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赫秀：尊重历史 摘瑕纠谬——评中文版《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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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日韩三国学者与教师共同编著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以下简称《近现代史》），由于其“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建设和平与友好的东亚新格局”的主张与尝试，受到了东亚三国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有关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甚至直接影响到现实关系的今天，这样一种通过认真讨论与共同探讨来寻求“国际间的相互理解与谅解”的跨国性努力，不能不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尝试。2005年6月中文版《近现代史》（《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编写委员会：《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读本?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第3版第1次印刷。以下所引中文本均此，因不再赘。）的正式出版，意味着这样一种跨国性的尝试与努力已告一段落。遗憾的是，在中、日、韩三种文本之中最晚出版的中文版，却出现了许多错误。仅据笔者的初步调查，中文版《近现代史》的错误大体可以归纳为重要概念的不一致、史实性错误和翻译错误以及校对错误等四大类，兹依次指摘如下。
     
首先是重要概念的不一致。《近现代史》（（以下凡未注明其语种而只称该书者，均指中文版））的内容包括从19世纪中叶直至21世纪初的时间范围，而在这一时间范围内的朝鲜半岛曾先后存在过朝鲜王朝与大韩帝国以及1948年以来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既然该书的内容包括作为东亚三国之一的韩国，而且韩国的学者与教师也直接参加了该书的共同编著工作，有关韩国的称呼问题无疑是该书内容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查该书中文版第20页附注称“这里的韩国系指当时的朝鲜半岛”（韩、日两种文本则无此），只是说明了“韩国”可作为历史上“朝鲜半岛”的同义词来使用，却没有对“朝鲜”一词做出任何的说明。
   
然而，在该书的章节标题以及正文内容中却是“韩国”与“朝鲜”相混用，以至于出现如“日本强行吞并韩国与朝鲜人的反抗”（目录第2页，第二章第一节 一）、“申采浩是韩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俄国和中国积极投身抗日宣传和从事韩国古代史研究…以坚定不移的态度苦心研究朝鲜历史”（第86页栏目1）等前后矛盾的记述，使读者如堕五里云雾之中。按照上述的混乱表述，作为该书主要对象的东亚三国的青少年们就很难明白日本究竟是吞并了“韩国”还是“朝鲜”，也不明白申采浩所研究的到底是“韩国”历史还是“朝鲜”历史。这样一种重要概念的前后不一致，显然违背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其实，这一问题只要在前面加一个凡例或更加明确的说明，就完全可以交代清楚今天的朝鲜、韩国两个国家与历史上朝鲜王朝、大韩帝国的区别。该书韩文版（韩中日3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开拓未来的历史》，首尔：韩民族新闻社，2005年5月23日初版1刷。以下所引韩文本均此，因不再赘。）基本上是以一个“韩国”贯穿始终，而日文版（日中韩3国共通历史教材委员会：《未来をひらく历史：东アジア3国の近现代史》，东京：株式会社高文研，2005年5月26日第1刷。以下所引日文本均此，因不再赘。）则将1948年建国的大韩民国称之为“韩国”，其余部分基本上使用“朝鲜”之简称，从而避免了中文版的上述弊病。
   
该书第185页栏目2“遥远的故国”中先是称“把朝鲜人掳到萨哈林和库页岛”，接着在同页最后部分又称“在当时日本领有的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云云，显然是对库页岛概念的前后混淆甚至自相矛盾的错误表述。其实，所谓萨哈林就是库页岛，查日文版第179页及韩文版第205页均是音译为“萨哈林”（日文版另注有“桦太”），自然没有如上述中文版那样的混淆与矛盾。
   
