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行及如何可行？——有感于“先验批判”与学术批评

阿让

自九十年起在总体上呈现为由“文化批判”热走向“学术反思”热趋势的思想转型中，关于学术独立、精神自由、学术职业化等自审性的问题日益凸显为中国学人群体中的一个公共性话题。这种论述大体是沿着两种路径展开的：在镜鉴马克斯·韦伯、布尔迪厄、曼海姆等国外学者的知识社会学理论的同时，努力寻绎、追怀由严复、梁启超、胡适、章太炎等现代中国学人开启、培育的现代学术独立精神传统。但世事纷纭，了不胜了，当世纪掀开新的一页，我们为之忧心忡忡的学术失范、学风败坏、学术创新不足以及学术与政治、商业的非正常关系影响学术自主性等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近来，一向在美学及东方诗性文化研究中优游沉潜的青年学者刘士林先生，直面当下学术界毫无美丽与诗性可言的精神生产粗糙化问题，在新出的《先验批判——20世纪中国学术批评导论》一书中，提出以康德“先验批判”概念作为思想资源，来剖析中国学界大面积存在的弊病与混乱无序的困境，以为中国学人学术本位取向确立理性基础。

作为康德知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与经验批判相区别的先验批判，它暂时悬置一切具体的知识生产活动，而首先讨论知识生产的性质、条件等元问题，将批判对象指向人类一切精神活动的逻辑起点。按刘士林的说法，其“主要功能在于清理大脑，清理人类用来整理外部经验的主体图式，反省人类表达与再现自身的深层话语结构，审查人类精神再生产所依据的内在观念。……是对这个精神生产机制本身是否合法的一种批判审查，它以主体的知识能力或话语能力本身为批判对象，论证的是作为各种实证研究的主体基础的精神生产观念本身的自明性或公理性。”质言之，它要完成的是一种“批判武器之批判”的任务。刘士林乐观地确信，只有以先验批判为基础，才可以清除各个知识领域历史积淀的精神废料，使中国的文化启蒙获得一种理性基础，豁显出纯粹学术活动对人自身的现实意义：“从逻辑分析角度讲，由于只有经过先验批判审查并获得任职资格的内在精神生产观念，才可以有效地遏制各种现实欲望对人类健全理性的纠缠与异化，所以也可以说，只有先验批判，才能为当代学术文化再生产建构出一种稳态性的理性保障机制。”在学术界问题迭出、败象四伏的现实面前，提出对学术活动及学者资职等进行先验批判，无疑有着一种当下性的积极意义。但在每个学人可谓是感同身受、心知肚明的学术界“问题诊断书”面前，笔者并不认为刘士林开出了一剂有效的药方。以笔者粗浅的理解来说，康德的先验原则意在探索作为一般对象的知识的可能性与主观根源是什么，惟一可能的证明仍是人的主观方面，也就意味着仍要按照先验的反思方法来考虑。先验批判作为使学者确立学术本位、使学术摆脱被现实欲望异化从而确保获得纯粹知识学品质的一种武器，在认知上是一种纯粹的观念批判，它既是一种思想逻辑，也是一种世界观，最终依赖于学人主体的自我反思，因而难免在新时代的困境中沦为依赖于学者良知与学术道德的旧途径。“对症亦须知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钱钟书《阅世》）从根本上讲，先验批判是一种提醒、批判或号召式的个人戒谕与“内心的意象”，而不是一种现实的规范性制度；是一种自觉性的自律式觉悟，而不是一种强制性的他律式机制；是一种抽象的价值系统与“内在机制”，而不是一种理性的制度规定与“外在机制”；是一种意在引导学人尽力向善的道德上线，而不是一种防止学者永不为恶的法律底线。而就中国学术界时下暴露出的诸多问题而言，悲观地说，恰恰是后者，才是当务之急。

