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何至于此——也谈王铭铭事件

dalilandy

王铭铭事件之发生，如果仅仅归咎于王的个人，那就像孔乙己辩白“偷”与“窃”的区别一般，实在有失偏颇。尽管这等事出现在我国最赫赫有名的高等学府，于表层看，是斯文扫地，但往里层说，我认为，却是当前的教育行政机制和学术机制使然。

今天，在一片“量化”标准的时风之下，教育界学术界也在浮躁中像陀螺般摇晃，评测学术水平的规则，往往一年一个样，三年就面目全非了；为了饭碗为了职称为了地位，弄得本来温文尔雅的学者们，情急之下，也只好赤膊上阵赴汤蹈火。

如果软性的学术水平问题，一概非得要用硬似砖头的所谓著作来检测，试想，司马迁穷19年之功才熬出50万言的《史记》，以今日所谓正统的眼光逼视，岂不早该从汉王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位置上摔下来了？再如陈寅恪那样无学历、无著作、无教学经历者，却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所四导师之一；还有梁漱溟以中学学历被聘为北大教授……从今天的教育行政机制来看，那不简直是火星上发生的事儿？至于困扰了人类350多年的费马大定理，许多大师即使枯心竭虑也不过或小有收获或无功而返，就是解读者安德鲁·怀尔斯也曾像幽灵般，在普林斯顿“游手好闲”了七八年，这七八年，如在我们这里，他会不会早被扫地出门了？如此等等。我们不难想象，这些大师的行止，若在今天，因学术研究的立项和所谓的成果，多与国家财政拨款、学校或个人的社会名利直接挂钩，以现行的行政或学术机制来评判，在来自各方的凝视和压力之下，在惟有马儿跑得欢大家才有好处的前提之下，无论是教育行政机制抑或学术机制，大概是断不会给他们成就事业的机会了，更遑论予以支持。

在弥漫着急于求成的学术风气影响下，行政上的要求和学术上的要求，都促使学者多抄捷径求速效。这样一来，你专著我专著，这项目那项目，今年有今年的专著和项目，明年有明年的专著和项目，类似王铭铭事件就很自然很应景地登场了。因为欠了哪一年，你都在职称、晋级、收入等方面与别人拉大了距离，似这等赶集般的习气和氛围，学术安能不腐败？至于专著，那还能不顺手牵羊滥竽充数者多？项目，还能不是重复者多？这番景象，难怪民俗学巨擘钟敬文先生都感触良深，学术生涯几达八十载的他，也就写了那么三几篇论文。横看今天众多在改革开放后始才著述的学者，著作等身的俯拾即是，直把老宗师孔仲尼先生那“述而不作”的遗训撂到了一边。学术竟能这么批量生产么？所以，以个人思想、个人精力而言，短时间学术能有如此“成就”，不抄袭反而异常了。

为了套现名与利，学术道德也日渐颓废。因此，只要稍稍浏览一下今天的一些号称专著的学术作品，理论体系是鲜有的，片言只语的感性话语居多，甚至废话、不经脑儿的话也冲口而出了（诸如前不久某“学者”放言“一个家庭有两套住房才是小康”，把这当作真知灼见抛出来，让人真不知说这等“学者”和中国学界什么好）。

一旦学术生涯寄生在这种学术环境中，除了放下自尊，匍匐前行之外，学者何来“特立独行”的可能？试问，今天谁还能能像苏格拉底那样，对着权贵们吆喝——别挡住照在智者身上的阳光！

同时，我们也应该审视“泛行政权力”化对学术的危害。现实中，某些学术部门行政管理执行者，往往与时背驰，为了一己之利益，动辄在自己管辖范围内耍刀弄枪。在目前教（职）代会或工会组织的功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在行政权的压顶之势挟逼下，就是本应“自由”的学术界，也难得“自由”了。

诸如，日前报载上海某大学出台的所谓的改革举措，其中之一是什么教授一概三年聘用制。我不相信这是什么创举、善举，反而觉得纯粹是功利主义和“泛行政权力”化的作为，只不过假改革之名而已，让当事人更处于弱势。因为，这种作为的后果，只能导致行政机制对学术机制的支配权愈益加大，而不是让学术更加“自由”。如果三年定去留，为了“留”，姑不说矛盾激化的破坏性远大于强化竞争带来的效率意义，仅是在人人自危之下，教育界学术界的行政权力已更容易出现腐败；为了“应变”，学术圈内，岂有不出现更多的王铭铭张汝伦辈之理？

当然，此举不顾欧美有教授终身制之事实，若仅为标新故，那就另当别论了。

至于教授的真伪、水平的高下，我个人认为，一方面，应在评审机制上作改革。导致当前大陆教授像台湾那样“博士满街走，硕士不如狗”般泛滥的，主要是评审过于轻率、门槛太低。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应该是在评审时判定，而不是当了教授后才去“追究”，这是最基本的道理，但目前的情况却多不是如此。另一方面，三年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毕竟少而又少，武断地把学术研究拨弄得像流水线作业一般，在时间上作硬性规定，这很有点当年“二十年赶英超美”的意味。而且每三年在人事上折腾一番，教授们势必因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一个重人际轻规则的社会环境里，长袖善舞者总能如鱼得水，而专致于学术又不阿不附者则必然处境更加不利。

因此，就王铭铭事件看，要学者不致沦为“学诈”，学术界少些腐败，我们应正视现行教育行政机制和学术机制存在的问题。当然更期望教育部门和学术机构的行政管理者，能有更多像蔡元培傅斯年先生这样有“士”气的俊彦。同时，在当前教育界和学术界改革之际，应特别注意防止某些人假教育改革和学术机制改革之名，在教育界学术界实行“泛行政权力”化的倾向。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2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