其次是史实性错误。该书第26页称甲午海战爆发之后日本陆军进攻守卫平壤的清朝军队，从而导致甲午战争的“陆战也开始了”云云，首先是与同页“甲午战争及日军入侵台湾示意图”的相关内容不相符合。而且，上述的记述内容极容易给读者造成甲午陆战系始自平壤之役的错误认识。查1894年7月29日拂晓侵朝日军进攻驻扎朝鲜忠清道成欢的清军，是甲午陆战开始的标志，其实就在甲午海战爆发后的第4天，至于平壤之战则是在一个半月后的9月17日才开始。该书第63页右上角所附照片的说明文字称“1912年1月5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国第一次国务会议”，而更为准确的记述应是“+++国临时政府第一次国务会议”，因为孙中山当时所成立的就是+++国临时政府。该书第66页称伊藤博文于1909年10月26日抵达哈尔滨，是“作为日本政府特使来跟俄国签订和平协约”，亦误。查该部分内容系由韩国方面编写，韩文版第86页原文大意为“作为日本政府特使为视察满洲及调整与俄国关系而来”，日本版第64页的翻译也是大体如上。对照之下，中文版的上述翻译错误甚至影响到了其史实的正确性。
   
该书第167页称“1945年朝鲜的独立可以看作是由于联合国的胜利而获得的礼物”，也是由翻译错误所导致的又一种史实性错误。查韩文版第187页原文所谓“连合国”，应译为“同盟国”，而中文版所谓“联合国”在1945年日本败亡之际还没有成立。该书第224页所谓“联合国”要求德国清算历史云云，也是“同盟国”之误。如上所述，韩文版第244页原文及日文版第216页译文中的所谓“连合国”，在中文中理应译为“同盟国”而不是什么“联合国”。该书第197页称1998年10月当时的日本首相为“桥本龙太郎”，亦误。查桥本龙太郎是在1996年1月11日至1996年11月7日以及1996年11月7日至1998年7月30日两次担任日本首相，之后则是由小渊惠三继任首相职务，直至2000年4月5日。因此，1998年10月7日与韩国总统金大**同发表《韩日关系联合宣言》的日本首相，不是已经卸任的桥本龙太郎而是当时在任的小渊惠三。韩文版第217页原文及日文版第191页译文都是准确无误地记录为小渊惠三，却不知中文版编者何以如此明显地张冠李戴，一定要将小渊惠三改成桥本龙太郎，实在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再次就是翻译的错误。鉴于《近现代史》一书是由中日韩三国共同编写并在中日韩三国分别用三国文字出版，该书的翻译问题就直接关系到能否准确地向中日韩三国的“年轻一代”传达由三国学者与教师所达成的“共有的历史认识”，亦即直接关系到该书的实际价值与作用。遗憾的是，中文版《近现代史》有关韩国、日本历史的内容却出现了大量不应有的翻译错误，其中有些是完全南辕北辙的误译，其数量之多与错误之严重，在一些部分甚至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该书日文版第222页标出了各章、节、目的内容具体是由哪一国方面负责撰写，据此可以确认有关各部分内容的究竟哪一种文字才是原稿，而另外两种文字则无疑就是根据该原稿的翻译内容。因此，笔者在指摘中文版《近现代史》的翻译错误之际，首先是根据其原文而确定，其次还要参照另外一种文字的翻译内容，即如果是对日文版原稿内容的错误翻译，则首先要确认日文版原文，同时还要参照韩文版的相关译文内容，三种文本相互核对，以免再次出现错误。下面，将根据该书中文版的页码而逐一指摘其翻译错误的具体内容。
   
该书第6页称日本江户时期的大名们“管理从将军那里获得的领地”云云，是对日文版第6页原文“从将军那里获得保障的领地”的误译，查韩文版第24页则是准确地翻译为“获得保障”云云。显而易见，“从将军那里获得的领地”与“从将军那里获得保障的领地”并不是同一概念。该书第8页称朝鲜王朝的“两班”们在“汉城和地方城市担当行政和军事事务”，其中所谓“地方城市”中的“城市”二字则是中文译者画蛇添足的结果，因为该书韩文版第26页原文以及日文版第8页译文均无此“城市”字样。该书第22页有关仁川开港的内容中“人口不过3000，人迹罕至”云云，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错误翻译。既有三千人口，又怎能称“人迹罕至”呢？查韩文版第42页原文，应译为“只有三千人口的寂静的渔村码头”，日文版第22页则准确地翻译了这样一层意思。
   
