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 木：是“钩沉”，还是“剽窃”——评《邵飘萍与〈京报〉》

岸上的猪

一

顷读2008年10月15日的《中华读书报》，在报纸的第10版上，有一“相关阅读”的栏目，是介绍中华书局最近出版的一套《报人时代丛书》，共三本，即《张季鸾与<大公报>》、《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邵飘萍与<京报>》。

《邵飘萍与〈京报〉》，作者是林溪声、张耐冬，文章介绍说：“本书全景式地展示了邵飘萍作为中国早期职业报人，面对困境，希冀用新闻职业理想来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直至最后用鲜血捍卫了自己理想尊严的历程。邵飘萍还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歌颂者和宣传者。由于相关资料的缺失，国内对邵飘萍与《京报》的研究并不充分，本书作者钩沉索引，使我们得以进一步走近邵飘萍的世界。”显然，这应该被看作是创新之著了。查书的两位作者，林溪声，原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据悉是方汉奇先生的关门弟子），现为辽宁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再查其此前发表的相关文章和学术论文，则仅见有《记者当学邵飘萍》（刊登于2006年4月27日的《广州日报》）、《邵飘萍与汤修慧的传奇一生》（刊登于2007年1月30日的《沈阳日报》），以及《<京报副刊>外的副刊》（《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2期），这似乎构不成撰写一本专著和原创性著作的实力，因为作者的三篇文章，皆属绍介性的文字，很难从中看出对传主有什么长期的研究；至于另一位作者，是北师大中国古代史博士的张耐冬，古代史专业去写近现代史的报人，这个跨度不谓不大，但也让人本能地会产生怀疑。这且少说，免得被人说是腹诽。

笔者与《邵飘萍与<京报>》一书的传主邵飘萍有着特殊的缘分（见《铁肩辣手——邵飘萍传》和《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的后记），在《邵飘萍与<京报>》出版之前，已经发表过许多相关的论文（略），以及在此基础上撰写的两本著作——《铁肩辣手——邵飘萍传》（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研究工程《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之一，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在“后记”中，笔者写道：“说到本书的传主，邵飘萍是彪炳中国新闻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的著名人物，这位曾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从事新闻事业和传播进步思想的著名报人，至今仍是人们经常谈论的人物，甚至还不乏争议，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的恒久影响和价值。不过，长期以来对他深入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空白，甚至许多成果至今仍停留在介绍和宣传的层面上，原因则不外是史料的匮乏以及眼光所囿。笔者从事邵飘萍史料的积累和研究算来也有20余年了，由于自己的专业是历史，加上兴趣又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或者也是家学的影响吧），于是断断续续的研究也竟沿伸到今天，并且总算有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以上两本著作，特别是《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一书（全书共57万字），相较于《邵飘萍与〈京报〉》（全书15万字），这似乎不需要说些什么了吧？

然而，竟想象不到如今会有“由于相关资料的缺失，国内对邵飘萍与《京报》的研究并不充分，本书作者钩沉索引，使我们得以进一步走近邵飘萍的世界”这样的卖弄，甚至是迹近于无耻的宣扬，那么，则不妨将这几本书比对一下，看一看是谁通过长期的大量的“钩沉索引，使我们得以进一步走近邵飘萍的世界”的，而又是谁是那可卑的剽窃者？

