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关于师徒论文抄袭案中导师是否参与或知情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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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院士师徒系列论文抄袭事件余音犹存，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教授师徒论文抄袭事件已粉墨登场。处置这些及类似事件最棘手的是：导师是否参与或知情？处理结果最难服众的往往是：抄袭与导师无直接关系。这样，学术界不时会出现如下的独特风景：师徒论文抄袭案轰动学界→公众舆论主要指向导师→调查与处理结果是学生几乎承担全部责任导师却不知情→公众不服→不久遗忘。伴随着新一宗抄袭案的浮出，又自然扯出先行者，结果又不明不白、不了了之或想了难了。如此怪圈，循环往复，成了中国学术界最吸引世人眼球的“特色”之一。

相似的事情重复发生，就不能仅仅当个案来对待了，而应从内在规律上去破解。

如何确定论文抄袭易，这可以用技术手段去解决，当事人不承认一般也不会影响定性。然而，把握导师是否参与论文抄袭或置名是否知情难，因为这里有技术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取决于学生的担当与老师的良心。而客观环境又有利于导师的开脱。对此，我们拟分抄袭论文发表前后两部分剖析。

一、抄袭论文发表前可能出现的主要几种情况

1、导师的确不知情，是学生为发表方便擅自加上老师的名字；2、导师知情并参于了抄袭；3、导师象征性地参于了论文写作，但本人没有抄袭，也没有发现学生抄袭。

导师责任分析：第一种情况，除承担教育责任，可不承担其他责任。第三种情况(不管导师是否把该论文当作自己的学术成果介绍或申报)，主要承担学术责任和教育责任，担不承担道德责任，因为非其主观行为。第二种情况，应比学生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老师本身要教导学生如何做人治学的。

二、抄袭论文发表后可能出现的主要几种情况

1、导师自始至终不知情，直至东窗事发才知情；2、论文发表后才知情，但导师没有或来不及把该论文当作自己的学术成果介绍或申报；3、论文发表后才知情，导师把该论文当作自己的学术成果介绍或申报；4、论文发表后才知情，并发现抄袭，但导师率先主动举报。

导师责任分析：第一、二种情况，除承担教育责任，可不承担其他责任。第四种情况，除了承担与第一、二种情况相同的责任，主动举报应得到肯定与鼓励，且这一积极因素可以抵消其承担的责任。第三种情况，与学生承担同样的责任，因为不管其是否知道有抄袭，既然坐享其成，就要承担“风险”。

由上可知，一件师徒论文抄袭案，导师是否参与或知情？至少会有七种答案。可调查的结论往往是两大部分的第一种情况，即无论发表前后老师都不知情，也就谈不上抄袭，这样，导师在桌面上只承担“虚拟”的教育责任，也等于如“一夜情”——不承担责任。这一处理结果常常会使人大失所望、火冒三丈。然后，依我来看，这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的处置结果。因为，一旦师徒论文抄袭案曝光，导师是否参与或知情？对于学生来说，其所受的处罚(除纯经济赔偿)一般是一样的；而是否主动承担全部责任，替老师、学校开脱，对他的实际影响是不一样的。若学生主动承担全部责任：对外，会给人留下“仗义”之印象；“对内”，至少导师会“知恩”，说不定，学校也会补偿，这是丢卒保车的道理。否则，十有八九就成了里外不是人。所以，“出事后”，一般地说，只要脑子不进水，不管他是否自愿，也无论他是否得到过暗示，学生都会在第一时间主动承担全部责任，并尽力为老师开脱。而在网络时代，本来就难留手迹，面对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抄袭(只要老师脸皮厚，学生不愿意也可开脱，因为死无对证)，既然一方已承担全部责任，叫事发的单位与办案的具体人员又能怎样呢？恐怕请公安部长去审也没辙。更何况站在导师所在单位的角度，叫学生承担全部责任，对学校的负面影响再少。故对于学校主政者来讲，于公(学校)于私(做个人情)都希望是如此结果。所以，处理师徒论文抄袭案，能把导师推得一干二净，对于学生、导师、学校及其领导来讲是相对的全赢。

可是，这样做，会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培育两种极端的思维：最公正、最信誓旦旦的调查结论，包括浙大对贺海波论文剽窃事件处理中的李连达院士“不知情”之结论，大家也不可能全信，拿张呜先生的话说——“开脱”；同时，的确无辜(仅指无抄袭一点)的导师，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无风不起浪嘛！如陆杰荣教授究竟有否抄袭？最终如何处理，已都“洗不清”了。

不难明理，不进行深入的动机与得失分析，匆匆地叫学生几乎承担全部责任导师却不知情的处理结果，或完全推定导师不可能不参与的思维模式，对中国学术界、教育界来讲，是全输。故我们应提倡多视角反思。