该书第28页日俄战争示意图中的“仁川冲海战”，其实是对日文版第28页原文“仁川沖海战”的错误翻译，其中所谓“仁川沖”应翻译为“仁川海面”，查韩文版第48页则是直接翻译为“济物浦海战”，此处所谓“济物浦”即指仁川。该书第29页下方插图的说明文字称“被杀害的建筑铁路的朝鲜人”，则是对日文版第29页原文日军杀害“妨害建筑铁路的朝鲜人”的误译，韩文版第49页亦译为“妨害铁道建设的朝鲜人”。该书第37页“东学教团势力也加强了”云云，则是对韩文版第56页原文“东学教团也参加了（起义）”的误译，至于日文版第37页则并未翻译该句内容。该书第37页有关独立协会对政府六条建议中的第6项称“确定后实施”，则是对韩文版第57页原文“已经确定的规定则要实践”的误译，至于日文版第37页则并未翻译上述六条建议的内容。该书第39页称全琫准的职务为“总队长”，则是对韩文版第59页原文“总大将”的误译，查日文版第39页则是准确地翻译为“总大将”。
   
该书第41页有关汉城开通电车之后所引发事故的内容，先是称日本司机“殴打”儿童，接着又称“城南群众将该电车烧毁”云云，其实是对韩文版第61页日本司机“撞了”儿童导致“愤怒的群众将该电车烧毁”之原文的接连误译，日文版第41页则做了准确的翻译。该书第42页称开放港口元山的人们让孩子学习西方文化知识“作为对日本文化的DIZHI”云云，而韩文版第62页原文的意思却是让孩子们学习西洋学问，是“为了与日本人交往”，日文版第43页也是这样一种意思的翻译，可见中文版的翻译完全走了样。该书第50页称有关学制的内容引自《学制》，其实是对日文版第50页原文“公布《学制》之际通告摘要”的错误理解与翻译，查韩文版第70页则是直接将其译之为“政府的命令”。
   
该书第58页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大韩帝国宣布局外中立”，则是对韩文版第78页“1904年日俄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大韩帝国宣布局外中立”原文的错误翻译，日文版第56页则做了准确的翻译。事实上，日俄战争爆发于1904年2月8日，而大韩帝国宣布局外中立则是在此半个月多前的同年1月21日。该书第59页有关“义兵长身份、职业分布情况图”中的“义兵长”与“书生”，则是对韩文版第79页原文“义兵将”及“儒生”的错误翻译，而所谓“主管、秘书”则是对大韩帝国时期政府低级事务官员（判任官）之“主事、书记”的望文生义式理解与错误翻译，查日文版第57页则对上述名称做了正确的标记。该书第68页称“日本将朝鲜王朝的正宫景福宫拆除”，其实是对韩文版第88页“将朝鲜王朝的正宫景福宫的前面部分拆除”之原文的错误翻译，查日文版第66页则是翻译为“破坏朝鲜王朝的正宫景福宫”。事实上，当时日本殖民当局所拆除的并不是景福宫的全部，而是其前面的一部分。直到今天，景福宫仍是汉城市内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
   
该书第72页称日本殖民当局实施土地调查之后“十年间课税增长52%”，则是漏译了韩文版第92页原文“课税地增加52%”句中的“地”，日文版第70页则是将其准确地翻译为“课税地”。“课税”与“课税地”，无疑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概念。该书第73页将韩文版第93页的“朝鲜会社令”翻译为“朝鲜公司法”，其中将“会社”译为“公司”倒无大碍，至于将“会社令”译为“公司法”则显然是一个错误，因为“法”与“令”在法律概念上并不属于同一个层次，查日文版第71页则是准确地译为“朝鲜会社令”。该书第76页栏目1中所谓“火车带给朝鲜人的感觉却是它的黑烟和汽笛声”，其实是对韩文版第96页原文“（火车的）黑烟和汽笛声带给韩国人的却不是这种感觉”的错误翻译，查日本版第74页则是准确地翻译了韩文版的上述意思。还是该书第76页的所谓《大韩设施纲领》，则是对韩文版第96页原文《对韩设施纲领》（日文版第74页亦译此）的错误翻译。
   