                                            二
笔者关于邵飘萍的两部专著，是研究著名民国报人、记者邵飘萍传记的姊妹篇，前一本着重于记录传主的生平，后者则侧重于传主研究的梳理。在书中，笔者将传主置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长视角中来考察，即除了对传主进行深入的研究之外，还涉及到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新闻理论流变、新闻结构变迁、公共领域的开拓等，同时，又通过对**党史和民国档案和相关历史人物的解读，揭示传主的历史真相以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两本书也融入了作者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化史（尤其是新闻史、文祸史等）的研究心得，同时在传记写作形式上也做到了学术性和可读性的结合。两书出版后，受到了读书界和相关领域的重视，《中国青年报》《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图书商报》《新京报》《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潇湘晨报》等以及各大网站都用相当的篇幅给予了评论或对作者进行了采访，有论者认为它“涉及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者时有新见，同时也注意吸收许多当代史学研究的新成果。虽然这是一部关于邵氏个人的传记，但因为作者视野开阔，这本传记也可以看成是一部中国近现代新闻制度史。”以及书中“史料运用抽丝剥茧，结论深入有据，文字清新可读”，是读书界值得注意的历史人物传记书籍。

至于《邵飘萍与<京报>》一书，可能这本刚刚上架的书还没有引起读者的注意，不过，只要稍稍翻一下，就会明白的。干脆说吧，它是综合了笔者的两部书以及此前出版的其它有关传主的著作合成的，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剽窃也并不冤枉，虽然它并不是笨伯式的抄袭，而是采取了“后现代”时代的剽窃——记得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法官曾说过：“现代解构性的抄袭，已经代替了逐字逐句的抄袭，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抄袭形式。”这种抄袭或剽窃的手法，是将原著的内容加以压缩或者扩充，注意，这里的“扩充”，并非原创，而是加注了一定的背景资料，比如这本书，当然是把中国近代史的相关知识灌注进去，再把原著的体例打乱，给编辑或读者造成是自己另起炉灶的假象。其实，这也是现在许多抄袭者惯用的一种比较隐蔽的手法，其目的是为了改头换面，让人难以识别，也让原作者难以凭据相关法律去讨回公道，因为如今风气荡然，往往是有理者“无法可依”——原来，法院所认定的那种“剽窃”或“抄袭”，都是书的整章、整编、整书的复制，而“升级”版的剽窃者或抄袭者却经过了“改良”，他们会毫不显示自己著作的来源或出处，如这本《邵飘萍与<京报>》，不仅没有出示相应的参考文献，甚至也没有一个注释，这在历史题材的著作中是非常少见的，至于其原因，是书的体例要求呢，还是有所不方便呢？至于原来意义上的剽窃，真是笨伯式的肆无忌惮的剽窃了，但它非常容易被人抓住把柄，于是，现在出现的是大量的“改良”式的剽窃或抄袭，原本意义上的剽窃或抄袭只是一些走到极端的个案而已了。

在笔者看来，所谓剽窃抑或抄袭，实质都是指非法窃取别人的著述成果，即不曾征得原作者的同意，便在自己的书中擅自使用了原著的整体框架结构、重要学术观点，以及说明这些观点的具体材料等，《邵飘萍与<京报>》一书正是这样，它除了进行了改写、缩写，以及增加了一些图片之外，增加的新的成分并不多，因此，如果把这几部书进行一点比较，看看有无雷同或相似的地方（其中既有“惊人的相似”或“实质的相似”的地方，也有“字面的相似”和“非字面的相似”的地方），就可以被认定是否对《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等进行了侵权。

