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袭与参考——从严格参考文献制度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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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事件已经得到了严肃处理，表彰科学家的宣传也搞得轰轰烈烈，各高校关于科研的道德规范和守则相继出台，“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倡议书和“用心血做学问，用生命写文章”的口号也不断见诸于世。血气方刚者对学术腐败口诛笔伐，将“扒粪运动”进行到底，寻找学术腐败的道德根源，批评急功近利、浮躁之风乃至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失范，呼唤自律和对失范现象做斗争。  

作为一名学者，我对抄袭或剽窃深恶痛绝。但是，我不认为抄袭仅仅是道德体系失范的问题，而是做学问好坏的是非标准问题。文章精品应该是在博览群书之后，在旁征博引的基础上完成的，即使是“拍脑袋”写的，也需要有多年的知识积累。在我国的学校中，甚至在中国的传统中，根本没有严格的参考文献制度，也就是说，是否抄袭完全靠自觉，这是造成学术腐败的土壤。  

记得一个西方学者讲过，抄一个人的是剽窃，抄很多人的是研究。西方学术论文的结尾，需要有参考文献目录，这个目录有时很长，参考的页码标得一清二楚，这个页码和前面的引文处一一对应，无一疏漏。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交代理论的来龙去脉，有利于后续研究，二是说明自己的贡献。我们还可以看到，参考文献制度是杜绝剽窃的有效办法。  

近几年，我国的学术刊物、专著、教材和学位论文在标注参考文献方面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是，问题和漏洞仍然不少。第一，一些杂志社和出版社的编辑，以及学位论文的导师至今不要求在正文内标注参考文献，甚至不要求在文后有参考文献目录，即使要求了，也往往只要求“主要参考文献”。常常可以发现，有些作者明明是主要参考了某人的作品，却偏偏“疏漏”了该作品的篇目；第二，往往不要求在正文的参考文或引文处作出标注，因而为剽窃者提供了活动的空间；第三，一些学术著作、论文和学位论文是在大量翻译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但是没有真正的参考文献目录，甚至露出马脚――照翻原著的引文处，与后面列举的在网上下载的文献目录不能对应，明明是学风有严重问题，却被评为优秀；第四，审稿者或评论者不认真审查文章的参考文献，或认为参考文献可有可无；第五，抄袭别人没发表的研究论文，甚至抄袭别人的参考文献，抢先发表；第六，有的导师在学生撰写的论文上挂名第一作者，却不管该论文是如何参考别人的论文写出来的。  


在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切身体会。我要承认，我1963年进大学，直到1996年才真正知道如何标注参考文献，这种治学态度不是来自国内老师和学校教育，而是来自国外学术期刊和学术著作的审稿人对我的培育和熏陶。对我印象对深刻的一次，是1997年在我的文章中引用了《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 vol. 34, no.39.）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引用了钱三强关于中国国家精神的话“The Chinese are not stupid at all. What foreigners can do, the Chinese, through hard work, can  
accomplish as well”，由于粗心，我写成另一个篇名，《北京周报》的期号也标错了，我完全不知晓，却被负责审稿和编辑学术论文集的美国佛罗里达大学E.Malecki教授发现并提出疑问，督促我重新寻找该文出处，加以更正。我真佩服他的治学严谨，同时鞭策自己，今后不能发生类似错误。  

我写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国内杂志社、出版社的编辑先生们、学校研究生院的领导和研究生导师们能够充分重视有关参考文献的问题，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教育和培养。大学本科甚至中学论文写作中也要抓这一点。这样做，可能对学术腐败起到有效的治理作用。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2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