刘士林在书中以美学中混同“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庄子研究中混淆“庄子说”与“我说”等个案为例，说明了当代学术中的诸种逻辑硬伤与思维误区，但穿透这些具体现象，作者将根本性原因指向先验批判的缺席，认为根源在于在实践理性一向过于浓厚的中国学术，由于从来就缺乏先验批判精神，而总是混淆“知识/价值”、“存在/思维”、“现实/理想”、“学术/道统”、“知识论/伦理学”等界限，源于主观世界的价值标准与“价值批判”，大大地妨碍了中国学术的纯粹学术思维的确立与纯粹知识学的进步。这种“理论分层”的论述策略与诊断方法，清晰地解剖出了中国学术界从具体操作层面到本体层面所存在弊病的深层原因。但是笔者以为，对今天的学者而言，先验批判所指向的学术纯粹性问题，并不再存有认识上的困难，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性理解。从严复《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1898）、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与《新史学》（1902）等文中的理论性探讨到王国维于《红楼梦》研究、陈寅恪于史学研究之自觉实践等，在将“学/政”、“知/用”、“理/器”、“真/俗”等分疏为二途的求索方向中，近百年前的前辈学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确立、奠定了学者职业化、学术自主化的基本定义与标准。即使说在此后由于世事播迁，学术飘摇、斯文扫地，致使中国学术长期在巨大的现实压力面前普遍异化为功利化与实用主义的工具，致使刚刚成长的现代学统严重断裂，但大概自八十年代末期以后，当代学人在学术边缘化的语境中“旧事重提”，于“学术自由、精神独立”、“学术规范”等口口声声，于学者的“人间情怀”有着充分的警惕，说明他们于此并非毫无认识，而可以说已经解决了认识上的问题。刘士林在书中提出当务之急是将作为道德伦理的价值问题与作为纯粹知识学的学术进行严格划界，以此作为先验条件及中国学术生产的“内心的意象”。在知识学的意义上，笔者以为中国当下的学人几乎没有谁会承认自己不是在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没有谁会否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深入的理性思考。但“知易行难”，根本困境在于它执行与践履的结果总是难如人意。我们看到，当学术在逐渐边缘化的走向中使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外部性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时，学术自身内部的权力化与体制化倾向却日甚一日，甚至远过于社会政治实践中的体制化与权力化，严重地窒息了学术创新的活力，以致学术内在的发展机理及自主规则成了学界最大的问题；当学者的经济处境越来越好，远过于中国民众平均值数倍（更主要的是远远超过他们在理论创新与学术贡献方面的价值）时，学术却仍在商品化的泥泞中越陷越深，就如刘士林所言：“尽管工资越来越高，住房越来越好，但在那些刀耕火种的低级的精神生产者身上，却很难判定他们有什么‘从良’的迹象。相反他们更加喧哗和更加骚动不安。”纯粹的学统为什么总是无法在自律的践履中确立？纯粹的知识学为什么总是在认识与践行的悖离中难产？迄今为止不过百年的学术职业化进程（北大摆脱官学传统是在1917年蔡元培入主之后，而美国的哈佛学院建立于1636年，更遑论职业化历史久远的西欧）不足以抵挡年深日久的理性工具论与实用主义学术观传统，当然是一个因素，但更主要的在于学者所存身的社会性、制度性环境，无法促使、规范他们在纯粹知识、学术本位的理性基础上进行有效与必要的践履，进而使这种来自“他律”要求的纯粹的学术思维与学术本位信念在不断的践履中得到巩固与加强，最终有可能逐渐养成、内化为“自律”性的品格。

