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的专题讨论

阿让

关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的专题讨论文章目录:
01 反对学术腐败应首先从自身做起——关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通信(周祥森  杨玉圣)
02 关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致杨玉圣老师兼答周祥森老师(杨守建)
03 学术失范现象的治理问题——兼评《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和《丑陋的学术人》(井建斌)
04 如何对书提出批评？——关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等致井建斌先生(杨守建)
05 读杨守建先生的反批评文章有感(张伟然)
06 回应张伟然先生(杨守建)
07 几点观感：关于杨守建先生的回应(张伟然)
08 读杨守建先生的回应文章——一点感想和补充(周祥森)
09 关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再评论的通信——兼答杨守建先生(周祥森 杨玉圣)
10 对有关《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情况的再说明(杨守建)
11 学术评论应当实事求是——兼评有关《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两篇书评(周祥森)
12 对《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应当肯定——兼答周祥森先生(张献忠)
13 共识与分歧——评有关《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讨论(杨玉圣)



一、反对学术腐败应首先从自身做起——关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通信


周祥森（《史学月刊》编辑部 河南开封475001）   杨玉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北京100875）


围绕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学生杨守建先生著《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存在的征引他人成果而注释未尽的问题，最近周祥森先生和我有过几封书信来往，讨论了这一现象及其教训。这也算是我们对该书的初步评论。玉圣附记。  

玉圣兄：  
    您好！杨守建的《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我走马观花地浏览了一下，细读了一、二两章及“前言”，发现其中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需要认真地予以批判。  
    我初步的印象有以下几端：  
    第一，封面的宣传言过其实，有意拔高自己。如广告语第二条“对中国学术界隐私最大胆的揭露”，就如同杨守建批判《丑陋的学术人》时所说的：其实根本就不大胆。如第85页举“某大学教授被揭露偷人文章，他著文回应”云云，即然。且不说这则材料没有交代出处，即以自诩的“最大胆的揭露”而言，不敢道出为自己的剽窃行为辩护的此“某大学教授”，又怎称得上“最大胆”？后面几章也许还有这方面的事例。  
    第二，“知法犯法”。这方面的突出表现是显性的和隐性的剽窃。显性的，如引用资料不注明出处，只说谁谁谁说，而在哪篇文章中说、该篇文章又首发在什么地方？对这些却不作交代。这方面的例子是俯拾即是，尤其是前半部分。隐性的主要是观点和思想的剽窃。封面广告语第三条即是。这条广告语给人的感觉是：似乎“学术打假的号角”是由这本实“编”而名曰“著”的书吹响的。至少兄从事此打假实践已数年，我在评兄的《美国历史散论》文中也明确提出了开展学术打假的任务。光看这句广告语而不看书中内容，读者会以为是这本书第一次披露了学术界的腐败问题。书评八股化问题，至少我在写世界史流弊那篇文章时，已经有齐世荣和石卞两位先生明确谈到这个问题了，而且我在那篇东西中尝试着对八股化书评文章的结构和格式进行了归纳，现在杨的这本书完全套用我的写法，只不过是使有关内容更加丰富而已。该书第230页关于书评的几种形式，也完全剽窃了我在去年《学术界》第一期上的分类。我当时写那篇文章，完全凭自己的感性的观察把书评作了广义上的那种划分，其中把“图书编辑的审读意见”列入书评形式之中，若没有图书编辑经历的人是往往容易忽略的（我以前业余曾帮河大出版社审读过一些书稿，审读完之后都得写一、二千字的评语）。凭这一点我就知道他剽窃了我的概括。但他根本不作交代，变成了他自己的发现。关于学术评价体系中的量化法，其中有不少观点或思想也剽窃自我在《学术界》中的那篇文章，如把职称评定中的衡量标准作为造成书评广告化的因素之一的观点，用物质生产的流水线作业来对比学术成果的生产，说明学术成果的生产不能像物质产品生产那样可以按照一定的要求来生产的观点。在书评的功能中区分出“建设功能”。剽窃兄的观点和思想的地方更多。剽窃我的东西主要就是我的那两篇文章。我的那两篇文章因写得庞杂，提出了许多在文章中没有进一步展开而实际上很关键的问题（有关的观点和思想都已表达了出来）。  
    所以，我建议兄尽快写一篇批判文章出来，就如他批判《丑陋的学术人》那样，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至少这本书名曰“著”是不符合实际的，只能算是“编”；书名冠以“批判”，我也没有看出作者自己的批判有多少，而都是转引他人的批判作为自己的“批判”，即毫无自己的独立思想。  
　　以上材料供兄写作时参考。  
　　  
周祥森
2001年 4月17日 13：15  


祥森兄：  
    你提出《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问题，非常重要，也颇有道理。这本书，我翻过一遍，也有你所说的印象。  
    当初（可能是去年这个时候），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张献忠先生来电话，要我为他们写一本关于学术腐败的专著，我因时间紧等原因而未应承。当时杨守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学生）写过一篇关于《世界文明史》剽窃问题的调查（《学术界》2000年第5、6期），而且他当时正在着手写这样一本书，故将他介绍给出版社。去年年底，他曾希望我看一遍书稿，我因事多而推辞。  
    这本书最突出的问题，如兄所说，是引用资料注释不够或未做注释问题，从而掉下抄袭的陷阱。比如，书中多处引用《学术批评丛稿》的材料和观点，但一部分做了说明或注释，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做任何说明或注释。有一次，杨守建打电话给我，我即指出了此点。书中对学术规范问题的综述，基本上是以我那篇《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为蓝本，因他未能直接阅读相关文献，他对这一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就不甚准确。  
    我与杨守建有过一些来往，除匆匆见过一面外，还通过几次电话，给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做事比较认真、悟性强（这点通过我让他改那篇关于《世界文明史》的调查报告可以看得出来）。但总的说来，除了关于学苑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世界文明史》抄袭问题的调查以及关于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薛进军伪造专著而评教授、博导是他本人深入采访所得（有关信息，刘绪贻教授在《学术界》2000年第1期发表的《“百年树人”关系民族前途——高等教育也要打假》中已经提到。经我介绍，杨守建曾采访过刘先生）、评论《丑陋的学术人》这些章节是独创外，其他的恐怕都谈不上。  
    书中的“后记”开头一段话很有意思：“在写这本书时，翻看了一些学者的文章。看得不多，不过有个大问题还是很容易就看出来了。不少学者的文章文不通句不顺，还时不时冒出几个病句。这些文章有的是教授写的，有的是博导写的，还有一些是名学者写的。而且这些文章还常常发在权威的学术刊物上。……我还是不免‘大惊小怪’。”这段话，反映了一个年轻的写作者一种很不好的做法。因为这本书明明是引用了学者们大量的现成成果，又何以标榜“看得不多”呢？“文不通句不顺”也好，“病句”也罢，可以在行文中开诚布公地批评，又何以在此冷嘲热讽呢？  
    这本书确有一些明确的优点，比如爱憎分明，又如对当事人尽量用真名实姓，也有不少自己的判断。当然，不足与缺点也很明显，其中最明显的不足与缺点就是引证他人材料、观点，未能一一注明出处。而这本书以《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书名出版，给人以学术著作的印象。这可能也与出版社有关。  
    作为一个在读新闻系大学生，杨守建若能吸收已有成果而客观地介绍给读者（当然要实事求是地注明所引之资料或观点），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因为所涉及的问题，都是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已经有专家在报纸或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像杨守建这样的大学生，不可能对专业问题提出独立的质疑或见解。这本书，如果不是现在这样以一本学术专著的身份出版，而干脆搞成一册报告文学体的《中国学术腐败报告》之类的书，可能会更好一些。当然，即使是报告文学体，也不能照搬照抄现有的学者的成果，这是前提。  
    我现在手忙脚乱，顾不上为该书专门写评论。不知兄可否写一篇？若兄临时也顾不上，是否可以将你、我二人的来往信件先发布出来？本来，杨守建写作《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是好事，我希望我们的讨论也从善良的愿望出发，使这一美中不足的好事真正变成于方方面面都有意义的好事。不知兄以为然否？  
　　  
                                                           玉圣  
　　  
                                                 2001年4月17日下午3时30分  
　　  

玉圣兄：  
    您好！  
    我仔细读了兄的来函，同意兄对此事的处理意见。  
    其实我也不想和谁过不去，而且我的一贯做法是"知人论世"，对于自己不熟悉的作者的东西，一般不会去评论。这也是我让您来写这篇评论文章的初衷。这种做法有的人不一定同意，认为学术书评只对书不对人。但我坚持这一点：必须对拟评的作者的学术背景有个基本的了解。因为我的评论更看重作者的方法和思想，而不是著作的学术观点之可靠与否。说得远了，就此打住。  
    《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除了我们在电话中所说的没有多少新东西之外，给我刺激较大的也是兄所感觉到的：不仅如兄所言其"后记"很有意思，而且其"前言"甚至第一章，若去体会，再结合"后记"，更有意思。"前言"中，似乎为了突出自己的原创性，把所用材料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作者"采访所得（比如薛进军事件），是第一次公开"的材料；第二类是"只在学术界的一个小圈子里口耳相传"的"准秘密"；第三类是"已被公开揭露，但只在发行量很小的学术刊物上披露过，只有某个学科内的部分学者知道"的"准秘密"。而实际情况如兄所言，除了《世界文明史》事件和薛进军事件是作者采访所得（也非全部）外，其余均系他人的东西。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学者在从事学术打假工作，他是断难写成此书的。而封面竟然称此书吹响了学术打假的号角，岂不是无视那么多学者早就开始的学术打假工作吗？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突出此书的"原创性"，第一章从《丑陋的学术人》开始说起，背后的含义也是如此：与《丑陋的学术人》争"第一"。从这点看，作者的"学术史定位"意识（这一思想好像是曹树基教授在一篇学术规范问题的文章中提出来的）是很强的。由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意识一直走到"后记"，自然就对"学者"不屑一顾了。  
    我从事编辑工作这些年，虽然也常发现一些作者的文章"文不通句不顺"，但多数是学生（在读的硕士或博士生）而不是"学者"。而"后记"大力介绍其"框架"（实为"构思"），依然是为了突出此书的"原创性"，殊不知，其所谓的"框架"不过是将他人揭露出来的学术腐败现象作一归类罢了。自以为是的做法，对于一个学生或刚走出校园而准备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人来说，是个大忌。  
    作者在注释规范上的失误也许不能全责怪作者。我们这些做教师的（虽然我从未教过书）也有责任。前不久看了两篇文章，对我刺激很大。一是从"世纪中国"网站上读到的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院士自曝"家丑"的文章及一位网友补充的"哈佛的告诫"背景材料。知美国人在学术上对把别人的东西窃为己有的事惩罚是十分严厉的，而学生时时刻刻都接受着知识产权意识的熏陶（上课发言，写作业）。在我们这里，这种意识却很薄弱，即便有的教师意识到，但绝少对学生做出如哈佛的类似规定。  
    我在上大学时，从没有见哪个老师要求我们回答问题时采用别人的观点必须说出出处的。所以，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的培养若等到学生做毕业论文时才去强调，恐怕已经晚了。  
    另一篇给我刺激很大的文章是李安山教授发表在今年《史学理论研究》第1期上的《世界史研究的规范化问题--兼谈论著中注释的作用》，文中举了在国外"引用本文内容25个字以上须征得作者的书面同意"的例子。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还来日方长。也许这就是看老外的书很少发现有大段大段直接引用的，而读国人的论著则多能发现大段大段剪裁的原因。  
    因此，一本揭露学术腐败、对抄袭剽窃深恶痛绝的书，竟然也不守学术规范，就不足为奇了。而其中责任，如我刚才所说，做老师的应承担相当一部分：老师就没有真正做好"传道"的角色。  
    一个人发现自己辛苦所获得的一点思想认识被人剽窃，是最让人气愤的。兄一定记得前不久我在电话里跟您提起的李振宏教授为自己的研究所得被人剽窃，剽窃者竟然在参考书目不列其著作的事。我的第一感觉就和李教授当时一样。这种事我已是第三次遇到了。第一次是我和同学刘克辉合写的关于当前历史学家的三大要务的短文中的核心的东西，被一个师专教师所剽窃。第二次是我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妇女就业问题的文章中的一段经我翻译出来的重要材料，被一位研究生一字不漏地抄袭，且其文章还发表在《世界历史》上。所以，当我看到自己的观点被人采用却不注明出处时，就气不打一处来。在国外，运用一个新术语、新概念、新名词，都要注明首次使用为谁，出处在哪里。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马克思的《资本论》每一条材料的运用、每一个概念的使用、每一个观点的学术演变都做得无隙可击，就是因为他对自己所使用的概念、所受启发的观点都用注释等方式说明其来源，从不抹杀前人的劳动成果，从来都给前人以学术史、术语使用史上的地位。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治学方法。尽管他们对于前人从来都是采取批判的态度。  
    不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知识产权意识薄弱，不是一时能够改变的。看来，与学术腐败做斗争，任重而道远得很。若不从大学生踏入校门的第一天、甚至从中小学就开始抓起，而到大学生写毕业论文时或硕士生、博士生开始抓，就已经是为时晚矣！  
     
　　  
周祥森  
2001年4月17日 20：40  


祥森兄：  
    谢谢你这么快就回信给我。关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你来我往的信，实际上也就是对该书的评头论足了。  
    此前我已将你我的两封信转给了该书责编张献忠先生，但因不知道杨守建的电子信箱而难以转给他。我期望以本书为个案，试验一下看看可否有一种心平气和的书面对话的可能。  
应该说，杨守建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生，他之勇于投身于反对学术腐败的斗争，其义可嘉。问题在于，他毕竟太年轻了，毕竟对于学术规范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重视，同时如兄信中所说，这也反映了当下高等教育中学风教育、学术规范训练的严重缺陷。不用说本科生，就是研究生、博士生，也有相当多的人分不清适当借鉴、征引与抄袭剽窃的区别。无论如何，这是我们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的败笔。  
    就这本书而言，假如当初我先通读一遍其书稿的话，我肯定会就征引资料、观点问题而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的。这样的话，也许就不会留下今天的遗憾。  
    这还说明，作为学术批评者，首先应当严格要求自己，离开自律（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就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开展学术批评。自己站直了，才不可能趴下。否则的话，就很有可能自己被自己所打败。《丑陋的学术人》没有逃脱自己设置的陷阱，现在看来，《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也在某种程度上重蹈了《丑陋的学术人》的覆辙。让人扼腕！  
    杨守建是一位相当有抱负的年轻人，我希望他吃一堑、长一智，也希望《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经过必要的修订，成为一本真正有价值的书。  
    如果作者守建、责编献忠先生也能参加我们的讨论，无论意见同或异，都将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愿如此！  

