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命运的“小”忧思

virginia_0103

王岳川《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命运忧思》（《粤海风》2003年3期）这篇文章的主旨如何，我不想说它。但是，这篇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谈论“中国文化命运忧思”的宏大文章，虽然只有区区四页（5000余字），但很多涉及中国传统知识的毛病，却实在让人倍增对于“中国文化命运忧思”。  
　　
下面是一些例子。  
　　
第11页（原杂志页码），“韩国有学者也质疑中国的造纸术和活字印刷，认为中国的造纸术比韩国的要晚，活字印刷是韩国发明的”。请注意，韩国学者质疑的，并不是“造纸书”和“活字印刷”，而是“雕版印刷”，因为1966年发现了庆州佛国寺释迦塔所藏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幅据说是8世纪上半叶的高丽刻本的雕版印刷品的发现，才促使韩国人提出对印刷术究竟起源在中国还是在朝鲜的质疑，也因为The New York Times的报道，使它成为话题。关于这一点，可以看潘吉星先生的一系列论文，不要捕风捉影，凭着耳食之言，想当然地把“造纸术”、“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混在一起。  

第11页，王教授关于读经史子集一段中，对现代人读书的批评，几乎是自己想象中的批判。请问，什么人读“子”，会把“子部”的书认为是“中国的阴谋书之最”？稍稍有常识的人，怎么会把集部所收的各种总集文集，看成仅仅是艺术或文学？集部这些书里面有文字优美的，也有表达思想的，有关于制度的文书，也有人的传记和关于生活的文字，其中，也有很多表达思想的文章都在集部，只有把集部误当做文学作品集的人，才会觉得“集部在艺术氛围中凝聚感情，但集部又是在形式完美中缺乏思想的力量”。  
　　
第11页，“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本质上是一篇哲学论文”，什么是“本质上”，为什么是“哲学论文”？  
　　
第12页，“但像经、史、子、集、二十五史，有谁完全翻译过去？”第一，我不知道用了经史子集以后，为什么还要加上“二十五史”，难道二十五史不在史部么？第二，如果说全部经史子集，这么多中国书，外国人当然无法翻译，可是西方的“经史子集”，也就是几乎所有的著作，难道中国就全翻译了吗？这样提问题，其实是伪问题。如果说，指的是专门某一种中国书的翻译，西文翻译的已经不少了，比如《论语》、《孟子》、《老子》，包括史部的《史记》，还是花一点力气去查一查吧。  
　　
第12页，作者让他带的博士生去海外查了一下“中国20世纪翻译出去的专著有多少本？结果是不到100本”，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得出来的，如果是博士生偷懒，我无话可说；如果是王教授相信此数，那么我想问，第一，这个数字包括英文以外的著作么？第二，即使仅仅是英文的，据我所知，也远不止此数，王教授核对过博士生的统计么？为什么不去看看王尔敏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里面虽然不完全，但是已经远远超过此数的书目了。  
　　
第12页，“我还可以提供一组数据，1894年中国败给日本之前，日本每年翻译中国的书籍70本，而战败后，从1894到1911年，16年间只翻译了三本，还是明代的数学书”，注意，这并不是王教授“可以提供”的，大概是从实藤惠秀监修、谭汝谦主编、小川博编辑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中抄来的，但是，就连抄书，也没有抄对，查原书的序文，准确的说法是，甲午战争前的三百年间，日译中书有129种（不是每年70种），从1896年到1911年，15年间，日译中书降至16种（不是三本），王文所说三种，大概是看花了眼，因为原书确实说过“三种”这两个字，但指的是这16种里面，属于社会科学的只有三种，并不是王文说的“明代的数学书”（比如，其中有《刘张变法奏议》等）。  

　　
第13页，“唐代时的景教传教士进中国也是坚忍不拔的，当时是盛唐气象，世界前列”，这种含混的说法可靠吗？其实景教进入中国，应当在初唐贞观年间，而在中国消失，要到中唐的会昌五年，为什么要说“进中国”的时候是“盛唐气象”？  
　　
以上均属常识，我以为，要高屋建瓴地讨论偌大的话题，还是先把小小的历史事实弄清楚为好。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3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