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先生与长江读书奖——兼评《我对目前争议的两点说明》

影音王

（一）  

汪晖先生以《读书》执行主编的身份、以《汪晖自选集》一书获得香港李嘉诚基金会资助、《读书》杂志承办的首届长江读书奖之著作奖，成为近来学者们议论纷纷的话题之一。  
从已有的讨论看，问题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汪晖是否符合参与评选读书奖的条件？按照学术评奖的惯例，学者们几乎众口一词：汪晖不具备评选资格，因为他是承办长江读书奖的《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而且，按照《南方周末》2000年6月9日的报道，汪晖还是“学术委员会召集人”。该报道也承认，“汪晖作为《读书》杂志社的成员，和其他所有杂志成员一样，是不具备推荐、评选资格的。”引发争议的恰恰就在于，原本不具备参评资格的汪晖不但事实上被推荐评奖，而且最终也确实成为著作奖的获得者。这就不能不叫人感到遗憾了。针对此一事实，既是此次读书奖推荐委员会委员、又是《读书》杂志长期作者的葛剑雄教授说，“我最大的遗憾，是这次评奖违背了一条基本原则——主办者不得包括在评选范围。按照国内外评奖的通例，《读书》编辑部作为评奖的主办单位，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不得列入评选对象，即使被提了名，主编汪晖自然更应在回避之列。”葛剑雄进而强调说：“问题不在于汪晖是否在国内，关键是他是否还是《读书》的主编。汪晖出国时并没有辞职，也没有正式告诉读者和推举委员，在最近一期的《读书》上他照样是主编之一，怎么能成为破例的理由？”（葛剑雄：《我的遗憾 我的希望》）  


第二，《汪晖自选集》是否有足够的理由获得长江读书奖著作奖？有学者指出，“汪晖以自选文集获奖，而中国社会科学界人士都知道，不论是申请研究基金还是参与评奖，都有一条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文集不能算专著。”（徐友渔：《学术评奖的规则与学术批评的态度》）有的批评则更尖锐：“《汪晖自选集》是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的一套文集中的一部，事实上，完全有理由认为这套文集中有比汪晖自选集更具有获奖资格的。理由很简单，汪晖这本自选集收录的文章多半发表于《学人》杂志，而汪晖自己是《学人》杂志的主编之一。也就是说，别的学者文集中收入的文章，起码是经过了其他杂志主编把关审查过的，而汪晖只需自己批准刊出自己的文章即可，然后又自己给自己评奖。”（文江：《质问汪晖：“长江奖”的评奖该不该宣布无效》）  

第三，汪晖是否有假公济私之嫌？有人指出，“汪晖身在国外，不等于他就与国内评奖活动断绝了关系，否则，他作为此次‘长江读书奖’评奖筹委会负责人，就无法完成‘组织工作’。更何况，身为《读书》执行主编的汪晖，在执政几年来，已经和诸多评委广有深交，且不说这些评委的产生是否全部与其有关，他与大多数评委有‘发稿’之谊的感情当是不可否认的吧。”（朱健国：《“长江读书奖”有丑闻（修订版）》）还有人说，读书奖评委会是“由汪晖友邦组成的‘革命联盟’。”据说，该评委会一部分是汪晖的新左派盟友（如甘阳、陈燕谷等），另一部分“是单位政治中的兄弟像黄平、孙歌等六位”，罗志田、王晓明等是“汪晖的亲密朋友”；与汪晖学术立场不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汪丁丁也与汪晖保持“亲密关系”，“去年汪丁丁应汪晖之邀写过批评汪晖的长文。但这篇文章，在批评汪晖表达自由主义立场之时，也对汪晖充满赞扬之词，甚至令人感觉有炒作之嫌。”（肖夏林：《自己评，评自己——长江<读书>奖有感》。《读书》的老作者、一向敦厚的雷颐，也从爱护民间学术资源的角度指出，此次长江读书奖评委会“明显缺乏广泛性”：“在现在的15名评委中，与汪晖先生同一学术流派、观点的就有好几位，而且其中有两位都来自汪晖先生的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票源分散的情况下，在十几名投票中只要有几个人观点一致，这几个人的意见往往是决定性的。从人员构成来看，此次‘评审委员会’无疑具有较强的倾向性，势必影响到评选的公正性。”（雷颐：《爱护“民间”——长江<读书>奖评议》）  

                                     (二)

面对争议和批评，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长江读书奖”工作室在《中国青年报》（2000年7月1 日）首次发表包括10项内容在内的“唯一正式声明”，其中第八点、两段文字是专门谈汪晖先生与读书奖的，引人注目：  

八、汪晖在设奖的酝酿初期，就对之多有疑虑。但由于他是三联书店聘请的兼职主编，不便对三联书店的重大事物[按：当为“事务”]表示可否，所以对评奖一事保持距离。加上1999年10月出国，更明确了对本届评奖完全不参与的态度。  
因此，汪晖不是本届评奖工作的召集人，也完全没有参加包括章程设计、书目推荐 和评审在内的任何工作。在从公开媒体获知得奖消息后，汪晖即于6月11日以来三次来函工作室并转学术委员会表示辞谢。但工作室至今仍建议他慎重考虑。  

