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洞: 南开重拳打假 学术规范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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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批评网2005年1月12日发表了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关于严肃查处张爱民先生博士论文抄袭做假的报道，看后不禁击掌叫好。
                     
                           脱裤不怕丑  割疮不怕痛

南开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是国内美国问题的重要研究基地之一，而在今日高校系统恐怕是唯一的老大。经过几代学人特别是杨生茂等老一代学者的努力，形成了严肃、认真、求实、求精的学风。在这种学风的熏陶下，不仅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著作，而且培育出一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一些已是当今国内美国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就像名牌企业的“免检产品”那样，学术界的同行们对其出的书是读起来放心，对其培养的人是用起来称心。孰料，平地一声雷，被人揭露出一个“假货”。面对这种局面，可以想像，其领导者的气愤、尴尬、惭愧、无奈和承受的巨大压力。金字招牌被玷污，良好名声受损害，谁也会感到痛心。如何维护声誉，成了必须立即做出抉择的紧迫问题。捂、盖、压、灭，通过各种公开和隐蔽，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保住自己名誉，或可能凑一时之效。但是他们在经过了一段激烈的甚至是痛苦的思想斗争后，学术良心、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终于占了上峰，坚决摈弃了这条看似保险实则危险的路，立即“组织专家对张文进行了两轮仔细核查”，“确认有60余页的内容系抄袭而成”（见该报道）后，召开了历史学院学位委员会，做出建议南开大学学位委员会取消造假者博士学位等5项决议，并得到学校的批准，公布实行。


本来，这些措施和一个公务员奉公守法勤恳工作那样，是再平常再正常不过的了。为什么在今天显得这样可贵，需要特别提出来大加赞扬肯定？就是因为当前的学术腐败之风屡煞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造假者单位领导的渎职。翻看一下近一年的报纸、杂志、网页，就可发现造假事件频频被揭发出来。可是相当一部分造假者单位领导的态度却是轻者姑息，重者袒护，恶劣者甚至为造假者提供“清白”假证明，或者默许“偷人的贼”上法院告“抓贼的人”侵犯其“名誉权”，让你贼没抓住还惹一身臊。打假战线上大致可分三个作战点：一是造假的揭发者，他们是侦察兵，寻找、发现各种造假者；另一个是各种媒体，将这些丑恶的东西广布开来给予曝光，形成舆论压力；第三个就是造假者的领导，拿起正义之剑斩除丑恶。只有三者紧密配合，打假才能凑效。在目前体制下，三个作战点相比起来，对于造假者最具威慑力的就是直接领导。田纪云同志在其回忆录中讲了一件事，某次接待外宾，对方讲他们的官员最怕选民，中国官员最怕谁。田回答：最怕顶头上司。一语中的。因为，上司掌握了他的生死荣辱大权。这些造假者也属此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早已是“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了，只要顶头上司不动真格的，让他（她）“教授照做，博导照当，四、五万元的所谓特殊津贴也照拿不误”（杨玉圣：《学术打假、学术批评与学术建设》载《学术批评网》2004年11月29日），任你媒体把他（她）揭露得“皮开肉绽”，他（她）仍然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无所畏惧永向前”。领导的渎职，往往会使前两者的打假活动事倍功半，甚至化为乌有。

正是基于此，我特别赞扬南开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的领导们（像我曾经很欣赏北大英语系处理黄宗英剽窃事件那样），赞扬他们不怕亮丑，敢于割除自身毒瘤的胆略，赞扬他们净化学术殿堂圣洁的决心。他们深知荣誉是靠诚实，靠创造性劳动来建立和维持的。造假、掩盖造假只能是自毁之举。其实，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没有使其声誉受损，相反使人们更加尊重和敬佩。圣贤亦有过，何况我俗人，但过而改之，善莫大焉。在这里我奉劝那些对本单位造假者姑息乃至包庇的领导（当然也包括张爱民同志现在工作单位的领导）看看下面一段话：“搞学术腐败以及庇护学术腐败，必然导致邪恶嚣张、正气受压的不正常局面，应引起各高校领导深刻的认识。”（《关于天津外国语学院教师沈履伟〈求是集〉的剽窃问题——天津市语言学会致天津市有关领导和天津外语学院的公开信》 《学术批评网》2004年8月27日）。同时也希望造假者单位的领导能学习南开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那样脱裤不怕丑，割疮不怕痛的精神，对造假者做出严肃而又认真的处理。