为了节省篇幅，不妨先把两部书的篇目对照一下，至于具体的指陈，恐怕读者不会耐烦，以后笔者会在适当的场合和地方公示的。

先看《乱世飘萍——报人邵飘萍和他的时代》一书的篇目：
     “代序：自由的灵魂（林贤治）
      第一章，以身殉报——回溯80年前的故事：一、“三一八”事件的前前后后。大沽口事件；“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的当局；追问惨案发生的真相；旧案新问；当事人楚溪春的回忆；惨案前后的《京报》；邵飘萍与章士钊；如磐大夜的到来。二、以身殉报。北京形势遽变；邵飘萍被捕；北京新闻界营救失败；邵飘萍遇害；“讨赤”狂潮；邵飘萍就义经过；来自各地的抗议风暴。三、“萍水相逢百日间”。报人林白水；“萍水相逢百日间”；日本记者协会和《顺天时报》的抗议；徐志摩调侃邵飘萍“归天”；南方的反响。四、天桥的凄风苦雨。由北京天桥引出来的故事；马连良拍摄的珍贵殓尸照片；往事追忆；“刘、高之案”以及三名伶与邵飘萍的生死之交；“邵案”余波——“夜壶张三”的故事。
      第二章，雏凤新声——杭州、杭辛斋：一、邵飘萍的早年。龙华会、张恭与秋瑾；天时与地利；浙江士子士风。二、中国早期的报业。作为公共领域的民间报纸；大上海和报馆；浙江——后来者居上。三、求学与立志。杭州的精神高地——“浙高”；“浙高”的读报热；“新闻救国”的观念和梁启超的启示；“二邵一陈”。四、《汉民日报》与报人杭辛斋。杭州的《汉民日报》；不应该被遗忘的报人杭辛斋。
      第三章，惊鸿照影——日本一上海一北京一日本一北京：一、东渡日本。“欲以新闻记者终其身”；发起和成立东京通信社；邵飘萍在日本的新闻报道；报纸的魔力。二、暴得大名于上海。回到上海；上海诸报馆；南社诗人邵飘萍。三、驻北京特派记者。《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北京报业生态；北京报界“三怪杰”（一）：黄远生；北京报界“三怪杰”（二）：丁佛言和刘少少；声名鹊起的“北京特别通信”；北上途次；游刃有余的采访。四、新闻编译社和北大新闻研究会。创办新闻编译社；北大新闻研究会的成立；可以在历史上大书一笔的北大新闻研究会师生；毛**和邵飘萍。五、日本朝日新闻社。再赴日本；日本朝日新闻社的训练。六、又返京城。几次外出采访；京城的呐喊。
      第四章，《京报》春秋（上）——社会公共领域的喉舌：一、《京报》的诞生和第一次夭折。京报以及《京报》；邵飘萍《京报》的诞生；《京报》因何而出世；第一次被查封。二、《京报》的“复活”和邵飘萍的“总结”。《京报》的“复活”；《京报》的变化；邵飘萍的“总结”。三、办报人的理念。《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史家办报；邵飘萍的新闻学著述（一）：《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的新闻学著述（二）：《新闻学总论》。四、成功的一代报人。邵飘萍办报的践履；典型报道案例；“报馆的灵魂”；中国新闻教育的开拓者；邵飘萍的精神遗产；邵飘萍与张季鸾。
      第五章，《京报》春秋（下）——副刊、附刊和报馆同人：一、《京报》的副刊和附刊。近代报章文体的变化；五四文学副刊的兴起；《京报》“大革新”及其副刊和附刊；副刊（附刊）上的口水大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开拓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二、“夫妇报人”——邵飘萍和汤修慧。所谓“夫妇报人”；与《京报》共始终；历经劫难；邵飘萍的另一位夫人祝文秀。三、春华秋实——报馆同人、亲友、学生。“中国副刊之父”孙伏园；“报界三杰”之一徐凌霄；“兄弟报人”潘公弼和潘劭昂；吴鼎及其他京报同人；学生张友鸾；学生黄天鹏。
      第六章，报人天地——言说的语境和抗争：一、邵飘萍之前报人的语境。言论自由的历史和理念；乱云飞渡的末世大观；晚清以降的话语环境；邵飘萍投身报界之际的报业政治生态；北洋初期的报业繁荣和袁世凯的报禁。二、一个新闻从业者的苦恼和抗争（上）——邵飘萍初到北京的日子。邵飘萍负命北上；《京报》被查封前后。三、一个新闻从业者的苦恼和抗争（下）——《京报》“复活”之后。为“报格”而战；针对《京报》的几次报案；北洋政潮中争自由的斗争。四、“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京报》和它的友报友刊；大革命高潮中的报案；“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铁肩辣手”。
      第七章，搏击风浪——在大革命的浪潮中：一、在五卅运动的大潮中。五卅运动中的《京报》；反驳列强的“赤化论”；邵飘萍提出新口号；鲁迅对邵飘萍的批评；各种声调的“赤化”论和“赤化”的有无。二、在大革命的高潮中。“首都革命”；北方拥护孙中山的一面旗帜；“中国今后之趋势”；邵飘萍与冯玉祥国民军的关系；邵飘萍之死的直接导火线——郭松龄的倒戈反奉。
