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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勤:为了良好的学术公共空间——评《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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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14 19:16:15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知道杨玉圣教授,是从学术批评网开始的。作为最早倡导学术规范的学者之一,他不仅身体力行撰写了不少有分量的学术批评,而且在如今最为强势的网络媒体上开辟了一个阵地,真正将倡导学术规范和学术批评当作一门事业来做。现在他将自己的有关文章结集出版 ,算是对自己一个时期工作的小结,而读者,则可以从中看出杨玉圣对推进中国学术规范建设的思路与践行。  

学术规范,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焦点论题之一,要对杨玉圣的《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进行述评,势必涉及这场大讨论及其所带来的学术规范化运动,而关于这场讨论及运动,我们有必要强调一点,即学术规范问题的本土语境。正如杨玉圣所说,在美、英、德、法等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发达的国家,并没有像中国这样制订出一份综合性的学术规范,有的只是各学会、各学术出版机构的具体规范 ,学术规范问题之所以引起中国学界的整体性关注,不仅是因为本土学界的学术失范与学术腐败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更是因为这些失范与腐败有其体制上的原因,而这种体制又与本土的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学术规范的种种主张与实践只有从这一语境出发才能避免纸上谈兵,对它们的考量也必须置于这一语境之下,才能判断它们是否切中问题的实质,又是否对学术规范的建设起到无论多少的推动作用 。  

中国学界的学术失范,根据参与讨论的学者们所列举的现象,杨玉圣将之归纳为六个主要方面:其一,缺乏尊重他人成果的学术意识;其二,缺乏健全的学术评价机制;其三,缺乏学术积累和问题意识;其四,自说自话,难以与国际学术接轨;其五,低水平重复与学术“泡沫化”;其六,学术道德败坏,其中不断泛滥的抄袭剽窃浪潮最为令人头疼。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除了当事人主观方面的原因,在客观上则是因为缺乏一套明确、具体且行之有效的学术规范,致使学术如天马行空,也使某些学者有空子可钻,因此,制订一套明确的学术规范成为当务之急。在这一点上,杨玉圣与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并无不同,也正是基于此一判断,他参与起草了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制定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并强调其“是高校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人员的自律守则,……类似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学术契约,不是一个行政文件”,因“其学术权威性很高”,所以可称为中国学界第一部“学术宪章” 。在他看来,学者们对于学术规范的呼吁经过十余年的努力 ,终于得到回应,并催生了一部形成文字的具体规范,这对学术规范的建设无疑将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  

如果说杨玉圣参与《规范》的制订表明他对学术规范的倡导绝非停留在呼吁的层面,而是真正致力于一砖一瓦的建设工作,那么他对学术道德的强调则凸显他在学术规范建设方面的坚定思路:即他律的学术规范与自律的学术道德并重。  

强调学术道德或学术伦理,是因为在上述种种学术失范现象中,最令人痛心疾首的莫过于大面积的学术腐败,诸如粗制滥造、假冒伪劣、抄袭剽窃、沽名钓誉等行为在中国学界处处可见,直接影响到中国学界的整体形象。有鉴于此,杨玉圣特别提出学术道德规范加以强调,将学术道德规范视为学术界的职业伦理、视为学者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而视为“学术规范的基本内容之一”,并将近年来各个学术机构如中科院、北大、清华等纷纷出台针对学者的道德规范及对学生开展的相关教育看作是学术道德规范“落在实处”的重要举措 。在他自己,则不仅领头发起《关于恪守学术规范的十点倡议》——其中“恪守职业道德”和“遵守学术道德”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二点 ——而且坚持不懈地呼吁加强学术道德建设,这一点从《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一书的篇目中便可见一斑:该书上篇“学术规范”共收入25篇文章,其中直接以学术道德或学术伦理为题的就有8篇 。  

关于学术规范的必要性,可以说大部分学者已经达成共识,但关于建构学术规范的路径问题,学者们仍有不同的意见。对于由教育部制定并颁发《规范》一事,就有不少学者提出异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邓正来教授的观点,他在《谁有资格制定学术规范》一文中提出,学术规范的有效性渊源于学术共同体内部,而诉诸外部权力的学术规范只能给学术界引入“异治性”,更重要的是,《规范》将学术腐败归结为学者的道德问题,从而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即导致学术腐败现象的体制性原因。   

