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年：围绕教授和博导的折腾——从教授要有博士学位到副教授可当博导

岸上的猪

北大毕竟是北大，北大毕竟是高等教育改革名副其实的排头兵。围绕聘任教授需要博士学位和博导非教授职称莫属，在高等教育界的影响非同小可，这既关系到博导产业的兴衰，又影响到我国博士生教育制度的健康成长。  

2003年4月北大公开招聘95名教授的广告要求则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唯学历”论者的破产。 据报道“北大要求应聘者应具有优良的学风和高尚的师德，具备适应北京大学工作岗位需要的学术水平以及优秀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业绩，必须是本学科领域国内外同行公认的、有杰出成就的学者，并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能圆满地完成教学工作。 ”“校外应聘者年龄一般不超过50岁，原则上应具有本学科最高学位，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特别优秀者不限），须是本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请注意，这里不是‘必需’而是‘原则上’，而且对于具有正高职务还‘特别优秀者不限’”。（见《教授“原则上应具有本学科最高学位”——有感于北大公开招聘百名教授广告》 ，学术交流网2004年4月24日首发）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世纪之交来自教育主管部门、全国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点优势的重点高校、和某些头几批博导利益集团的相互需要，突出强调了新近教授的聘任必须具备博士学位，而规定参评教授必须具备博士学位的年龄则各个学校五花八门，有规定1955年出身的，也有的规定稍晚于1955年后出身的，所有这些全是经过人事部门按照利益需要精心策划后由学校权威部门的会议通过的，表面上公平、公正，而在程序上则是典型的暗箱操作。这些规定不仅凸显了唯学历论，违背了中央历来强调的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政策，而且对一批有着真才实学的担负繁重教学科研任务的年轻学术骨干但不可能脱产或在职谋得博士学位的副教授来说，无疑是断了他（她）们在重点高校继续展现学识的可能。北师大当局将杨玉圣君挤走，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而中国政法大学按照正确的人才政策作为优秀人才引进杨君并很快聘为教授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其实两个学校只有一河之隔，但是人才观不同带来的两种不同的后果。现在的影响已经凸显，北师大在中国美国问题研究界多年来不失为个有影响的教学和研究基地，由于杨君的被迫离开，北师大历史系不仅无力开设急需的美国问题课程，也不再能招收美国史研究生，这一学术变化对于北师大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本来作为学术评论前沿的北师大历史系也由于学术批评网主持人的离开而黯然失色。北师大历史系世界史学科的偏瘫和滑坡已经到了危急关头，本已具备学科前沿发展的势头，也因“必须博士”的硬规定而突然中断。  

笔者在去年的上述短文中提到：“聘任重点高等学校教授是否‘必需具备博士学位’？这是三年前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职称评定工作中引发极大争议的问题，学术批评网主持人杨玉圣等100多中青年教师成为这一‘唯学历者’管理者及其学校‘法令’制定的扼杀对象，尽管他多次质疑这一规定的不公平、不合法性，但是还是成为显示学校领导‘无比正确’和‘无可非议’的牺牲品。学术交流网主持人在学术交流网上发表三篇文章公开质疑校方规定的合理性并充分论证这一规定的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但是，学校当局居然封杀了学术交流网，迄今不公开道歉。”  

就全国来说，教育部门和一些高校刮起的教授必须具备博士学位风，犹如一股强势的潮流在全国兴起了脱产读博、在职读博风，而某名文学教授读博不管本人出于什么意图在客观上也助长了这股读博风。大有言必称读博、文必扬博导之意。很清楚，读博的需求是由“教授必须博士”引发的，而源源不断的读博潮自然带来博士产业的兴旺和博士生产业化的跨越式发展，这个博士产业的最大得益者自然是教育主管部门、有关高等学校和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点的单位和博导们，他们恰恰掌握着博士产业和博导队伍的发展规模和方向，我国的博士教育大跃进是博士产业大发展的自然延续，是名副其实的名利双收。今天看来，对教授的聘任或高等学校教师的聘任必须要有博士学位的规定带来的后果是如此之大，恐怕本来就是政策制订者的深谋远虑，当然也许是他们的始料未及的。至于大量材料披露近年来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滑坡和博士学位中的非学术因素及不规范情况，申报和评审博士学位授予权点中的腐败现象，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教育主管部门申辩称，教授必须具备博士学位是为了确保质量并和国际接轨，这种借口是难以成立的。