      第八章，众口之下——邵飘萍的“私领域”：一、一个真实而立体的邵飘萍。曾经悠悠众口之下的邵飘萍；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邵飘萍和金钱；章士钊等人的述说。二、更凶险的流言蜚语。关于“卢布”的口水大战；一个被“煮”在一起的问题。三、关于自由的悖论。两种“自由”和“最是报人不自由”；报人曹聚仁为邵飘萍打抱不平；邵飘萍走了一着险棋。四、面对不绝的流言。邵飘萍驳斥流言；同室操戈的悲剧；不无教训的经验之谈。
      第九章，赤化疑云——自由主义与所谓“赤化”的吊诡：一、一个自由主义报人。曾经主张过“好人主义”；从“好人主义”到“不合作主义”；民主派的“联省自治”思潮。二、一个所谓的“赤化”报人。与时俱进的报人；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十月革命；回应中俄恢复邦交并提出“非侵略主义”；促成中苏恢复邦交。
      第十章，身份之谜——邵飘萍的党籍问题：一、身后邵飘萍的又一道谜面。报人与政治；邵飘萍的党籍之“谜”和早年的新闻观；邵飘萍的绝笔；罗章龙揭秘爆出冷门；必要的考证（一）；必要的考证（二）；邵飘萍是共青团“特别团员”或国民党党员?二、邵飘萍的“特别”之处。事出有因；“特别党员”的几宗个案分析；相关的质疑；邵飘萍研究中的不同观点。
      第十一章，遽死之谜——身后的议论：一、邵飘萍死后的议论。“朱无畏”的分析；报人胡政之和管翼贤的评论；可以瞑目又难以瞑目的邵飘萍。二、研究者的究问。又回到了原点——兼述姚福申先生的质疑；再说邵飘萍为何被杀。三、张作霖父子为什么一进北京就要杀邵飘萍?张作霖父子的杀机；邵飘萍失于大意。
      第十二章，身后荣光——不朽的邵飘萍：一、哀悼与纪念。斯人已逝；未亡人和同人的回忆。二、身后的邵飘萍。北伐胜利后的纪念；国民党拒绝承认邵飘萍为烈士；龚德柏的“鞭尸”和邵飘萍女婿郭根的反驳。三、永远的光荣。终于重新被人记了起来；纪念高潮的到来；得以“盖棺论定”；永远的雕像；邵飘萍可以瞑目矣；恢复《京报》的吁求和《新京报》的创刊。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再来看《邵飘萍与<京报>》一书的篇目和整体框架：
      “引言：理想主义者的哀伤与宿命
      第一部分，邵飘萍：报界巨子新闻导师。
      一、革命时代的翩翩少年。东阳邵氏；早慧的少年；报界巨子的启蒙者；渐习新风的浙高时代；与“鉴湖女侠”的忘年交。二、以新闻为志业。初执教鞭；25岁的《汉民日报》主笔；袁氏当国；宪政!共和!还是做记者；三、东渡扶桑，崭露头角。歌罢掉头东；离乡未敢忘忧国；“称帝门”中的报业丑闻；思想裂缝处的舆论主持者。四、挥笔讨袁，再造共和。    阿平者，平不平也；揭破“总统的新装”；“唤醒袁君之迷梦”。五、“特别通讯”风靡沪上。  山雨欲来；第一“特派员”；北京新闻编译社；南社?老虎总长；采访艺术与通讯时评；铁屋中的呐喊。六、执业治学，中流砥柱。报业的大时代；自立门户，《京报》诞生；《国民》顾问；立新闻为学术。七、“五四”大转折。幻灭的希望；“五三”之夜；烽火燃神州；流亡的日子。八、新时代与新思想。书生议政；著书论马列；寻求自强：解读马列的基点；九、特殊的共产党员。重振《京报》；“康慕尼斋”的常客；难求定论的党员身份；孤证罗章龙。十、吾国新闻学之泰斗。立德、立功、立言；新闻理论和业务思想。
      第二部分，《京报》：茫茫暗夜里的曙光。
      一、创始：面目一新的独立报纸(1918年10月——1919年8月)。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别具一格《小京报》；“五四”号手。二、鼎盛：北京最进步之报纸(1920年9月-1926年4月)。革新图强；广告与津贴；公共言论的机关；“女师大”风波；新闻改革的实验园；声名赫赫的《京报副刊》；与鲁迅的一点误会；    冲在反帝最前线；呜呼!“三一八”。三、凋落：弦断声歇不言悔(1928年6月-1937年7月)。汤修慧其人；后邵飘萍时代的《京报》；毁报纾难；《京报》凋落的反思。
      第三部分，乱世悲歌：书生报国一枝笔。
      一、人散曲未终。幸运的失意者；志同道合；    倡共和，迎中山；革命尚未成功。二、黑名单上的人。西北军的高级顾问；一份公开的“黑名单”；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三、生死冤家张作霖。枪杆子与笔杆子；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春秋绝笔。四、血洒天桥。谁是告密者；小人的报应；以身殉道，以身殉报。    五、萍水相逢百日间。一样飘萍身世；千秋白水文章；幸运的成舍我；正气长存。
      附：邵飘萍与《京报》大事年表”

