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窃书剿说大不德

阿让

鲁迅在《孔乙己》中，有一段对于这位落泊文人狼狈形象的生动描写：“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痕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孔乙己“窃书”，他自己认为是“读书人的事”，“不能算偷”。咸亨酒店中诸多喝酒的人却认定是“偷”：“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何家”的人自然更痛恨这种“偷”，于是“吊着打”。所谓“偷了何家的书”，显然是被认定非法占有了“何家”的财产，侵犯了“何家”的物质产权。
和孔乙己这种“窃书”不同的，还有其他的“窃书”。

宋人徐度《却扫篇》卷下说到一个由“藏书”而“窃书”终于“焚书”的故事：“陈无已尝以熙宁、元丰间事为编年书，既成，藏之庞庄敏家。无已之母，庞氏也。绍圣中，庞氏子有惧或为已累者，窃其书焚之。世无别本，无已终身以为恨焉。”这种担心藏书可能招致危难，所以窃书而焚毁的情形，是关于“窃书”的特殊的史例，也是关于“焚书”的特殊的史例。

《太平广记》卷三六三有“李哲”故事，据说原本出自《通幽记》。说唐贞元四年春，常州录事参军李哲住在距离丹阳县东郭五里的地方，宅中常有怪异。“有乳母阿万者，性通鬼神，常见一丈夫，出入随之，或为胡形，须髯伟然，羔裘貂帽，间以朱紫，倐闪出来。哲晚习《春秋》于阁，阿万见胡人窃书一卷而去，驰报哲。哲阅书，欠一卷。方祝祈之，须臾，书复帙中，亦无损污。”这里作“胡人”状貌的鬼妖“窃书”仅一卷，而后复归还，并且毫无损污，大概只是和读书人开一个玩笑。

另外一种“窃书”，则出自恶意。其形式，显然与孔乙己“窃书不能算偷”完全不同，不仅仅是偷窃了书的文本，而是偷窃了书中的内容，书中的精神，书中的思想，即非法占有了其他人的知识产权。
《南史·郗绍传》写道，徐广著有《晋纪》，“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至书成，在斋内厨中，法盛诣绍，绍不在，直入窃书。绍还失之，无复兼本，于是遂行何书。”郗绍正在撰写记述晋史的《晋中兴书》，几次拿给何法盛看。这位何法盛竟有意谋取。他对郗绍说：您荣誉显扬，地位高贵，不至于要靠这部书来提升名分，扩大影响。而我，一个穷读书人，期望能够像袁宏、干宝这样的史学家凭着著述，留下声名。您就把这书送给我吧。郗绍没有答应。全书完稿之后，放置在斋内橱中。一次，何法盛来探访郗绍，郗不在，何竟直入其斋中，窃走了这部书。郗绍回家后，书稿已经丢失，由于事先又并没有抄留副本，于是世间流行的，竟然是何法盛著《晋中兴书》。《南史》里的这一记载，《太平御览》卷六○一有同样的文字，然而称引自《宋书》。

何法盛的行为，宋代学者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指为剽窃丑行：“向秀注《庄子》，而郭象窃之；郗绍作《晋中兴书》，而何法盛窃之。二事相类。”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专门列有“窃书”一条，其中写道：“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百二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已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这种“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已作”事，实在令人憎恶。

对郭象《庄子注》剽窃行为的批评，早见于《世说新语·文学》：“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何法盛“窃书”，谋夺了整部书的著作权。郭象则是将窃取的向秀《庄子注》杂合自注数篇，形成了一部新的《庄子注》，不过，世人以为“向、郭二《庄》，其义一也”，其学术主体，依然是窃夺了向著。

类似何法盛窃取《晋中兴书》事的，还有《化书》一案。

宋人俞琰《周易參同契发挥》卷下写道：“谭景升以《化书》授宋齐丘。齐丘杀景升，并窃其书自名之，寻亦不得善终。”同一位俞琰在《席上腐谈》卷下又写道：“《化书》，乃谭峭所作。峭字景升，携其书来求齐丘序，齐丘杀景升，遂窃其书自名之。”前说“谭景升以《化书》授宋齐丘”，这里则又增添了“携其书来求齐丘序”的情节。至于谋其书而害命的情节，实在是学术史上令人惊愕的异闻。
明人陈禹谟《骈志》卷五将“郭子玄窃向秀《庄子注》”，“何法盛窃郗绍《中兴书》”两条并列，注文也说到《化书》，内容较为详细，却并没有提到“齐丘杀景升”事：“又宋景濂曰，齐丘子六一名《化书》，言道、术、德、仁、食、俭六化为甚悉。世传为伪唐宋齐丘子嵩作，张文潜题其后云：齐丘犬鼠之雄，盖不足道。其为《化书》，虽皆浅机小数，亦微有见于黄老之所谓道德者。噫，是书之作，非齐丘也。终南山隠者谭峭景升也，齐丘窃之耳。”