如前所述,有关学术规范的任何讨论都应该置于本土语境下加以考察,关于《规范》的争论亦然。邓正来对“异治性”的警惕显然出自对本土学界的传统与现状的某种认知:汉语学术从其源头处便孜孜以求成为“帝王术”,在而后两千多年的发展中,这一倾向并未得到反思,反而在独尊儒术和科举制度的“利诱”与文字狱的“威逼”下愈演愈烈,直至将政治权力的宰制内化为自身的品质,并在20世纪的若干年里达到一个登峰造极的程度,以致几乎将学术本身全盘摧毁。  

痛定思痛,当重建中的汉语学术终于喊出学术独立的口号时,我们除了努力将之付诸实践外,更应该看到这种“独立意识”多多少少是因为20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次思想与学术干预政治的碰壁使然。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独立意识”在遇上另外一种诱惑——金钱——时便显得十分脆弱,为换取经济利益,各种虚假学术、泡沫学术纷纷出笼,只不过这次邀宠的对象从政治权力转向了经济权力。  

事实上,如果遵循一种正当的途径用真正的学术来换取经济利益,这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是政治权力以经济利益为手段来规训学术,这就是邓正来的文章中所说的“当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对国家有限的科研经费进行的争夺与学者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谋取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必定会导致某些知识分子采取投机行为,而学术腐败也就必然隐含于其间了” 。  

因此准确地说,当前中国学界的学术失范与学术腐败产生于体制的裂隙处。旧有的以政治宰制为标志的学术制度出现了显而易见的罅隙乃至断裂,于是政治权力引入新的要素——经济利益——作为规训学术的手段,以求弥合这些罅隙与断裂。但这种头痛医头或者干脆是头痛医脚的做法不但没能修复旧有体制的整一与坚固,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漏洞:通过弄虚作假、抄袭剽窃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当然还有名誉、社会地位等利益)远远大于这类行为被发现及被惩处的风险。所以,是这个布满罅隙与断层的学术制度引发了大面积的学术失范与学术腐败——而这,终将成为改革旧体制的导火索。  

在这样一种本土语境下,来观照邓正来对于《规范》的合法性的质疑,其无疑是有道理的。学术失范与学术腐败的根本性原因在于体制,恰恰是那种外部因素(政治权力与被利用的经济利益)作用于学术所形成的学术制度造成了学术失范与学术腐败,因此,要建设具有合法性及有效性的学术规范,应当从学术共同体内部入手。  

但肯定了邓正来的观点,并不等于否定了杨玉圣等参与制订《规范》的学者们的工作。理解杨玉圣等人的工作,同样要在本土语境中对之进行辨析。现行的学术制度虽然布满罅隙与断层,但仍在各种学术活动中起着相当重要的、有时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对此我们必须予以承认。在这种语境下,无条件地接受政治的宰制或是激烈地对抗政治的宰制都无益于学术的正常发展。为了让中国学术享有一个较长时段的常态发展期,学者们必须学会用一种心平气和的方式向政治权力争取最大的学术空间,唯此方能为真正的学术繁荣期的到来积蓄力量。  

应该说,《规范》的制定便是中国学界与政治权力进行积极合作、互动双赢的一次尝试。我们看到,这次合作也意识到应该预防政治权力对学术的干预,无论是“总则”部分的第二条强调“本规范由广大专家学者广泛讨论、共同参与制订,是高校师生及相关人员在学术活动中自律的准则”,还是“附则”部分的第24条建议“各高校可根据本规范,结合具体情况,制订相应的学术规范及其实施办法,并对侵犯知识产权或违反学术道德的学术不端行为加以监督和惩处”  ,无不体现了对政治干预学术的某种约束。  