该书第78页在记述朝鲜三一运动爆发之际称“但瞬间便遭到了号称‘宪兵警察统治’的日本的惨无人道的镇压”云云，是对韩文版第98页原文“就是在由于日本所谓宪兵警察统治的严厉镇压而似乎不敢有所抵抗的那个时刻”的错误理解与错误翻译，查日文版第76页则是准确地翻译了韩文版的上述意思。还是在该书第78页所引用美国传教士信件的开头部分，称“起义在各地爆发”，也是对韩文版第98页原文“起义在夜以继日地爆发”的错误翻译，而日文版第77页则是准确地翻译了上述意思。该书第85页引用关东大地震受害者证言的最后部分称“国内几乎没有任何的抗议”，其实是对韩文版第105页原文“由于没有（自己的）国家所以甚至没有能够提出一次抗议”的错误翻译，至于日文版第83页则是准确地翻译了上述意思。该书第100页称“穿西装、留短发的勇敢的‘摩登’也出现了”，是对日文版第99页原文“穿西装、留短发的‘摩登女郎’也出现了”的错误翻译，即只是译出“摩登”之意而没有译出“女郎”之意。查韩文版第120页则准确地翻译了上述意思，并特意用括号注上了英文modern girl。该书第102页栏目中介绍日本新女性部分称“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其实也是对日文版第100页原文“使世间（或社会）为之震惊”的错误翻译，查韩文版第122页则准确地翻译了上述意思。
   
该书第104页小结部分称“在朝鲜和中国发起了民主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是对韩文版第124页原文“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误译，查日文版第102页也是译为“民族主义运动”。该书第116页栏目称“上海起义”，其实是对韩文版第137页原文“上海义举”（日文版第113页亦译为“上海义举”）的错误翻译。所谓“义举”，在韩文中意为“为大义而奋起或为大义而奋起的行动”，大体类似于中文的“壮举”或“正义行动”等词，却不是什么“起义”。该书第142页插图的说明文字中“全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云云，是对韩文版第162页原文“世界屈指”的错误翻译，其中所谓“屈指”不是“首屈一指”之意，而应译为“屈指可数”。查日文版《近现代史》第138页，则是将其准确地翻译为“世界屈指”。
   
该书第143页所引“1944年末各行业民族资产份额比率”表格中所谓“药业”，是对韩文版第163页表格中“窑业”原文的错误翻译，日文版第139页则是将其准确地标记为“窑业”。所谓“窑业”，在韩文中是指陶瓷业，在广义上也可泛指玻璃、水泥等行业。该书第145页引用P ? E ? 布苏那所著《在殖民地朝鲜》第181页的内容之际，于“一袋煤炭需要40元”句之后特意用括号标明“注：韩元”，其实是中文版编者画蛇添足的错误标注。查韩文版第165页原文及日文版第141页译文，都没有这样的标注内容。当时的朝鲜半岛已经被吞并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所以在朝鲜半岛所通用的只有日本货币而没有什么“韩元”。该书第155页有关长谷川照子对日军广播的内容最后部分称“你们的敌人没有越过大海去日本”，完全是错误地理解和错误地翻译了日文版第151页“你们的敌人并不在大海的这一边”的原文，韩文版第175页则准确地翻译了日文版的上述意思。该书第158页附图题作“冲绳战位置图”，而日文版第154页原文及韩文版第178页译文均作“冲绳的位置”，并无中文版所谓“战”的内容。事实上，该附图只是标明了冲绳在东亚地区的地理位置，却没有对冲绳“战”军事动态的具体图解内容。
   
