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辞书评论界的抄袭剽窃现象

入主中原

对于辞书编纂中的种种恶劣行径, 人们已多有揭露和挞伐。辞书评论界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学术规范的作用。不过，值得警惕的是，辞书评论界自身近年来也出现了肮脏现象。在这里我愿据个人观察所及，把所发现的几宗剽窃案例公之于众，希望大家一起来扫一扫辞书评论界的垃圾。

                                           （一）

第四届全国双语词典学术讨论会（2001年7月，南京大学）的论文集《双语词典学论集》（张柏然、魏向清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在第350—358页收有一篇《做语言的忠实记录者----从<韦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看词典编纂中的描写主义》，作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的朱宪春。看到此文题目，我即想起复旦大学李荫华先生的大作《不做语言的立法者----<韦氏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评介》(《辞书研究》1980年第4期，第126-136页)。我对李先生的大作一直留有很深、很好的印象，故而很想看一下，20多年后对同一本词典的同一个问题进行论述的朱文会有什么新意。两相对照之下，却发现了朱某的剽窃行为。此处本应对比列出李文和朱文的有关文字，但鉴于所涉剽窃量较大，为省篇幅，本文只指出朱文抄袭的内容主题及相应的依句号来编号的句子。

在朱文的第一部分：“《韦氏三版》的描写主义特点”里，除各节纲目结构与李文如出一辙外，抄袭的内容有：在“一、收词”节中：删词的数目和大幅删词的原因（第1段第2、3、4、5句）；新增词目涉及的领域（第8句）；词条的处理方法（第9句）；关于词语代谢的引文（第2段第2、3句）。在“二、注音”节中：关于发音标注的引文（第2句）；语音编者的工作（第4句）。在“三、释义”节中：对释义的定性概括（第1段第1句）；单一短语释义法及其效果（第2段第2、3句）。在“四、设例”节中：例解词典的称呼（第3句）；对新版与旧版选例差异的定性及具体差异的描述（第4、5、6、7句）。在“五、修辞标记”节中：不再采用的标记及其替代物（第2句）；俚语标记的保留和使用限制（第3句）。

在朱文的第二部分：“围绕《韦氏三版》的大论战”里， 抄袭的内容有：美国报刊发文赞扬与批评（第1段第3句）；关于英语蜕化变质的引文（第2段第2句）；关于词典编纂指导思想的引文（第3段第1、3句）。

在朱文的第三部分：“规定还是描写”里，抄袭的内容有：约翰逊词典编纂理论的特点及其后果（第3段第1、2句）；约翰逊对自己理论的修正及相关的引文（第3、4、5、6、7句）；他人对约翰逊理论的忽视及反对意见的存在（第8、9句）；特伦奇的词典编纂理论及其奠基作用（第11、12句）；《牛津英语词典》的成功和描写主义方法的被人接受（第13、14句）；结构主义学派的影响和布龙菲尔德理论的冲击（第4段第1、2句）。

在朱文的第四部分：“《韦氏三版》对英语词典编纂的影响”里，抄袭的内容有：《牛津英语词典补编》的仿效（第2段第4句）；《简明牛津词典》的宣称（第5句）。

按已发现的上述剽窃内容看，既有全句照搬的，也有稍微变换字词的，既有整段袭用的，也有从几段中掠美拼凑的，既有依原文次序抄袭的，也有前后颠倒换位的。朱某的上述剽窃涉及字数总计在1500字左右，一篇约8000字的文章，单从另一篇文章中即抄袭了这么多的字句，且不说还套用了原作的框架结构和主要观点，的确是触目惊心的。


朱某大概以为从一本20多年前因创刊未久而发行量不大的杂志上抄袭也许可以掩人耳目，但是，既然你大胆到把这样的剽窃之作提交到由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主持召开的全国性年会上，那么就请别错打侥幸的算盘。常言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二）

作为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论丛之二的《词典学与双语词典学研究》（姜治文、文军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8月版）在第232-237页收有该校刘露霞的一篇文章，叫作《两本词典的比较----评<汉英辞典>和<汉英词典>》。本人因作过类似专题的研究，所以在购书后首先就读起刘文来。令人惊讶和气愤的是，刘文居然“克隆”了本人在《辞书研究》1998年第3期发表的《两部汉英词典：比较与借鉴》。我称刘文为“克隆”文，是因为我的原作比较研究了《远东汉英大辞典》和《汉英词典》，而刘文窃取了拙作的框架结构和有关内容，把它们依样画葫芦地搬用到了其对《汉英辞典》和《汉英词典》的对比之中。