                                                             玉圣  

                                                  2001年4月17日晚上9：30  


玉圣兄：  
    您好！  
    关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我想再赘述几句。  
    第一，"长江《读书》奖"事件在该书中付诸阙如，是该书的一大缺憾。  
    "长江《读书》奖"事件所反映出来的"民间"学术评奖中的腐败，在去年激起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的公愤，围绕该事件而进行的学术评论活动在去年盛夏是如此得热火朝天，而作者对此却似乎置若罔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实在让人不可思议。这无疑是作者重蹈"东方善霸"之覆辙的又一明证。  
    在与"东方善霸"争"老大"、争"名份"的第一章第二节"谁是'老大'，要把'名份'搞清楚了"中，作者为抢得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之"老大"这把金交椅，作者指责"'善霸'辈对学术界问题并不了解"，明证就是"善霸"辈"漏抄"了在作者看来"写（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腐败"时"绝不能绕过的"三个事件，即"王同亿事件"、"徐德江事件"和"胡黎明事件"。套用作者的这一路数，那么，作者对世纪末如此重要的"长江《读书》奖"事件只字不提，岂非作者重蹈"善霸"辈之覆辙的又一明证？当然，我不是要为"善霸"辈辩护。        
    这一事例说明作者和"善霸"辈一样，对学术界问题也并不真正了解。如兄所言，要求一个在读大学生去洞悉中国学术界复杂的诸般问题，可能是有些苛求了。所以，考虑到此书完成于去年年底，围绕"长江《读书》奖"事件而开展的学术评论发生在去年6-8月、且8月份《学术权力与民主》即已出版，我只能说这是此书的一大缺憾。  
    第二，学术心态非常重要，这是该书给我的一大启示。  
    做学问，必须有一颗平常心（钱钟书说的"素心"），澹泊名利，摈弃世务，不受世事之干扰，不受世局变化之影响。《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反映出了作者强烈的名利欲望，心高气傲，自居"老大"，对"学者"又缺乏必要的尊重。采访了一、二件学界事件，看了些学界丑闻的报道，读了几本现成的学术批评文集，就飘飘然起来：学术界不过如此，"学者"们的水平不过如此、甚至还不如未出茅庐的自己。可以说，该书的之所以出现严重问题，除了客观方面的因素（如中国学校教育自小学直至大学都缺乏知识产权方面的知识教育和素质培养），我看最大的诱因就是这"老大"心态和逐名思想。其结果，如兄所云，是自己DADAO了自己。  
   《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欲与《丑陋的学术人》一比高下、一争"老大"的情景，不由让我联想到央视8频道昨天刚刚播完的《笑傲江湖》。《笑傲江湖》中左冷禅、余沧海、任我行和素有"彬彬君子"之美誉的"君子剑"岳不群，都想"一统江湖"，成为武功"天下第一"，结果无一不是死于非命（电视剧对左冷禅、任我行和岳不群的结局都做了草率的篡改，失去了原著的意旨）。DADAO他们的，其实不是他们的对手，而是时刻萦绕在他们自己心中的"一统江湖"、"天下第一"这个"心魔"。如今武侠小说中的情景竟也发生在学术界，怎不令人心寒？还是得道高僧方证大师说得好："心魔即是魔，心佛才是佛。"看来，做学问也需要"佛心"。  
    "市道心"是学问人的大忌。我深信钱老先生的这一说法。  
　　  
周祥森  
2001年4月18日 12：00
  


二、关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致杨玉圣老师兼答周祥森老师

              杨守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  北京100089）


对于周祥森先生和我之间关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讨论通迅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本书作者杨守建先生最近写信给我，坦率地交换了看法，并对有关问题作了说明和解释。守建先生是一个年轻而有为的大学生，他用诚恳的学术态度来回应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凭借这种你来我往的交流、交锋，释疑解惑，求同存异，我相信这将真正有助于推动学术批评的开展与发展，这也正是我们所一直期盼的。还想补充的是，周祥森、杨守建两位先生都是我的朋友，我也期望在心平气和的讨论、切磋、争鸣之后，大家依然是朋友。玉圣附识。5月1日晨。  

杨老师：  
    您好！您和周老师对拙著的评头论足我都看了。只因这段时间忙于写毕业论文，一直没有回应。  
    我在拙著中说过："沉默是一种最大的轻蔑，别人能够批评你其实是给你面子。"在此，我首先要对二位老师对拙著的关注表示感谢。  
    拙著第一章第二节是"谁是'老大'，要把'名份'搞清楚了"。在电话里杨老师说过，这是一个败笔，现在我也这样认为，至少标题用错了。  
    当时做这个标题时，只想尽量体现一种非正式的戏谑语气。我的本意是要说，本来《丑陋的学术人》是国内第一本专门系统地介绍学术腐败的著作，但因此书乃拼凑而成，所以《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才是真正的第一本（这才是"老大"所指）。  
    周老师在信中认为我的"学术史定位"意识很强，这样写是想要抢得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之"老大"这把金交椅。我想周老师误解了，当然也怪我行文不当，从而产生了这种歧义。坦率地说，我没有想过要抢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之"老大"这把金交椅。写这本书时我根本没想过有一天会在学术界混饭吃，所以，对这把金交椅我根本就不在乎，想都没都想过。  
    周老师说得对，至少杨老师从事学术打假实践已数年，周老师自己也早已明确提出了开展学术打假的任务。其实，要在中国学术界开展学术打假早已有人大声疾呼，不仅有人坐而言，而且有人起而行。正如周老师所说，伍铁平、葛剑雄、曹树基、杨玉圣、徐庆凯、钱乘旦、孙周兴等先生早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学术打假（包括周老师本人也在关注这一话题并有相关的批判文章）。这些努力与贡献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我在第一章就说学术腐败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说遏制学术腐败已经在全国政协中被多位委员提出。我想本书的内容是不会让读者以为是我吹响了学术打假号角的（当然只看这条广告语会给人这种印象）。  
    关于封面广告，我承认"封面的宣传言过其实，有意拔高自己"，但我想就周老师为说明这点而列举的例证作一个说明。周老师说，封面广告第二条"对中国学术界隐私最大胆的揭露"，不切实际。他说拙著"不敢道出为自己剽窃行为辩护的'某大学教授'，又怎称得上'最大胆'？"。当时我认为，在《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出版前，并没有一本真正的批判学术腐败的书。拙著是第一本，在第二本出来以前，自然也算是最大胆的一本（从逻辑上当然是讲得通的），我不惜笔墨批判《丑陋的学术人》，其用意即在于使这种说法能够成立。的确，书中有些批判没能指名道姓，但我"对当事人尽量用真名实姓"，当然尽量而已，没有全部。  
    先说周老师所举的那个例子。拙著第85页说，"某大学教授被揭露偷人文章，他著文回应，不谈自己是否剽窃，而说学术是天下公器，言下之意，这是学术上的事，怎么算偷呢……。"这种事我听说过，行文中之所以带上这么一笔，是因为在翻阅《中华读书报》时还真的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实例。为了写作此书，我浏览了《中华读书报》的光盘（94至98年），还详读了《中华读书报》1999年合订本中的相关内容。只是读报时忘了做笔记，虽记得这一例子在合订本上，但当时偷懒，没有去翻查原文，所以就凭印象写了这么一笔。现在我又查对了一下，《中华读书报》1999年9月1日的一篇文章——《何必登上你的贼船——煞风景的考证之一》（作者王春瑜）中有这样的内容："媒体揭露的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放，剽窃青年散文家伍立杨的文章，经人著文揭露后，他居然还著文辩解，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真不知羞耻二字。"  
    再如118页我说，"笔者看过一本《中国经济史》，上下两册，洋洋洒洒70余万言，其中废话少说也有几十万……。"此书实际上是上海某大学（我记得是复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书。当时之所以没有在文中写明详细的版本信息，是因为对中国经济史我一点也不熟，说了怕专家和我扯个没完，说不清楚。而且我当时是在暑假里写的，如果要写明版本信息只有上国图去查（学校图书馆闭馆了）。  
    又如，我在第84页说，"还有被揭露的抄袭者私下传播小道消息，说揭露者与其有夙怨，为泄积愤，挟此报复，故而有此小题大做，项庄舞剑之举。"这句话说的是我所知的一件事，但我知道的并不彻底（当然即使我知道的很彻底也不好明说）。据我所知，揭露者所揭露的内容虽是事实，而他与被揭露者有过节也是事实。此事复杂，详情不易说清，若指明道姓，反而会让人以为我有意偏袒一方。  
    这种例子书中还有一些，此处就不多说了，有些也不便多说。不过，书中详细说明的事件（未能指明道姓的，只是三言两语，一笔带过），一般都有指名道姓。之所以说一般，因为还有一个例外：“薛进军事件”编辑帮我改成了“薛某某事件”，但我在前言中已经点了薛进军的名，这里作这种改动实际意义并不大。书中还有一些没有指名道姓的内容，若有疑惑，私下诘问，我都可以说清楚。  
    周老师认为拙著存在显性和隐性的剽窃。"显性的，如引用资料不注明出处，只说谁谁说，而在哪篇文章中说，该篇文章又首发在什么地方？对这些却不作交待。"拙著中的确有许多地方引用他人说法，没有详细注明出处。  
    兹举数例。徐庆凯先生说："……。"（第35页），《历史研究》副主编张亦工先生曾说："专家才能写书评，专家应当写书评。"（第104页），1996年时任北京市中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的别小壮在审结一起著作权案后，曾评论说："……。"（第195页），80多岁高龄的钱钟书曾不情愿地被搅入《〈围城〉汇校本》纠纷，当时他义正辞严地说："……。"（第196页），孙周兴教授曾说："……。"（第253页）。我当时以为这样已经足够了，没必要再详写出处，因为文中不仅说明了是谁说的，而且都用了引号（没有详查，不知有否意外）。我认为如果这算是显性剽窃，那干这种勾当的人未免太多了，而且许多学术杂志上的许多文章都会是剽窃之作。  
    周老师还说：“至少这本书名曰‘著’是不符合实际的，只能算‘编’；书名冠以‘批判’，我也没有看出作者自己的批判有多少，而都是转引他人的批判作为自己的‘批判’，即毫无自己的独立思想。”我觉得这与实情不符。  
    首先，学者的“乱伦”功夫、教材的“修正主义”路线、“借腹生子”、“借鸡下蛋”、“坤大挪移”……，这样一些戏谑的说法，是我的小聪明。  
    其次，书中也有学者们尚未讨论过（至少我还没有见到过这种讨论）的东西。比如文评，我用了专门一节进行讨论，并认为“在假批评泛滥的今天，文凭仍然独守着自己的良知。”文凭是批评精神尚未荒芜的家园。（第229页）  
    再次，书中一些观点是我自己的独立思想，别人或许也有这种思想，但对于我来说不是从别人那里转引来的，而是“闭门所造之车”。兹举数例。  
   “因为学术风气和学术传统的差异，各个时期的学术界，各个地域的学术圈子对学术界的歪风邪气会有不同的排斥性和抵抗力。……没有哪个学科或地方学术界对这种侵蚀能够作行之有效的抵抗。”（第78页）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学术批评对事即对人。学者们通常所说的对事不对人，其实强调的是批评的目的和原因中没有学术之外的因素。对事不对人的学术批评是因事兴言，而对人不对事的批评是因人兴言。”（第259页）  
    对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学术批评依具本情况区分出三种类型：温情主义、矫情主义、虚情主义。（第226页）  
    的确，这本书中所说的案例大都是别人已经揭露过的。只有关于《世界文明史》抄袭问题，薛进军事件（还应加上一个关于《丑陋的学术人》的抄袭问题），可以记在我的名下。其实，学术腐败的案例，我知道得的确不多，但也不算少。  
    我之所以说得不多，采访得少，有两个原因。  
    一是懒且力不能及，有些腐败事件要说起来很麻烦，还要到外地跑，而且要说明白这些学术腐败事件也很困难。也就是说这些学术腐败事件不好说，而且也说不好，所以先还是不说好。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所披露的学术腐败事件，揭露者绝大多数都是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他们对被揭露的东西熟，有发言权。  
    前段时间我还与杨老师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学术腐败案例，当时以为这一事件应该是比较好说的，并想进行采访，可是一个多月了还毫无进展。除了面临毕业，有许多事外，还因为这一事件其实看似简单，而了解起来很困难。  
    原因之二是，当时时间紧，我觉得现在学术界揭露的事件已经不少，这些事件可以把这些年中学术界一些问题基本上说清楚了，多采访几个事件意义不大。  
    即以周老师细读过的第二章而言，我把抄袭方法和抄袭剽窃的新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归纳和分析。此前也偶有学者说过这两个问题，但只是三言两语，几十个字，而且我觉得说得不够全面具体，也不甚科学。比如：“从剽窃所表现的形式来看，大概有这么几种，有明抄者，有暗抄者；有为职称而抄者，有为了出名而抄者；有抄国内同行者，还有跨国抄袭的”（《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第8页）。细细考研起来，我的分类归纳与前人是有很大不同的，而且经过自己的分析归纳，我对这两个问题每个都写了一万多字，并为每一个分析都找到了实例。我是想做一个系统全面深入的分析，不知道这种目的有否达到，但我的论述比已有论述更系统全面深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在说这些问题时，所用的事例，全是经其他学者批露过的，这些例子是旧的，但其中不少分析都是我自己的观点。如果我再采访一些事例，不过是多增加几个案例而已，意义是有的，但不增加这些案例，也照样能把我想说的话说明白了。  
    这里想说几件小事。  
    去年伍铁平教授去北外书店作讲座，因为北外书店离我们学校很近（走路只要几分钟），所以海报贴到了我们学校。我对伍教授并不了解，但知道他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更认为他是语言学界的一位打假老英雄。我兴冲冲地跑回宿舍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可是大家对语言学界这位打假老英雄居然没听说过，自然对学术界一度闹得纷纷扬扬的中国语言学界第一大诉讼案和伍教授对申小龙的不断揭露批评一概不知（遗憾的是，当时临时有事，那个讲座我也没去成）。  
    我曾在《南方周末》拜读过葛剑雄教授的文章。对这位名学者我略知一二，特别是他与曹树基先生一起合著书评，对《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从而引起风波一事我是十分佩服的。看了他的文章后，想与同学说说"人口史风波"，可是没人听说过。  
    还有，王同亿事件应该知名度很高的。可是我问起一些人，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居然没有一位听说过。我买《我们丢失了什么——王同亿现象'评论文集》可谓颇费周折，最后很偶然地由我的同学帮着买到了。  
    说这些，是想说学术界一些事情虽然影响不小，甚至闹得纷纷扬扬、轰轰烈烈，但其实只在一个小圈子里而已，外界对这些事件仍然知之甚少。就说我书中所说的一些事例，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早已"心知肚明"，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鲜有所闻乃至第一次看到听到。  
    我写这样一本书就是想让一些学术腐败事件被更多人知道，我虽然不是吹响学术打假号角的第一人，但希望把学术打假的号解吹得更响些，让更多的人听见。所以此书用一种带调侃味的语气写成，除了与自己的文风有关外，也是一种刻意的追求，为的是迎合大众的阅读口味。为了这个目的，封面的宣传是有鲜明的广告目的的。  
    杨玉圣老师曾发表《专著被"包装"的喜与忧》。其中说了这样一件事：贾庆国先生曾出版《中国不仅仅说不——未实现的和解：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此书本名是《未实现的和解——朝鲜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原是贾先生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完成并受到有关专家好评的博士论文。改名出版后，原稿中的注释、参考书目、索引全被删去。用杨老师的话说，此书经包装后，其学术价值虽未因此而泯灭，但“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博士学位论文，最终成书时，事实上被‘加工’成了‘流行款式’（畅销书）”，被“通俗化”后，“本来是一部标准地上学者书架的书，到头来却更多地涌向地摊。”  
    我写作《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本来就希望此书能成为一本畅销书，最好是能涌向地摊（只要能上地摊，哪怕学者们不愿把此书摆上他们的书架也可以，当然学者们还是会关注此书的）。这是我的市道心所在。  
    由于写这本书的初衷有些“自甘随落”，所以当时对注释重视不够。坦率地说，周老师的文章注释很多，仅以我看过的《学术界》上那篇《试析史学评论界"栽花"盛行的原因》为例，注释为正文的三分之一，拙著若如此详细指明出处，恐怕不能出版。我想这是拙著的注释不够和不规范的重要原因。  
    周老师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书评八股化问题，至少我在写世界史流弊那篇文章时，已经有齐世荣和石卞两位先生明确谈到这个问题了，而且我在那篇东西中尝试着对八股化书评文章的结构和格式进行了归纳，现在杨的这本书完全套用我的写法，只不过是使有关内容更加丰富而已。该书第230页关于书评的几种形式，也完全剽窃了我在去年《学术界》第一期上的分类。我当时写那篇文章，完全凭自己的感性的观察把书评作了广义上的那种划分，其中把'图书编辑的审读意见'列入书评之中，若没有图书编辑经历的人是往往容易忽略的（我以前业余曾帮河大出版社审读过一些书稿，审读完之后都得写一二千字的评语）。凭这一点我就知道他剽窃了我的概括。但他根本不作交代，变成了他自己的发现。关于学术评价体系中的量化法，其中有不少观点或思想也剽窃自我在《学术界》中的那篇文章，如把职称评定中的衡量标准作为造成书评广告化的因素之一的观点，用物质生产的流水线作业来对比学术成果的生产，说明学术成果的生产不能像物质产品生产那样可以按照一的要求来生产的观点。在书评的功能中区分出‘建设功能’。”  
    这里我想做一个说明。  
    关于把“图书编辑的审读意见”列入书评的问题。我当时为了给书评下一个定义，翻阅了《现代汉语语典》、《新闻学大词典》和1989年版的《辞海》（《辞海》中并没有书评这一词条，但收有也可作为书评之一的“书后”）。我学过编辑学（只是所学的是报纸编辑、电视编辑方面的内容），也干过编辑方面的事，当然只是报纸编辑和杂志编辑（若严格要求，也是要为编发于报纸上和杂志上的文章写上审读意见的）。对图书编辑我没有经验，也确实不甚了了。但是，我知道按规定，图书出版程序上有"三审制"，而且每一审都要写下书面评语，这可以算是对一部书最初的评语。  
    前年，为了写《学术出版界面临的紧迫问题——由〈世界文明史〉引发的调查与反思》，我通读了一些关于编辑出版方面的论文及《出版论稿》（巢峰著）和《书籍编辑学》（阙道隆、徐伯容、林穗芳编）。我在给书评下定义时，确实看了周老师的文章，但我早就形成了这一想法。我通读过相关论文和著作时，周老师的文章还没有发表。我那篇发表于《学术界》的文章中的注解中有一条就是《书评编辑学》。我的文章虽然发在学术界第5期（周老师的发在第1期）上，但早在周老师文章发表之前，或者在我看到此文之前我的文章就已写成（杨老师帮我改过），也就是说我在看到周老师的观点之前就已读过一些文章看过那两本书，而形成了自己的想法。  
    关于书评八股化问题。齐世荣和石卞两位先生谈论书评八股化问题的那两篇文章我都没有看过。书评格式固定化、程式化，形成特定“公式”的问题，学术界都在说，而且大家说时也没有做什么注释以详细说明前人已有论述。我当时对此侃侃而谈，根本没有想到要做注释。  
    周老师说我归纳八股化书评文章的结构时，套用了他的写法。周老师的《略论我国世界史学界的某些流弊——读〈美国历史散论〉随想》中确实有一小段对八股化书评的文章结构和行文格式作了归纳，但这段话是我看过周老师对拙著评论的通信之后才看的。我在写书时看过周老师的那篇文章，可当时只看了第一部分，而周老师的归纳是在第三部分。我看到周老师的通信时感觉很奇怪，曾对同学说，周老师的那篇文章我根本就没读过。后来找来文章，看过之后才想起，当初确实读过，但只看过第一部分。那篇文章第二部分第一句是“史实准确与否是科学的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我记得当时以为后面讲的都是史学研究上的专门问题，就没有再看（不知有否记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我看过也不仔细，所以我写这部分内容时对周老师的归纳已经毫无印象，要不我也不会对同学那样说）。我记得当时写这部分内容时在图书馆泡了两天，翻看了二十多本杂志，找上面的书评（笔记现在还在）。当时我很有些沾沾自喜，认为找到了把书评八股化说清楚的方法。  
    关于拙作中把职称评定中的衡量标准作为书评广告化因素之一的观点是剽窃自周老师文章的问题。其实这一观点也早已被学术界广为谈论。这里举两例。早在周老师文章发表一年前，《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中的《“近代史书评的现状与期望座谈会”发言选登》就有多处明确谈论过这一问题。如“史学著作人往往出于某种需要，例如申报职称、申报奖项等等，请专家对自己的著作美言几句，以增加申报的筹码。”（《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15页）。“现在评职称、评学术奖、评什么‘跨世纪人才’、‘优秀人才’、评聘‘博士生导师’等等，首先看有无著作，其次看有无赞扬性书评。如果一部书受到一点批评，就可能失去各种名与利。”（《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20页）。其他一些资料上也有相似论述，这里就不多举了。还想说明的是，这种观点，我即使没有看到过任何相似的论述，也会在书中提出来。因为我认识的学者中，就有不只一位曾为了评职称而托关系发表赞扬性书评的。我采访的薛进军事件中，薛某为了申请教授职称，不仅伪造了学术著作，还炮制了6篇子虚乌有的表扬性书评，以迎合职称评定的要求。  
    我在书中说“学术产品本来有自己的产出规律”，虚假繁荣的出现“说明学术界还受到了学术产品产出规律以外的其它非学术因素的支配”（第122页）。“现在一些精神劳动已被充分‘物质化’，比如影视、小说等，开始按市场要求生产。市场需求旺盛，产量就大，反之则小。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就生产什么样的产品，而市场暂时不需要的产品，即使是艺术发展所必须也不生产。艺术产品被市场规律'套牢'的结果是其中的艺术性淡化或消失。学术产品也会因被市场‘套牢’而淡化或消蚀其中的学术性……”；量化法漠视学术成果产出规律，“它违反学术成果的产出规律，为一些学者使学术成果的生产速度符合自己的功利要求而牺牲学术性施加了刺激……”（第136页）。周老师说过：“量化法却把做学问等同于现代化工厂的生产流水线作业，似乎想要多少件、多少规格的学术产品，学者就可以按照要求生产出符合规定的产品；”（《学术界》2000年第1期第152页），周老师认为我在这里剽窃了他的观点。实际上对于精神产品的生产不同于物质产品，有自己特定的产出规律，这种观点早已散见于前人的论述。我在中学的课堂上就讨论过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说过精神产品有自己的产出规律的问题。我手头的资料不全，记忆中这种说法在几篇论述编辑出版的论文中有，巢峰的《出版论稿》中也有。  
    关于在书评的功能中区分出“建设功能”。我在书中是这样说的，“有的学者能对别人所取得的学术成果进行更加深刻的阐发与认识，发表独到的见解。这种有学术性、科学性与思想性的学术批评将有重要的建设功能，会对被批评者有巨大的启发，有利于催生出新的研究成果。”（第268页）周老师在学术界上那篇文章中是这样说的“对于书评文章，史学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和历史专业学术期刊的编辑都有一个共同的感慨，即大多数书评文章缺乏学术性、思想性和科学性，不具有建设性功能。”  