                勇敢的揭假者  大度的领导者     

前面提到，首先在网上揭露此事的安山仁本人就是从事美国史的科研工作者。由此我对他产生了更多的钦佩与尊敬。本来，我对那些一般的反对学术造假的人就一直怀着深深的敬佩之情。因为其一，眼下 “明哲保身”和“老好人”的处世哲学盛行。“得罪人的话不说，得罪人的事不干”，“多烧香，少拔蜡”，“多种花，少栽刺”成了不少人的座右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像濒危动物那样，越来越少了。这种堕落的世风，也侵入学术界。不少人见假不理，见劣不管。在这种大环境下，能够脱离“主流”站出来揭露假货制造者，已属不易。其二，站出来打假，不仅会遇到被打假者及其至爱亲朋的反击、咒骂，甚至有被告上法庭的危险。他们不怕，也属不易。其三，站出来揭露造假，还要受到某些名人、名家的讥讽，什么揭露制假者是想“借学术打假之名对努力于学术建设者(天晓得这些造假者算什么“学术建设者”！如果这样,那么搞豆府渣工程的人也应该归为工程建设者之列不必绳之以法了)吹毛求疵……狠下杀手” 啊（同前引杨玉圣文），什么想当“学术警察”啊,等等，不一而足。但是,他们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更属不易。对于安山仁来讲，除了要有充分的勇气面对这些外，还有一个更要命的障碍。伤了友谊就算了，顶多今后“老死不相往来”，可领导要是得罪了怎么得了！轻者穿小鞋，重者砸饭碗，吃不了兜着走。可是，正义感和维护学术纯洁的良心还是使他迈出了这艰难的一步。我们毕竟都是俗人，不是“高大泉”（即**中流行的“高、大、全”英雄形象），谁都知道这每日三餐饭是需要人民币买的。但无论如何，他敢于起来揭发张爱民的造假行为还是应该充分肯定并值得我们学习的。揭露造假中有所摇摆和那些明知有假却熟识无睹，不闻不问，甚至同情包庇者,毕竟不可同日而语。鹰有时会比麻雀飞得低，但麻雀永远不会比鹰飞得高。

安山仁的揭发之所以能结出成果，也是和南开美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领导的坚持原则和对揭发者的支持密不可分的。据了解，事发之初，中心领导也确实感到突然和有些情绪，对安山仁也似有所“怨气”,但很快扭转了航标，坚决地和造假行为斗争，对揭发者不但未有任何歧视、报复，相反还把他请进专家审查小组，负责对张爱民的论文与原著逐句对照进行检查，以便为定性和处理奠定扎实的基础。仅此一举就足以说明南开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的领导是好样的，是坚持原则和大度的！和那些把揭发本单位黑幕者视为 “胳膊肘往外拐”的 “内奸”从而孤立、打击、报复的领导相比，他们不是更显得更可敬吗？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对南开领导在处理这事件中的表现进行赞扬的原由之一。
  
                                    打假方略应与时俱进

从报道介绍的南开校、院两极领导的处理方案中，我感到还有一个可圈可点之处。这就是提出了目前造假活动的新特点和建立新的应对方法的问题。虽然还不够具体，但却给人指出了进一步思考、探索的方向。