《化书》六卷，旧题五代南唐宋齐丘撰，又名《齐丘子》，分《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六篇。明人宋濂《诸子辨》也认为此书实为南唐终南山隠者谭峭所著，齐丘窃为己作。看来，从宋代到明代，《化书》著作权的归属，已经有多位学者认为应当从齐丘手中剥夺。
顾炎武引录《世说》“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之说后，又议论道：“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俊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名为钝贼何辞！”指责当时人但有“薄行”却没有起码的鉴识能力，经其盗窃而成之书，比较原本，不免质量下劣。这样的盗贼，实是“钝贼”。顾炎武又说，“《旧唐书》：姚珽尝以其曾祖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隠没名字，将为己说。珽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旧义，行于代。吾读有明弘治以后经解之书，皆隠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者也。”

关于姚察所撰《汉书训纂》被诸多“后之注《汉书》者”剽窃后，姚珽不得不撰《汉书绍训》以重申其曾祖的学术主张，发明旧义一事，《旧唐书·姚珽传》的记载是：“珽尝以其曾祖察所撰《汉书训纂》，多为后之注《汉书》者隐没名氏，将为己说。珽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旧义，行于代。”《新唐书·姚珽传》也写道：“始，曾祖察尝撰《汉书训纂》，而后之注《汉书》者，多窃取其义为己说，珽著《绍训》以发明旧义云。”

这种“盗窃所成之书”，将原著者“隐没名氏，将为己说”的情形，在明代似乎相当盛行。顾炎武于是在“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已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句后接着说，“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

顾炎武在《钞书自序》中还曾经这样说，“至于今代而著书之人几满天下，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 他对于“有明一代”，特别是“有明弘治以后”盛起的剽窃风气，即“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情形的指斥，和人们关于明代学术存在“荒陋”“空疏” 倾向的认识，是大体一致的。

《光明日报》“学者答问录”曾经刊出李学勤先生“关于空疏学风”的谈话，其中说到明代学风的特征：“明人不去真正读书，做学问的兴趣却仍然很高，从性命到时事经济，题目很大，而且‘朝立一旨，暮即成宗’，以此相互标榜，但内容都是空的，既脱离书本也脱离实际。”于是形成了“空疏”的学风，“虽名为学，而实不知学。”有人写文章就此提出不同意见，坚持说“明末学风并不空疏”，举若干明代晚期学术成果为例。其实，个别学术收获的成就，似乎不能否定当时学风“空疏”的大气候。这些成就中的许多内容，其实也往往如李学勤先生所说，“是对空疏学风既反抗但又不能完全摆脱的表现”。  

关于明代的剽窃案，《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四还说到《太古遗音》一书：“《太古遗音》，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明杨抡撰，卷首系《四古赞》一篇，其中《上古琴样》一篇，自伏羲、神农迄刘伯温，凡三十四人之琴，皆绘之为图，不经殊甚。又绘钟子期像，而以已像厕其后，尤为妄诞。焦竑《经籍志》有‘《太古遗音》四卷’，称袁均哲著，今未之见。或抡窃其书，而改窜之，未可知也。”不过，以为可能杨抡“窃其书”而加以“改窜”的判断，似乎仅仅只是一种推测，尚不能定案。