    其实关于书评的建设功能，前人之述备矣。兹举几例。  
    评论者进行论证，“提出论据，讲清道理，并积极地从正面阐明评者自己的看法（由此书评本身就带有了论文的性质），与原著讨论商榷。这时书评就成为学术对话、交流的一种形式。”（《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12页）“书评也是繁荣史学的有效手段。”（《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14页）“学术书评是讨论学术的一种方式，是学人之间对话的一种便捷手段。……一篇学术书评不仅应该准确地传达被评对象的信息，而且应能提供评论者本人的见解。”（《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14页）。在对各种观点综合吸收后，我提出看法。我的观点来之于这些论述，当然也来之于周老师的论述。  
    我讲这么多，并不想说明，我在论及以上各点时，不必作注。比如，把"图书编辑的审读意见"列入书评图书，虽然我自己也有这一想法，但周老师的提法，确实是我第一次看见，我也有受到影响。如果没看过此文，我虽有此想法，写出来可能不这样表述。再如，关于书评的“建设功能”，我虽然看过许多意思差不多的论述，但这样概括和表述却是只此一家（可能是涉猎不够）。  
    我想说的是，我并不是将周老师的论述照抄进我的书中，而是基于对已有资料的掌握，提炼分析，写出自己的看法。  
    之所以没有作注，除了我的疏忽以外，还在于有些东西在我看来不必注解。有些东西学术界说的人很多，而大家说时也没有做注，我认为这已是一种通行的观点，不必做注（周老师在《学术界》上的那篇文章虽然注释详细，但其中仍有不少可以在其他一些资料中找到原型的观点没有做注，原因也在于此吧）。  
    我写作此书，本意是想将近些年来中国的学术腐败问题作一个梳理和综述。所以此书是建立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之上。有些观点，有些事例，谁来说中国的学术腐败问题都无法绕过。有些话别人说了，还得接着说。拙作的问题是，在说有些话时没有做注。  
    现在反过来看，当时自己确实大意，我在写书时已经提醒自己一定要注意学术规范，但却自以为是地以为有些情况下作注与否并不重要。比如，当时我觉得对那些学术腐败的事例，有否指明出处，并不重要，所以记着了就注上，没在意就不注。书完后，我本想做一次梳理，将一些该作的注都补上，但由于重视不够、时间紧，后来就算了。  
    还有些情况我根本没有想到要作注，比如拙著297页有这样一段话：“1997年9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曾对国家教委发表过这样的意见：‘教授是一项崇高的称谓，有的国家甚至规定一个系只能有一位教授。兼职教授不是不可以，但一是本人得够资格；二是要有需要；三是要名副其实，要上课、讲学、搞科研。否则教授贬值是一个严重的大问题，是教育的耻辱。’”这段资料是杨老师第一次披露的，引用理应做注，而当时没有想到。  
    周老师说“‘长江《读书》奖’事件在该书中付诸阙如，是该书的一大缺憾。”诚哉斯言。         我在前言中说：“对中国学术界我现在还是一知半解，对外国学界的情况更是懵然无知，……”，这决不是惺惺作态的假谦虚，我现在仍然认为我未能而且实际上也没有道尽学术界之“妙”。但是，就“长江《读书》奖事件”而言，我是一直都在关注的，我觉得应该写上，而且应该有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拙著实际上去年8月20日左右就已完成（当时想赶在十月份出版），而这一事件牵涉到一些东西，比如新左派与新右派之争，我觉得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才能说，所以当时没写。我觉得本书没有专门讲学术界的评奖问题（其中当然应该包括“长江《读书》奖”事件），实是一大缺憾，后来校报的同学和我聊起时我就明确地说了这个意思（有校报上的文字为证）。  
    写作此文时，心里惴惴不安。因为文风的原因，我很怕二位老师读出一种怨气和怒意。我本意只是想心评气和的来讨论和说明一些问题，可能会辞不达意，或达错了意，如果那样的话，还请见谅。  
    最后对两位老师对拙著的关注再一次表示感谢，并对此书的不规范和失误之处表示愧悔之意。  
    祝好！  

                                                         杨守建  
                                                      2001年4月30日
  
  

三、学术失范现象的治理问题——兼评《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和《丑陋的学术人》


                         井建斌 （天津市委党校文史部 天津30000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在各个方面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但与此同时，随着市场体制日渐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必然造成对学术研究的误导与扭曲以及各种金钱权力关系对学术研究的腐蚀与干扰，学术研究中的各种不规范现象也在各个层面不断浮出水面。《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笔谭”栏目发表的李醒民研究员执笔的“编者按”语，对此有着深刻地阐释（1） ：  
    纵观当今中国学术界，在学术社团的组建、学术站点的设置、学术职务的评聘、学术资源的分配、学术成果的评价、学术奖励的颁发、学术刊物的运作、学术论著的出版、学术规章的制定等方面或缺乏规范，或有规不依，或规范本身不尽合理，从而贻害于中国的学术事业。尤其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自九十年代以来，在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等社会丑恶现象的熏陶下，学术界的各色丑闻也接连不断，剽窃抄袭及一稿多投之风蔓延。与此同时，醉心和献身于学术研究的真正学人日减，相当一批身处学界之人甘居平庸，乃至追求平庸，制造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  
    有鉴于此，在学术界各学科有识之士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之下，以揭露和规范学术研究中的各种不规范现象为己任的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无疑构成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新的关注热点（2）。可以预言，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如何广泛、深刻而又全面地揭露和治理学术研究中的各种不规范现象，建树学术规范和加强学风建设，仍将继续成为新世纪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一  

    世纪之交出版的两本揭露学术研究中不规范现象的书，引起学界内外人士的深切关注。《丑陋的学术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作者东方善霸；《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作者杨守建。在我看来，这两本书最为值得称道的地方：一是尽其所能地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界各学科有识之士在揭露学术研究中各种不规范现象方面所取得的已有成果，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梳理；二是以通俗的形式和诙谐的语言向学界内外更多的人士集中展示了近年陆续被揭露出来学术界中的形形色色的不规范现象，体现出了作者维护学术纯洁的勇气和魄力。  
    东方善霸自谓学界中人，声言自己是在“众叛亲离”的状态下把“家丑”统统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丑陋的学术人》一书封底的一段文字，对该书的价值做了如下的描述：  
学术界是一座大舞台，台上的表演很精彩，台下的赞叹也很热烈。但是东方善霸却溜入台后，看到了鲜为人知的一面：假造的理论、冒牌的专家、劣质的著述、钻营的技巧、金钱的崇拜、腐败气息四处弥漫、南郭先生趾高气扬——善霸悲愤之余，写成这部“实话实说”的书，向全社会大声疾呼——净化学界！创新学术！成就学人！  
    杨守建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学生、《中华读书报》实习记者，自谓是“闽人忧天”。《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封面的一段文字，对该书的价值做了如是描述：  
    关于中国学术腐败一份详尽的报告和分析对中国学术界隐私的最大胆的揭露新时代的儒林外史 吹响学术打假的号角 在这里亮相的有学术界的马屁精、骗子、剽客、强盗  