更重要的是，提出先验批判作为确立理性生产机制的资源，还有着简化或试图一劳永逸地“借思想、道德以解决问题”的危险。与时下以“立此存照”为主要方法的学术批评或是以树立现代学人人格道德化偶像以提倡学术反思等路径相似，它们都把疗治学界濒于溃败的病症寄希望于主体即学者群体的道德化反省或良心发现。刘士林一直强调必须借先验批判这一利器去除掉附着于纯粹知识学领域的道德、价值性等现实欲望，但他开出的却仍是一剂道德化的药方。实际的效果是，包括先验批判在内的诸多道德、良知药方，不仅不足以促使当下的中国学术界确立真正的学术自主性或独立学术品格，甚至对基本操作层面上的学术抄袭、学术腐败等弊病都无法加以有效遏止。以旨在打假的学术批评为例，当学术立法仍遥不可及时，它不可避免会沦为软弱无效的“假打”。近年以学术打假闻名的海外学人方舟子就曾慨叹，当一桩桩抄袭案被揭发出来后，当事人不仅丝毫没有受到应有的处分，甚至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方舟子在此仍有其书生意气与个人英雄主义。他不知道当下的学界抄袭之风，就好比早已从偷窃逾界恶化、质变为抢劫因而需要性质明显不同的量刑定罪一样，基本的道德诉求早已无济于事。抄袭之风历史上从不鲜见，令人鲜见的是众人并不以此为耻而时时心存侥幸之心，这就意味着学术道德完全崩溃而无法在道德领域内解决问题了——学人毫无廉耻之心，奈何你以道德感化之？！再以近年将陈寅恪、顾准、马寅初等前辈学者大力树立为人格化榜样以为参照的潮流来说，每一位当代学人都津津乐道于这些前辈学者追求学术独立、精神自由的风范与勇气，都在长篇大论中表达着自己深沉的理解与无限的景仰，但在自身学术践行中却往往是反其道而为之。同样，在一个没有多少先验批判传统、纯粹知识意识稀薄的国度里，刘士林提出以先验批判作为学者确立自身资格的必要条件，它的效用一样脆弱、可疑：一方面，作为学术主体的学人群体即使拥有先验批判意识，是否就意味着真的足以永远保证其有致力于纯粹学术的品格，达到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境界？另一方面，无法验证的先验批判也可能异变为部分学人一种趋时的表演，或者是高扬“纯粹学术品格”之名而行其他之实以获得道德优越性的“通行证”——善良的倡导者又如何提防这一吊诡呢？刘士林一再申述将知识学意义上的学术与致用层面的学术相区分，但实际上我们面临着远比这更为基本的问题。比如在梳理学术史时，学界有一种阐述思路就是，将提倡“经世致用”的顾炎武视为以道德传统遮掩知性传统、妨碍中国学术走向现代化的“罪魁祸首”。其实顾炎武提倡“学以经世”、“文当有益于天下”，是在纯粹知识学术领域求真求实基础上的“用世”，而非在伪学术基础上的急切“欺世”与“逛世”；是意在提倡“经世明道”以反对空疏学风，而不是以假学术为幌子走向纯功利主义。而今天学界所首先要面对的，却可能是后者。当如此基本性的问题没有解决时，提倡树立纯粹学术信念与思维，何其遥远与奢侈！


道德化疗治学术弊病的误区，就在于人们普遍相信人性本善这一心造的幻影。说到底我们必须痛苦但客观地承认：个人的“内圣”是不可靠的——即使是学者本身，也并不具有超出常人的道德自觉性——这就是为什么当历史被扭曲时，理论上讲应该拥有更多精神资源的知识分子，却表现出了远过于寻常大众的异化性；在以求真求实为基本底线的学术界，却会比其他领域表现出更为触目惊心的假与恶。学术生态的恶化以及学术水准的低劣化，并不取决于学者人格，而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制度性环境。寄希望于学术良知的出发点无疑是美好的，但却实足是一个虚幻的错误：把个人——尤其是学者——的良心与修养作为一个解决一切问题的支点，幻想通过学界内部简单的道德召唤与反省就一劳永逸地解决复杂的社会性问题（对，眼下学术界所体现出的远不仅仅是学术界自身的问题！），而不必依靠个人之外的社会性制度。当社会问题需要更为理性深入的分析、更为清醒持久的努力时，人们却凭着一时的道德愿望，把一切都寄托在“内圣”这一可疑的基点上。在以性善论为主流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内圣外王”的圣人人格传统，人们普遍乐观地相信每个人皆得以“尽舜尧”，在强烈的圣人情结与道德理想主义的鼓动下，认为有着至善品格的圣贤可以凭着个人的完善品格解决一切——包括学术自律等。与此相反，在保守主义等理智的人们看来，人们应该拒绝人性可以“止于至善”的念头——即使通过“批判”与修行，也不可能达到这一乌托邦的境界。它永远悲观地对人性的潜恶保持着本能的怀疑与警惕。因为对“尽舜尧”的人性乐观，所以放松对人性的警戒，而总是寄希望于学术道德与学术良知的提升；因为对人性“止于至善”的悲观，所以期待道德之外的力量来对人本身进行制约与监督，而不懈地追求制度性建设。在上述两种对学术良知与道德的不同理解中，蕴含着对学术信念有效性两种不同的期待视野。在近年的现代学者人格道德化热潮中，人们除了几声“遥想教授当年”或“学人今昔”之类的慨叹，很难说对今天的学术建设起到了什么实际的作用。由于传统的惯性，人们常常本能地相信“圣人出而四海清”的奇迹——在这种期待中，人们根本没有想到致力于比成圣成贤更为重要的努力——包括法治等在内的社会性制度。尽管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讲，提倡先验批判比以道德激QING树立学术独立人格榜样的做法有着更为深刻的学理性认识，但从内在理路上讲还是延续了类似的思维逻辑。将疗治学术环境的恶化现象寄托于知识分子——不，是任何个人——的道德，都可能是乏力空洞的。学人在学术活动中能够自觉审视以先验批判当然是好的，但个人化的省思不可能取代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的约束机制——包括学术发展所需要的诸多制度。先验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只会有道德上的意义，而不会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如果真的要让学者对学术本位有所担当，对纯粹学术信念这一理性基础有所建设，也许我们更应该追问：怎样才能让当代学术发展与创新有着更加有效的约束与促进机制，使得学者在从事学术活动时都自然地在先验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不好因为要求先验批判对当下的学人来讲有点悬的过高、不会产生实质性结果，就偏激地说这是一个无须倡导的话题，更不是提倡学界与学人根本无须进行先验批判，我们只是有理由期待与认为，除了倡扬学者主体的先验批判，我们还有远远比这更基本、更重要、更底线的事情要做。