清人全祖望《翰林院编修赠学士长洲何公墓碑铭》又曾经说到一起比较复杂的“窃书”案：“公之卒，踰二十余年，而其门人陆君锡畴谓予曰：‘吾师遭遇之详，子既熟知之矣。其身后之蹇，亦知之乎予？’曰：‘未之闻也。’曰：‘吾师最矜慎，不肯轻著书。苟有所得，再三详定，以为可者，则约言以记之，积久遂成《道古录》如干卷，盖亦厚斋《困学纪闻》之流。乃同门有荷吾师嘘拂之力，而晚背之者，窃其书去，因乾没焉，今遂不可得，是一恨也。年来颇有嗜吾师之学者，兼金以购其所阅经史诸本，吴下估人多冒其迹以求售，于是有何氏伪书，而人莫之疑，又一恨也。’” 陆锡畴所陈述之心中“一恨”，是他的老师平生“积久”之学术成就“《道古录》如干卷”被不肖之徒“窃其书去”，于是以为私有。“乾没”，较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说张汤事。张守节《正义》：“乾没，谓无润及之而取他人也。”《通雅》卷五：“乾没，猶言白没之也。”晋代的著名“帅哥”潘岳，据说“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然而却受到“乾没”的批评。《晋书·潘岳传》说，潘岳“性轻躁，趋世利”，谄事权贵，他的母亲多次责备道：“尔当知足，而乾没不已乎？”而潘岳终不能改。“乾没”，一般指侵吞原非己有的财物。如唐人颜真卿《李司空碑》所谓“乾没之赃，一征百万”。鲁迅《〈奔流〉编校后记》也曾经写道：“这迟延的原因，其一，据出版所之说，是收不回成本来，那么，这责任只好归给各地贩卖店的乾没……” 陆锡畴所陈述之心中之“又一恨”，是有嗜何氏之学者求购其所阅经史诸本，于是“吴下估人多冒其迹”，而有“何氏伪书”出现。所怨恨的，已不在“窃书”，而在“盗名”。

陆锡畴所恨者二：一则同门窃其书去因乾没，“今遂不可得”；一则估人多冒其迹以求售，“而人莫之疑”。这真是大学问家最深切的悲哀。

《日知录》所谓“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已作”，说到文化史中不同的时代，对于著作权的认识也是有所不同的。在“汉人”的文化观念中，似乎还没有自我维权的意识。他们大概更为注重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观点的宣传。“晋以下人”就不同了。大约这时的著作已经开始和作者的实际利益挂钩，所以何法盛才会对郗绍说：“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有“著述”，则不仅有得“誉”之“惠”，还可以终获“贵达”。“窃书”的动机，在于明确的“世利”谋求，于是受到鄙弃。
在走向近世的学术史进程中，情形又有不同。人们已经注意到这种行为的反科学的性质，反对之声，于是有正义的底气。

梁启超曾经盛赞清代考据学者“科学的研究法”，“科学的研究精神”。他总结清人考据有以下这样10种特色：1.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臆度者，在所必摈。2.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以汉唐证据难宋明，不以宋明证据难汉唐；据汉魏可以难唐，据汉可以难魏晋，据先秦西汉可以难东汉。以经证经，可以难一切传记。3.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4.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5.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6.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7.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8.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9.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10.文体贵朴实简絜，最忌“言有枝叶”。  

这10种特色，现在看来依然闪射着科学之光。如果说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得到清人的继承和发扬，应当是确切的判断。梁启超又说，“当时学者，以此种学风相矜尚，自命曰‘朴学’。”他在总结清代学术特色的同时，其实也在提倡一种科学的学术风格。所列10条，对于今天的学者，都有规诫的意义。今天学者讲求“学术规范”，批判“学术腐败”，其实有时仍然是在重复强调其中某些原则。

其中所谓“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和其他两种“认为不德”（“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相比，这种“认为大不德”，说明在清代考据学者的眼中，“剿说”严重违反了一般学术规范，而且严重违反了学术道德的基本原则。

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序》中的自述，可以作为“剿说认为大不德”的补充说明：“间与前人暗合者，削而去之；或得于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姓名。郭象、何法盛之事，盖深耻之也。”钱大昕主张，偶然与前人相合的学术见解，则毅然删削；如果因学友启示所得，也一定标示其姓名。这种态度，无疑是值得称许的。所谓“郭象、何法盛之事，盖深耻之也”，则明确划定了道德原则的一条基线。

说到这里，不妨再引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另一段话。他说，“将现在学风与前辈学风相比照，令吾曹可以发现自己种种缺点。知现代学问上笼统影响凌乱肤浅等等恶现象，实我辈所造成。此等现象，非彻底改造，则学问永无独立之望，且生心害政，其流且及于学问社会以外。吾辈欲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耶？抑造罪耶？不可不取鉴前代得失以自策厉。” 我们的确应当就此“彻底改造”学界种种“恶现象”，而首要的事，也许在于洗刷“自己种种缺点”。我们应当记得梁老先生的鼓励，“为将来之学术界造福”，不至于为后来的学术积累，打下“豆腐渣”式的地基，而令后人说到当今学术时，一如清人之鄙议明人。

（原刊《书屋》2005年3期。发表时删削近半，此处所发为原文）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5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