                                   二  

    虽然《丑陋的学术人》和《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在揭露学术研究不规范现象方面有着其自不待言的价值，但是这两本书自身在写作时却存在着一系列不应有的学术不规范行为。  
   《丑陋的学术人》显然系书商操作的急就之作。东方善霸是化名。同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本书作者还对那些比较“敏感”的人名、地名、书名、机构名和报刊名等也都做了“技术性”处理。此外，虽然作者表明此书为“编著”，但仍被认为存在着明显的抄袭行为。  
   《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由在校新闻系本科生署本名所写，并得到了学术批评专家的大力支持，理应成为一部有分量和有一定影响的作品。然而，由于作者在写作时缺乏尊重他人成果的学术意识和追求轰动效应的媒体化写作心态，使得该书的写作出现了“知法犯法”的窘境。具体地说 ：一是标为“著”不符合实际，二是有明显地抬高自我作品地位和价值的做法，三是仍被认为存在着隐性抄袭行为。  
   《丑陋的学术人》和《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是以揭露学术不规范现象为己任的书，但它们自身在写作时却存在着一系列不应有的学术不规范行为。（3）这一令人尴尬的悖论性事实，再一次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值得深思但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学术研究中的不规范现象如何切实加以揭露和治理？  

                                       三  

    有鉴于此，对于如何广泛、深刻而又全面地揭露和治理学术研究中的不规范现象，从而把建树学术规范和加强学风建设着真正落到实处，我有如下几点思考：  
    思考之一：用写通俗书从而力争使其成为畅销书的形式来揭露学术不规范现象做法不失为一种好方法，但其本身在写作的过程中仍然要遵循学术界已有的严格的学术规范。在这里，写作者无论是否是学界中人，从内心深处具备尊重他人成果的学术意识和完全舍弃追求轰动效应的媒体化写作心态，应是他们必备的基本写作素质。  
    思考之二：无论是用通俗书的形式还是用学术书的形式来揭露学术不规范现象，学术界中对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有着深切关注的学者理应成为写作的主体。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熟悉相关情况，能够较为深刻而又全面地揭露学术研究中的不规范现象；而且是因为他们有严格的学术规范意识、责任意识和可贵的学术批判精神，能够提出一些有效治理学术不规范现象的可行性的思路和办法，这一点则是我们目前要把建树学术规范和加强学风建设着真正落到实处所要首要解决的紧迫问题之一。  
    思考之三：学术批评的确是一门学问，是相当熟悉学界情况和对学术有敬畏精神和弘扬正气勇气的专业人士才能做得好的一门专门学问。对于学术批评的任何功利化、媒体化倾向，任何追求轰动效应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这两部揭露学术不规范现象的书所反映出的一些开展学术批评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正说明了学术批评走进大学课堂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也说明了学术批评的持久和高水平地开展是学界人士身义不容辞的学术义务和职责。  
    思考之四：学术批评的开展需要宽容的精神和多元化、多角度的思维方式。这一点，在对待被批评者的态度和做法上面理应如此，在对待批评者的态度和做法上面尤要如此。但事实上，学界中的不少人对于学术批评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推进的人士提出了许多苛刻的要求，从而不利于广泛、深刻而又全面地揭露和治理学术研究中的不规范现象，进而把建树学术规范和加强学风建设着真正落到实处。  
    谁有资格去开展学术批评？只有学问做好了，才有资格或者说才能更好地去开展本专业范围内的学术批评。开展学术批评和从事专业研究的关系如何？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学术批评上面就是不务正业。学术批评者的动机是否纯正、方式是否得当、判断是否准确？学术批评者的动机不够纯正、方式太刻薄、往往对学术不规范现象的判断过于严重。对于上述问题这番私下的流行性回答，似乎更能说明学术界专业性学术批评何以艰难开展的症根之所在。
  
注释：  
（1）“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笔谭”（编者按），《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  
（2）有关学术界这一新关注热点的详尽情况，可参看井建斌的相关述评文章《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新的关注热点》，载《学术界》2000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科学总论》2001年第1期予以全文转载。  
（3）详细情况，可参看学术批评网（http://www.cacriticism.com）上发表的相关评论文章：周祥森、杨玉圣的《反对学术腐败应首先从自身做起——关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通信》，以及杨守建的《关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致杨玉圣老师兼答周祥森老师〉。
  


四、如何对书提出批评？——关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等致井建斌先生

                                杨守建  


围绕《丑陋的学术人》和《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井建斌先生日前在学术批评网撰文作了简要评论；《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作者杨守建先生刚才发来致建斌的信，谈了他的想法。耳闻目睹两位年轻学子（一位是即将毕业的研究生、另一位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能围绕这样一个与学术评论有关的专门话题而认真对话、商榷，我本人深感欣慰。今特将守建先生的来信发布于此（题目是笔者加的），以期引起更多朋友的关心、思考与讨论。——玉圣附记 5月2日夜11时半  

井建斌先生：  
    见信好！  
    我曾经也想搞一个学术批评的个人网站，但一直没有时间，后来在《学术界》上看了“学术的境界”开通的消息，很是佩服，也抽空上了几次。  
    你在“学术批评网”上的文章我看了，文章说的一些想法，我不想置评。这里就如何对书提出批评谈一些粗浅的想法。  
    你的文章将拙著和《丑陋的学术人》并置，并有简明的评判。我想你对这两本书都是读过的。我曾细读过《丑陋的学术人》，当初书一出来我就注意到了，并马上买了，还和杨老师讨论过。在拙著中，我曾有对此书较为详细的介绍（仅仅是较为详细），拙著出版时，删了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因为对此书详读过，我对此书较为了解。  
    你在文中说“《丑陋的学术人》显然系书商操作的急就之作。东方善霸是化名。同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本书作者还对那些比较‘敏感’的人名、地名、名、机构名和报刊名等也都做了‘技术性’处理。此外，虽然作者表明此书为‘编著’，但仍被认为存在着明显的抄袭行为。”首先，这个评价并没有错。但是从这一简要的评价中也可以看出你对此书并没有读透（也许你是不屑）。我可以肯定的说，此书不能说是编著，因为它其实只是一本拼凑之作，几千字及至十几页的挪用别人的文章。我曾说过给我二天时间我就能“写”出这么一本书来，我现在还可以说，只花两天我就能比东方善霸“写”得更好。  
    为什么你的话让我产生了你对此书没有读透的印象呢？因为我没有发现《丑陋的学术人》进行了什么技术出处理，你在这样说时显然是受了该书宣传的影响。你在文中还说“在我看来，这两本书最为值得称道的地方：一是尽其所能地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界各学科有识之士在揭露学术研究中各种不规范现象方面所取得的已有成果，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梳理；二是以通俗的形式和诙谐的语言向学界内外更多的人士集中展示了近年陆续被揭露出来学术界中的形形色色的不规范现象，体现出了作者维护学术纯洁的勇气和魄力。”我要说的是《丑陋的学术人》说不上做了什么梳理，而且东方善霸也没有体现出什么勇气和魄力。说实话，我现在是很佩服东方善霸（可能是好几个人）远见卓识，用了化名，这本书再怎么说其实也与他（们）无关，因为别人压根就不知道说这些话的人是谁，这样做要什么勇气？  
    京城有很多书商，找一些廉价的枪手，迅速的拼凑一些东西，这方面的情况你也应该知道一些。《丑陋的学术人》应该就是由书商这么做出来的。枪手可能更高级些，是学者什么的。你说“《丑陋的学术人》显然系书商操作的急就之作”可能是引用了刘兵老师的说法，这是知书之论。但是刘兵老师当初虽这样说，其实他对此书也不是真正了解（至少他不知道此书是如何急就出来的）。说老实话，我自已以为拙著再怎么不济也不会与《丑陋的学术人》（对东方善霸的文字功夫我还是佩服的）为伍。  
    我觉得评论一本书，一定要对一本书比较熟悉。坦率地说，我写这本书虽不能说积数年之功，但前前后后近两年还是有的。把我的书与一本我自认为两天就可以“写”出书摆在一块，我心里老大不舒服。当然我认为你可以这样做。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将以生命捍卫你说话的权力。话记不真确了，我要说的是什么意思你能明白。  
写这封信，没批评你的意思，只是想说说看完你文章后的一些感受。我在学术界有不少朋友，有学者也有学生，北大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就有好几位，以后我们也可以成为朋友吧。我的情况杨老师都知道，能来信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有件事我想问问你，我在书中写了与《丑陋的学术人》争老大的问题，可是我当初这样写时根本没有想到学术史定位这样的问题。而周老师却认为这个意图很明显，可以看出他对此耿耿于怀，给他打电话时他还说到了这个。我不知怎样解释，可当初我的确压根没想过这档子事。而且，其他一些学者看过拙作后，也没这种感觉。我现在怪自己行文不当，让人产生误解，只能在再版的时候改过来好了。  
    说实在的，我根本不想做学者，搞学问（这话你可能不爱听，因为你也要做学者的）。在我眼里写十部《管锥篇》不如发现一条最简单的几何定理，中国有许多像钱钟书一样的学者都是误入歧途（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在电话里我和周老师也这么说的），所以有些东西学者可能看得很重（比如所谓的学术史定位），在我看来狗屁不值（说的不雅，但很直白哟）。我想问你的是，你看过我的书后，是不是也有学术史定位很明显的感觉。  
    祝好！  

                                                       杨守建  
                                                    2001年5月2日



五、读杨守建先生的反批评文章有感

       张伟然（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上海200031）


前天我在学术批评网上读到杨守建致杨玉圣、周祥森的信，本来觉得不太好，但考虑到他大学还没毕业，说话随便点也无所谓。今天又看到他致井建斌的信，忍不住想说两句。  
    我首先想说的是，杨守建致杨玉圣、周祥森的信并不见得十分诚恳——也许他本人认为已经很诚恳了，但至少让我有不够诚恳的印象。他的信里存在着许多逻辑游戏（姑且不认为是错乱罢）和强辨的色彩。兹略举数例。  
    第一，他既说“我没有想过要抢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之"老大"这把金交椅”，但这句话的前句便是：“《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才是真正的第一本（原注：这才是"老大"所指）”。这难道不构成矛盾么？莫非他意指“老大”坐的交椅是木的而不是金的？  
    第二，周祥森认为他不够大胆，他说：“拙著是第一本，在第二本出来以前，自然也算是最大胆的一本（原注：从逻辑上当然是讲得通的）”。在这里，姑且不论他自称为“第一本”是否一厢情愿，在没有比较的情况下而称“最”，在逻辑上无异于搞笑。我记得曾有过一个流行很广的笑话，说的是有一个人自称赛跑得了冠军，而参赛选手只有冠军一人。杨守建的逻辑与这个笑话不是很贴近么？——杨守建想搞笑也可以，但希望能找一个比较新鲜一点的类型。  
    第三，周祥森认为杨守建的书“名曰'著'是不符合实际的，只能算'编'”，杨守建不同意，——这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的理由竟然是中间有几处“我的小聪明”，并且还有一些“学者们尚未讨论过的东西”，如文凭，——请问：文凭是“学术”么？这几处“小聪明”就够得上一个“著”字么？在这里我并不想要杨守建先生如何如何，我只是想提出一个忠告：当你连什么是“著”、如何作“注”等一系列问题都还搞不清楚的时候，便贸然弄出这样一本志在“流向地摊”的书来，偏偏又要坚持将它定性为“著”，实在是不太合适的。  
    昨天井建斌就杨守建的书和另一本同类的书提出评论，我觉得写得挺不错的，没想到今天杨守建便提出异议。在这里我想说，杨守建的异议是不合适的。作为一个作者，任何人都不会希望别人把自己的东西低看，尤其是自认为花了功夫的东西。但在别人眼里，别人爱怎么看恐怕不是作者自己管得了的东西，古语所谓“路上行人嘴似刀”是也。你怕了这把刀，你老实点来，当然你毅然无所畏惧，别人也就无可奈何了。  
    杨守建自称“我现在还可以说，只花两天我就能比东方善霸‘写’得更好”。这句话我不太敢相信。同理，如果东方善霸出面说话，说他只要花上两天甚至更少的时间就能“写”出一本《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甚至“写”得更好，这话我也不敢相信。想想罢，一个人一天能干多少事，这是可以吹得牛的么？  
    说到底，这两本书本来不值得争来争去。我是纯粹抱着中国人爱看热闹的心理来看待双方的争论的，但看了之后有一些感想。  
    我觉得杨守建的话有好几句不太合适，至少是给人一种没轻没重的感觉。他在致杨玉圣、周祥森的信中一开头就说：“您和周老师对拙著的评头论足我都看了”，——有这样跟人说话的么？如果把批评称之为“评头论足”，那世上还有学术批评么？  
    再，他一再宣称，他不想靠学术混饭吃，甚至说出“有些东西学者可能看得很重（比如所谓的学术史定位），在我看来狗屁不值（说的不雅，但很直白哟）”，这种话叫人怎么敢相信？你连一个“著”都舍不得放弃，别人说是“编”你还有意见，这话不给人一种此地无银的感觉么？如果你真的认为是“狗屁不值”，那你索性放开一点，“笑骂由人笑骂，‘老大’我自为之”，岂不更潇洒，又何劳说“狗屁不值”之类的粗话呢？

  

