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长江读书奖”

dengxi6489

1. 回光反照的可能
　　
6 月9 日，《南方周末》在“新文化”专版发表了《99万元大奖颁给“读书人”》的专题报道，详细介绍了“由（北京）《读书》杂志与香港李嘉诚基金会共同创议”，从２０００年起，每年评选一次“长江读书奖”和首届“长江读书奖”评奖结果的报道。

初闻此讯，很为《读书》高兴。《读书》由于近年换了新掌柜，肚量变小，声誉每况愈下，许多民间立场知识分子纷纷退出《读书》写作和订阅队伍，《读书》质量直线下降，已是海内外不争的事实。而今《读书》杂志通过种种方法和有关背景支持，争取到香港大亨李嘉诚鼎力赞助，每年以《读书》杂志为主操办99万元的读书巨奖，无疑有助于《读书》营造气势，增加对某些知识人的吸引力与凝聚力，这将使“已被新左派阉割”“流言”包围的《读书》，有起死回生或回光反照的可能。作为一个为了观察《读书》如何继续偏执下滑而仍然订阅《读书》的人，我对“长江读书奖”深抱希望。

然而，读罢《南方周末》的报道，我失望了。看来，“长江读书奖”只是再一次证明了《读书》陷入“橘化为枳”的悲剧，创造了“中国学术腐败新高”。

2. 两点质疑

说“长江读书奖”是“中国学术腐败新高”，是一场评奖悲剧，起于两点质疑——
　　
（1）为何冒充“诺贝尔评奖机制”？
　　
据《南方周末》记者钟晓勇报道，《读书》“以冷静的态度”接受他的采访时，说此次“长江读书奖”评奖方式是“取经诺贝尔”，即在完全“拷贝”诺贝尔科学评奖方法之后，又补充了更为严格的学术民主评奖条例——“《读书》的总编黄平趁１９９９年中期到欧洲公干的机会，索性把经取到了瑞典诺贝尔奖证审委员会，把他们的程序拷贝回来。……即使是从瑞典拷贝回来的程序，他也是逐步做了审核。尽管如此，在某些程序上还是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比如得奖作品的产生，由简单多数变成超多数（过三分之二），不能达到超多数，则由２至３部作品共享同一奖项。”
　　
这真让我无比兴奋——诺贝尔奖是当今世界最权威的大奖，新中国人虽然至今无缘获取该大奖，但现在却已创造了比诺贝尔奖更为科学民主严格的“长江读书奖”评奖方式，这也足以让中国人自豪了——须知，一个世界第一的评奖方式就是一项伟大发明呀。而且，既然这一评奖方式超越诺贝尔，世界第一，其评选出的获奖作品，没准也是比诺贝尔奖更为权威的学术成果呢。
　　
可叹，我的兴高采烈不到三分钟，就不得不变为扼腕长叹，垂头丧气了——在接下来的报道中，我看到此次“长江读书奖”的评选结果：在“著作奖”三部中，有一部是《汪晖自选集》——汪晖何方人氏？乃《读书》杂志两位执行主编之一（另一人为黄平）；《读书》杂志乃此次评奖活动的主办者，主办单位的领导人在自家经办的评选奖活动中得大奖，这似乎有悖诺贝尔奖的评奖精神与机制吧——一百年来，我们从未听说主办诺贝尔奖的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头儿或评委自个得诺贝尔奖！

即便《读书》特地就此释疑：“汪晖虽为《读书》负责人之一，但在此次评奖活动开始时，他已经在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直到现在。”这是说，汪晖本人并未在评奖现场拉票或进行公关活动。真不知《读书》如何幼稚到如此地步：今日“全球化”早已发展到因“远程办公”而成“地球村”了，一个“伊妹儿”，一个手提电话，环球哪个角落不能分分钟联系上？小小“笔记本”上开通的“网上会议”，已可让地球两极的人面对面“可视对话”。汪晖身在国外，不等于他就与国内评奖活动断绝了联系，更何况，身为《读书》执行主编的汪晖，在执政几年来，已经和诸多评委广有深交，且不说这些评委的产生是否全部与其有关，他与大多数评委有“发稿”之谊的感情当是不可否认的吧。否则，怎么会有“《读书》杂志２０多年积累的学术资源这时起了关键的作用，一百多人的委员会迅速成立，委员会在５０天内推荐出候选著作”之高效神速呢。如此重大嫌疑人不予回避，还要攀附诺贝尔评奖机制