笔者在出版社谋食，有一从切身体会就是，在时下市场化倾向严重的出版与编辑环境中，如何从制度建设上着手以保证出版单位、编辑部门不与学界在“合谋”中沦为学术腐败或学术“刀耕火种”的“帮闲”，是一个很大的现实性问题。以眼前多数学术著作的出版情况为例，专家审稿制度名存实无，有经济支撑就可将文字出版成书，而有钱买版面就可刊发书评为自己吹捧，成了学界众所周知的事情。“印数极低的自费出版——约熟人朋友写书评说说好话——在学术圈子内分配评奖名额——剩余的图书重新化浆”，基本上是在这一“自说自话”的流程中，就完成了所谓的神圣学术的全部知识生产循环。学术创新、优胜劣汰所赖以的遴选、防范、评判等机制，在经济利益的“专横”面前不堪一击形同虚设。更要命的是，时下的学人都善于利用自己的伪学术成果作为起点，长袖善舞地使自己的学术身价与地位“增值”，以求在学术“市场”中抢夺到更多的文化资源（如以一纸出版合约就混得博导、教授之类的怪事，屡屡在学界传出）。加之由于社会地位（如官本位）与学术地位往往容易相互“重迭”地眉来眼去，即使在此后他并无任何进步或创见，依然能够获得与他的学术创新根本不相称的声誉与回报，控制着当代的知识生产线与“市场经营特权”。认真审视我们不得不承认，并不能责怪当事者没有学者所必须的道德素质，而更应该反思为什么没有足够的机制以约束其非学术本位的功利之心在学界步步得逞，由此导致整个学术发展良性机制的遭到破坏与学术生态的恶化。再如作为学人基本职业规范底线的学术抄袭问题，当道德化反省无法遏止这一屡禁不止的丑陋现象时，中国学人就有必要加强学术立法，诉诸著作权等法律来解决这一问题。其他如量化学术成果制度的可行性、学术评奖制度、学术期刊的设制制度、职称终身制、学术资源的分配制度等与学术密切相关的问题，都必须而且只能在合理化制度建设的轨道上来考察。

记得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从海外归来，痛感中国人连开会规则都不懂，由此想到没有基本的程序理性这一常识，就无从讲民主清明。他带回来一本《议事规则》小册子，急着找人翻译，试图让中国人学会如何开会。在今天我们所熟识的近现代思想启蒙大师的名单里，孙先生好像排不上号，至今还被文人们轻视地讥为“孙大炮”、“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但他的启蒙角度却比诸多精英来得平实与朴素，因而也更为沉潜、踏实、有效。身在边缘瞧瞧学术界里的一些纷扰世事，我时常联想起孙先生。今天中国学术建设与发展所需要的，也许更是从细处、底部入手而不是从高标准谈起。否则，即使深思如刘士林所倡导的先验批判，也容易被无情的现实嘲讽为“高调”。只在在理性而又行之有效的学术制度性建设的保证下，我们才能在基本的学术规范层面上讨论先验批判等属于学术道德、学术信仰、价值系统的问题。以如上浅见质之刘士林先生，不知以为谬否？

作者地址：330002江西省南昌市新魏路17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mail:zgg330002@sina.com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1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