六、回应张伟然先生

         杨守建  

     我这两天都挂在网上，刚才又进了学术批评网一次，看到了张伟然教授的文章，这里想做一个说明。  
    张教授说：“第一，他既说‘我没有想过要抢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之‘老大’这把金交椅’，   但这句话的前句便是：‘《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才是真正的第一本（原注：这才是‘老大’所指）’。这难道不构成矛盾么？莫非他意指‘老大’坐的交椅是木的而不是金的？”  
    我当初想说的真正意思是，《丑陋的学术人》不是中国第一本批判学术腐败的著作，因为此书乃拼凑而成。周老师认为我想“抢得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之‘老大’这把金交椅”，我认为他是误解了。我说自己无意“抢得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之‘老大’这把金交椅”，并不是说我想否认《学术腐败批判》是中国第一本批判学术腐败的书这样一个事实。“老大”是第一位的意思，我当初只想说，拙著是这样的第一本书。我认为说《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是真正的第一本批判学术腐败的书，这并不能说明它的作者就是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之“老大”。也就是说，我文中的前句只是前句而已，不是“前提”，两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  
    实际上，“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之‘老大’”，我当初确实没有觊觎过。学界中人都心知肚明，这把交椅不是谁抢得过去的。如果现在学界有哪个这样冒牌“老大”出现，我觉得学术界理应群起攻之，讨个公道。  
    再说第二点，张教授说“第二，周祥森认为他不够大胆，他说：‘拙著是第一本，在第二本出来以前，自然也算是最大胆的一本（原注：从逻辑上当然是讲得通的）’。在这里，姑且不论他自称为‘第一本’是否一厢情愿，在没有比较的情况下而称‘最’，在逻辑上无异于搞笑。我记得曾有过一个流行很广的笑话，说的是有一个人自称赛跑得了冠军，而参赛选手只有冠军一人。杨守建的逻辑与这个笑话不是很贴近么？——杨守建想搞笑也可以，但希望能找一个比较新鲜一点的类型。”  
    我所举的例子的确好笑。我在书中就说了，为什么是“最”，因为没有人来争这个“最”，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能可以这样自封。现在参加赛跑的只有一人，而比赛如果要产生一位冠军的话，这个冠军的头衔给谁，然到给真正跑得快而又没有参赛的高手吗？  
    在写这本书时我曾扪心自问，我算哪棵葱哪棵蒜，批判学术腐败的第一本书居然让我来写。我知道，学术界可以来写这样一本书的大有人在，而且肯定会比我写得更好。但是，事实是学术界早就应该有人写这么一本书了，却一直没人来写。我当初写这本书根本没想到出版的事，后来出版，得益于杨玉圣老师的牵线搭桥。我认为学术界应该尽快地冒出这么一本书来，否则，《丑陋的学术人》这种书可能会更多。我在后记中说，希望拙著“能真正成为抛砖之论”，“我只说了一些皮毛，希望有人接着说”。我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成了“冠军”（当然，不是真正能跑的冠军，而是位从表面上来看挂着金牌的所谓冠军）。我写这本书时（包括现在）衷心地希望，“赛场”上不要只是我一个人“跑”，如果有学者出来把“冠军”的头衔抢过去，我求之不得，我也就再也不敢侈谈“最”字了。真心盼望这种情况早日出现。  
张教授说：“杨守建自称‘我现在还可以说，只花两天我就能比东方善霸‘写’得更好’。这句话我不太敢相信。同理，如果东方善霸出面说话，说他只要花上两天甚至更少的时间就能‘写’出一本《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甚至‘写’得更好，这话我也不敢相信。想想罢，一个人一天能干多少事，这是可以吹得牛的么？”我这里说话的口气是大了些，我知道很多人都会以为我在吹牛。  
    其实，大家如果知道京城的一些枪手如何“做”书的话可能就会略信几分。我认识一些大学的同学，他们有时就花一两天时间就做出一本书来。当然书比较厚的话，可能会要几个人分工。像有些传记，其发行几乎与一些国家员首当选同步，就是这样做的。 《丑陋的学术人》实际上就是在现有的几份报纸和几本书中剪贴了一些内容，我觉得这样的工作两天就够了。一本三百多万字的书，许多人都以为要穷极一生才能完成，但是有人花上个把月就能做出来。我调查过的《世界文明史》可能还不倒一个月就做出来了。（我曾说过，不信可以试试，给我两千块工钱，我在两天之内肯定可以“写”出一本和《丑陋的学术人》一样的书来，这话被编辑删了。这里我再说一次）。  
    张教授说“我觉得杨守建的话有好几句不太合适，至少是给人一种没轻没重的感觉。他在致杨玉圣、周祥森的信中一开头就说：‘您和周老师对拙著的评头论足我都看了’，——有这样跟人说话的么？如果把批评称之为‘评头论足’，那世上还有学术批评么？”  
    由于文风的原因，我知道我的一些话说出来后肯定没轻没重（我不会说话，这点我大学老师已经批评过我多次） ，当初写那篇回应时我很犹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我特地打电话问了杨老师可不可以回应，其实我知道，回应是绝对可以的。我想探明的是，我写这么一篇回应好不好，因为我可能说一些不合适的话。在回应以前，我还给周老师打过电话，说老实话，如果打电话之后感觉不好，我是不敢把回应给杨老师的。  
    张教授举了一个例子，我想说明的是，我在开头写了“评头论足”这四个字，这是引用杨老师信中的说法。这里引用不合适，二位老师之间往来信件这样说可以，我这样说显得没大没小了。这是我的无心之失，张老师如果没有指出，我现在还没注意到。  
    还要说明的是，我的回应文章中说：“其次，书中也有学者们尚未讨论过（至少我还没有见到过这种讨论）的东西。比如文评，我用了专门一节进行讨论，并认为"在假批评泛滥的今天，文凭仍然独守着自己的良知。"文凭是批评精神尚未荒芜的家园。（第229页）”这段话里有一个笔误，我把“文评”写成了“文凭”（我写了页码，一查便之，而且我第一个“文评”并没有写错）。张老师文中的“文凭”可能也是笔误。如果不是，我觉得“文评”为什么不是“学术”呢？  
    我在信中说了粗话，这很不好。当初给井建斌先生的那封信，我根本就没有想过会公开发表在网上，所以说话也就不注意了。我的思想偏激，好多人都说过，但是如果是公开发表出来的东西，我还是会注意的。  
    本书是“编”还是“著”抑或“编著”，读者看过之后自有公论，我不便多说。  
    在书的后记中我曾说过：“是非面前不分长幼，道理面前无论尊卑。”（出版时被删了）在这里与张老师“顶嘴”可能有不大合适的地方，但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该说的憋不住。  
最后，张老师能关注我的那两封信，我觉得这是我的荣幸。文中不当之处还请海涵。  
    说明：昨天（5月3日）本网发布的杨守建先生回应张伟然先生的文章，缺了后半部分（从“《丑陋的学术人》实际上就是在现有的几份报纸和几本书中剪贴了一些内容，……”至结尾）。守建先生今天将全文发来，现以此为据，重新发布，谨此说明。——杨玉圣 5月4日

  

七、几点观感：关于杨守建先生的回应  

                张伟然  


     我这里因为只能到大学院的机房里来上网，所以每天只来一次。昨天我发出了一篇短文后，迅即得到了杨守建先生的回应，但我刚才来机房才发现。现在我再说以下四点：  
    一， 我认为他在几封辩解的信中，确实表达了一种争中国学术腐败批判“老大”的心情，他认为没有，而解释说“《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是真正的第一本批判学术腐败的书，这并不能说明它的作者就是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之‘老大’”。这一说似乎可通，但我仍想明确表示：我并不认为他这本书是“第一本批判学术腐败的书”，已经是第n本了。  
    二， 我把他自命“最大胆”的“最”字通过一个笑话消解了之后，他仍坚持认为要算“最”，并反问：“现在参加赛跑的只有一人，而比赛如果要产生一位冠军的话，这个冠军的头衔给谁，然到给真正跑得快而又没有参赛的高手吗？”我的回答是，一个人参加的跑步就不能叫“赛”，——这是从逻辑上说；如果从事实上说，反学术腐败并不能盯着谁写了一本名为“学术腐败”的书没有，而要看他实际所作的事，——这是杨守建先生深以为不屑的“学术”的最引人入胜之处——从这个角度看，有没有比杨守建先生更大胆的人呢？  
    三， 杨守建先生无限深情地表白说：“在写这本书时我曾扪心自问，我算哪棵葱哪棵蒜，批判学术腐败的第一本书居然让我来写。”我的意见是，你不用这样表白，你这本书从哪方面讲都已不是“第一本”。从学术的角度讲，你这本书不能算数；从通俗的角度讲，你也是第二了。  
    四， 关于京城枪手做书的情形，我虽不住京华，却也略知一二。杨守建把他以前吹嘘的只要花两天时间就可以写出一本《丑陋的学术人》甚至写得更好的话圆了一下，说成“可能会要几个人分工”之类。在这里，姑不论是否真的两天时间可以做出来，我只问：难道杨守建先生所谓的“写”就是这样的“写”吗？既如此，我们还怎么敢跟你说话呢？

  

八、读杨守建先生的回应文章——一点感想和补充

                          周祥森  


读了杨守建先生的回应文章《关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致杨玉圣老师兼答周祥森老师》，觉得他写得比较坦率，对自己在著作中的不规范和失误且有"愧悔之意"。我和杨玉圣先生在通信中对该书的"品头论足"目的已经达到，所以我也不想再作专门的回应文章了。  
从这次围绕《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而进行的评论者与作者之间的争鸣中，对我来说，一个最大的收获是：学术评论必须坚持"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学术批评中"误读"现象的产生，往往缘于对批评对象（此主要指作者，而非文本）缺乏了解。诚如杨守建先生所说：学术批评不能只对事而不对人（我自己向来也这样认为）。当然，这里的"对人"，不是说刻意要与某人过不去，而是要对对方有足够的了解。陈寅恪所说的"同情的了解"，恐怕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得承认，在与玉圣先生通信时，自己对杨守建先生是缺乏了解的，甚至根本不知道他是一个在读的本科生。这实际上已经违背了我自己一向主张的学术批评的"知人论世"原则。还有一点是，当时在与玉圣通信时，我只是想与自己的挚友（实际上，我与玉圣虽然相交已有十年，但都是以文会友的方式进行。直到去年，我乘出差之便，才专门登门拜访了他，从而有了谋面之缘）交流一下对《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个人读后感，并没有想到要公之于众，且因自己对杨守建先生缺乏了解，所以在第一封伊妹儿中我建议玉圣先生出面写一篇评论文章，而我的意见只是提供给他作为写作时的参考。在电话中，杨玉圣从爱护一个在读的本科生的发展前途的愿望出发，认为没有必要专门写评论文章，而将他与我之间的有关通信公布出来即可达到目的。我表示同意。  
    我之同意公布通信内容，还有一层考虑，就是在这过程中，玉圣和我对尝试学术批评的新的表现形式达成了共识，都认为在学术批评网上可以尝试以"通信"这样一种相对轻松活泼的形式来进行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的可能性。于是，就有了我们之间的那篇《通信》。  
在杨守建先生回应井建斌先生的文章出来之前，我的确认为已经没有再写"回应的回应"的文字的必要了。但是，在看了井建斌先生和杨守建先生围绕《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和《丑陋的学术人》的有关论辩文章后，觉得再补充一点"背景"材料，还是很有必要的。  
    在我写了《学术评论应当实事求是》一文之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的责任编辑、天津人民出版社张献忠先生给我打来过一个电话。在电话中，张先生向我介绍了有关该书写作和出版方面的许多"内幕"情况，并诚恳地谈了出版社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苦衷"。张先生在电话中的"内幕"情况介绍，有两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是该书初稿拿到出版社时，几乎没有注释；现在之所以有注释，是作者在出版社的建议下补充进去的。在我看来，这也许就是《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前半部分注释偏少的原因。如果情况属实，那么适可证明杨守建先生在"著书立说"时，不怎么了解什么是"学术规范"，具体来说，则不太明白一本"学术著作"应该遵循的起码的学术规定是什么。二是杨守建先生在回应玉圣与我的《通信》和井建斌先生的文章时一再提到的出版社对该书第一章（关于《丑陋的学术人》的批评）进行了删节一事。删节的原因，据张献忠先生在电话中讲，是因为出版社也觉得作者与《丑陋的学术人》争"第一"的意识太强烈了，也没有必要去争什么"第一"。据说出版社曾将此意向作者谈起过，并建议作者修改，但作者坚持要那样写，特别是第二节。因此，出版社只好在尊重作者意见的前提下，对有关文字进行"忍痛割爱"，予以砍削。所以，"内幕"情景可能并不像杨守建先生所说的那样：毫无争"第一"之心。当然，这些背景情况，作者和责任编辑最清楚，而且我在这里所提供的也仅仅是"查无凭证"的电话通话（杨守建先生在回应中一再提到他与我的电话通话。我在电话中确实坚持我的看法：作者有争"第一"之心。所以，为了平等交流意见，我也把张献忠先生与我的电话通话的关键内容公之于众。而且，从张先生与我的通话中，我更坚信自己当初的判断没有错）。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杨守建先生在《关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致杨玉圣老师兼答周祥森老师》的回应文章中，提到了杨玉圣先生曾发表《专著被"包装"的喜与忧》一文中所说的事。我认为，杨守建先生将自己的"专著"与原是博士学位论文的《中国不仅仅说不——未实现的和解：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相提并论，是极不恰当的。《中国不仅仅说不》是学术专著被"包装"成 "地摊畅销书"的典型，而《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包装"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从"方向"上说，两者正相反。因为，《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或者只能如作者主观意图所设想的是"地摊畅销书"，却偏偏被"包装"成了"学术专著"。  
我想补充的就是这些。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感想和补充不是一气呵成的，而是在我给玉圣先生的几封伊妹儿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原也无意公之于众，现在应玉圣之邀，才对文字进行了连贯性梳理，并同意在学术批评网上公布。  
2001年5月3日 15：00
  
         

九、关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再评论的通信——兼答杨守建先生

                              周祥森    杨玉圣  


围绕《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作者杨守建先生的回应以及该书本身，周祥森先生今天下午再次写信探讨了有关问题，我也接着说了一些想法，对有关情况的来龙去脉作了补充。兹发布出来，希望引起批评和讨论。——玉圣 5月3日深夜  

