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作品的编辑体例与格式亟待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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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每年出版不少原创和翻译引进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但迄今未见有由国家出版当局制定的编辑体例和格式的强制性标准，多由各出版社、杂志社、编辑部甚至由编辑本人自行掌握，以致造成学术出版格式的极度混乱和失范。学术著作与文学虚构类著作、通俗实用性著作不同的是，它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出版物中正统、精深、严谨的一面，因而学术著作的编辑要求有更高深的学问底子和编辑能力。但是，由于没有建立起学术作品的编辑规范，学术作品的编辑工作就完全丧失了其应有的品味和水准，从而造成了这样的印象，似乎什么人都可以编辑学术著作，根本没有好坏标准。这既不利于编辑队伍的自身建设和提高，也不利于学术界树立严谨的治学作风。在学术出版失范的情况下，不少非常劣制的学术著作得以问世，大量抄袭剽窃根本不注明出处者有之，信口开河无处可查者有之，乱删乱改外文原著者有之。重视“学术出版”特定规范的研究和制定，是“编辑学”非常迫切的课题，也是国家出版当局应予重视的紧迫问题。

我在主编《科学观念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和《绿色经典文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两套丛书的过程中，深感在编辑体例和格式上无章可循。再翻翻这些年出版的许多学术著作译作，发现我曾经碰到的问题在这些书中更为严重。我不是职业编辑，也没有认真钻研编辑学，不可能对“学术编辑和出版”这个话题做全面的论述。但愿意把我在编辑前两套丛书时碰到的问题，以及平时作为读者碰到的问题，一并提出来，供编辑学界和出版界参考。

同其他出版物一样，衡量学术出版物之编辑和出版质量的标准也包括：用词用语规范、不出错字别字、标点符号正确、全书体例统一、统一专业术语、统一计量单位、统一数字用法等等。但是，学术著作和译作在两个方面表现出特殊性：第一，在现有质量标准的执行过程中出现特殊性，比如专业术语和外国人名译名的统一问题，随着新学科、新术语、新人物的不断涌现，国家标准和词典编篡相对滞后时，这个问题就突出出来了。第二，在通常的质量标准之外，学术著作特有的问题，比如引文和参考文献的书写格式问题，再比如，翻译作品中文献的翻译问题，都是其他著作编辑不大碰到的。本文试就索引、参考文献的格式和翻译作品三个方面提些看法，抛砖引玉，呼请出现更专业的研究工作。

一、关于索引

我们经常见到外文书后面附有索引（index），有的还分为主题索引和人名索引，甚至分得更细。索引的功能对读者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它可以帮助全方法多角度的检索查考。索引还可以用做信息数据统计，对鉴别著作的相互引用率等特别有用。对于编辑而言，编制索引的最大好处是可以解决专业术语和人名的统一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由于时代的发展过快，许多新的专业术语和人名的统一没有标准可循，这就需要临时制定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即至少需要在一本书中统一。为了有效的达到这个统一的目标，编制索引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有的时候，一个新的专业术语的译名不是特别通行，或者根本就是第一次出现，是译者自己新创的。按照通常的做法，是在该译名后面附上原文。但是，如果这个术语反复在书中出现就有点麻烦。如果每次出现都附上原文，显得累赘，如果不附上，有时又造成理解上的困难。我认为可以这样处理，即原文一律附在索引之中，这样既简明又有利于读者阅读。外国人名也有这个问题，通过索引可以一并解决。编索引一定要按照中文的汉语拼音顺序，否则起不到索检的作用。

编制索引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过去铅排的时代，需要等到正文最后校定之后再逐页对照编制。只有很少的出版社很少的书搞过索引。在对待翻译作品本身已有的索引问题上，只有象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少数出版社采用旁码方法，将原索引保留下来，多数出版社则为了怕麻烦把这些本来就有的索引索性删掉，显示了我们相当低的出版水平。或许是因为中国出版社都怕麻烦，或者是中国学者的著作本来就没有什么查考价值，几十年来我们对索引既不重视，也不熟悉。大慨是受这一出版观念的影响，号称把中国出版印刷业带进光与电时代的华光和北大方正排版软件，都缺乏索引编制功能。以致我们的出版硬件告别了铅排时代，而出版观念并没有什么大的长进。按说电脑技术完全可以解决索引编制问题，就象解决脚注难题（铅排时代排随文脚注也很麻烦）一样。国家出版部门应该敦促排版软件开发商开发索引编制功能。