该书第161页称原*子DAN受害者还有“朝鲜劳工和中国战俘以及许多国家的人”，其实是对日文版第157页原文“还有被强制抓来的朝鲜人和作为俘虏而被收容的人等其他国家的人”的错误翻译，因为日文版原文中既无“中国人”字样，而且是指日本人以外的朝鲜等“其他国家的人”，而不是朝鲜、中国之外另有什么“许多国家的人”。至于韩文版第181页则译为“被强制抓去的韩国人与被抓为俘虏的中国人等其他国家的人”，从而在有无“中国人”字样上表现出日文版原文与中、韩两种译文的差异。该书第167页称在苏联参加战斗的朝鲜人回到祖国“参加新民主国家的创建工作”，是对韩文版第187页原文“新的民族国家”（日文版第163页亦译为“新的民族国家”）的错误翻译。该书第169页记录缅甸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为“巴拉巴拉”，而日文版第165页原文及韩文版第189页译文均将其音译为“巴萨巴拉”，似亦中文版音译有误。
   
该书第179页称在战后的冲绳“使用美元”，却漏译了日文版第173页原文“使用由美军发行的军票和美元”中的“由美军发行的军票”句，韩文版第199页则完整地译出了日文版的上述内容。该书第184页栏目1有关麦克阿瑟的内容中于“盟军最高司令官”之后标注英文缩写“GHQ”，也是中文版编者画蛇添足的一个错误。所谓GHQ，是英文general head quarters亦即最高司令部或总司令部的缩写，而不是指最高司令官。查日文版第178页原文及韩文版第204页译文中均无此内容，而日文版第172页原文及韩文版第198页译文则在GHQ之后分别用括号准确地标注为“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该书第192页引用朝鲜人战犯证言的部分称“而是要告诉日本政府一句话：‘还没有完呢’”，其实是对日文版第186页原文“只不过是要求日本政府低下头来说一声‘做错了’”的错误翻译，查韩文版第212页则准确地翻译了上述意思。该书第222页称“美军基地75% 集中在冲绳与韩国”，是对日文版第214页“集中驻日美军基地75%的冲绳以及韩国”原文的错误翻译，韩文版第242页则准确地翻译了上述意思。该书第223页的插图说明文字作“世界各地的反战运动”，也是一个错误的说明，查日文版第215页原文及韩文版第243页译文则均题为“冲绳县民总决起大会”，其内容也不是什么“反战”大会，而是抗议驻冲绳美军强奸日本少女事件的*会。
   
众所周知，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词的翻译直接关系到不同语种之间知识的相互沟通，因而成为翻译工作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关英语国家人名的翻译，可以参照商务印书馆的《英语人名手册》等工具书，而且还要遵循约定俗成的惯例。中文版《近现代史》在卷首图版有关《坤舆万国全图》的说明文字以及第4页相关内容中，将明朝末年来华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之名译为“利马窦”，则可以说是违反上述原则的不正确翻译。该书第156页将马里亚纳群岛翻译为“马利亚纳诸岛”，首先是将“里”无端音译为“利”字，其次则是将群岛按照日语及韩语方式翻译为“诸岛”，也是不正确的地名翻译与标记方式。该书第36页及39页将1894年韩国农民战争领导人全琫准写做“全奉准”，显然也不是正确的标记。该书第69页所引《军国日本强占朝鲜36年史》的著者“文正昌”则是“文定昌”之误，第70页日本朝鲜总督“斋藤宾”则是“斋藤实”之误，第72页“产米增值计划”则是“产米增殖计划”之误，第78页“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滨海边区独立运动团体和民族学校分布”示意图中的“中光堂（音译）”、“声明会”，则分别是“重光团”、“声鸣会”之误，第224页“济洲四三（4. 3）事件”及“济洲岛”则分别为“济州”及“济州岛”之误。至于日文版，则均无上述错误。
   