玉圣兄：  
    您好！  
    拙稿《一点感想和补充》，我已经看了。从下午三点半直至四点，我给你打电话，但始终占线。我意本想让你补充一句话："我之公布张献忠先生与我之间的电话谈话内容，不是要破坏或挑拨杨守建先生与张献忠先生之间的关系，而只是提供我所了解到的情况。"但后来一想，没有打通你的电话，也许更好。因为有了这句话，反而会让人产生"此地无银"的感觉。当然，是否需要补进这句话，还是由你来定夺。  
    杨守建先生这个人，似乎有些表里不一，言不由衷。昨天是一个样子，今天是一个样子，明天真不知道他又会是个什么样子。这是我在读了他的几篇反批评文章之后获得的印象。在回应中，他开始时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根本无意去争什么"第一"，去抢什么"老大"。但在读了他回应张伟然先生的文章后，我却发现他又处处表露出争"第一"、抢龙头老大的旨趣。这适足以证明张献忠先生在打给我的电话中所说的有关情况是有事实依据的，是可信的。  
    在他回应你我之间的《通信》的文章中，他反复说明自己无意抄袭，而现在之所以有这方面的“误解”，原因在于“疏忽，还在于有些东西在我看来不必注解”，“还有些情况我根本没有想到要作注”。我不知道他所说的不需要注明出处是什么意思。如果说他认为这些材料是众所周知的，那么正如张伟然先生所说，是自我矛盾，玩弄逻辑游戏。因为在杨守建先生看来，各种媒体披露出来的学术腐败事件只是在"小圈子"内流传的事，"小圈子"之外和大众并不了解，他还为此专门在同学中，在“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中做过调查（不是在广泛的学术界范围内进行调查，而是在他的新闻专业的同学范围内，和在对学术界发生的事件并不怎么关心、而苦于完成学位论文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范围内进行调查）。如果我的这一推测有误，那么就是杨守建先生原本就缺乏注释意识，即缺乏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知识产权意识；同时它也再次证明，张献忠先生提供的关于该书初稿几乎没有注释的情况，的确是可信的。  
    作者在进行学术著述时（如果作者自认为是在撰著学术著作或学术论文）是否对引用的资料和观点做注释，反映了作者知识产权意识的强弱。杨守建先生认为学术史定位“狗屁不值”，自然对他来说注释就是多余的。当然，学术期刊和出版社在发表学术论文和出版学术著作时，出于某种考虑（如行文之流畅、节省篇幅——有时甚至是为了使篇幅恰好卡定在一定的页码或印张范围之内、节约成本、迎合读者的需要，等等）是可以部分甚至全部删除注释的（有关事例，可参见李安山：《世界史研究的规范化问题——兼谈论著中注释的作用》，载《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1期，第57-60页）。但这并不构成作者在写作时不做注释的理由，作者也不应以“详细指明出处，恐怕不能出版”为由而不去做注释。从目前我所了解的情况以及杨守建先生的几篇反批评文章来看，《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注释方面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其咎不在天津人民出版社，而在作者。事实上，出版社方面为了把该书包装成为一部“学术著作”，不仅没有删除注释（也许起初根本无注可删），相反建议作者补充注释。  
    如果杨守建先生坚持认为《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是“第一”本揭批学术腐败问题的“学术著作”，那么他在几篇反批评文章中所一再强调的对有些材料无须做注释的种种理由就是不成立的。因为注释的规范化是对一部“学术著作”最基本的要求，也是表征一部“学术著作”学术水平最基本的依据。  
    在他回应我们的《通信》的长篇大论中，关于“书评的建设性功能”问题，杨守建先生也使用了“游戏”手法。关于“书评的建设性功能”问题，是我在1994年发表在《史学月刊》上的《略论我国世界史学界的某些流弊——读〈美国历史散论〉随想》中明确提出来的（当然，在我之前也许已经有人如此明确地提出并使用这一概念或术语了），2000年发表在《学术界》上的《试论史学评论界“栽花”风盛行的原因》一文中，我只不过是重申了1994年已经提出的书评必须注意“建设性功能”的呼吁。从杨守建先生的回应文章及其《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来看，他是读过我1994年的那篇文章的。然而，他却不顾事实，硬说我在2000年《学术界》上的文章中才提出，并以此为据，列举了1999年第1期《近代史研究》杂志上一些学者关于书评的建设性功能问题的谈话，说明在我之前已有如此众多的学者在谈这个问题。但即便是他所列举的这些学者，也并没有明确使用书评的“建设性功能”这一概念。我相信，我是较早明确使用书评的“建设性功能”概念来阐述书评功能问题的人之一。从这一事例中，我的感觉是：杨守建先生的论证方法是有问题的。他要论证在我之前已经有许多学者在使用书评的建设性功能概念讨论书评的功能问题，至少应该举出1994年之前的例子，而不应该是1998-1999年发生的事例（《近代史研究》举办的书评会议是1998年召开的）。当然，学术人之一大忌是“矜己之功”。但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也只好犯忌了。  
    李振宏教授曾在《各种公私奖项可以休矣》一文中由衷地感叹道：“做什么事要守住自己的初衷并不容易。”（见中华读书网编：《学术权力与民主——“长江〈读书〉奖”论争备忘》，鹭江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341页）。在读了杨守建先生的第一篇回应文章后，我曾在给你的伊妹儿中表示不想再写什么，但在继续读了杨守建先生的其他几篇反批评文章之后，又抑制不住想说的欲望。于是，不由自主地又说了如许之多。看来，要守住自己的初衷，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但自此以后，关于杨守建先生及其《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我确实不想再置喙一词了。为一本原本不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发表如此多的评论文字，已经出乎意料。如果再无意中成了作者或出版社利用来扩大宣传的工具，岂不是让作者或出版社又白捡了一个便宜，又无意中提升了《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及其作者的品位吗？但愿这一次我能守住自己的初衷。  

                                                           祥森　　  
                                                    2001年5月3日 20：05  


祥森兄：  
    谢谢你再次就《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有关问题写信给我，除了我在编发杨守建先生的文章所加的“附记”外，我也还有些话要说。  
    就我目前所知所闻，不少报刊和学者对《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是持很高的评价和肯定态度的。比如，北京《劳动午报》（2001年3月26日）编发过一版的“午报特稿”——《敲响反对学术腐败的警钟》（郑超），文章说：“还未出大学校门的杨守建就担负起一项特殊的使命——学术打假”；《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是一部“打假专著”。《中国图书商报》的《书评周刊》“思想”版“新书点评”曾在头条“点评”《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是一部清理近几年中国学术界所发生的那些不好的事情的专门作品”，并认为该书“材料充分，分析中肯，值得中国学术界深思”（2001年4月19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伍铁平教授听说该书存在的问题后，也破例持宽容态度，至少有两次当面希望我不要对杨守建要求苛刻，还在电话中至少有两次建议我写书评推介该书。  
    我本人对杨守建先生和《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态度一向是明确的：守建先生作为一个尚未毕业的学新闻的大学生，他之对学术感兴趣，并对学术腐败现象持批评、斗争的立场，这是很可贵、很难得的。通过他撰写、修改长篇文章《学术出版界面临的紧迫问题——由<世界文明史>引发的调查与反思》（《学术界》2000年第5、6期连载），我觉得他相当用功，悟性很强，是可造就之才。事实上，以该文为基础而写的《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有关章节，也确实不错。我当初之将杨守建推荐给张献忠先生，也是基于此点。但我并未想到该书会以学术专著的形象出现，对于作者署名“著”的方式也未曾料到。  
    我知道这本书出版的消息，是通过张献忠先生在世纪中国的“世纪沙龙”的3月8日留言（“《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出版”：“杨先生、东来先生：你们好，别争论了。我觉得只要是站在学术的立场，学术批评署本名不暑本名无所谓。天津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作者署得本名——杨守建。杨先生，我很快就寄予您。东来先生告诉我通讯地址，我也可寄予你一本。希望该书能吹响学术打假的号角。”）。之后，在世纪沙龙上又读到张群关于该书的书评。之后，素不相识的《劳动午报》记者郑超就该书有关问题对我进行电话采访，我主要是正面谈了学术规范的问题，在回答如何看待大学生杨守建写作《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事时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没有什么神秘的，杨守建实际上是把小范围公开的学术腐败的资料拿来进行综述，很难说建立理论体系。再说，真正在学术界从事教学和科研的人很难操作[做]这件事，因为这样会树敌太多。杨守建是一名血气方刚的大学生，是旁观者。离得远，又占有学术腐败的资料，由他完成一部学术腐败的专著[书]并不奇怪。”（《劳动午报》3月26日第10版）但因当时我还没有见到《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所以没有对该书本身作任何评论。再后，张献忠先生寄了样书给我，又将他写的书评传来，当时学术批评网已经开通，即将书评发布在网上。随后，我将张群的书评推荐给《中国教育报》的《读书周刊》，将张献忠的书评推荐给《博览群书》，并分别被接受。  
    我在浏览《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过程中，感到该书写作上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书中的许多材料和观点该注明出处的并未作注，比如书中有多处引用了拙著《学术批评丛稿》的材料和观点，注明了一部分，但更多的没有注明；书中明显引用了拙文《学术腐败现象与学术打假》（载《中华读书报》1998年12月9日）的材料和说法，但也只字未提。对这种做法，我当然是不以为然的（尽管该书“后记”中曾特别对我表示过感谢），所以当杨守建打电话问我对该书的看法时，即开诚布公地谈到注释不详等问题。之后，张献忠又寄了5本样书，杨守建也寄了一册签名本给我。这都是我很感激的。（其中有两册分别送给了《读书周刊》、《博览群书》，另有两册转送给了伍铁平先生和你，签名本则送给了来京参加清华校庆的刘绪贻老先生，另一册被井建斌借走）  
    直到4月17日你写信给我，谈到了《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存在的显性或阴性抄袭问题，我才认识到问题确实非同一般。所以，赶紧打电话或发信给《读书周刊》、《博览群书》的责任编辑，建议他们先不要刊发有关该书的书评。当伍铁平先生建议我为一家大学学报写关于该书的书评时，我也是婉言但明确表示谢绝，并从学术批评网上删除了张群、张献忠两位先生有关该书的赞扬性书评。就我而言，这么多年来，一直为学术批评而努力，无论如何，自己是不能为一本存在问题的书而摇旗呐喊的。  
    另一方面，作者杨守建又是比我小十几岁的年轻人，理应关心、爱护他。他之出现那么突出的注释不详的问题，我宁愿认为他是不懂得学术规范而致（从书中关于学术规范的评述看，他对学术规范好像是嗤之以鼻的）。再说，他所受的新闻学的训练，很可能也是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训练不同的，做“记者”与做“学者”是有很大区别的。还有，该书的责任编辑张献忠也是一位去年从南开研究生毕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也比我小十多岁，尽管未曾见面，但从他给我打的数次电话中，深深感到这是一个相当有敬业精神的编辑，也是一个推心置腹的朋友。《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可能也是他独立责编的为数不多的书之一。  
可是，学术批评应当一视同仁，而不应该“亲疏有别”，更不应该有双重标准。任何一本书，只要是存在严重问题，哪怕作者、责编是好朋友，也应该说出来，写出来。不然的话，因为是朋友，就捂盖子，学术批评怎么可能开展起来呢？  
    所以，我不仅自己不肯为《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写推介文章，而且还通过通信讨论的方式对该书存在的问题提出善意的批评。学术批评的目的，不是跟某个人过不去（比如批评《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不是为了跟杨守建过不去），而是为了推进学术的健康发展。  
    可以认为，以《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为契机而展开的话题讨论，不仅是非常及时的，而且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该书作者杨守建先生的积极回应与张伟然先生、井建斌先生的参与，使得讨论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也使得此一讨论的效果更加理想。求同存异，平等切磋，在良性互动中推进学术讨论，这是学术批评的精义之所在。但要达到这一境界，又绝不是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学术批评与反批评的参与者的共同努力。  
    关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讨论，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还仅仅是开始。  

                                                      玉圣  
                                           2001年5月3日晚上11时半

  
  
十、对有关《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情况的再说明

                       杨守建


以下是杨守建先生就我和周祥森先生《关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再评论的通信》而写来的一封信，我觉得这种来来往往的讨论与回应，不仅非常有意思，而且也非常有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消除对话中的误解，而且有助于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与理解。我们都津津乐道也很向往“善始善终”的境界，但在以往的学术批评中，虽说大都“善始”，但“善终”者则几乎没有（往往是不欢而散）。那么，围绕《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而展开的学术批评与反批评，能不能跳出上述“善始”但不能“善终”的怪圈呢？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完全有希望、有可能的。故此，将守建先生的信发布如下，题目是我加的。另同时发布《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第一章原稿，供参考——杨玉圣 5月4日  

杨老师：  
    见信好！  
    刚上网看到了周祥森老师和你的信，想再说一点东西。  
    先想说的是几个人说到的争“第一”的问题。我想大家有个误解。我的所谓“老大”，只是想说本书是第一本，而不是说我是学术批评之“老大”。我在书中想说明的是，《丑陋的学术人》算不上第一本，拙著才是第一本。对这点从一开始就没有否认，而且我有这个意图，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我想大家的不同观点在于老大的“含义”，周老师的信中所谓的争“老大”是说我想争学术批判之“老大”这把交椅，我一直想说明的是，我并无意来争这把交椅。可能我还没说明白，如果那样我打电话再说吧。  
    另外，周祥森老师说到张献忠先生所说的内幕，我想说一下。我的初稿是有注释的，但不是底注，而全部是括注。由于我一开始就没有把书定位为学术专著，我在书中一个底注也没有，但是现在的底注只不过是把当初的括注改为底注，而且有些括注不仅没有改为底注，还给删了。张献忠拿到书稿后，让我写了几本书的版本信息，我都写了，但后来书出来后，这些版本信息却没有体现（至少是有的没体现）。写这封信以前我约略翻了底稿，没有与原书核对，我现在没时间，有时间我会仔细核对的。  
    张献忠先生说的书修改的事，我也想说说。全书的修改只有一个地方和我说了，是关于李自成的争论的二千来字，其余的修改我一概不知。第一章是修改了，但没有和我说过，也没有我本不同意的说法。我可以把原文给您发过去，可以看出删改的是什么内容，应该不是争“第一”更明显的内容。我当初想借此把曾经试图写过的关于《丑陋的学术人》的一篇书评发出来，而出版社删的也主要是这篇书评中的内容。当初用了那样一个标题，就是想借机揭露《丑陋的学术人》的，而揭露的内容却给删了，当然出版社可能有自己的考虑，但决不是因为这些内容争“第一”的意图太明显才删去的，删去以前我也不知道。  
    另外，还想说明的是，我并不是只和一些新闻学的研究生讨论过学术腐败事件（周老师说的对，我没有说明此点）。而且这也说不上调查，我当初只是和他们谈论这些事，没有明确的调查意图，但我的确跟许多各学科的研究生谈论过。这里举个例子。我在书中批评了北大社会学系的一位教授，他被批评后说什么不愿回应，这是他在北大社会学系里说的，而北大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居然相信。其实如果知道他被批评的内容，可能就不会相信他的说法。因为他不是不愿意回应，而是根本就没法回应。  
    在这里我不敢责怪张献忠先生，有些事可能是他记错了，回去后我会给他打电话询问。  
对张伟然先生的回应发出来了，但与原文相比少了不少内容。我原以为是您这样处理的，但后来看了你的回信其中所附的我的原文又的确与发表的是一样的。我就怀疑是网络的原因。我把原文再发给你，如果不是您有意删改的，能否补全呢？如果是有意删改，能把我的原文发给张伟然老师吗？当然最后怎样处理您来定夺。  
    祝好！  
  