另一方面,这次出台的《规范》虽然因涉及范围过广而无法制定过细的学术规范,但它对基本规范、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及学术批评规范均有所涉及,至少以公认的方式明确了学术规范应包含的几个主要方面,为中国学界早日推出如美国的《芝加哥手册》一般内容详实的成文规范搭建起一个平台。如果我们同意改革旧体制不是推倒重来,而是渐进的改良与逐步的填漏补缺,那么《规范》的制定无疑将为新的学术制度的确立起到良性的推动作用。  


此外,关于这场讨论中涉及道德自律的问题,我们也有必要予以进一步的梳理。梳理的第一步应该是区分出学术共同体与学者个体两个层面,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思考将会导出不同的结论。在共同体的层面上,本土的学术共同体最为缺乏的乃是一种行业自律,长期以来整体性的对于政治权力的依附使得许多原本属于学术范围的争论扩展为政治事件,这种例子在上个世纪里绝不少见。汉语学界所缺乏的并不是裁决学术争端的能力,而是学术独立、学术自治的信念——这才是行业自律得以实现的根本前提。  

而在个人的层面上,本土的学者需要反倒的是他律。本土传统的主流向来主张人性本善,何况读圣贤书的学者,更是“人皆可为尧舜”。这种道德哲学向极端发展,会因为缺乏道德自省的机制而误入自以为真理在握的狂妄之途;贯彻在日常的道德实践中,则因缺乏对“恶”的深入探讨而导致约束机制的阙如,道德本身也终将难以为继 。因此,需要修补漏洞的不仅是“正面”的学术规范和道德规范,还有对于学术腐败的监督与惩处机制。  

无论从哪个层面上看,杨玉圣对于各科研机构纷纷出台的学术道德规范感到欢欣鼓舞都是必然的。这些成文规范既是各个科研机构实行行业自律的体现,又是对学者个人从事学术活动的有效约束——因为有了明确的、可操作的惩处条例 。对于这场学术规范化运动所要达成的最终目标——建立起真正有助于学术发展的学术制度——来说,“建立健全学术惩处机制是最重要的制度性环节之一” ,这一点毋庸置疑。制度所以能够起作用就是因为其中的惩罚机制将人的行为导入可合理预期的轨道,学术活动亦不能因为学者的道德优越感而豁免于惩罚机制。  
   
与可以落实为白纸黑字的惩处条例相比,对于学术腐败与学术失范的监督机制显得更加难以建立,由于学术本身的门槛,监督只能由同行学者进行,而在中国学界,同行圈子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为尊者及友人讳的传统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批评作为监督的一种重要手段尤其需要鼓励和提倡,这当是杨玉圣创办学术批评网的直接因由,也是他呼吁学术规范草案不仅要规范学术批评,当务之急是更要保护学术批评,为学术批评的壮大创造良性空间的原因 。  

这一主张无疑出自杨玉圣的切身体验。自述“对学术评论确实是情有独钟,从1984年发表第一篇习作起,写的大大小小的文章差不多都跟学术评论有关——从综述、书评到学术批评、学术规范,二十年一以贯之”的杨玉圣深知“学术批评之困难与艰难” ,这种困难与艰难不仅来自被批评者的往往涉及人身方面的反击,来自旧体制对学术失范与学术腐败的无动于衷甚至包庇,更来自批评者本身:真正的学术批评除了需要“吾更爱真理”学术良知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还需要学术眼光与见识。无论是抄袭剽窃、陈陈相因还是信口开河、自说自话,只要弄虚作假者不是太过白痴,对其不端行为的辨识与批判均是对批评者本人的学术视野甚至阅读量的考验。正因为如此,那些指责批评者以“学术警察”或“学术宪兵”自居的人如果不是出于报复性的目的,那么在此问题上便是本末倒置,而且这种看似一团和气的做法正是汉语学术健康发展的又一大障碍。学术必须在你来我往的争议磋商中才能朝各个方向发展出种种可能性——大师往往聚集在同一个时代,盖缘于此——而乡愿只能使争议与磋商消弥于无形,最终是将学术束缚在一条中庸的道路上。如此则不难理解杨玉圣在一次关于学术批评网的访谈中说:“本网开展的学术批评,绝非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为了学术的建设与发展。”   