这些文字，尽管姗姗来迟，但毕竟以“正式声明”的方式，释疑解惑，广而告之。 这一声明之重要，就在于它确之凿凿地告诉人们，汪晖先生不仅早在长江读书奖酝 酿初期即“对之多有疑虑”、“对评奖一事保持距离”，而且出国后“对本届评奖完全不参与”，“也完全没有参加包括章程设计、书目推荐和评审在内的任何工作”。与《南方周末》关于“汪晖是学术委员会召集人”的报道有区别，这一声明表示“汪晖不是本届评奖工作的召集人”。如果根据这一声明加以逻辑推断，这里可以善意地得出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结论：尽管汪晖先生被三联书店特聘为《读书》杂志第一执行主编，但他与我们这些碌碌无为的芸芸众生一样，事实上，汪先生完全是首届长江读书奖的局外人，没有任何作为，也谈不上丝毫贡献或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长江读书奖工作室的上述声明还首次透露了汪晖先生对自己荣获首届长江读书奖著作奖的态度：汪晖本人曾三次书面“辞谢”该奖；对于汪晖先生辞奖的请求，该工作室“至今仍建议他慎重考虑”。就是说，汪先生三次“辞谢”长江读书奖、但至今尚未真正“辞谢”成功的阻力，不是别的，而很可能恰恰来自该工作室及其“慎重考虑”建议。  

就笔者的阅读范围而论，最早对长江读书奖工作室的上述声明系统提出异议的是葛剑雄先生的《读“长江读书奖”工作室<郑重声明>》（《中华读书网》２０００年７月３日、《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０年７月５日）。早在《我的遗憾　我的希望》一文中，葛剑雄即已从爱护读书奖的角度、以朋友的身份建议汪晖放弃此奖：“我希望，在正式颁奖之前，汪晖兄表明态度放弃获奖，主办者宣布汪晖退出评奖。为汪晖兄和《读书》计，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弊。务请三思。如果认为有违民主，不妨请评委们再讨论一次。万一评委们还是坚持评选结果，汪晖兄主动放弃总可以吧！”在读到工作室至今仍建议汪晖先生表面上是“慎重考虑”、实则拒绝辞谢读书奖的声明后，葛剑雄尽管深感困惑不解，但仍然善解人意地表示：“事至如此，我不知道为什么工作室还要坚持违规，不能成全汪晖兄的正确选择，使他能够早日从这场是非中解脱。”其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三)  

尽管葛剑雄教授的《读“长江读书奖”工作室<郑重声明>》和汪晖先生的《我对目前争议的两点说明》一同发表于《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０年７月５日），但在７月４日下午《中华读书网》发布以前，除个别当事人外，汪晖先生的文章及其内容一直是一个秘密。葛剑雄先生事先显然没有看到此文，可能也正是缘于此故，他对工作室“坚持违规，不能成全汪晖兄的正确选择，使他能够早日从这场是非中解脱”感到不解和可惜。但是，读了汪先生的《两点说明》之后，我觉得，葛先生可  
能过于天真了，事情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首先，据汪晖先生自述，他之先后三次写信给读书奖评审委员会表示辞谢，是因为他“考虑到目前知识界的复杂状况和围绕《读书》杂志发生的风波”，其“目的是避免因为我的获奖而给杂志带来任何无谓的损害”。这表明，身为《读书》杂志的执行主编，汪晖先生对《读书》爱之甚切，他不愿意因为自己获得这样一个有争议的读书奖而给《读书》“带来任何无谓的损害”，其公益之心，路人皆知。不过，汪先生三次辞谢读书奖的原因却值得重视；因为在他看来，辞谢读书奖是由于“目前知识界的复杂状况和围绕《读书》发生的风波”，即归因于学界人际关系和外在的客观压力，这可能未必完全符合实际。其实，人们之所以对汪晖获得长江读书奖著作奖颇有微词或建议他谢绝此奖，是从他1996年以来一直兼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因而应当避嫌这一无可厚非的学术立场立论的。简单地归结于“知识界的复杂状况和围绕《读书》发生的风波”，更容易招致不必要的误会。何况，“围绕  
《读书》发生的风波”也是与读书奖确实存在的问题密不可分的。  

其次，汪晖先生未必能够最终辞谢读书奖。理由是，按照汪先生自己在《两点说明》中的解释，在面对目前对《读书》杂志和他个人的“正常的议论和不正常的攻击诽谤”的情况下，“个人辞奖不但不能说明问题，而且也会带来更多的猜测，更多的攻击和中伤，无助于澄清问题。”这就是说，假如汪晖确实一度想“辞谢”读书奖是以前的真实情况的话，那么，在该《说明》于7月2日在美国西雅图“改定”之后，汪晖先生也就同时“改定”了原先想“辞谢”读书奖的主意。如果不出戏剧性的意外情况，一个月之后，汪晖先生应当毅然决然地现身于长江读书奖领奖台上。当然，由友人代领奖状、奖金，亦未尝不是上策。  