杨守建  
2001年5月4日


十一、学术评论应当实事求是——兼评有关《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两篇书评

                                    周祥森  
　　  

  　在没有拜读被一篇书评文章誉为"学界王海"杨守建先生著的《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大著前，先在"世纪中国"网站之"世纪沙龙"专栏中读到了署名"张群"的《学界王海浮出水面》的书评；旋即又从友人杨玉圣先生主持的"学术批评网"上读到了该书责编张献忠先生（当时尚不知他就是该书的责编）的评论——《吹响学术打假的号角》。于是，就急切地想读到这个"学界王海""不惜数载之功"（现在可以知道，"数载之功"一说根本不成立）著就的"第一部最为大胆、全面、公开地揭露国内学术界种种丑陋现象的著作"。  
　　起先，我委托在南京的朋友去南大附近的"先锋书店"看看有没有此书。因为我几次出差途经南京时曾去过几回该书店，知道该书店专门经营学术书籍，且能及时上架新书。但这次颇为失望。不得已，便向北京的朋友求援。感谢北京友人的热情襄助，终于让我如愿以偿，得以一睹此书之庐山真面目。  
　　我之所以急欲读到这本书，除了自己对学术批评比较感兴趣外，首先是想了解一下这个突然"浮出海面"来的"学界王海"究竟何许人也。因为，在我所接触的史学圈子中，从事学术批评事业十数年的杨玉圣先生似乎在学界的口耳相传中是个"学界王海"，至少在中国美国史学界有相当多一部分人是这样认为的。如今中国美国史学界的人大都能比较安分守己，都说是因为与玉圣先生的学术批评努力有关（毋庸否认，在中国美国史学界，也有人对他恨之入骨，提起"杨玉圣"这三个字可能就咬牙切齿）。其次，是想了解一下该书是否如评论者所说那么伟大。可是，待读到此书，结果不仅是令我大失所望，而且让我大为吃惊。对此书的有关看法，我已在同友人玉圣的往来函件中谈过，此不赘。（详见周祥森、杨玉圣：《反对学术腐败应首先从自身做起——关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通信》，http://www.cacriticism.com,2001-04-18）  
　　在这里，我主要想结合上面提到的评论《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的两篇书评文章，探讨一下学术书评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问题。  
　　写书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经过学术界多年的努力，这在当下已成为书评界之共识。然而，说易做难，落实到自己的身上更难。  
　　凡读过《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的人都不难看出，作者杨守建对书评的八股化倾向和做法、对书评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温情主义，是极力痛斥的。但是，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该书一面大加痛斥，另一方面，该书的责编却明知故犯，自甘沦为被痛斥者流。  
　　我目前还不知道给杨守建先生戴上"学界王海"桂冠的张群先生是何许人士。封《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为"第一"外加三个"最"（在我看来，三个"最"没有一个能够成立的）的张献忠先生，现在知道就是该书的责任编辑。  
　　从我业余做图书责编的经历看，责任编辑对于一部书稿的审读，加上校对（至少是终校一遍），绝不少于读四遍。审读过程中，为了较好地把握书稿，责编还必须阅读一些相关的图书或文章，即对书稿所涉及的问题做点学术了解；若条件许可，还须尽可能地核对书稿所援引的书籍和文章。因为我的编辑经验告诉我，十之八九的作者在书稿或论文稿中所引用的材料，不可能每一条都是他/她亲自查阅的，或多或少总搀杂着一些冒似作者亲自查阅实则转引而来的材料，何况，即便是作者亲自查阅的材料，也有可能出现笔误或电脑输入时摁错键。因此，如果说张群先生对《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及相关问题也许了解得不深，那么图书责编张献忠先生是理应深切地了解该书的内容的。  
　　遗憾的是，无论张群先生的评论，还是张献忠先生的评论，对《中国学术腐败批评》的捧赞，都几至于上天绝地，目肿谓肥，指癣为麟，简直如玉圣兄常说的，是肉麻兮兮，令人作呕。  
　　在上述二张的评论中，伍铁平、葛剑雄、曹树基、杨玉圣、徐庆凯、钱乘旦、孙周兴等先生卓有成效的学术打假努力及其贡献，全都被一笔抹杀了，全都被一股脑儿记到了所谓的"学界王海"杨守建--这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的本科学生身上了。  
　　我们且看二张是如何进行这种乾坤大挪移的。  
　　张群先生的书评称："学界的'王海'--杨守建浮出海面了。而这个'王海'，他的第一声号角就如此犀利和有力，锋芒又是如此锐利。《批判》甫一完稿，就以其大胆而客观的揭露和入木三分的分析、严密无懈的逻辑（体系），让圈内人士'大惊失色'，拍掌叫好。原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复旦大学年轻的语言学博士申小龙、西南师大历史地理博士陈国生，这些曾几何时被誉为'杰出的天才'的学界诸公（其中潘国和最富传奇性：十年之间，他从一名中学化学老师摇身一变成为著名的法学家、法学院院长，其中端倪，自不得而知），将不得不在这里摘下他们虚伪的高贵面具。而所谓填补国内法学研究空白的《南极政治与法律》、国内第一部《世界文明史》及其主编唐河、中国社科院'八五'重点科研项目成果《中国历史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第八届中国图书奖获奖专著《文化语言学》（申小龙博士'著'），也不得不脱下他们头上那层玫瑰色的光环。""中国第一大辞书案、九十年代中国第一书评案、中国语言学界第一诉讼案，还有众所周知的华东理工胡黎明案…… 虽语涉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重庆西南师范大学等中国学术重镇，作者亦毫不隐讳，秉笔直书，诸多内幕，俱现纸上，告知读者一个真实、具体、完整的中国学术界。 "  
　　张献忠先生也在书评中写道："在《批判》一书中，作者对……近几年来关于学术腐败的大案、要案一一进行了揭露，无情地剥去了罩在王同亿、申小龙、潘国和、陈国生等这些曾几何时被誉为'杰出的天才'的文抄公们头上那层玫瑰色的光环，批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学术丑闻，告诉了读者一个真实的学术界：在神圣的学术界里也有马屁精、骗子、剽客、惯匪和强盗。""《批判》……作者直斥潘国和、申小龙、陈国生等文抄公为'文坛窃贼'、'学苑大盗'，将他们的腐败行径一一展现于世人。作者还将大学教材的互相'借鉴'谑称之'学者的乱伦功夫'，将申小龙通过重新组装产生的大量著作（这些著作很多都是抄袭来的内容）戏称为'学者的积木游戏'"。  
　　通过这番乾坤大挪移，辞书学界徐庆凯先生等对王同亿事件的揭露（见于光远、巢峰等著：《我们丢失了什么--"王同亿现象"评论文集》，商务印书馆版），语言学界伍铁平先生等对徐德江、申小龙的无情揭露（见伍铁平著《语言与文化评论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版），历史学界张伟然、蓝勇先生等对陈国生的揭露（见《学术界》2000年第3期），钱乘旦先生等对高校教材低水平重复的批评（见《中国书评》1995年总第4期），杨玉圣先生对学术腐败现象的抨击及其学术批评（见杨玉圣著《学术批评丛稿》、杨玉圣编《书的学术批评》，均为辽宁大学出版社版），哲学界孙周兴先生对张汝伦抄袭问题的公开批评（见《中华读书报》2000年4月），法学界段晓英先生等对潘国和严重学风问题的批评（见《学术界》2000年第4期），等等，两位书评作者视而不见，通通记在了还在读大学的杨守建的名下。  
　　不知情者，初读这两篇书评，必然会认为是："杨守建先生挺身而出"，"对学术腐败分子当头棒喝"，才"无情地剥去了罩在王同亿……等……文抄公们头上那层玫瑰色的光环"。最后，读者自然也会得出结论：揭露了这么多学界的大案、要案，摘下了这么多"杰出的天才"的"虚伪的高贵面具"，杨守建怎么不会是"学界王海"、"学术打假英雄"呢？  
　　不仅如此。据该书责编张献忠先生说，《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作者"言辞犀利、批判性强、风格明快"，"而且语言幽默、笔调辛辣，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责编献忠先生的笔下，年纪轻轻的杨守建俨然就是一个再世的当代鲁迅！  
　　其实，不客气地说，评论者如此不顾基本客观事实，把一个年轻作者如此捧上了天，大概和作者一样，恐怕只有一个目的，即为作者争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之"老大"的交椅，为《批判》一书争"原创性"。由此看来，如果说责编没有读懂书稿，实在是冤枉了他。事实表明：张先生不仅读懂了书稿，而且可以说达到了与作者心心相印的境界。  
　　上述有关《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两篇书评，再一次让我们看清楚了八股化、广告化的书评的丑陋形象；再一次使我们体会到，在学术评论活动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多么艰难（特别是事及自身时）；再一次让我们懂得，破除纯粹的"栽花"样式的书评，绝非是件一蹴而就的易事，而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再一次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对作者远离客观事实的无聊的吹捧，无异于对作者进行无情的棒杀，捧得越高，很可能跌得越惨。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深长思之吗？
  

  
十二、对《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应当肯定——兼答周祥森先生

                  张献忠（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300020）


   对于近几天围绕《学术腐败批判》的讨论，作为责任编辑，我理应和大家一起开诚布公地交流意见，但这两天，头疼得厉害，故今日方得出面。  
    我认为，虽然《批判》一书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甚至是缺点（某些缺点也有我本人的原因，后面我将具体说明），但从总体上我们应当肯定。毕竟该书对近些年来学界的大案要案作了较为系统清理。在此以前，虽然杨玉圣、葛剑雄、曹树基、伍铁平、周祥森等学界诸先生一以贯之地进行着学术打假，并高举学术打假的大旗，但是相对于整个庞大的学术队伍，他们的力量确实显得极为单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只是通过一篇篇的学术批评文章分散战斗，从来没有学者（或许他们就没有这个勇气）为此写一本书（一般说，相对发表在学术刊物上或报纸的学术打假文章，书的受众面要大得多，影响也大）。在读研究生期间我就对学术界的腐败之风深有感触，进而深恶痛绝，成为编辑后，很想能对学术事业作点什么（在出版业市场化的今天其实很难），于是就想到了关于中国学术腐败和学术规范的选题，并极力向领导论证该选题有一定的市场潜力，终于在选题论证会上通过。但此后找作者却让我犯了难，先后在南开和北京联系过五位学者（其中两位研究生），他们或对此不感兴趣，或是觉得得罪人。后来，我想到了长期从事学术打假的杨玉圣先生，觉得他是最合适的作者，于是满怀信心地拨通了杨先生的电话，当时杨先生很忙，而且也坦言自己有许多不便之处，杨先生还向我推荐了杨守建先生。说实话，当时我对杨守建有些顾虑——一个本科生能行吗？但后来我请杨守建写了二三万字的样稿，又看了他发在《学术界》2000年第5、6期上的《学术出版界面临的紧迫问题——由<世界文明史>引发的调查与反思》一文，感觉杨守建还可以，于是最后定下作者。杨守建交稿后，我虽然觉得离我们所想象的有一定距离，但总体上感觉还可以，至少他是第一次以书的形式将学术腐败分子的丑行再次展现于更多的世人，他对学术腐败分子可以说毫不留情，以至于我们领导看了后担心会招来麻烦，建议我将所有的学术腐败分子的真实姓名隐去，对于这一建议，我基本上没有采纳，只是将个别地方作了改动（像前言中的薛进军改为薛某某，正文未作变动）。杨守建对于学术规范和学术批评的论述虽然基本上是对前人观点的总结，稍显肤浅，对于学界中人说或许廖无新意，但对于绝大多数本科生乃至研究生却很有价值。对一本书的评论，我觉得不能脱离了当前的社会环境，具体到《批判》一书来说，其环境就是学界无人愿写一本得罪人的书，对学术腐败分子来说，不仅没有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而且他们中的好多人依然逍遥于学术界，对大多数人来说，不仅不了解他们的丑闻，还敬而仰之。在这种情况下，杨守建的书虽然存在一些不足和缺点，但却显得及时而必要。对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当善意地提出，我想这样无论对作者还是批评者都是一件好事，对学术打假事业更是功莫大焉。试问，今日哪位学者能站出来写一本学术打假的书？  
    说了上面这些话，丝毫没有为杨守建书中存在的问题做辩护之意，而且某些缺点我也难逃其责。例如著的问题，我有至少一半的责任。审读完该书稿后，我也觉得该书不能算是“著”，算编著更合适些，并向老编辑提出了这一问题，老编辑又问了我其中的内容，认为可以算作著，于是我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此乃我之大错。另外，现在看来该书注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我认为这不是作者有意要否认前人的成果，而是作者第一次写书，对此认识不够，甚至不是太懂，这从作者的原稿中可以看出，原稿中作者的注释几乎都缺少书的出版年代和出版社，有些我查阅有关书补正，有些反馈给杨守建先生让其追加。我认为，对这一点，我们应当提出善意的批评以使作者意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作者也应当虚心接受，这对我做编辑工作来说，也是一个教训和启示。  
    对于周祥森先生的批评，我表示感谢，但有些观点我却不敢苟同，在电话中我也和周先生初步说明了自己的看法，现再次提出以向周先生和诸位学者请教或供讨论。  
    首先，我丝毫不否认我的书评有广告化的倾向（这是一个编辑应当具有的能力，编了书就应为其做充分的宣传，以扩大受众面，但绝不可从主观上歪曲书的内容，甚至如周先生所说“目肿谓肥，指癣为麟”）。但是，我认为我的书评除未指出该书的注释不全外（当时还未发现这一问题）基本上还算客观，理由如下：  
   周先生认为我所说的《批判》对近几年来学术腐败的大案要案一一进行了揭露，将腐败分子的丑恶行经展现于世人是通过“乾坤大挪移” ，将“辞书学界徐庆凯先生等对王同亿事件的揭露（见于光远、巢峰等著：《我们丢失了什么——“王同亿现象”评论文集》，商务印书馆版），语言学界伍铁平先生等对徐德江、申小龙的无情揭露（见伍铁平著《语言与文化评论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版），历史学界张伟然、蓝勇先生等对陈国生的揭露（见《学术界》2000年第3期），钱乘旦先生等对高校教材低水平重复的批评（见《中国书评》1995年总第4期），杨玉圣先生对学术腐败现象的抨击及其学术批评（见杨玉圣著《学术批评丛稿》、杨玉圣编《书的学术批评》，均为辽宁大学出版社版），哲学界孙周兴先生对张汝伦抄袭问题的公开批评（见《中华读书报》2000年4月），法学界段晓英先生等对潘国和严重学风问题的批评（见《学术界》2000年第4期）”，等等，“通通记在了还在读大学的杨守建的名下”。
   我觉得说《批判》揭露不为过，因为，对于这些学术腐败案例，除了学术界某一专业的小圈子人知道外，其他人知道者不多，大学研究生知道者就更少了，本科生更是几乎一知，这一点杨守建的调查很客观，我也在南开和北京的学生中作过调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杨玉圣、葛剑雄、伍铁平等先生的对学术腐败的揭露有很大局限性，而杨守建的《批判》一书将这些腐败案例作了系统的梳理，将其以书的形式再次展现于世人，无疑是扩大了受众面，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学者揭露的局限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说杨守建揭露了……决不为过，这也是我斗胆敢用这个词的主要原因。由此我也想到了学术作品的大众化问题（这是一个很大课题，我没有能力进行阐述，愿诸位能赐教，对此展开充分讨论）。  
    周先生认为我的评论会让人误认为杨玉圣、葛剑雄、伍铁平等先生对学术腐败所做的揭露是杨守建所为，如果仅仅从书评本身看，或许会这样，但仔细分析，我觉得这种误解会消除，因为，只要大体翻一下该书不知情者就明白：这些腐败案例原来早已被揭露，吾辈竟然不知，幸好杨兄再一次予以批露，使吾辈知学术界之真相，知学界的剽客、骗子和强盗。我不仅没有抹杀杨玉圣等诸位学界打假英雄的功劳，而是在文章开头和结尾都提到了诸位尊敬的学长。但是他们确实很孤独，这是学界的悲哀！  
    对于称该书“最大胆、公开、全面”，“吹响学术打假的号角”（封面上的广告词皆作者所为，我略做改动），我觉得一点也不为过，将这么多的学术腐败分子的真实姓名再次以书的形式系统展现于世人，这不算最大胆、公开和全面（说句老实话，我作为责编都害怕某一天哪个腐败分子会因这本书气急败坏，给我一刀）？虽然以杨玉圣等先生为代表的的学术打假英雄一直在进行着学术打假事业，但我觉得学术打假的号角并未吹响，至少好多人（包括学者）还没有意识到学术打假的严重性，或是装作听不见杨先生的号角。不必企求学术打假的号角响彻云霄，如果能响遍学术界的话，也不至于这么多腐败分子仍浪迹于学术界，因此我们期待《批判》一书能吹响学术打假的号角，这难道有错？其实我确实觉得杨守建的这一声号角比学者吹得要响亮。  
    对于张群的文章，通篇都是对《批判》一书的赞扬，而没有指出哪怕一点点不足。但是我认为张群的文章不是书评，而是杂感，与杂文有点类似，既然是杂感，我们就不能以书评的原则要求他。大家都知道，杂文可以只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我想反之亦然。张群的这篇杂感其实就是如此，而且该杂感确实文笔优美，深有感触，绝不是就事论事，诸位大概不知，这竟也是一位学生所为，他刚读研半年多。张群的文章虽然缺乏深度，我到觉得比一些所谓的“学者”制造的文字垃圾要更有启发意义（扯远了）。  
    对于我所称杨守建的“语言幽默、笔调辛辣，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语虽有拔高之嫌，但并不离谱。  
    对于杨守建，我也想说几句，守建确实是一位可造之才，但与我有共同的毛病——“狂妄”，缺少谦虚的精神。我也曾在读博士的师兄甚至导师面前吹过：“像当前史学界的所谓‘专家’所写的文章，基本是史料的堆积，毫无个性和生气，更不必奢谈思想性，这样的文章我一年写个几十篇绝对没问题。”确实我也是一位不屑于做学者的“狂妄之人”，因为现在的学者确实很少真学问之人，完全丧失了学者的独立性和批判意识，做这样的学者还真不如杀了我痛快。对于杨守建“写十部《管锥篇》不如发现一条最简单的几何定理”的观点我更是觉得大错特错，其实我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对社会发展的意义是隐性的，无法估量的。但在中国，尤其是当前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遭严重扭曲、知识分子丧失独立性的环境下，他的意义已经微乎其微了。有朝一日，学者的软骨症根绝和学术获得独立性后，我还是很想做学者的。  
    杨守建的“狂妄”不仅体现在这次讨论中，在书的前言中也确实存在这类问题。我看到第一章《从丑陋的学术人》说起后，心想：“这小子竟然比我还狂妄，统统的删掉。”（半开玩笑），删掉的内容我记不太清了，上班后我可以贴在批评网上。但是，我觉得大家不应当因为杨守建的“狂妄”而使讨论陷入情绪化，“学术为公”吗？我也奉劝守建兄以后收敛一些，特别是不要用脏话。  
   最后，再次感谢周老师及诸位师友的批评，并希望成为朋友。
  