第一，不少发达国家并无教授必须具备博士学位的规定，尽管相当一批教授具有博士学位，不过这是多年来自然发展的结果，不是人为的大跃进的政策规定。  

第二，和国际接轨必须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我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市场经济运行接轨况且如此，作为文化教育形态多元化的高等教育更加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期。设想要求数以万计的博士生都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多少篇文章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全国所有对口的核心期刊，即使一年四期改为六期全部刊登博士生文章，也是难以满足要求的。我们姑且以全国500家核心期刊推算，每年四期，每期发表10篇博士生论文，总共发表博士生论文20000篇，如果当年博士生为20000人，则平均每人只能发表一篇，也达不到学校要求博士生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若干篇论文篇要求。而那么多前沿课题研究全由垄断博导群体的人们来指导，其中有些是他们并不熟悉或者根本不懂的研究题目，博士大量招收，博导成了瓶颈，于是形成博士班以至加强排，博导年均招收量猛增而对博士生的指导量少得可怜，甚至连答辩的论文都连不及看，其结果不少论文确保质量势必成为一句空话。  

第三，尽管口口声声和国际接轨，但就是迟迟不和副教授也可以带博士这一条国际通行做法接轨。既然明名知美国等国在培养博士生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为何又不接轨呢？恐怕还是经济利益驱动所致，因为博士生培养产业是块大蛋糕，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垄断蛋糕的心态被一层“确保质量”的高论所笼罩，显得冠冕堂皇。  

现在打破这一常规的又是北大，前天笔者的短文《博导不是高教授一等的特殊职称——小议〈北大：副教授也能带博士〉》（学术交流网/高等教育改革/2005年6月17日首发）提到：“据光明日报2005年6月16日《北大：副教授也能带博士》一文：‘北京大学新近评出了139名博士生导师，其中49位是副教授，超过新评博导总数的1/3，涉及8个学院（系）的27个专业。 新评出的139位博导都是采用新方式遴选出的。新方式对基本条件的要求由具有教授或相应的专业技术职称，改为副教授以上。这是北京大学率先打破’博导必须教授当‘的惯例、不拘一格推进博士生教育改革的新尝试。’ 报道说：‘近年来，海外归来和我国自己培养的一批具有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都处在学科前沿，年富力强的他们虽然暂时还不是教授，但学术水平完全可以指导博士生。如果现行制度持久不变，博士生培养的优质资源将被埋没，培养质量将受到影响。’‘博导不是特殊身份，只是一个工作岗位，改革回归了博导的本意。’”可惜，“‘副教授也能带博士’这则消息在我国来得实在太晚了，因为在国外不少发达国家具有博士授予权资格所在单位的副教授本来就可以带博士候选人的，在国外‘博导必须教授当’并非惯例。”  

笔者以为：“最重要的是‘博导不是特殊身份，只是一个工作岗位，改革回归了博导的本意。’副教授也能带博导，打破了现在那种把博导当作一种特殊身份，宣扬博导比教授高一等的流行说法，这种见之于现行许多媒体刻意渲染。现在既然副教授也可以是博导，那么怎么能说博导比教授高一等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并不是所有学校、所有专业、所有学校的学科都有博士点，既然没有博士点怎么会有博士生导师呢，而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术单位并等于没有教授、没有研究员，一位没有博士生导师工作岗位的教授并不一定意味着他的学术水平低于有博士生导师岗位的教授。把博士生导师说成比教授高出一等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那种以‘身份’炫耀学术地位的做法实在不值得提倡，有鉴于此笔者主张在宣传媒体、学术刊物、网文署名时不宜突出博导、教授之类的冠名，人们看重的是学术文章的水平，而不因为你是教授或博导就意味着学术质量的高低。”  


从博导必须是教授到博导不必是教授确实是一项改革，也许出于无奈，因为博士生数量太大，难以由教授博导垄断。只能适当分流，但是不管出于什么考量毕竟是个进步。然而又有多少优秀的副教授因而遭到巨大的损害，就他们的学术水平和专业研究课题完全胜任博士生导师的重任，而只是因为是副教授无法担纲，有的教授博导则徒有虚名，因为他可能不大了解所指导博士生的研究课题，那么究竟由真正懂行的副教授来指导博士生，还是由不甚懂行的教授来指导好呢？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教授是职称，博导是岗位。两者间不是等级、高低之分。既然副教授也能当博导，为什么博导就比教授高上一层呢？我们的媒体大可不必时时刻刻把某某教授是不是博导挂在嘴边、写在纸上，当然对于博士学位论文的评论或者发表，是一定要说明谁是导师的，因为这意味着岗位责任。如果只是作客论坛，所评论的问题又和博士学位和论文指导无关，为何要专门介绍他是否博导呢？我们的教育部门何时不再将博导作为摇钱树、敲门砖呢？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5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