刘文从引言起便开始仿写和抄袭，此后，在“1.收词立目”和“2.释义”部分中，除在方法上亦步亦趋地套用外，特别剽窃了拙作中较为重要的议论或结论。以下举例中的斜体文字均系刘某抄录的本人原文，其中有些原文因刘某在措词上作了稍微的变动，故以斜体标示后又放入括号内，以供对照。
在刘文第233页：“从总体上讲，共核是占主导地位的（形成占优势的“共核”）。不过，为把握二者各自的特点，更应当注意（其）相异的条目。”

在刘文第233页：“笔者认为，造成《汉英词典》之不足的原因（分析其原因），大概在于它（大概是）过分囿于蓝本。《汉英词典》与许多汉外词典一样，以《现代汉语词典》作为收词的蓝本，……但是，单语词典与双语词典的读者对象、（和）性质、功能等都有所不同。因而汉英词典在参照汉语单语词典收词时，应当根据自身的特点、（和）读者的需要及社会的发展，相应作些调整。”

在刘文第234页：“作为一种双语词典，汉英词典的释义本质上就是译义，即为汉语词目（条目）提供英语翻译形式（文译释）。与一般的翻译一样，词典的译释要求准确而又地道，（即）兼顾译出语和译入语。以此标准来评判两部（本）汉英词典，大致可以感到，《汉英词典》力求贴近汉语，更注重准确”。

在刘文第236页：“译释无不兼得准确和地道的特点。虽然在现代翻译理论中（层面上），一般（人们）认为译出语与译入语（之）间词语的绝对等值是极其稀罕的，但在词典编纂层面上，以对应词译释（释义）依然是基本方法之一。兹古斯塔即认为，双语词典的基本目的是在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与另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之间找出意义相等的对应词。（……）当在一般（不少）情况下准确与地道难以兼顾（共为一体）时，词典译释大可发挥其特有的、也是一般文本翻译所无法利用的优势，这就是提供多角度译释（即“以多释一”）的弹性空间。如对那些文化特色词语（异条目），在无恰当对应词的情况下，可以同时既说明背景，又有（也）字面直译，还有（又）引申意译（……）。总之，当更有意识地把全部词条内容当成一个译释单位后，就能更好地发挥词典“以多释一”的优势，（可望）既贴近汉语，准确之至，同时又照顾英语，地道至极，从而达到（……）优势互补的完美融合。”

刘某的文章全长不过3500字左右，而照抄照录的文字几近千字，更不用说其从方法到行文上的“克隆”特点了。可笑的是，明明是在剽窃，却偏偏装模作样地加上“笔者认为”这样的字样，硬要给人以自己独创的印象。正可谓原想虚晃一招瞒天过海，反落下“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笑柄。

                                            （三）

与上述明目张胆的剽窃稍有不同，还有一些较为隐蔽的作案者。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编辑和出版的权威刊物《外语教学与研究》（季刊）在其1998年第4期刊登了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英语系侯广旭比较《汉英词典》（修订版）与《远东汉英辞典》的文章，此文与上已提及的本人刊发于1998年第3期《辞书研究》（5月出版）上的《两部汉英词典：比较与借鉴》比较研究了同样的两部词典。研究对象相同，不约而同地得出若干相同的看法，或者在受到启发后深化或拓展他人的观点，这本属极为正常的学术现象。事实上，侯文也的确比稍前出版的拙作论述面更宽些，某些方面也更深入些。然而，仔细对照仍可发现，在两文所重合的研究范围内，侯文剽窃了拙作的不少论点，概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大陆与港台汉英词典释义上准确与地道之区别及二者应兼顾的观点（侯文第2部分第1段；抄自梅文第2部分第1段）；

2）关于《汉英词典》括注较为完备的观点，甚至包括所举“蛐蛐儿”的例子（侯文第2部分第3段；抄自梅文第2部分第2段）；

3）关于《远东汉英大词典》抄袭《汉英词典》例证的发现及对抄袭方法的揭露（侯文第3部分第1段；抄自梅文第3部分第1段）；

4）关于《远东汉英大辞典》设例过于随便的观点（侯文第3部分第2段；抄自梅文第3部分第4段）；

5）关于《汉英词典》例证在融入汉文化背景时仍有遗漏的观点，甚至包括所举“李红作词”、“王芳作曲”的例子（侯文第3部分第4段；抄自梅文第3部分第2段）。

值得注意的是，侯文在文尾列出了一个“文献目录”，其中列明参考了《辞书研究》1998年第3期所载闽龙华的一篇研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的文章，而拙作正与闽文刊于同册中！侯文较大量地“参考”（实如上揭露，是剽窃）了与其论题相同的拙作，却偏偏不将拙作列入其不短的“文献目录”，这个看似反常实乃正常的小动作正是天下作贼心虚者共同的心理写照。