着眼于学术建设的学术批评也绝不仅是对各种失范现象的监督,更重要的是对学术水平的推进。学术的积累与知识的增长不仅体现在各种研究性的论文与专著中,眼光独到、敏于发现问题并提出问题与作者商榷的学术批评同样在为学术积累和知识增长做贡献。而那种将原著简述一遍再加上若干谥美之辞的所谓“书评”只能被看作是批评界的“低水平重复”,其与研究性著作中的低水平重复同样都会成为驱逐“良币”的“劣币”。为了学术的健康发展,对这两种低水平重复我们都不能再报以沉默了。  

因此,杨玉圣不仅身体力行地写下一篇又一篇“挑刺”的学术批评,而且坚持不懈地对批评事业进行各种各样的“元批评” ,批评内容涉及呼吁改善书评的生存环境、倡导批评式书评、倡导负责任的书评及倡导书评为自身开拓更宽广的生存空间诸方面,且率先进入网络这个新的生存空间,利用网络的影响力成为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及学术批评的领军人物。  

杨玉圣介绍自己创办学术批评网的起因时说,他自己“一再感受到学术批评之困难与艰难,不受重视反遭歧视。不仅没有学术批评的氛围与机制,而且也缺乏交流的机会与平台。所以,创设学术批评网这样一个平台,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 但是,我们看到,他并没有放弃传统的交流平台——学术期刊 ,或者毋宁说他两栖于网络与期刊。他在进军网络的同时,仍在为学术期刊的建设奉献一己之力,除了办刊的具体事务,还写下了《学术期刊的境遇与出路》《值得关注的学术集刊现象》《学术刊物“论文集化”的时弊》《精确定位  创新栏目》《公共学术空间的建设——〈学人〉之路》《重建学术批评的空间——〈中国书评〉的努力》等探讨学术期刊建设思路的文章,对学术期刊的关注一望而知。这种两栖自然有其原因所在。  

正如杨玉圣所言,网络空间以其近乎无限性、时效性甚至即时性、大众性或民间性的特点为学术批评事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并完全有可能更进一步地成为真正的学术公共空间。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放弃传统的学术空间(以学术期刊为其代表),仍然是那句话:在本土语境中,既然学术期刊体系继续存在且继续在现行的学术评价机制中起着衡量学术成果价值高下的主导性作用,那么我们就不能任由旧体制在这里窒息学术,更不能放弃将之改造为真正的学术公共空间的努力。  

何谓真正的学术公共空间?本文并不想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只想针对本土的现实指出它不应该是怎样的。首先,它不应该是具有行政等级的期刊体系,而且这种行政等级毋庸置疑地等同于期刊的学术权威性等级,即国家级刊物一定胜过省级刊物,省级刊物也一定强过市级刊物,结果基于期刊权威等级的学术评价机制就变成了期刊的行政等级决定论。针对这种学术期刊的非学术化现象,我们应该倡导学人办刊,只有一直亲身进行各种学术活动的学人才有能力判断稿件的学术价值,从而使期刊体现出真正的学术权威性,成为新的学术评价机制的核心环节。其次,它不应该沿用现行的评审与用稿制度,遴选稿件唯师、生、友等熟人是从,或唯尊长与名气是从,结果成了“熟人社会”的纸质翻版。针对这种熟人化现象,我们应该倡导匿名评审制,将国际通用的成熟做法引入本土,学术要与国际接轨,先自制度始。  

随着真正有益于学术发展的学术制度的确立,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终会归于沉寂,而学术批评将永远存在;另一方面,学术期刊与学术网站的并存也将延续一段至今看不到终点的时间。对此,我们一则希望揭露失范现象的学术批评越来越少,旨在学术增量的学术批评越来越多;二则希望学术期刊与学术网站都能够成为真正的学术公共空间,而两栖的杨玉圣能够在两者共同构成的大学术空间内如鱼得水地进行他的学术批评事业。  

(本网发布时注释从略。感谢叶勤博士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6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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