  
十三、共识与分歧——评有关《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讨论

                                        杨玉圣


    围绕《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的讨论，自今年5月初以来，已经在学术批评网上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集中讨论。像这样围绕一本书而进行如此专门讨论的情况，在过去，如果不是没有过，至少也是不多见的。
    此一讨论，除《史学月刊》副编审周祥森、复旦大学副教授张伟然、学术的境界主持人井建斌等年轻学者外，该书作者杨守建先生、责任编辑张献忠先生也积极回应、参与了讨论。我本人也是讨论的参与者之一。在这一讨论中，来来往往的交锋、商榷，使得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与反批评成为可能。这也是以往的讨论和评论中很少有的一种可喜现象。这些讨论文章，有不少是采用了书信体，用通信这样一种相对生动活泼的形式，无拘无束，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看得出来，讨论中有一些共识，也仍还存在一些分歧。无论是共识还是分歧，都应当正视，都值得分析。
    第一，如何看待《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存在的问题？比如，该书是否存在抄袭的问题？
    周祥森认为，该书存在显性和隐性的剽窃。“显性的，如引用资料不注明出处，只说谁谁谁说，而在哪篇文章中说，该篇文章又首发在什么地方？对这些却不作交待。”对此，作者杨守建一方面承认“拙著中的确有许多地方引用他人说法，没有详细注明出处。兹举数例。徐庆凯先生说：‘……’（第35页），《历史研究》副主编张亦工先生曾说：‘专家才能写书评，专家应当写书评。’（第104页），1996年时任北京市中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的别小壮在审结一起著作权案后，曾评论说：‘……’（第195页），80多岁高龄的钱钟书曾不情愿地被搅入《〈围城〉汇校本》纠纷，当时他义正辞严地说：‘……’（第196页），孙周兴教授曾说：‘……’（第253页）。”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我当时以为这样已经足够了，没必要再详写出处，因为文中不仅说明了是谁说的，而且都用了引号（没有详查，不知有否意外）。我认为如果这算是显性剽窃，那干这种勾当的人未免太多了，而且许多学术杂志上的许多文章都会是剽窃之作。”
    在这里，周祥森先生把显性剽窃说成是“引用资料不注明出处，只说谁谁谁说，而在哪篇文章中说，该篇文章又首发在什么地方？对这些却不作交待”，显然有明显的漏洞。所以，杨守建先生接下来才会理直气壮地提出“如果这算是显性剽窃，那干这种勾当的人未免太多了，而且许多学术杂志上的许多文章都会是剽窃之作。”
    那么，究竟什么是显性剽窃呢？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还不是“只说谁谁谁说，而在哪篇文章中说，该篇文章又首发在什么地方？对这些却不作交待”，而是“引用资料不注明出处”。就是说，白拿白用，对使用的文章的出处、原文作者等信息不作任何说明或交代。拿《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来说，这样的情况不少。举例而言，第47页谈山东某大学教师为当博导而弄虚作假，本是引自拙文《学术腐败现象与学术打假》；第49页谈陈国生抄袭郭声波观点事，本是引自蓝勇的文章《维护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评陈国生学术造假事件》；第96-98页谈高校教材低水平重复的内容大都来自《学术腐败现象与学术打假》或《学术打假与学风建设》；第295页关于复旦大学关于不承认徐德江为“客座教授”的论述，基本来自拙文《冷眼旁观“客座教授”热》。这些资料，按说都应该注明出处，但《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却都没有出处。
    据杨守建先生说，“之所以没有作注，除了我的疏忽以外，还在于有些东西在我看来不必注解。有些东西学术界说的人很多，而大家说时也没有作注，我认为这已是一种通行的观点，不必作注。” 他还认为，“有些观点，有些事例，谁来说中国的学术腐败问题都无法绕过。有些话别人说了，还得接着说。拙作的问题是，在说有些话时没有作注。”问题确实就出在这里。举例来说，第64页讲到使用抢先发表法的抄袭事件时，曾举烟台师范学院副教授李心华一篇未发表的论文被当代中国研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立旭抄袭、反被后者告上法庭的例子，这确实是一个不可思议、也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个案，是据我在《中华读书报》（2000年1月19日）发表的长篇报道《你说我“抄袭”  我告你“诽谤”》（署名“英堂”） 而改写的，这样的“事例”确实是“谁来说中国的学术腐败问题都无法绕过”的，但这能成为不注明出处的理由吗？再如，第314页引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一位老先生的话：“现在学术界的假冒伪劣现象已经相当严重……这类假冒伪劣作品不仅能出版，而且可以获得规格甚高的优秀成果奖。你想提出批评吗？真是困难重重！我在这方面做过努力，但收效甚微；因为你有你的权，他有他的权”。这段话反映了一个老学者的学术良心及其面对学术腐败而无可奈何的沉重心情，非常有说服力。这本是这位老先生1996年11月20日读了我的《“博士论文”与“文抄公”——一种值得注意的非学术现象》（《中华读书报》）后写给我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我感触甚深，遂在《学者的自律及其他》（《中华读书报》1997年2月19日）第一次引用，并在《学术打假与学风建设》中也加以引用。只是有一点很可惜，因我笔误，《中华读书报》发表时将原信中的“你有你的理，他有他的权”误写成“你有你的权，他有他的权”（收入《学术批评丛稿》时已作了改正），结果守建先生也是沿袭了原来的笔误。我相信，这位老先生究竟是谁，守建可能至今也难以确切地知道。像这样的材料，《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使用了而不作必要的说明，就颇不应该，因为这很容易给人造成是杨守建亲自采访所得的错觉。这样的“事例”，难道“没有必要作注”吗？
    周祥森先生曾明确指出：如果杨守建先生坚持认为《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是“第一”本揭批学术腐败问题的“学术著作”，那么他在几篇反批评文章中所一再强调的对有些材料无须做注释的种种理由就是不成立的。因为注释的规范化是对一部“学术著作”最基本的要求，也是表征一部“学术著作”学术水平最基本的依据。杨守建先生自己也认为“当时对注释重视不够。”责任编辑张献忠先生也坦率地指出：“现在看来该书注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我认为这不是作者有意要否认前人的成果，而是作者第一次写书，对此认识不够，甚至不是太懂，这从作者的原稿中可以看出，原稿中作者的注释几乎都缺少书的出版年代和出版社，有些我查阅有关书补正，有些反馈给杨守建先生让其追加。我认为，对这一点，我们应当提出善意的批评以使作者意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作者也应当虚心接受，这对我做编辑工作来说，也是一个教训和启示。”其实，注释决不单纯是一个技术环节。写书撰文而作必要的注释，体现了知识产权、学术伦理、学术规范等多重意义，绝非小事，而是大事。我从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这本书最突出的问题，“是引用资料注释不够或未做注释问题，从而掉下抄袭的陷阱。”
    第二，《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作者应该署名“著”、“编著”还是“编”？
    这是围绕本书的讨论中提出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周祥森认为：这本书名曰“著”，是不符合实际的，只能算是“编”；张伟然提出：我并不想要杨守建先生如何如何，只是想提出一个忠告：当你连什么是“著”、如何作“注”等一系列问题都还搞不清楚的时候，便贸然弄出这样一本志在“流向地摊”的书来，偏偏又要坚持将它定性为“著”，实在是不太合适的。杨守建自己认为：本书是“编”还是“著”抑或“编著”，读者看过之后自有公论，他不便多说。责任编辑张献忠在该书应署名“著”还是“编著”的问题上，倾向于后者；据他说：著的问题，自己“有至少一半的责任。审读完该书稿后，我也觉得该书不能算是‘著’，算编著更合适些，并向老编辑提出了这一问题，老编辑又问了我其中的内容，认为可以算作著，于是我没有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此乃我之大错。”
    其实，即使不是“著”，哪怕是“编著”，也应该在引用他人作品（包括材料、观点）时加以注释或说明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作为作者，杨守建自己也很清楚：“的确，这本书中所说的案例大都是别人已经揭露过的。只有关于《世界文明史》抄袭问题，薛进军事件（还应加上一个关于《丑陋的学术人》的抄袭问题），可以记在我的名下。”既然如此，就应该如实地把这些“别人已经揭露过”的“案例”注明出处，这是学术规范的要求，也是负责任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杨守建事后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过：“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问题不是举了一些实例没有指明出处（当然也应该指明的），而是一些观点没有指明出处，虽然这些评论的地方也许只是三言两语。如果综合已有报道，然后再写入书中也算抄袭，那我敢保证没有人可以写出这样一本书来，至少用这么短的时间不能，难道要自己采访到足够的事例再来写吗？”对此，我也不敢苟同：意识到“一些观点”没有指明出处是“最大的问题”，这很好。但“举了一些实例没有指明出处”，也同样是“最大的问题”。道理就在于，这些“事例”实际上是其他学者劳动的结晶。至于“综合已有报道”是不是抄袭，那要看“报道”的性质而论，比如，假设“报道”是新华社发布的共享性质的信息资源，那么，加以“综合”、“然后再写入书中”，恐怕很难说是抄袭；但是，假如这些“报道”——以学术批评中揭露出的学风问题为例——是专家学者经过艰苦的研究、讨论而作的，那么，即使加以“综合”、“然后再写入书中”，也要交代这些“报道”的出处。自己采访不到“足够的事例”，当然也可以“写”书，但写书的时候必须对引用的已有的“事例”作出注释或说明，这是作文做人的道理。哪怕写的时间“这么短”，也不能成为用了他人的材料（事例）和观点而不注明的理由或借口。
    第三，对张献忠先生《对<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应当肯定》的评论
    在这里，首先应当高度评价献忠先生对讨论始终积极关注、参与的立场。作为责编，献忠先生之参与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样一来，问题的讨论不仅有来有往，而且立体化了。其次，献忠先生提出，对一本书的评论“不能脱离了当前的社会环境，具体到《批判》一书来说，其环境就是学界无人愿写一本得罪人的书，对学术腐败分子来说，不仅没有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而且他们中的好多人依然逍遥于学术界，对大多数人来说，不仅不了解他们的丑闻，还敬而仰之。在这种情况下，杨守建的书虽然存在一些不足和缺点，但却显得及时而必要。对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当善意地提出，我想这样无论对作者还是批评者都是一件好事，对学术打假事业更是功莫大焉。试问，今日哪位学者能站出来写一本学术打假的书？”这是有道理的。
    我想提出讨论的是献忠先生的如下一个中心观点，即“虽然《批判》一书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甚至是缺点（某些缺点也有我个人的原因……），但从总体上我们应当肯定。”或者，如献忠的文章标题所说的，“对《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应当肯定”。我的看法，与此有所不同：《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的内容“应当肯定”，但对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写作中引用他人成果（材料、观点）而缺乏注释或注释不详的做法，则不应肯定。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献忠所说的“从来没有学者（或许他们就没有这个勇气）为此写一本书”，是事实（《丑陋的学术人》不算“第一”本的话），但“相对发表在学术刊物上或报纸的学术打假文章，书的受众面要大得多，影响也大”的说法，则恐怕值得怀疑。想想看：是发行10万份的《中华读书报》“受众面要大得多，影响也大”呢？还是印刷5000册的书的“受众面要大得多，影响也大”？献忠还提出“杨守建对于学术规范和学术批评的论述虽然基本上是对前人观点的总结，稍显肤浅，对于学界中人说或许廖无新意，但对于绝大多数本科生乃至研究生却很有价值。”可是，能因为“对于绝大多数本科生乃至研究生却很有价值”就可以对“廖无新意”的文字加以掩护吗？
    不久前，一位朋友在给我的信中感慨说：对于《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存在的问题，“无论是作者还是出版社，实际上都没有予以认真对待，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场辩论，无形之中其实为《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做了免费的广告宣传，最大的赢家是作者和出版社。无论是作者还是张献忠先生的辩护，实际上都是建立在一个根本不成立的前提之上的，即：《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在学术圈子之外，特别是在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作者和责编都一直坚持认为学者们原先以单篇文章的形式对学术腐败事件的揭露，其影响只局限于小圈子之内，而他们的这本书的影响则超出了“小圈子”，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我真不知道他们的这个虚假的前提有什么事实依据。难道这本书的读者会超出学术界这个圈子，走进寻常百姓之家？”这一点，不知道责编献忠先生、作者守建先生以为然否？
    我从一开始就说过：“本来，杨守建写作《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是好事，我希望我们的讨论也从善良的愿望出发，使这一美中不足的好事真正变成于方方面面都有意义的好事。” 杨守建也曾在答复我和祥森先生的文章中一度“对此书的不规范和失误之处表示愧悔之意。”我还曾提出：“作为学术批评者，首先应当严格要求自己，离开自律（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就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开展学术批评。自己站直了，才不可能趴下。否则的话，就很有可能自己被自己所打败。”这也就是我们何以应当就《中国学术腐败批判》展开学术讨论的理由之所在。我期望这一讨论能结出正果。

2001年6月1日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2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