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敗壞的公共議論——甘德懷事件評論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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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我就希望北大、法學院和朱教授能夠認真對待這件事情（兩篇拙評就是對北大和他可能的後續言行的一個提醒），如此，討論制度才有基礎，才能將此事件的公共議論引導到它最應該的兩個點上：第一，給甘德懷一個公正的説法——它應該儘快結束；第二，轉入制度討論，給未來招生制度改革提供理性建言，而這本應該是重點。然而事態的發展完全背離了上述期望，因爲種種原因它變成了一場純粹的鬧劇，幾乎沒有任何成果可言。

一、北大與法學院的沉默，導致交流機制混亂

朱蘇力教授在面對媒體時，無論他個人還是媒體都忽視了他在身份上的重疊，即他是決定不錄取甘德懷的主要當事人，同時也是北大法學院院長，朱教授在媒體上回應社會的時候，基本上是以個人的身份出場，因此，北大及其法學院在這場討論中很遺憾地缺席了。而社會在面對朱教授的回應時，也因此而混淆了兩種身份。斥責朱蘇力的人同時也斥責北大、斥責法學院，不分彼此。

甘德懷報考朱蘇力的博士，其實質性的法律關係是甘德懷與北大的關係，而不是甘德懷與朱蘇力的關係，因此，甘德懷對朱蘇力的責難，理應由北大出來説明、澄清、認錯、彌補。從這個角度說，作爲教授的朱蘇力是否出來發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北大必須出場。退一步說，即使北大不親自出馬，法學院也應該出來答復，因此朱蘇力教授作爲院長，不應該以個人名義面對甘德懷和社會，而應該以法學院的名義去面對。但是，北大沒有出場，作爲院長的朱蘇力也沒有出場，只有作爲學者的朱蘇力出場，在此基礎上，原本應該是北大與甘德懷的糾紛被轉換成了朱蘇力與甘德懷的私人恩怨。於是，作爲公共事件的甘德懷事件從朱教授一出場開始就屏蔽了基本的交流規範。究其原因，核心問題還在於中國尚未形成學術共同體，因此在面對公共事件的時候，作爲當事人的學術方並不清楚自己應該如何面對自己的糾紛對象。

二、朱教授拒不認錯將討論引向死胡同

雖然北大及其法學院這次都沒有出場，如果朱蘇力教授作爲個人能夠誠懇面對問題，勢態發展也不至於太糟。可惜，作爲直接當事人的朱蘇力教授至今也不願意向甘德懷先生和社會道歉，並且聲稱錄取過程與結果“是制度給了我權力”、“不錄取甘德懷是一個正確決定”、“判他不及格我問心無愧”等完全無視自己曾經犯下的程序錯誤，為自己強行辯護，再加上陳永苗先生、許志永先生等著名人士為朱教授所作的片面辯解，從而導致了社會公衆對朱教授本人和北大的進一步失望與憤怒。

朱教授之所以無視不錄取甘德懷的過程，幾乎完全迴避程序公正問題，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前文已經論及中國還沒有形成學術共同體，因此，學界普遍學格低下，與那麽多剽竊、錢權交易以及逼迫學生、熟人代寫論文、專著比較，朱教授已經算是難得的做學問之人（至於做得如何另說），因此在心理上朱教授覺得自己很委屈——“我這點事情算得了什麽！”，於是學界本身的黑暗和朱教授缺乏自省的雙重原因，道歉變得很難；

第二，法學界在此次事件中參與不力，無法在學朮共同體意義上形成對北大、法學院和朱蘇力教授的輿論制約，而有些人甚至反其道行之，為他片面辯解，進一步助長朱強詞奪理。這種參與不力當然存在學術界熟人社會的原因以及放假期間等多重因素，不是單一的原因，無論如何，法學界沒有很好地參與這場討論則是明擺著的事實，但不能作具體的對號入座——否則就變成反右、**時期的人人過關了。我們要理解許多懶得參與者的感受，例如秋風和王怡沒有參與這場討論，就是純粹興趣的問題，他們既不處於這個學術利益集團之中，也沒有出去度假（据我所知），但他們就是沒有參與，爲什麽，他們懶得關注，或者雖然關注，懶得寫或者暫時不想寫，這是個人選擇，他人無權指責。