至于校对方面的错误，可举出该书第9页“身份阶层的变化”图表第2的“1719~1932年”， 其实应是“1732~1732年”。查该书韩文版第27页原文及日文版第9页译文均作“1729/32年”，从而没有出现如中文版那样“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错误。该书第127页栏目2引用二战时期四种对敌宣传传单，其中第三种“中国军队发给日本兵的传单”中的最后两句“‘荣誉的生’比‘荣誉的死’，更困难，更勇敢”，其实应是第四种“美军发向日本兵的传单”中的最后两句，显然是中文版编者的编辑及校对错误所致。查日文版第123页原文及韩文版第147页译文，上述两句均是在第四种传单的最后部分。该书第164页称中国军队“利用广润的国土空间”进行抗战，而日文版第160页及韩文版第184页均译作“广大的国土”。显然，中文版的所谓“广润”，应是“广阔”或“广大”之误。该书第211页有关斯里兰卡法律专家的报告文件第2项中称“慰安妇受者”，也是“慰安妇受害者”的校对之误，查韩文版第231页原文及日文版第203页译文均作“慰安妇受害者”。
   
顺便指出，该书日文版与韩文版中也存在着一些史实及翻译方面的错误。兹据笔者的初步调查，按照日文版及韩文版的顺序而逐一摘举其若干。日文版第3页的“满州族”，应是“满洲族”之误。日文版第64页称安重根是在“1910年2月26日”亦即伊藤被暗杀“整4个月”的时间被处刑，经核对韩文版第87页原文及中文版第67页译文，可以确认为“1910年3月26日”及“整5个月”之误。日文版第105页插图说明文字将中国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名字写做“延错”，亦误。日文版第163页称1945年朝鲜独立“可以说是由于民族联合军的胜利而获得”，经核对韩文版187页原文，确认为对“可以看作是由于联合国的胜利而获得的礼物”之原文的误译。中文版第167页对韩文版的上述原文也有误译，已如前述。
   
韩文版第47页有关《马关条约》内容中称只有日本船只才能驶入各开放口岸，其实是对中文版第27页原文“日本船只可以驶入各开放口岸”的错误翻译，而日文版第27页则准确地翻译了中文版的上述内容。韩文版第82、83页所谓“中国革命同盟会”，则是“中国同盟会”之误（中文版第62页原文及日文版第60、61页译文均无此错）。至于韩文版第83页下端有关所谓“中国革命同盟会”注释文字中的“兴会”，则显然是“华兴会”之误，应是韩文版编者的校对失误。韩文版第98页标记韩国独立运动团体“重光团”为“重光堂”（音译），也是导致中文版第78页将其误译为“中光堂（音译）”的一个原因。韩文版第100页称1914年日本出兵占领了原由德国占领的青岛和山东，则是对中文版第80页日本“抢夺了原来德国占领的青岛及其在山东的权益”原文的错误翻译，查日文版第78页则准确地翻译了中文版的上述内容。韩文版第101页称1919年6月3日“上海、天津、武昌、南京”等地工人罢工，是对中文版第81页原文“上海、天津、武汉、青岛”等地的误译，日文版第79页则做出了正确的翻译。韩文版第129页插图说明文字将中国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之名音译为“蔡延皆”，亦误。韩文版第134页记述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省长，而在括号内标注汉字却作“城长”，显然是“省长”之误。
   
据该书“后记”的介绍，《近现代史》一书的编写工作历时三年，先后在中日韩三国举行过10次的编写工作国际会议，“对原稿的修正，已经反复进行了不知多少次。”然而，仅仅是笔者的初步调查就已经指出了如此之多的错误，表明《近现代史》一书在编写工作的各个环节确实存在着相当多的漏洞和缺憾，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中日韩三国编写者们美好宗旨与意图的实现。众所周知，学术批评的目的在于明辨是非正误，以求进一步的完善。正如共同编写委员会在《近现代史》一书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编写该书是希望东亚三国的年轻一代能够借此而“对邻国的历史与相互的关系有正确的了解。”既然如此，笔者所指摘的上述错误理应在此后的修订乃至新的编写工作中得到切实有效的纠正，并相应建立起一整套严格而又规范的编写、翻译及审校工作机制，从而使这样积极一种有益的跨国合作努力，真正能够有助于东亚三国年轻一代“正确的了解”（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历史，是所祷也。（完）
     
（感谢权赫秀教授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6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