二、关于参考文献的格式

学术著作为了做到有理有据，会出现大量的文献征引，标明这些引文或者观点的来源和出处，是起码的学术道德。以什么样的格式有效而规范的达到这一目的，则是出版管理部门需要研究的。据说，自然科学的期刊有一个参考文献的书写格式，但在书籍出版方面尚无标准格式可以依据。我在主编《科学观念丛书》时，按照我个人的写作经验制定了一个参考文献的书写格式，现提出供进一步研究参考。全部共5条：

第1条正文中引用参考文献，一律用页脚注。对正文的注释性文字说明，也一律用页脚注，但请尽量简短，过长的注文会给排版带来麻烦。为了查考的需要，外文文献不要译成中文。

第2条参考文献的书写格式分完全格式和简略格式两种。

第3条完全格式的构成，举例如下(方括号[]中的项为可替换项)：

著作：作者、著作名、出版者及出版年、页码

吴国盛：《科学的历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第1-10页]。

R.Poidevin,The Philosophy of Tim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00[pp.1-10].

译作：作者、著作名、译者、出版者及出版年、页码

柯林武德：《自然的观念》，吴国盛等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tr.by John Macquarrie &Edward Robinson,Harper &Row,1962,p.100[pp.1-10].

载于期刊的论文(译文参照译作格式在译文题目后加译者)：

吴国盛：“希腊人的空间概念”，《哲学研究》1992年第11期。

A.H.Maslow,“The Fusion of Facts and Value”,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23(1963).

载于书籍的论文(译文参照译作格式在译文题目后加译者)：

吴国盛：“自然哲学的复兴”，载《自然哲学》(第1辑)，吴国盛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T.Kuhn,“The History of Science”,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ed.by D.L.Sills,Macmillan,1968.

说明与注意事项：

1，无论中外文注释，结尾必须有句号。中文是圆圈，西文是圆点。

2，外文页码标符用小写p.，页码起止用小写pp.。

3，外文的句点有两种用途，一种用做句号，一种用做单词或人名等的简写(如tr.和ed.)，在后一种用途时，句点后可以接任何其他必需的标点符号。

4，书名和期刊名，中文用书名号，外文则用斜体(手写时用加底线表示)；论文名无论中外一律用正体加引号。

5，引文出自著(译)作的必须标页码，出自论(译)文的则不标页码。

6，中文文献作者名后用冒号(：)，外文文献作者名后用逗号(,)。

7，中文文献的版本或期号的写法从中文习惯与外文略有不同。

第4条简略格式有如下三种：

第一种只写作者、书(文)名、页码(文章无此项)，这几项的写法同完全格式，如：

吴国盛：《科学的历程》，第100页。

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p.100.

吴国盛：“自然哲学的复兴”。

T.Kuhn,“The History of Science”.

第二种用“前引文献”(英文用op.cit.)字样代替第一种简略格式中的书名或文章名(此时中文作者名后不再用冒号而改用逗号)，如：

吴国盛，前引文献，第100页。

吴国盛，前引文献。

Martin Heidegger,op.cit.,p.100.

T.Kuhn,op.cit..

第三种中文只写“同上。”字样，西文只写“ibid.”字样。

第5条完全格式与简略格式的使用规定：

1，参考文献在文章中第一次出现时必须用完全格式。

2，只有在同一页紧挨着两次完全一样的征引的情况下，其中的第二次可以用第三种简略格式，这意味着第三种简略格式不可能出现在每页的第一个注中。

3，在同一页对同一作者同一文献(同一版本)的多次引用(不必是紧挨着)的情况下，第一次出现时用第一种简略格式，以后出现时用第二种简略格式。下面是假想的某一页的脚注：

?吴国盛：《科学的历程》，第100页。

?M.Heidegger,Being and Time,p.100.

?吴国盛，前引文献，第200页。

?同上。

…M.Heidegger,op.cit.,p.200.

?T.Kuhn,“The History of Science”.

?ibid.

4，在同一页出现对同一作者不同文献(或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的多次引用时，禁止对该文献使用第二种简略格式。

第1条要求用页下注即脚注，是从读者阅读方便角度考虑的。过去铅排的时候，脚注随正文的变化而变化，麻烦很多，也容易出错，现在电子排版使排脚注变得极为简单而容易，所以应该推广使用这一又简单又实用的方式。

第1条要求注文不要太长，这也是从北大方正排版软件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的。有些长注或者不是长注但恰好位于页下端的注，因当页排不下而被甩到下一页，使本页下端露出很大的空白。过去铅排时可以将注文后面的部分移到下一页，而北大方正没有这一功能。