第三，北大校方的沉默就是對朱蘇力最強有力和不應當的支持。

於是，事態朝著人們最不希望的方向惡化。

三、網民們被激怒，道德義憤與偏見成爲主流

如果單從招生這件事情看，直到現在我依然認爲招生過程的主要問題是程序上的，並不涉及朱教授的個人品格，雖然其後續行爲可能讓人覺得性質已經不同了。社會上種種猜測此次招博摻雜了非學術關係的其他腐敗因素，我能夠理解這種猜疑但並不相信，以我對朱教授多年來的接觸和了解，雖然我不贊成他的主要學術觀點（甚至發表過長篇論文批駁，以至朱本人對此極為反感），但他絕不是利用非學術關係招生的人——這也許正是陳永苗先生和許志永先生為他辯護的心理原因。這當然也是拙評二不被很大部分網友接納的原因——他們甚至因此喪失了完整閲讀拙作的耐心，或者乾脆指控我為朱教授辯護，但不可否認，即使沒有朱的後續行爲，許多人也有不讀文章就駡人的習慣，兩種原因夾雜在一起，很難分辨，但是閲讀往往有一個事態發展產生的心理背景（在善意批評者那裏，我的文章至少是不合時宜的）——當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朱應該道歉的時候，我談制度和其他問題，自然不太會有市場，這也很正常。本人批評他招生過程中行爲的“理解地同情”這一基礎，也因爲朱教授後來的行爲而自行撤梯了，因此社會上的猜測與指責洶湧與朱教授的行爲相關，而不是孤立或者僅僅是惡意的。


看著網絡上的極端情緒化傾向，打棍子、扣帽子，動不動就來一通謾駡的惡劣習氣，所謂的學術思想性論壇就逐漸變成了公共廁所。陳永苗所謂的網絡民粹主義當然存在，只是作爲參與討論者，我們不妨“同情地理解”，伏爾泰警告過的“永遠要與民衆為敵”，在今日中國處處顯出其深刻與智慧。民衆的聲音並非天然合理——就如它並非天然不合理，去蕪存真是所有人的責任——包括他們自身。朱蘇力教授曾經在文章中譴責我蔑視民意，我並不蔑視所有民意，相反對於理性的民意，我欣賞也贊成；但有的民意，我就是蔑視的，他們不是上帝，不加分辨地順從只是民意的奴才，與專制者的奴才沒有兩樣，網絡也是一個專制和暴政的淵藪，這一點無須諱言。一味地討好民意很容易，而要真正保持獨立並不那麽容易。

在朱教授完全罔顧正當輿論，決不低頭認錯的背景下，要求公衆理性對待甘德懷事件確實多少有點過分，朱教授的強詞奪理激怒了大部分參與討論的網民，於是大部分網民不願意對此事件作深入探討，而將關注點完全集中在朱教授本人在此事件中的行爲，進而不少朋友因朱的行爲而聯想到整個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不堪，種種譴責和批評，我想基本上應該被理解，他們的憤怒甚至不少過火的表達雖然不必提倡和認同——那些空穴來風的漫駡甚至應該被批判，但也應該被理解地同情，這是公共事件中信息不對稱的必然結果。

顯然，正是朱教授的拒不認錯將此事件的討論推進死胡同（其中當然也有配合他的媒體的作用），如果朱教授從一開始就能夠主動認錯，並且認真對待後續問題，那麽他所強調的博導招生自主權這一重大的制度性問題就會成爲此次公共議論的核心——這正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許多人的合理期望，而不是如現在這樣讓人生厭。於是情緒主宰了一切，“討論”也就越來越無聊，越來越白癡化，夾雜了無數謾駡的道德義憤成爲主流。儘管所有的公共議論都會產生垃圾，但像這次一樣以垃圾佔主要分量的公共議論實在令人沮喪。