前后两个文体，如果仔细穿梭和对照的话，是不难看出其中的蹊跷的。显然，后者的整体框架已经被前者所涵盖，许多只在前者中出现的叙述和论点，也在后者中堂而皇之的出现了，并且被说成是在相关“研究并不充分”的前提下的“钩沉索引”，说这种话，难道不脸红么？

                                       三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实施条例》，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是指在本学科领域内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对历史研究而言，显然，所谓“独创性”就包含了原作者的“钩沉索引”，对此，相关法律有这样的规定，如“使用他人作品的，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由于作品使用方式的特性无法指明的除外”，《邵飘萍与<京报>》在征引时无一“指明”；又，法律规定“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已经发表的作品的，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事实上，不注明原作者的成果就是“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至于《邵飘萍与<京报>》一书是否损害了笔者的著作权，即从著作权拥有的权益而言，它包括了“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改编权”（即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汇编权”（即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者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等，对此，笔者有权提出疑义。（法律还规定：改编、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也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至于出版改编、整理、汇编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当取得改编、整理、汇编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


此外，在《邵飘萍与<京报>》一书中的“原创”部分，问题丛生，许多问题作者不仅武断的令人吃惊，而且还有许多“抄”错的地方。

如：引言第7页提及“五四”时有一《民国时报》，由于它的报道和披露，“最终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请问，真的是这张报纸么？（笔者注：“五四”之所以会爆发，与当时上海英文《大陆报》和北京《晨报》等的揭载有关。这里所说的《民国时报》，可能是《民国日报》的笔误。）
正文第3页，舒之舆，应为舒元舆。
      第14页，郭左唐，应为郭佐唐。
      第19页，彭冀仲，应为彭翼仲。
      第96页，章依萍，应为章衣萍。
      第163页，李少峰，应为李小峰。
      第226页，说营救传主的新闻界代表，“以杨度为首”，根据何在？实际上杨度参与过营救李大钊，现在并无材料证明杨度参与过营救邵飘萍，当然也更谈不到以其“为首”了。又第227页，薛大克，应为薛大可。
      第228页，说传主牺牲后，亲属去殓尸，两位夫人“汤修慧和祝文秀当即晕绝”，其实，邵的两位夫人根本没有见过面，因为后者只是邵在外室的“如夫人”，这是杜撰来的情节。
      第236页，说1926年8月，由郭春霖等倡议为传主等召开追悼会，传主是1926年4月牺牲的，此后北京是奉系势力的天下，焉得会有此一举？事实是国民党第二期北伐到了北京、改称北平，方有此议。又，郭春霖，应为郭春涛。