而遮掩，岂不是掩耳盗铃，丢尽中国学人的脸么！
　　
除汪晖之外，还有身为评委的钱理群先生也成为“文章奖3 篇”的获奖者之一。尽管局外人怀疑，钱理群以评委身份获奖是主办者为了减弱汪晖以主办人获奖产生的非议，尚无足够证据，但无论如何，诺贝尔奖从没有评委获奖，正规的大奖也从没有评委“裁判兼运动员”而获奖，都说明了“长江读书奖”实乃一既违国际大奖惯例，又悖中国文化传统美德的最新丑闻。自然，《读书》杂志又解释说，
“钱理群和汪丁丁４月２２日还在进行评审工作，由于他们两人的文章都入选了文章奖，２３日两人退出文章奖评审委员会”，但这仍然不能去人之疑：既然钱理群已和评委们一起参与著作奖评审活动，一起洞悉了所有评委姓名，甚至共同参与了大部分评奖工作，那么，钱理群就和其他不知评委为何人的评奖入选人有了不平等的优先感情联络权。这一点，不论钱的获奖文章是如何精要，也挡不住事实上的不公平。谁能保证落选文章中没有和钱文同等质量或更佳作品？（虽然我对钱理群先生的获奖文章《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颇有好感，但我仍不能原谅他在“入选”时的特权优势，更憎恶有意创造这种特权评奖法，蓄意拖贤者下水的评奖主办者——要知道，有很多好文章往往就是败在“入选”难。）

(2）“文章奖”为何只能产生在“两年来的《读书》”中？
　　
据介绍，此次“长江读书奖”分3 个项目：“特别荣誉奖”（无奖金，《费孝通文集》当选）。“著作奖”：“从五年来出版的用汉语写作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含全集）中评选产生”。“文章奖”：“从两年来发表的在《读书》杂志上的文章中评出”。
　　
这里的疑问是：“著作奖”可以从五年来任何一家汉语出版社的著作中产生，为什么文章只能从两年来的《读书》中评选？人所共知，近两年的《读书》，由于不能“兼收并蓄”，违背自定的公约——“《读书》是一个公共论坛，提倡思考之风、探讨之风和以平等待人之风。各种不同的观点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都可以在此交汇，当此社会转型、思想活跃之际，要回答的问题很多，需要人们去探索。这种探索真理的工作绝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听凭某一圣哲一言九鼎的办法，更不足为训。”（1999年版《读书》光盘《读书简介》）已失去前些年独领风骚的黄金时代，许多好文章纷纷逃离《读书》，《读书》杂志明知《读书》的精彩在两年之前，却不顾“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评奖为激励中国文化界之进步，而偏偏要将“文章奖”限于整体质量下降的近两年《读书》。可见此次“长江读书奖”并非创立一个中国最高人文社会学术奖，并非如《读书》杂志社自称：“此奖是为褒奖汉语学术－文化界有思想、有影响的作品，激励作者的潜心创作与钻研，促进读书与思想文化界的学习与交流，推动全社会的读书与思考风气；宗旨在于鼓励学术积累与创新、激励与当代社会－文化变迁有密切关联的严肃思考；推动思想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发现与提携学术思考方面的新秀；特别倡导与表彰在学术与思想领域中具有原创性与想象力的书籍和文章。”而是只不过是为了替近两年的病态深重的《读书》来一个“冲喜”——恰如乡下愚昧风俗：给病人办一次排场婚礼“冲喜”去病。有
病不问医，有病不吃药，《读书》还能《读书》么？
　　
凭心而论，《读书》杂志自己拉到赞助设奖，要让本刊头人优先获奖，要在本杂志最差质量的两年里评优，以为自己杂志争光造势：你说我这两年质量差，我偏从这两年里评奖，这是融资者、投资者的“主权所在”，旁人无可非议。问题是，既然如此，就该明明白白，直言“《读书》是降格以求财求名”罢了，不要实质想为自己抹粉，对外又要宣称公道，说是“取经诺贝尔”，“要为中国的学术界找一个真正属于民间立场的奖项”，“与读者一起在激荡的思想海洋里，各自拿出一点智慧来”……创作一大串冠冕堂皇的假话。

