析的三个层次：系统层次(system level) 、国家层次(state level)和个人层次(individual level)。 他认为不同的层次涉及不同的问题，只有把三个层次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对国际关系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对系统层次的分析也称全球层面分析（global level） ，关注的是国际行为体所构成的国际体系的影响。由于国家是全球社会中权力的最终来源，因此国际社会的结构是无政府


注释：

19 Conway W. Henders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ston: McGraw Hill, 1998, p. 23. 20 Frederic S. Pearson and J. Martin Roches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998, pp.26-27.

21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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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即不存在中央权力机构。对这样的层面进行分析，就要分析国际无政府状态对于国家的优先选择和国家行为的影响，分析不同的权力结构或世界格局对于全球秩序的影响，评估有助于跨国合作的力量和国际冲突，并且分析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性质作用和影响等。总之，系统层面的分析是要研究国际环境，并且研究这种环境怎样构成了国家间互动的模式。

第二个层面检查的是国家和其他非国家的主要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检查它们怎样制定外交政策。西方国家的学者认为这个层面有两个基本问题：某些类型的政府是不是比其他政府更倾向于战争，在利益集团和官僚机构之内影响决策的竞争是不是对国家和外交决策有重要影响。由于国家是全球社会中的主要行为体，因此现代国际社会中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非国家行为体变为国家的过程。由于外交政策是国家进行国际互动的主要手段，因此有关外交政策的性质、来源、贯彻程序构成了这一分析层次的主要关注点。此外这一层面的分析还关注影响外交政策的国内诸因素，诸如权力、财富、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等。

第三个层次的分析所检查的是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在界定和追求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时所起的作用，关注中心是领导者的个人背景、历史经验、价值选择和领导风格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外交决策。当然这个层面的分析也评估公民个人在国内政治和跨国互动中的作用，因为这种作用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和其他行为体的国际行为。此外这种类型的分析还要探讨意识形态对个人观点和行为的影响，探讨政治道德对于解释和分析国际关系的作用。

层次分析法作为一种方法论，对于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是有帮助的。尽管我们未必要把西方学者提出的问题作为关注的重点，把国际关系的现实分为三个层次去检验，我们可以发现检验的层面不同所得出的观点就可能不同，这就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拍照一样，所得到的照片肯定不同22。事实上，对于复杂的国际关系事件不从多个层面进行分析是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例如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就需要从不同的层面进行分析，既要看国际体系的影响，诸如冷战和两极格局的影响，要看国家层面的影响，诸如苏联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亦要看领导人个人的作用，把三个层面（也许还可以更多的分析）综合起来就会对事件作出比较好的解释。 为了更好地掌握分析国际关系的工具，我们还应该了解分析的四种模式，它们是：1、描述（description）， 这是分析的最基本模式，即陈述的现实是什么，这种陈述所涉及到的是真与假的问题。2、 解释（explanation）， 在描述的基础上，国际关系学者需要再做深一步的研究，对于所描述的现象和事实进行阐释和说明。3、 规范性分析（normative analysis），这种分析所涉及的是好与坏的价值判断。4、 处方（prescription） 在前述模式的基础上，为达到某种目标而提出建议23。这四种分析模式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是有明确区别的，但它们实际上是紧密联系的，并构成了分析研究过程的四个阶段，即陈述事实、理论解释、价值判断和政策建议。这样一种程式性的东西，对于我们进行比较规范的国际关系研究还是很重要和必要的。


注释：

22 关于层次分析可参阅Mark R. Amstutz,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Boston: MacGraw-Hill, 1999, pp.11-15.

23 可参阅Frederic S. Pearson and J. Martin Roches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998,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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