笔者参于揭露抄袭的时间不算迟，公开实名举报的案例不比别人少，其中，《连环抄袭双双获奖》曾被戏称为2004年度的学术批评之“奇闻”。本人眼里容不下沙子，对抄袭剽窃深恶痛绝。然而，请允许我直言，媒体对师徒论文抄袭事件的万炮齐轰，并把瞄准器大多锁定在导师身上(许多文章中竟找不到肇事学生的名字)，相当程度上是对当今中国学术界、教育界不作为、欠作为及其权学交易、学术腐败不满的宣泄与呐喊；是对赢者通吃，出事后又推卸责任的小人之为的声讨与鄙视；是恨铁不成钢式的叹息与无奈，表述不免情绪化。依我的理论，师徒论文抄袭案，尤其是一次性的，导师基本上是不知情或不会参与的。这并不是抬举了当今高校教授的品德，而是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低估知识精英的智力——对于教授、尤其是名校的大牌教授来讲，主动参于学生的抄袭或明知学生的论文有抄袭，再去挂名，实在没有这么傻。

在国人的眼中，最可恶的罪行是盗窃，最难改造的是贼，故最不为人齿的就是梁上君子。所以，一个稍有身份的人，尽管还会去做其他丧尽天良的事，但一般不会去做贼。如当今社会有不少五毒俱全的贪官和十恶不赦“公仆”，但这些败类一般不会干盗窃的勾当，否则，连亲人也看不起。相反，贪官事发，常常会被人们视为倒霉，或后台不够硬。这些都是我们的价值观与习惯的道德底线使然。抄袭则是精神领域的盗窃，人们也不会原谅。却与物质领域的盗窃从次数上讲多数不会被抓住不同，一旦怀疑某篇论文是抄袭的，可轻而易举识破，且用不着 “人脏俱在”、用不着深奥的专业，也会落网。我早说过，抄袭的行径是公开的，其被发现是迟早的事。从理论上讲，抄袭者是一个也跑不掉的。故我赞同一种说法：抄袭首先是个智力问题。

不可否认，当今中国学术界抄袭者如过江之鲫，但细心观察就会发现，抄袭者往往是作为“敲门砖”而为之的，如为了获得文凭、学位、职称去铤而走险。待他积累了原始资本，如拥有了教授头衔，抄袭的动机大都会消失，发生的概率也随之降低，因为想在学术界继续混，粗制滥造不损毫毛，低水平重复无碍晋升，“功夫在诗外”更是人中俊杰。唯独抄袭一经揭露，就会前功尽弃，得不偿失，且谁也保不住他。在真正的学人心中，抄袭是“一票否决”的。尤其是教授与学生共同抄袭，或明知学生的论文有假，再去挂名发表的概率会更低。因为，抄袭的论文学术影响不会太大，不暴露，对教授级的人物而言，也加不了多少砝码。相反，抄袭的论文学术影响大了，“西洋镜”被击穿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所以教授，尤其是大牌教授与学生共同作案，或明知学生的论文有抄袭，再去挂名发表的蠢事基本上是可以排除的。这并非是不愿为、不想为、不敢为，而是不值得为。在市场经济时代，人人都晓得风险大于收益的事不可干，我们的知识精英会不懂这个浅显的道理吗？

我个人认为，在陆杰荣教授师徒论文抄袭中，导师的角色是：象征性地参于了论文写作，但本人没有抄袭，也没有发现学生抄袭，主要应承担学术责任和教育责任，故陆教授的“政治素质和导师修养的缺失，负有重要的不可推脱的责任”的检讨是基本到位的。即使第一作者都必须承担第一责任、首要责任与主要责任，但“第一责任、首要责任与主要责任”，与是否参与抄袭或知情抄袭又是两回事。
我个人认为，在这次对陆杰荣教授师徒论文抄袭的口诛笔伐中，看到了希望，精神为之一振。当年周叶中师徒抄袭事件案发后，若也有这么多的学者与媒体在第一时间站出来，铁肩担道义，而不是发展到最后几乎叫学术批评网独家支撑，她们的运气不会那么好！但是，另一方面，这次大家或多或少沉浸于揭露的快感中。事实上，形成的抄袭氛围更值得反思：为什么指导学生作文是老师的天职，为何一定要置名，且要第一置名？为什么名人置名就可以发表？为什么仅象征性地作了修改，就放心地让学生去发表了？推而广之，许多导师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兴趣教学，又为何带这么多研究生？甚至，一些博士生导师还跨专业带研究生！以至不少博士论文中一些专业内的常识性错误也发现不了！容我直言，一些博士生导师自己也不那么专业，那么，学生有抄袭行为他怎能发现呢？这样做出的博士论文、培养的博士再多又有何用呢？而这一切，难道是学生、老师、学校所愿？


中国的教育与学术已步入恶性循环。系列师徒论文抄袭案是社会道德风尚、价值观念整体下沉的产物，是教育与学术“大跃进”、大浮躁的投影与归缩。如不实事求是地面对，下次曝光那位教授师徒论文抄袭案也许是偶然的，但会出现更多的剽窃事件则是必然的。且没有“最牛”，只有“更牛”。有什么样的学术生态、环境，就会结出什么样的学术果品。在教育与学术领域，我们再不能自我标榜、自欺欺人了！

今天，面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与学术现状，已到了对决策与体制进行反思的时候了。否则，折腾、累死“千军”的悲剧会延续！我相信，无论是教育部、各大学或著名学者，无论是谁，也断断没有权利把中国的高等教育与学术弄得如此不可收拾、不堪回首！否则，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中对不起我们自己，下对不起后代子孙！

2009-06-26草就

（感谢沈登苗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criticism.cn）首发 2009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