      第123页，传主生前曾准备编辑一部“新闻学丛书”，拟议中有5部，后来他只写成了两部，其它两部不遑及之，笔者在《铁肩辣手——邵飘萍传》一书中提及（第336页）：“其他的《广告与发行》、《新闻编辑法》等，不及编写，遂为一憾。”此处则是：“邵飘萍原计划要出版一套‘新闻丛书’，------预告读者的书名是《新闻编辑法》、《广告及发行》，后来因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得不暂时搁置，孰料最后竟成永久的遗憾。”其中书名中有两字不同，而整个句式，所谓“似曾相识”，此书抄袭部分，大率如是。
      第161页，说孙伏园“顺手打了”总编辑“一个嘴巴”，其实是并没有打到，这是抄写中额外增添的成分。又说传主获悉孙辞职后，“立即驱车登门拜访”，根据何在？其实，据荆有麟的回忆，事实是孙辞职后，向鲁迅说“非弄个事情作作不可”，于是提议办一个刊物，鲁迅表示赞同，随即酝酿创办《语丝》，并准备在《京报》开辟一个副刊，随之由在《京报》编刊的荆有麟就商于传主，并提议“改革”报纸，请孙主持副刊，传主欣然接受，遂有《京报副刊》的创刊。
      除了以上明显的讹误，还有一些说法极其武断之处。如第9-10页，说传主与张恭“情谊甚笃，无话不谈”，并断言前者“在报业方面的最初启蒙来源于”后者，事实上二人年龄相差十岁，如何有此等事实，根据何在？第11页又说传主“决心投身于报业的重要原因”是《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出处何在？
      第14页，说传主在杭州上学时，“差点被在政治上守旧的校方开除”，根据何在？又说传主与秋瑾“常有书信来往”，后者更对传主“关爱有加”，根据何在？（事实上传主仅说过曾获对方有一信。）
      第41页，说“二十一条”的被曝光，“如果没有邵飘萍和李大钊最早揭破”其内幕，则-----，是么？那么，《泰晤士报》等的作用则何在？
      第53页，说传主抨击军阀的文章一出，“更是令北洋几大实力派军阀陷于被动”，于是开始与袁世凯“离心离德”、“倒戈相向”云云，这有依据么？或者应该怎样来仔细分别倒袁舆论和当时政情的关系呢？又，第55页，说传主的一篇文章发表（《唤醒袁君之迷梦》），便“全国上下要求袁世凯停止复辟活动、交出民国权力的呼声也随之高涨”，可有据说明？
      第65页，说传主采访完段琪瑞，就“直奔《甲寅》报馆”。难道不应该是《申报》么？
      第113页，说传主是否参加了共产党，“其实只有罗章龙才能证明，其他的道听途说并不足以为信”，那么，笔者在另一书中出示的许多历史文献和其他论证，就丝毫不值得作者反驳或澄清么？如何如此武断呢？还是不屑于、甚至是没有自己的看法呢？又，第115页，由此又说到了杨度，作者称杨度的**秘密党员身份隐瞒了长期，是“无法解开的秘密”，其实，这有什么秘密可言呢？即杨度晚年是**秘密党员并不是一个所谓“历史之谜”，早在**早期的历史上，杨度就曾为中国***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红旗》题写了刊头，而毛**也曾在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对同乡章士钊说：“你的好友杨度是我们的人，是共产党员。”只是长期以来人们以为杨度曾是“筹安会”的“帝制分子”，而他成为**秘密党员这一历史事实也一直没有公开披露过，因此晚年杨度的真实政治身份不被人知也就丝毫不奇怪了，只是到了“**”后期，了解这一内情的周恩来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周恩来不仅在与王冶秋的谈话中为杨度“解密”，还在病危时嘱咐夏衍写文章纪念杨度，以证明杨度是**党员，以此“盖棺定论”，让地下的杨度长眠。不过，说到这里，还要插一句：提出这是“无法解开的秘密”的，也并不是本书的作者，原来早有一篇文章《从“帝制余孽”到共产党员——杨度的角色转换探秘》就说过：“在杨度身后的历史真相，为什么一直隐瞒这么长时间，非要等到周恩来弥留之际才告白人世呢？这恐怕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这篇文章在网络上可以非常方便地看到。
      第196页，说孙中山北上，同行者中有“宋庆龄、高君宇、汪精卫、李石曾、戴季陶、孔祥熙等”。高君宇是何人，其名竟在国民党诸元老及孙的亲戚如孔祥熙之前？众所周知，高是北大出身的**早期的领导成员，有人说当时他是孙中山的秘书，此说并未得到证实，显然，此说也是抄来的。

