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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腐败一直是困扰着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问题。仅从不断曝光的各种剽窃案来看,抄袭手法之多样,花样之翻新,可谓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有人大段抄袭别人的论文;有人把别人的专著东抄一段,西抄几句,移花接木,占为己有;有人从外文中直接翻译作为自己的成果;有人把别人的研究用另一种方式表达……
但上述种种剽窃花样比起今天我要向大家揭露的抄袭者的手法来,只能是相形见绌了。这位剽窃者利用同学的信任和友谊,从毕业分别时互赠留念的硕士论文中抄袭,每一部分独立成一篇,署上自己的大名发表出来。多么高明!神不知鬼不觉地增加了多项“成果”,成为学界的“新星”!
这位剽窃高手就是解放军外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季明举先生。他所抄袭的就是本人的硕士学位论文。
本人和季明举是硕士研究生同学(不知这是我的幸运还是不幸),1988—1991年我们在东北师范大学攻读俄罗斯文学专业硕士学位。期间我和季明举还有另两位同学同住在一个寝室,直至毕业。分手之际,四人互赠一本硕士学位论文作为纪念。
谁知这竟为季明举剽窃我的学位论文提供了方便。
1998年,我发现他在《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5期上发表的《〈死魂灵〉与流浪汉小说》全文几乎一字不漏地抄自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我随即打电话质询他,季明举惊慌失措,左一封信,右一个电话地赔礼道歉,又是老同学,又是大哥地求我原谅。当时我以为他经过了我的警告后会自知羞耻而痛改前非、认真问学,又念在老同学的份上,就没有向学界公开。
转眼到了2001年,当我到图书馆系统查阅与我的硕士论文相关的资料时,竟十分惊奇地发现:在近几年中,我的硕士论文可以独立成篇的部分全被季明举抄出来发表了。就在我1998年第一次发现他的剽窃行径向他发出警告之后,他竟然随后又从我的硕士论文中抄袭一篇文章,发表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1期上。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但我硕士阶段的全部心血就这样被季明举无耻地毫不费力地据为己有,而且我想把我在硕士阶段的研究再深入一步的想法猝然化为乌有。我的一位律师朋友闻听此事后,建议我采取法律手段来追究季明举的责任、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我的律师向季明举发出了调解函,谁知这位深谙“依样画葫”之道的“剽窃高手”竟然也聘请了律师,声称他的论文与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相似”,“纯粹系巧合”,“巧合不同于抄袭”,云云。
那么,我们就看看季明举先生这几年的大作与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如何“相似”、“巧合”的吧!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十九世纪俄国长篇小说结构的嬗变》,于1991年6月7日在东北师范大学通过答辩,当时答辩委员会成员包括吉林大学宋昌中教授,东北师范大学何茂正教授、张达明教授、李忠玉教授、原学惠教授。本人可提供有关档案材料。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内容提要》如下:
“本文试图从结构美学的角度,在时间、空间、人物三大要素中对十九世纪俄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历程作一番粗浅的观照,探讨其中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结构模式的艺术特色,揭示其产生和发展的某些规律。文章认为,十九世纪的俄国长篇小说大致经历了四种结构的变化:果戈里的结构是源于西方的流浪汉小说结构;屠格涅夫的结构是福楼拜式的封闭结构;托尔斯泰的结构则是多角度、全方位开放的超大型结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结构又是另一种崭新的、内化的多声部结构。……”
季明举从中抄袭的文章共有5篇:
1、《〈死魂灵〉与流浪汉小说》,发表在《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5期。
2、《屠格涅夫小说结构的时空特征》,发表在《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5年第5期。
3、《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形象的结构学意义》,发表在《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4、《论屠格涅夫作品结构中的节奏感和韵律》,发表在《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5、《〈复活〉人物形象的结构学意义》,发表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1期。
具体来说,季明举的五篇“大作”中前三篇系全文抄袭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后两篇则属于部分抄袭。
由于《〈死魂灵〉与流浪汉小说》全文8000余字,《屠格涅夫小说结构的时空特征》7000余字,《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形象的结构学意义》7000余字,此三篇系几乎全文一字不漏地抄袭,因此在这里没有必要逐字逐句进行对照,仅以季明举的《〈死魂灵〉与流浪汉小说》的开头结尾部分与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相对照,请读者“奇文共赏”。如果有关部门介入调查,本人可以提供全部原件并负法律责任。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第2页“果戈里式”部分的开头第一自然段如下:
“作为一部真正民族性的杰出的长篇小说,果戈里的《死魂灵》一开始就以描写的真实性、尖锐性和揭露的深刻性引起俄国社会不同势力的争吵和各种各样的反应:恐惧、憎恨、欣赏、称赞、诅咒不一而足,从而使长篇小说这一艺术样式在俄国的民族文学中一炮打响,并从此生根、开花,在未来的岁月中不断结出丰硕的果实。有趣的是,这一“真正俄国的作品”,采用的却是西欧小说的结构——流浪汉小说结构。可见在艺术表现中,其反映的内容可以有国界,有民族性,而反映的形式和方法却是没有国界的,对他国艺术样式和艺术手法的吸收和借鉴完全可以表现本民族的生活,并且完全可以达到成功乃至取得很高的成就。同时这一现象也说明了在俄国长篇小说产生之初,流浪汉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在俄国文坛影响之深。”
季明举《〈死魂灵〉与流浪汉小说》(《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5期第74页)的开头第一自然段如下:
“作为一部真正民族性的杰出长篇小说,果戈里的《死魂灵》一开始就以描写的真实性、讽刺的尖锐性和揭露深刻性引起俄国社会不同势力的争吵和各种各样的反应:恐惧、憎恨、欣赏、称赞、诅咒等不一而足,从而使长篇小说这一艺术体裁在俄国的民族文学中一炮打响,并从此生根、开花,在未来的岁月中不断结出丰硕的果实。有趣的是,这一号称“真正俄国的作品”,采用的却是西欧小说结构——流浪汉小说结构,可见在艺术表现中,其反映的内容可以有国界,有地域特征、有民族性,而反映的形式和手法却是没有国界的,对他国艺术样式和艺术方法的吸收和借鉴完全可以表现本民族的生活,并且完全可以达到成功乃至取得很高的成就。同时,这一现象也说明了在俄国长篇小说产生之初,流浪汉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在俄国文坛影响之深刻。”
再看本人硕士学位论文第8页“果戈里式”的结尾:
“总而言之,《死魂灵》这部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品采用的是西欧的流浪汉小说结构,其结果如上所述,既有利也有弊,但总体上看这是一个“旧瓶装新酒”的成功范例。现实主义大师果戈里在广阔的时空中把俄罗斯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历历如生地展示了出来,尤其五个地主形象的塑造更是百余年来有口皆碑,在这一点上西方传统的流浪汉小说和《死魂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可以说,《死魂灵》除了继承流浪汉小说的结构及其由此而产生的特点外,它和传统的流浪汉小说相比已经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作品。