第1条要求外文文献不要译出来，是从读者查考角度出发的。过去把参考文献译出来的做法实际上是非常荒唐的，因为它使参考文献的“参考”功能完全丧失了。

第3条规定论文名用引号而书名用书名号，是为了区别论文和著作。将这两者区别开来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作法，英文的书名或期刊名通常用斜体，而论文就用引号。现行的标点符号使用规则中关于引号和书名号的部分应当适当更改，在“引号”部分加上“第四项，在参考文献的书写中表示文章名”，在“书名号”部分去掉“文章名”。

三、关于翻译作品

对翻译过来的学术著作而言，上面已经提到的索引和文献格式问题表现得更加严重和复杂。先说索引的翻译与重新编制。

原书大都有索引，但那是为了原文种的读者方便而设立的，编制相应的中文索引，不是简单的翻译过来就行。需要重新按汉语拼音排序法对译过来之后的术语或人名进行排序，否则索引的功能就丧失了。举个例子，reductionism一词在文中被译成“还原论”。如果按照原文的索引简单的译出来，那么“还原论”这个词条就处在R打头的一组中，因为原文reductionism以r打头。但有些人并不知道“还原论”一词的原文是什么，因此，假若他想看看本书对“还原论”是什么看法，他就很难从索引中得到帮助。

除了索引的排序需重新做之外，还要补充一些新的原文本来没有的内容，但可以加上标记，申明这是译者后加的。需要补充的主要是一些国内尚没有完全认同的名词和人名翻译，这部分东西虽然没有被原作者纳入值得检索的范围之内，但却对于译本是必需的。

翻译书的索引并不是完全重新编的，还是以原索引为兰本，以原书索引为基础，以原索引的宗旨为主要宗旨，即要把原索引力图向读者展现的那些关键词继续毫无遗漏的提供给读者。这里有一个索引的翻译转换问题。为了保证关键词继续以关键词出现，原文索引项中出现的第一个索引词（即关键词），译出来之后还必须出现在第一位。这样就要求：

1、象biology,reductionism and这样的索引项，就不应译成“还原论与生物学”，而应译成“生物学，还原论与~”

2、象人名“Carson,Rachel”，就不应译成“蕾切尔·卡逊”，而应译成“卡逊，蕾切尔”。因为外文行文中常常只写姓，不写名，如果我们在索引中名在先，对那些并不事先知道其名的读者就无法检索。比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个名，知道爱因斯坦的很多，而知道他名叫阿尔伯特的就不多。

如果原书只有主题索引，没有人名索引，则应单独编制一个人名索引，编这个索引可以起到统一人名译名的作用。有了人名（译名）索引，人名在正文中出现时，就不必附原文了。

人名译名对照表，先中文译名，后原文，同样按汉语拼音排序。人名写法应先写姓，再写名，参照上述索引翻译办法。

索引中的页码过去都用原文页码（在译本中以旁码或文中码的方式出现），查检不是特别方便。最好要求编辑或译者花点功夫（其实也花不了多大功夫）用译本页码重新编，如果还是用旁码，那么特别为译本补加的术语译名和人名译名部分也得统一用原页码（旁码）。

说了索引，再说说参考文献的翻译。

对待原始文献及其出处（包括杂志名、出版社和出版时间等）的态度是不翻译，以便于读者进一步查阅。从前许多出版社不懂得这一点，其实是费力不讨好。可制定如下规则：

在参考文献部分出现的文献及其出处，均不翻译，保持原状。

在注释部分出现的文献及其出处，均不翻译，但文献之间的连接词要译，保持叙述的连贯性。

在正文中出现的文献要翻译，但要在括号里附上原名。

除了上述索引和参考文献的问题此外，还有翻译作品一些特殊的问题需要规范。

首先，应该要求所有的翻译作品在适当的地方注明书名原文、作者原文、原出版社及出版时间及版次。现在版权贸易发达了，引进版书籍越来越多，可是许多译本里根本见不到原书的一些基本出版数据。如果译者对书名不直译再加上对原作者的名字重新翻译，一个原本知道原书的中国读者也会搞不清这本书是怎么回事，显出出版者对读者极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二点，应该要求翻译作品不得随意删改原文内容。这是中国学术翻译界的老毛病，一会儿认为原文观点反动、错误需要删改，一会儿认为原书中的参考文献国人不易得到，起不到查考作用而予以删除，一会儿认为原书中说的有些事情和我们中国人没有关系也删掉了。更有甚者，把那些没有看懂的部分删掉。至于索引前面已经说过，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怕麻烦而予以删除。现在应该认识到，随意删改原书内容，既是对原作者的不尊重，也是侵权行为，应该视为出版领域一件极其下作的事情。译者和编辑对内容有看法，可以加注说明，而不能随意删除。这一点，必须树立为学术出版方面的一条道德准则。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1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