以上只是笔者初步阅读后的印象，不过，就此而言，也很难称之为可以“使我们得以进一步走近邵飘萍的世界”的书籍了，可惜一向被笔者所尊敬的中华书局，如今也出版了这样的烂书，所谓斯文扫地，难怪现在有很多人在惊叹中华文化之“危机”矣。（此前笔者已就此书的侵权问题反映给中华书局的总编和责编，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四

仅仅是一本书么？与牛奶中的三氯氰胺、全球金融海啸中的银行不良资产、人们习见的伪劣商品、垃圾股票、浮夸政绩等一样，剽窃已经成为困扰我们这个社会的顽症之一，或者可以称之为“时代病”，特别是在高校，为了博得学位等，研究生、博士生，可以说已经成为造假、剽窃、抄袭的主要来源（当然技术手段的提高、社会道德风气的沦丧为之减少的成本），与之相关的，则是伪书、劣书的大量出现，这又与出版社为了制造虚假繁荣等发生了链条效应。让人为之气沮的则是，如今，当剽窃者从原作者那里可耻地窃取了本应属于他人的劳动成果和荣誉时，往往不是原创者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相反，剽窃者往往更理直气壮，记得此前黄波先生发表过一篇《知识者为什么丧失了耻感》的文章（《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9月28日），读了之后不免为之血脉贲张，他借冯佐哲先生的遭遇（事见《中国青年报》“一个学者与剽窃者的十年较量”），沉痛地说：“过去做了亏心事，还会痛哭流涕，现在则全然一副‘我就抄了’的架式，视捍卫学术尊严者为异类，这中间有书商我不奇怪，但有教授、博导，有大学的副校长，有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有‘一群研究生’，就不能不让人吃惊了。”教授、博导、校长、编辑、研究生，他们太嚣张、太气人了！而气愤之余，黄波先生更理性地说：“环顾国内，这显然不是孤例，这其中有没有一种制度性的东西在发挥作用？”这更加让人深思，如不久前王天成先生所遇到的困惑，也是如此。

笔者似乎可以想象到这篇文章发表后的反响，那么是无人理睬，那么是当事人哓哓不休的争论。其实，最简单地说吧，我们能否获得如下的公识：知识产品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包含着前人和他人的劳动，作为公共资源，我们都可以利用同一史料或文献资料进行创作和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一定要遵守法律、遵守学术共同体的规范、尊重他人和同行多年的智力成果、尊重每一个体的知识产权、固守学术道德。这是学术的底线，也是我们做人的底线。

（感谢散木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8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