特别是作品中运用的一些新的表现手法,更是令传统的流浪汉小说望尘莫及。除了上面讲过的塑造人物的典型化手法之外,《死魂灵》里有许多表现手法是传统的流浪汉小说中从来没有过的。例如《死魂灵》中运用了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手法,这些都为传统的流浪汉小说所无。卢卡奇就曾指出过这一点:“十八世纪(勒萨日、伏尔泰等人)的小说,几乎不知描写为何物。”传统的流浪汉小说注重的只是故事性,随着主人公的流浪一个故事接着另一个故事讲下去,而人物的内心历程,人物活动的环境空间特点,大自然的美丽景色等等,都不是作品关注的对象。另外,《死魂灵》虽然没有一个固定的中心环境,但人物性格的刻画中却十分重视环境和性格的关系,并把它作为性格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去精雕细刻,这也是作品区别于传统的流浪汉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最后,和传统的流浪汉小说相比,《死魂灵》中叙述视角已经有了改变。流浪汉小说都是以流浪汉本人以第一人称来讲述的,作品观察事物亦完全从主人公眼光出发。而在《死魂灵》中,作者已经作为冷峻、客观的评判者出现了。这些特点都显示出《死魂灵》与流浪汉小说的鲜明区别。总之,《死魂灵》是装在流浪汉小说框架中的现实主义杰作。”
而季明举《〈死魂灵〉与流浪汉小说》(《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5期第79页)的结尾则是:
“《死魂灵》这部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经典现实主义作品采用了西欧的流浪汉小说结构,其结果如上所述,既有利也有弊,但总体上看这是一个“旧瓶装新酒”的成功范例。现实主义大师果戈里在广阔的艺术时空中把俄罗斯现实生活的丰富多彩栩栩如生地展示出来,尤其是五个地主形象的塑造可谓百余年来有口皆碑,在这一点上西方传统的流浪汉小说和《死魂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可以说,《死魂灵》除了继承流浪汉小说的结构及其由此而产生的一些固有特征外,它和传统的流浪汉小说相比已经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作品了。特别是作品中运用的一些新的表现手法,更是令传统的流浪汉小说望尘莫及。除了塑造人物的典型化手法之外,《死魂灵》里有许多表现手法是传统的流浪汉小说中从来没有过的。例如,《死魂灵》中运用了心理描写和景物描写手法,传统的流浪汉小说中是没有的。卢卡契曾指出过这一点:“18世纪(勒萨日、伏尔泰等人)的小说,几乎不知描写为何物。”传统的流浪汉小说注重的只是故事性,随着主人公的流浪,一个故事接着另一个故事讲下去,而人物的内心历程,人物活动的环境空间特点,大自然的美丽景色等等,都不是作品关注的对象。另外,《死魂灵》虽然没有一个固定的中心环境,但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中却十分重视环境和性格的关系,并把环境作为性格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去精心刻画,这也是《死魂灵》区别于传统的流浪汉小说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后,和传统的流浪汉小说相比,果戈里叙述的视角已经有了改变。流浪汉小说的故事都是以流浪汉本人作第一人称来讲述的,作品观察事物亦完全从主人公眼光出发。而在《死魂灵》中,作者已经作为严肃、客观的评判者出现了。这些特点都显示出《死魂灵》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经典作品与流浪汉小说的鲜明区别。就此而论,《死魂灵》是嵌在流浪汉小说框架中的伟大杰作。”
诸君请看,季明举先生在这里除了个别字、词之外(如将“历历如生”改为“栩栩如生”),全文几乎原封不动地抄袭了本人《十九世纪俄国长篇小说结构嬗变》中的“果戈里式”部分。连本人当年因时间关系未能精练的语句他也照抄不误。从近年揭发出的剽窃案来看,文抄公们为掩人耳目,对抄袭之文往往藏头去尾,而季明举则敢如此理直气壮、毫无愧色地从头至尾照抄一遍,连标点符号都未曾改动,此种行为,在佩服之余,只能用“艺高胆大”来形容了。另两篇《屠格涅夫小说结构的时空特征》、《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形象的结构学意义》亦全文抄袭,不再赘述。
看!这就是季明举所谓的“偶然巧合”!可是我想问问;如果从文字、标点到注释、引文全都相同也叫“巧合”,天理何在?!