                                     （四）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5年9月出版了福建泉州黎明大学外语系主任徐振忠副教授编著的《英文词典实用指南》。据徐“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见徐书“后记”）徐文堪的介绍，此书1992年曾由台北旺文社、1993年曾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过，“是一本国内为数尚少的系统论述如何使用各种英文辞典的好书。……对大学生、英语教师和翻译工作者来说，本书都是必备的参考读物。”（见《辞书研究》1998年第5期）第134页）。另据彭在义为此书所作的“序言”，“它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地评述和介绍如何使用各种英文词典的好书。据说，为了编写此书，他<梅按：指徐振忠>搜集和积累国内外有关资料先后达二十年之久，动手撰写也历时三年。”

对于徐书是否“是国内第一部”或“国内为数尚少的”什么什么书，我暂不想去多作评论，至少徐文堪知道，学苑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过武占坤的《英语语言文学工具书及其使用》。对于徐书的总体质量，我也不想去多作评论。我只想就徐书中与我相关的不到4页的内容作一讨论。徐书第123—126页中评介了《简明牛津词典》，在不长的篇幅中，却可发现徐某多处抄袭了本人发表在1985年第5期《辞书研究》上的文章《评介<简明牛津词典>第七版》。

在徐书第124页第3段中可见：“第七版更加认真地按使用频率这一原则去处理多义词的义项排列。第六版就已经主要以使用频率为排列义项的依据，但尚有不少多义词的义项还以历史先后为序。而在第七版中，原以历史先后为序的义项排列已大多数改为以使用频率为序。”此段文字几乎原封不动地抄自拙作第111页最后1行至次页第4行。

在徐书第124页第4段中可见：“第七版收入的新词就更多了。如microchip（微型集成电路片）、microwave oven（微波炉）、flashcube（回旋闪光灯）、genetic-engineering（遗传工程）、scandium（钪）、varistor（可变电阻）等。还有一些新收录的口语、俚语，如schmuck（可鄙的人）、underthings（女用内衣裤）、shambolic（混乱的）等；新外来语如Jugendstil（德语：艺术）、kendo（日语：剑道）等。”这里罗列的例词全部抄自拙作第109页第12至第21行中的举例，其中无一为徐某自己新举。

在徐书第125页第3段中可见：“在第六版中，不少词条的词源还没有注明。例如kerfuffle（忙乱）一词，第六版只有注[20th C., of unknown orig.]，而第七版已注明来源：[Sc. curfuffle (fuffle to disorder)；imit.]。又如kanji（汉字）一词，第六版只注[Jap.]作词源，第七版则较详细地注明[Jap. (kan Chinese, ji character)]。”除以“第六版”代替“旧版”、以“第七版”代替“新版”这样细微的改动外，此段文字完全抄自拙作第113页第15至第19行。

在徐书第126页第2段中可见：“该词典的缺点主要有：一、……像fat-farm（减肥中心），moonscape（月球表面），picturephone（电视电话），VTR（录影带）等都没有收入；二、释义措词过简，个别释义使人看了不知所云。如helluva/hell of（极度的）和bob5（伊顿公学的板球队员或赛艇队员）的释义便很模糊”。此段文字从观点到例证原原本本地抄自拙作第111页第2、3行和第113页第2至第4行。

徐振忠称：“在撰写过程中，笔者参考了大量中外有关英语辞书专著、论文和各种资料。为节省篇幅，未一一注明，而在正文后统一列出主要的参考书目。”可笔者并未在徐的“主要参考书目”中发现拙作书名或当期的杂志，莫非拙作尚算不得“主要参考书目”。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从中窃取了相应内容达四分之一的文章还算不了“主要参考书目”，那“主要参考书目”又该被“参考”到什么程度？看来，什么“为节省篇幅，未一一注明”云云，在剽窃者那里都不过是一块常用的遮羞布而已。

“文抄公”现象可谓古已有之，但的确于今为甚，其中原因可以从剽窃者、从学术环境等方面列出不少条。但上述案例告诉我，一条主要原因还是学术圈内应负直接责任的人未能认真负责。比如，本文揭露的第二例中，收录刘某剽窃文那本书的主编之一在被抄文同期刊物上也发表有论文，他应当是同时读过被抄文和剽窃文的。再有，此书的责任编辑正是被抄文的责任编辑，她也是本领域的行家，自然难辞失察之责。当然，编辑等把关者即使十分仔细也难免疏忽。这就要求我们另有纠查补救的机制，而其中的重要一环就是对剽窃行为进行无情揭发。只有这样，才能不给心术不正、投机取巧分子以可乘之机，才能让诚实劳动得到尊重，使大小成果得到保护，从而扎扎实实地推进学术建设。这应当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为与辞书相关的学术建设计，我期待着本身负有激浊扬清使命的辞书评论界在这方面能亡羊补牢并做得更好。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2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