再次，“对于评奖过程和评奖结果，我个人没有任何参与，也不负有任何责任。”汪晖先生的这一自白，再次证实了我们在前面的推测大致不错，即尽管他在访美讲学研究期间并未辞去《读书》执行主编之职，但似乎已形同虚设，“与我们这些碌碌无为的芸芸众生一样，事实上，汪先生完全是首届长江读书奖的局外人，没有任何作为，也谈不上丝毫贡献或影响。”  

最后，我想着重谈一下汪晖先生“对于各种议论的态度”。

尽管汪先生一再宽宏大量地表示“评奖结果引起某些争议和批评是正常的”、“应该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和建议”，然而他还是在“但”字之后大作文章：“有些人歪曲事实，无中生有，不仅对我本人无端地进行攻击和诽谤，而且也将矛头指向评审委员和其他获奖者。在这次有关评奖的议论中，有些人利用知识界的思想分歧，混淆视听，攻击异己，用心之深，让人震撼。有些网站和个别报纸成为谣言的渊？,他们甚至没有对当事人进行任何采访，没有对事件进行认真的调查，就任意制 造流言，随意进行人身攻击。对于这些丑恶现象，我在次表示强烈的谴责。对于评奖结果可以进行正常的批评和建议，但有些人以获奖为由对我个人进行诬陷和诽谤，严重损害了个人的名誉，我将予以追究。”  

这些文字，其实已经偏离于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明”，而俨然是义正词严、威武不屈的“声明”了。  

自6月9日《南方周末》率先大幅报道长江读书奖以来，有关媒体（包括网络和报纸）确实发表了不少讨论文章和报道，是是非非，见仁见智，自由言说，前所未有。除了对读书奖以及汪晖先生的维护外，也的确有一些媒体发表了相当尖锐、甚至是一针见血的批评文章，某些网上文章可能更生动活泼、因而也更尖刻一些，但更多的学者和文章还是基于爱护读书奖、爱护《读书》、爱护汪晖先生的学人立场。任东来教授的《从<读书>事件看理性的重要性》、尹保云教授的《<读书>、“长江读书奖”与中国学术的困境》、龙卫球博士的《习惯与学术权力的较量》等文章，虽说一气呵成，但无不伴随着深切的学术关怀、丰厚的学术底蕴、严肃的理论思考。在这场讨论中，如果参与者都能像这些学者那样，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切磋商榷，真诚相待，那么，就不难取得更多的共识，至少是求同存异、同舟共济。  

汪晖先生对“有些网站和个别报纸”表示了强烈不满。可惜，汪先生在这里没有具体指出究竟是哪些网站和报纸。但就笔者所知，对长江读书奖较为关注的网络其实为数有限，如中华读书网(www.creader.com）、思想的境界(www.sixiang.com)、 旌旗网上书店(www.jingqi.com)等。截止7月5日，发表过相关讨论文章和报道的报纸也屈指可数，除前述《南方周末》、《中华读书报》外，还有《文汇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这些  
报纸除广州的《南方周末》、上海的《文汇报》这两大江南报纸外，其他都编辑、出版于北京，都是严肃认真、有影响的综合类大报或专业性的文化类周报。至少， 在这些报纸已经发表的文章和报道中，看不出有哪些属于汪晖先生在《两点说明》中表示的“没有对当事人进行任何采访，没有对事件进行认真的调查，就任意制造流言，随意进行人身攻击”的“丑恶现象”。汪晖先生是著名学者，也是明白人，明人（名人）不做暗事。不知汪晖先生能否在“表示强烈的谴责”之余也不遮不掩  
地使代表“丑恶现象”的“有些网站和个别报纸”大白于天下？  

汪晖先生在《我对目前争议的两点说明》中，除指出“有些人歪曲事实，无中生有”、对他“无端地进行攻击和诽谤”外，还特地表白：“有些人以获奖为由对我个人进行诬陷和诽谤，严重损害了个人的名誉，我将予以追究。”的确，有的人说的话可能刺耳了些，不中听。但这是否可以用“无端地进行攻击和诽谤”、“诬陷和诽谤”而一言以蔽之？另外，这里的“有些人”究竟是哪些人？还是刚才说过的，汪晖先生是著名学者，也是明白人，明人（名人）不做暗事。不知汪先生能否在“表示强烈的谴责”之余也干净利落地使“有些人”原形毕露？  

我注意到，汪晖先生一方面表示“对于评奖结果可以进行正常的批评和建议”，“应该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和建议”；另一方面，又大张旗鼓地宣示“强烈的谴责”，并“将予以追究”。那么，汪晖先生的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两面态度，难道是一个学者善待批评的理性态度吗？以“强烈的谴责”为前锋、以“将予以追究”的预告为后盾，无权无钱无势无用如吾等书生者，哪还敢有乱说乱动之理？动不动就威胁以诉诸公堂来解决学术之争，难道是学问严谨、声名日隆如汪晖先生者的最佳选择吗？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3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