季明举的五篇大作中《论屠格涅夫作品结构中的节奏感和韵律》较为特殊。由于前述《屠格涅夫小说结构的时空特征》已将本人论文的“屠格涅夫式”部分基本抄完,仅剩后面关于“细节特征”的部分,当然季明举也没有放过。
我的论文是这样的(第15页):
“辩论情节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广泛运用,成为他的作品情节结构上的一种重要方法。《罗亭》中罗亭与皮加索夫的辩论、《贵族之家》中拉夫列茨基和潘申的辩论、《前夜》里别尔森涅夫与库尔纳托夫斯基的辩论、《父与子》里巴扎罗夫和巴威尔的辩论、《处女地》里涅日达诺夫、索洛明等人与卡洛美依采夫的辩论-------等等,人物之间的争吵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可以说俯拾即是。”
季明举的《论屠格涅夫作品结构中的节奏感和韵律》(《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第35页)则是:
“屠格涅夫的小说情节进展上一般在开端时让主人公进入某一环境中------随后马上在内部产生激烈的冲突、论争(《罗亭》中罗亭与皮加索夫的辩论、《贵族之家》中拉夫列茨基和潘申的辩论、《前夜》里伯尔森涅夫与库尔纳托夫斯基的辩论、《父与子》里巴托洛夫和巴维尔的辩论、《处女地》中涅日丹诺夫、索洛明等人与卡洛美依采夫的争论-------等等),而思想冲突经常随爱情的转折而迅速走向高潮。”
季明举的《<复活>人物形象的结构学意义》一文大部分抄自本人硕士学位论文“托尔斯泰式”部分。由于我的作品中关于托尔斯泰《复活》部分不足3000字,而要凑成可以发表的6000多字的论文,除了能抄的部分全抄之外,还需要东拼西凑,将前后部分的有关内容也塞进其中。当然,他自己也还要“发挥发挥”才行。
兹举几例如下:
一、关于情节线索,本人的论文表述如下(第26页):
“《复活》中男主人公的活动是作品中唯一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虽然女主人公的情节从内容上看也很重要,但在结构意义上它只是一条副线,被切割成许多情节单元,而将这些单元串连起来的正是男主人公这条主线。”
季明举抄袭如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59页):
“小说叙事的主线无疑是涅赫留朵夫的人生经历。虽然女主人公玛丝洛娃的故事从内容上看也很重要,但在情节总的结构体系上只是一条副线,被作者切割成许多独立的情节单元,而将这些单元细部串接起来的正是男主人公动作主线。”
二、关于《复活》结尾,本人论文如是(第27页):
“而在《复活》的结尾,涅赫留朵夫虽未能找到社会的公正,但在《福音书》中找到了真理,实现了自身价值的内在平衡,达到了整个人的精神的复活,确也实现了他的精神幸福。”
季明举抄袭如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60页):
“从《复活》的结局看,涅赫留朵夫虽然没能找到社会的公正,但在福音中找到了生命的真谛,达到了个人的精神复苏,确也实现了精神幸福。”
三、关于《复活》结构与《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的不同,本人论文如是(第26页):
“在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小说中,《复活》的结构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它不像《战争与和平》那样规模宏大,头绪纷繁,结构宏伟;也不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双线齐头并进,平行发展。从情节进展来看,它基本上一直处于单线索的发展之中。”
季明举抄袭如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62页):
“在《复活》中,我们既看不到《战争与和平》那样结构上的头绪纷杂,容量巨大,也看不到《安娜?卡列尼娜》情节布局上的双线并进,交叉发展。《复活》因人物少、叙事简单而表现出结构的特殊性。”
四、关于《复活》的讽刺,本人论文为(第27页):
“在对警官、法官、陪审员、监狱长以及省长、枢密官等大小官员的刻画中,在对法庭、监狱、警察制度及枢密院等大小衙门这一整套国家机器的描绘中,讽刺和幽默的火力之猛都是前所未有的。这种现象当然是作品的主题所决定的,但是也和作品的结构不无关系。”
季明举抄袭如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62页):
“作家在对警官、法官、陪审员、监狱长以及省长、枢密官、国务大臣等大小污吏的刻画中,在对法庭、监狱、警察厅及枢密院等一整套国家机器的揭露中,讽刺、抨击的火力之猛都是前所未有的。这种现象是作品叙事主题所决定的,但也和作品结构不无关系。”
五、关于涅赫留朵夫的性格发展,则抄自本人论文的前一部分。我的文字为(第24页):