学术界（这里主要指外国问题研究领域）的造假群体，经过十几年的“滚爬摸打”，已经走出了“初级阶段”，正在向着“高级阶段”迈进。当今的造假人，和那些手工业操作的师父、师叔们不同，早已是“鸟枪换炮，今非昔比”了。第一代造假人，由于时代和自身条件的限制，多是从中文著作和中文译著抄袭，中文专著又多是出版几年、十几年的老版本，外文译著不仅版本旧而且数量少。又由于当时流行着 “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的思想，这使一些造假人并不感到这种作法有什么不对。既认为理所当然，也就不会遮遮掩掩地搞什么精巧的“隐形术”，多采取 “斩头去尾”、“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暗渡陈仓” 等传统的老战法。（坦率地说，我在大学读书及毕业后任教的很长一段时间，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学术规范之类的概念，也曾出现过用了别人的东西而不注明的情况）因此，老的造假者比较容易发现和被揭露。这些老造假者，用法律用语界定，多数似乎可算作“过失造假。”。可是，今天的“造假新生代”就不一样了。现在的造假者几乎全是“故意造假”。因为，经过十几年的打假斗争，他们已知道这样做是违规违法的。但是，想出名得利而又不愿付出艰苦劳动的心态，又驱使他们去走“顺手牵羊”、“偷鸡摸狗”的捷径。他们深知在当前打假声势比较强大的气氛下，造假如果太直露、太简单了容易被抓住狐狸尾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弄不好会偷鸡不成蚀把米。于是，启动大脑机器，冥思苦想，寻找各种造假巧技。而科技的发展，网络的普遍应用，信息的快速传递，加上自身外语水平的流利和电脑技术的娴熟，真是如虎添翼，造起假来，得心应手，天衣无缝。正像报道中所说：“张文在抄袭中运用了照搬、摘录、编译、改写、拼接等多种手法，将所抄英文论著转换成中文，中间添加一些过渡性的词句，同时摘抄或改编被抄论著中的原注，穿插性地注出被抄袭的论著，使文章表面上显得注释繁密，材料丰富，文字流畅，造成了一种经独立研究而写成的假象，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如果不经研究同一问题的专家与原著仔细核对，很难发现其抄袭的真相。”此外，据了解张爱民还干起了上世纪80年代盛行一时的“倒爷”营生。他把自己从洋人那里抄来的东西再倒腾成英文，冒充“独创作品”骗取洋人信任，在美国出版。然后又拿出版的洋书做抬高身价的资本再骗中国人。就像当年那些利用双轨制倒腾钢材的“倒爷”那样，一转眼几百万银子入账。“两头搞欺骗，名利皆实现”，这大概是张爱民内心久存的如意算盘。

面对这样一批“高级造假人士”的“高级造假技术”，再仅仅延用老办法恐怕已经不够了。恰如战场上敌人已经用了隐形飞机，你还在手持望远镜去进行侦察，那是永远不会取得胜利的。我们必需找出一套新的应对办法。在该中心提出的几个办法中，我感到具有新意的就是变“单个导师制”为“集体导师制”的设想。报道有关这一部分写道：“随着历史研究的发展，第二手文献与日俱增，数量越来越多，特别是美国史学界每年发表的研究文献十分浩繁，某些领域的文献早已超过了单个学者阅读能力的限度，再加上抄袭外文原著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因而仅靠教师个人的知识水平，是难以完全识别学生论文是否存在作弊行为的，采取何种措施来减少和杜绝抄袭剽窃，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应该面对的重大新课题。建立集体导师制度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尝试。根据该中心提出的设想，我冒昧提出是否还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做些探索:

第一，加强搜集有关博士研究课题的学术信息，及时掌握新著作、新论文的出版发表情况和其新的研究成果、新的论点，使导师们心中有数，使造假者无浑水摸鱼之机。

第二，加强与国外有关学者的联系和学术交流，及时通报本单位博士生研究课题的进展情况，同外国学者联手杜绝造假行为的发生。全球化已是当前世界的发展趋势，中国也在努力向这个方向努力。学术界起码是外国历史研究者们应该在这方面带头做些摸索探讨，为净化我国学坛多做些贡献。

第三，像造假者那样，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办好网络。在我们美国史学界，就是要花大力气把学会的网站办成丰富、准确、快捷的信息窗口，让全国的同行及时了解国内外的新进展、新成果、新观点，提高识别假货的能力，给造假者多设置一条障碍线。
                                                  
2005.1.19.

(感谢李世洞教授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5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