3 ．学者纷纷嗤之以鼻

这是一个连暴力强权也不能保护腐败的时代。
　　
当首届“长江读书奖”结果刚刚公布，人们的惊愤立即通过种种渠道表达。
　　
6 月9 日《南方周末》披露了几位专家的意见——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认为，“长江读书奖”远不如“金岳霖奖”：“我知道一些情况，应该说有意见，但是我不方便谈。现在学术界对各种奖项存在不信任感，民间奖项不能说是净土一块。一个奖项，我认为评委的代表性和公心以及评选出来的著作的代表性是很重要的，‘金岳霖奖’就非常出色，有的评委，身份并不让人喜欢，但评选的时候却能从公心出发，所以，‘金岳霖奖’在学术界得到了大家的尊重，虽然奖金很低。”
　　
《中国书评》主编、著名学者邓正来对《读书》沦落到设“长江读书奖”来炒作，深感痛心：“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所以我拒绝参加评选工作。只对不成熟的表面现象进行评价，结果对学术研究有百弊而无一利。在外部资源相当有限的今天，应该把资金和精力放在支持项目研究上，五年十年后，也许就有１至３个重要的成果。应着眼于平常推进，现在的搞法，我觉得怪异，不知道为什么要搞。”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则以拒寄“推荐表”，反对“长江读书奖”：“我没有寄还推荐表，我觉得不怎么合适。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兼容并蓄，才有利于文化的长远发展。文章奖的范围有问题，只限于《读书》上发的，倾向性太强。”

知名自由学人丁东认为，“长江读书奖”缺乏“民间的独立思想”：“民间的价值观也并非铁板一块。此奖和席殊书屋每年评出的十本好书对比，前者学院性浓，后者更注重民间的独立思想，现实性更强。作为关注现实的知识分子，我喜欢席殊这种关注现实，推动社会进步的情怀。”
　　
而朱学勤则电话告知一位民间出版家：他从一开始就对“长江读书奖”不抱任何希望。因为《读书》近年厉行“一家之言”的“新方针”，已经决定它办任何事都只会迎合权势与富翁。
　　
学人亚辰在文化时评《“奖”的讲究》中说：“看过‘长江《读书》奖’的获奖名单，一个基本的感觉，是它还不够大。除开几部获奖书（篇）目与评选者相关，还有就是，题材相近，比方《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都是思想史范畴的著作，后两种更是同一家出版社的同一套丛书之列的。”
　　
众多摆事实讲道理的意见，终于使一些“长江读书奖”的拥护者，也不得不“审慎乐观”——“无论是《读书》杂志社，还是一些得奖的作者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的都是审慎的乐观，认为一次相对公正的评审起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学术的进步、评审程序的进步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以后果真能像《读书》所想的那样，把这一奖项办成最权威、最公正、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奖项，也许还需要时间的考验和一代学者的努力。”
　
事实上，“主办者说，在举办的过程之中，一直忐忑不安，因为以往不断出现的学界丑闻和评审怪事，已经让他们对学者们失去了信心。”然而，尽管如此“防患于未然”，结果仍然曝出了主办者与评委“近水楼台先得奖”的丑闻。

诚所谓弄巧成拙，本来《读书》只让人觉得是一些新什么派在那里自我表现，质量虽低，但也“持之有故”，自成一派，可如今弄这么个当了什么又想立牌坊的“长江读书奖”，创造了“中国学术腐败新高”，不但全砸了自己的牌子，毁了《读书》20多年来的一番思想启蒙追求，对不起《读书》杂志自1979年4 月10日创刊以来的创办者陈翰伯、陈原、范用、史枚，以及后任《读书》杂志主编、副主编的倪子明、冯亦代、包遵信、沈昌文；甚至还连累了香港李嘉诚先生之声誉，连累了长江集团之口碑。
　　
一害自己，二害师友，三毁中国文化声誉，何苦来着？
　　
(说明：本文所引资料，除单独注明外，均出自2000年6 月9 日《南方周末》)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3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