“《复活》中涅赫留朵夫的性格是这样的。早期在他初次遇到卡秋莎的时候,他这个年轻的大学生性格中人性的一面显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他对卡秋莎的友谊是真诚美好的,时过三年之后,青年军官涅赫留朵夫的性格中兽性的一面已上升为主导面,对卡秋莎的施暴就是最集中的表现。而在多年之后,他目睹卡秋莎的痛苦,决定向她忏悔,与她结婚,并为拯救她而四处奔波时,人性的一面在他的身上又恢复了主导地位。”
季明举抄袭如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59页):
“涅赫留朵夫初次遇到卡秋莎(马丝洛娃)的时候,他还是个年轻纯洁的大学生,性格中人性、浪漫的一面显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他对卡秋莎的友谊(实际上是他的初恋)是真诚动人的,时过三年之后,青年军官涅赫留朵夫的性格中兽性的一面已占上风,对卡秋莎的施暴就是最集中的表现。而在多年之后,已是法庭陪审员的涅赫留朵夫目睹卡秋莎的痛苦,决定向她忏悔,跟她结婚,并为她四处奔波,此时人性的一面又逐渐占了主导地位。”
当然,季明举先生也有少数地方作了相当“聪明”的发挥,只是往往弄巧成拙,看过之后不禁哑然失笑。
例如:在我的论文中的“托尔斯泰式”部分,我引用亨利?詹姆斯评托翁的话:“托尔斯泰是天然湖一样大的一面镜子,是一头巨兽,可以说是一头巨象……它套上了伟大的主题,牵引着人类的整个生活。”用以说明《战争与和平》为代表的托尔斯泰式小说结构的宏伟,而季明举竟在抄袭中照搬,用以说明《复活》这部在托氏长篇小说中最不具“宏伟”结构特色的作品。此外,这段话我转引自《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第45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但在打印中由于疏忽,将注释“同○13”错打为“同○12”,而我的注释○12又是“同○2”,于是季明举便在其注释部分照搬本人的注释○2:“参见H.A.维尔杰列夫斯卡娅《十九世纪40—60年代的俄国长篇小说》俄文版,喀山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54页”(《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第62页)殊不知,《十九世纪40—60年代的俄国长篇小说》一书根本就没有454页,季氏所谓“参见”,只能是天方夜谭了。
又如:季明举《〈死魂灵〉与流浪汉小说》一文第2段将我的论文中“我们知道,果戈里的《死魂灵》创作始于一八三五年”一句改为“我们知道,果戈里的《死魂灵》(又名《死农奴》)创作始于1855年”(《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6年第5期第75页)。查果戈里生平,《死魂灵》的创作1835年始,1842年发表,作者1852年逝世!我们只能叹服季明举先生的“研究”作得高明,竟能将逝去的果戈里再请起来创作!
再如:《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形象的结构学意义》一文,季明举在抄袭中的“发挥”主要是将本人译为中文的一些术语还原为俄文,以显其“高深”。如“多声部性(полифоничность),“复调小说”(полифон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等等。不过,季氏这种“还原”工作也有出错的地方,毕竟他没有真正看过这些作品。在其“参考文献”部分,将我的论文“参考书目”中的“В.Г.奥季诺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中的形象类型学》,科学出版社,新西伯利亚,1981年”一条“还原”时,竟将“В.Г.奥季诺科夫”想当然写成“В.Г.Озиноков”了,不知这位В.Г.Одиноков先生健在否,如他看到,不知作何感想。
够了,这不过是些小小的讹误,不必再浪费读者的时间了。只是这种错误出自一位俄语专家和俄罗斯文学博士之手,实在发人深思。
最后,本人就此事作一总结:季明举所发表的上述五篇论文均系剽窃之作,全部抄自本人的硕士学位论文《十九世纪俄国长篇小说结构嬗变》,其中三篇全文抄袭,两篇部分抄袭,总计25000余字。这就是说,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季明举一直将本人赠其留念的硕士论文作为取之不尽的“科研宝藏”,多年来陆陆续续、源源不断地抄出来发表。直到1998年本人才发现一篇,受到警告之后,他表面道歉,背地里却继续剽窃。
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天本人将其丑行公诸于世,意在唤起学界同仁对这种新的剽窃方式的注意:从同学、朋友相赠而尚未公开发表的作品中抄袭。正人君子们,警惕啊!
当然,本人还要声明:保留从法律上追究其责任的权力。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1年12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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