四、改革招生制度的討論已經不可能

北大的沉默、朱教授身份錯位、拒不認錯、網民們被激怒以致極端情緒化，污言穢語充斥網間，導致了制度問題的討論無法展開，因爲對於許多人而言，討論制度問題首先要討論這次招博事件的程序公平問題，而作爲著名法學家、北大法學院院長的朱蘇力教授不就此問題作出令人滿意的答復——無論以個人還是行政職務身份，其他討論的公信力必然受損——甚至在事實上的蕩然無存，拙評二所力圖達到的目的也在這次討論中被基本扼殺，許紀霖先生的思考在網上也幾乎遭到與拙作完全相同的厄運——現在談制度已經被人認爲是虛僞和避重就輕的遁詞，一切試圖探討制度的人都要被扣上為朱蘇力辯護的大帽子，這當然是非理性的。

拒絕討論制度問題在此事件中為網民們的偏見進一步極端化立下汗馬功勞——源頭就在朱蘇力教授，因爲他只談制度。因此，有網友指出朱教授的行爲對博士招生制度改革是一貼毒藥，確實如此。

但這並不意味著在此事件中討論制度問題就是錯誤的，在朱蘇力道歉以前，朱蘇力確實不配談制度，但其他人怎麽就不能談？程序公正的討論畢竟有限，因爲它太明確了，是非太一目了然了，容不下多大思想交流的空間，但這個問題不過関，社會就不願意就制度問題展開討論，他們擔心違規者逃脫。然而，基本立場明確的人討論制度應該被寬容（即使他不願意表態也應該被寬容，只要他沒有公然為醜行辯護），只是網絡暴政的最大特點就是只准一個聲音，如果有其他聲音就一律絞殺——他們不明白各種聲音之間未必都是對立的，可惜，負責任的制度討論者根本不是網絡專制者的對手，後者都穿著網絡盔甲，刀槍不入，無論如何駡人，也不必負責任。

朱蘇力教授本人的言行和沉默的北大賦予甚至強化了拒絕討論制度問題和情緒化偏見的正當性——儘管這種正當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僞造出來的，但網絡上輿論一律的霸道基本上扼殺了制度討論的可能，因此坐實了這種原本虛擬的正當性。

頭腦簡單的人看待問題永遠只有一個視角，但世界一直就由他們主宰。

北大及其法學院的沉默、朱蘇力教授此次行爲不但導致人們對他個人的鄙夷，更加深了學界與社會的裂痕，他的行爲使得原本正當的博導招生自主權成了一個笑柄，一個臭雞蛋，甚至導致有人建議單留筆試取消復試的極端反彈，北大和朱教授毫無疑問地賦予了這種反彈的虛假甚至部分真實的正當性。

此事件的複雜性以及制度改革問題，由於上述種種原因，最終被革除了討論資格，事已至此，夫復何言？

這場討論的教訓

北大及其法學院的缺席、朱蘇力教授的身份錯位與傲慢使得這場原本可能意義深遠的公共議論，偏離了最應討論的主題，將一個本來很好解決的問題變成死結，助長了人們非理性的簡單化偏見，人爲地製造了一場原本不必要的情緒化對立，從而嚴重地敗壞了討論的結果和討論的品格。

通過這場討論，學術界（包括朱教授本人）應該反躬自省——醜聞永遠都會有（記得有人說過，沒有醜聞的社會是最大的醜聞！），有醜聞才表明信息的相對暢通，但是面對事件本身，如果缺乏有效的交流機制，缺乏良好的交流品格，就會使醜聞醜上加醜，而不是解決問題，消除醜聞。這件事情的公共議論已經無可挽回地被敗壞，它留下的教訓是慘重的——強勢者的非理性必將導致弱勢者的非理性，後來者也許有必要很好地研究這件事情，給下一個醜聞的理性交流提供可能的預備方案。

完全流於道德義憤譴責的這場議論即將落幕，博士招生制度改革的討論在這場討論中也已經夭折，作爲本文主題的討論卻還沒有開始——但一個希望自己健康起來的社會不能永遠都像在劉湧案中一樣，眼睜睜地看著一場公共議論，僅僅淪爲徒有激QING沒有理性者揮舞道德棍棒殺伐肆虐的網絡街頭政治。

2004/7/31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4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