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 学术批评的“文明”与“人本”

阿让

《文汇报》元月29日第七版特大字标题（《学术“抢滩”不可取》）下的编者按语与沈国威先生一文拜读之后，在下对学术批评的规范问题颇有感触，提出来就教于编者、作者与读者。该报在第五版天头“文汇周末特刊”的“导读”上列目：“从冯天瑜新著《新语探源》，看‘学术抢滩’的危害”，醒目的正副标题（副标题为：《惊读冯天瑜新著<新语探源>》）与按语，都在提示读者注意：冯天瑜先生在学术规范上出了大问题。编者按说，沈文“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目前高校和研究机构在学术课题上的争夺。许多高校为此组织力量大干快上，搞大题目，出大著作，以抢得先机，赢得资金。然而，学术并不是一项轰轰烈烈、大轰大嗡的工作，它要的是坐冷板凳，是扎扎实实的埋头苦干。所以，我们刊出此文，与其说是看重它对冯先生本人的批评，还不如说是看重它对于一种学术现象和学术土壤的抨击。看来，高校学术体制的确到了该改革的时候了。”尽管编者对冯先生此前成果也恭维了几句，也欢迎冯先生等参与争鸣，但整个按语已经判定冯先生有问题了，其潜台词及使读者产生的印象是：名人冯天瑜在抡滩，赶大潮，搞大课题，争大经费，这一成果（《新语探源》）有严重的问题，是抢出来的，是目前各大学浮躁风气的典型！这一效果从目前网上沸沸扬扬的挖苦讽刺的文章即可以看到。
     
愚以为，学术批评是十分严肃的事，要慎重对待，不应不负责任地乱联想，不能去追求轰动效应。发达国家的学术刊物、书评类报刊的编者中，有一条不成文法：编辑部收到任何争议、批评的文字，都必须找来被批评的原书籍、论文，认真研究，同时请几位第三方学者审读，并郑重知会被批评方，征询被批评者的意见，让对方答辩，有申辩后，同时发表批评者的论文与被批评者的答辩。这才体现了学术批评的“人本”与“文明”，表明学术批评的本旨是为了追求真理，淳化学风，而不是要取得某种效应。这也是一学术规范。（郭按：发表沈文前，编者未告知被批评者，此事实之一。发表一周之后，编发批评文章的文汇书缘专刊的责任编辑承认并未读过冯著，此事实之二。）甚盼有志于参与学术批评的报刊编者们慎重一些，在操作的每一环节都体现出对被批评者的尊重，以达到学术批评的真正目的。也希望读者（转载者、网友等）听了一面之辞之后，不必起哄，不必肆意发挥，要评论，起码要找被批评的论著读一读，了解一下真实的背景，要联系时弊，或补偏救弊，也要研究一下是否相应。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冯著《新语探源》是不是“了无新意”、“缺乏原创性”？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该著有创新性，是一部优秀著作，给人启迪良多。冯著重在探讨近代汉字术语产生、传衍的思想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将近代语汇放在文化交流与互动上，详细讨论了明末清初、清末民初新术语形成过程中的联系及新术语体现的文化新因子、新思维方式的异动及异文化的可通约性等等。其论证，都是极有说服力和新意的。冯著的创新尤在于，作者以史论结合的方式论证了近代语汇是汉字文化圈对西方话语的创造性回应，不仅日本的汉字在对译西方名相过程中的创新是如此，整个汉字文化圈的应对、转化，都充分表明了汉字文化有强劲的生命力，有内发的现代性，这在讨论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当今，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簸荡的当今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多元的现代性，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内在根芽，是吾人最关切的。以上揭示是本书对当今学界的一大贡献！在诸多名词、概念、范畴的考证、厘清上，冯先生下了很大的功夫。平心而论，冯著在“科学”、“封建”、“革命”这几个名相的考释上确实超过了现有成果，订正了诸多流行的看法。该著有关“共和”等词的诠解，也突破了以往。此外，关于利玛窦译词“上帝”、“几何”、“地球”、“脑囊”（救正中国认“心”为思维机关的传统之见）、“契丹”即“中国”等等的诠解，首先也是由冯先生将词语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加以论述的。

     
沈先生从语言学的路数做近代语汇问题研究，颇有心得与成就。冯先生从思想文化史的路数做这一方面的研究，亦有心得与成就。两人都有创见，各有所长，不仅不互相妨碍，反而可相得益彰。微观、分科研究固然重要，宏观、整体研究也很不易。中国思维与中国式的研究方法有自己的优长。冯著把历史与逻辑、微观与宏观、分科与整体结合起来，在方法论上亦有不俗的贡献。冯著引用日中学者的前期成果，引证或综合介绍前贤与时贤（包括沈国威先生）的成果均注明出处，甚至列表或在标题上标明。少数地方为省事起见，作者综合述介前人成果，用文简约，但从上下文上并不难看出作者交待了资料来源。

冯先生是明清至近代思想文化史专家，积累丰厚，多年来一直有兴趣并用心于新语汇。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业师萧萐父先生请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和当时在湖北大学任教的冯天瑜先生等在珞珈山“明清文化史沙龙”中论学，冯先生就讲过近代语汇问题。冯先生是学问中人，谦谦君子，潜心向学，心无旁顾，对时俗流弊深恶痛绝，说他“仓卒成篇”、“抢滩”、“赶潮”，那实在是冤枉。至于基地、项目、课题等等，不能说全是负面的，这些对繁荣文科起过并正在起一定的促进作用。冯先生从不热衷于此。至于扉页上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明中叶以降中国文化现代性研究’（之一）”，这一项目是我们为冯先生操办的，当时他在日本。这一项目也没有多少钱（用于支付课题组同人，包括几位校外专家购书与其它用途），冯先生写本书并没有用课题组什么钱。他这本书，只是本项目的成果之一。扉页上写此，也是冯先生在校对时，由我建议加上的。再说，人文学研究，国家与学校投入一点经费，学者使用此经费，乃正当的事，用不着大惊小怪。

人无完人，书无完书，说冯著《新语探源》有点小疵可也，但如抓住一二缺失就夸大其辞，下结论说此书是“出自名家之手的了无新意之作”“缺乏原创性”“疏于考证”等，甚至暗示是书有很大的问题，又联系时风，把冯先生作为“典型”来打，区区以为太过当了。
     
05年2月6日于武昌珞珈山

(感谢郭齐勇教授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5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