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长城的自我坍塌

dengxi6489

说起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王铭铭教授，在人文社会科学界（特别是在社会学人类学界），论其知名度、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他恐怕是新生代学者中无可争议的佼佼者。生于1962年的王教授，当年尚未自厦门大学研究生毕业即被原国家教委公派英国伦敦大学读博士生。身为伦敦大学的博士以及伦敦城市大学、爱丁堡大学、北京大学的博士后研究人员，然后是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据北大中国学术城的介绍，他自“1994年后任职于北京大学，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人类学研究室主任。1997年来兼任伦敦经济学院中国人类学项目成员， 1999年以来任云南民族学院兼职教授，2000年任芝加哥大学访问教授，并任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海外会员、北欧民俗学会名誉会员、《国际文化研究杂志》（英国）编委会中国编委、中国人类学会常务理事等学术社团职务。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人类学研究，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区域研究、宗教人类学、汉学人类学等方面有专长。” 作为改革开放新时代学术界的幸运儿、弄潮儿的化身，王教授的学术进阶可谓一路绿灯，一帆风顺。     
      
可是，自从9·11之后，世界上再也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了。比如，王铭铭教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代表作——《想象的异邦》，最近即被人公开指认为大量抄袭（详见《社会科学报》2002年1月10日）。于是，“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也就成为2002年叫人无法回避的第一问答题。     

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作为王教授的同龄人，我的确是深感“失望”的：因为，按照常理和常识，无论是就留学英伦的学术背景而言还是从执教于名牌北大的学术经历来说，王教授居然也会走上抄袭剽窃这样一条令人所不齿的学术不归路，莫可思议；除了失望，也为北大感到痛心疾首：如此难堪的角色，何以偏偏是北大的教授、北大的博士生导师？     

我虽与王铭铭教授搞的不是一个行当，“隔行如隔山”，但也曾耳闻目睹过一些学界中人对他的论著的评论。比如，王教授的厦大校友倪乐雄教授在《中华读书报》上批评他主持翻译的书把孟子弄成“门修斯”。再比如，复旦大学曹树基教授曾在《文汇报》专门批评过王教授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三联书店版），认为该书“在学术上是不成功的”，书中“有关中国历史的言论充满了错误，”“信口开河”；“有时作者完全是为了适应某种西方的理论，以致不惜曲解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真实。”“说实话，近年来，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没有比他更糟的了”。文章还开诚布公地抨击了该书体现的“浮华的伪学术、假学术”。还是曹树基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发表了引起很大关注的长篇评论文章，指出王教授《社区的历程》（天津人民出版社版）“对中国社会、历史的陌生以及对他人文本那种粗枝大叶的误读表明他对中国社会的陌生已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并认为该书的失误“可以为浮躁学风的追随者敲响警钟”。     

可是，面对上述学术批评，在我的印象中，王铭铭教授好像是巧妙地以答《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某记者问的方式，加以反击。而同样耐人寻味、异曲同工的是，王教授所在的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所长也采取了“扬长护短”的立场（这也是原北大党委书记倡导的“保护人才法”），一再强调“对一些年轻学者，要有爱护和宽容的态度”，又强调“批评的时候根据充足、用词准确，尽可能做到全面、客观、准确，注意动机与效果的结合”等等，还重申“不希望见到‘学术警察’”之类（《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第61页）。所以，批评归批评，可是，既没有引起直接当事人（王铭铭教授）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得到有关方面认真的对待，结果北大依然当仁不让地将王教授升为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当是在北大推荐的基础上）也将王教授引人注目地评定为全国高校优秀青年教师。由此，曹树基教授不胜感慨：“显然，在北京大学校方及教育部的领导看来，我对王铭铭的批评是错误的。王铭铭理应有远大的学术前途。”     

可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扬长护短”，除了“护短”卓有成效外，难道真的“扬长”了吗？蔑视批评，拒绝批评，究竟是帮了王教授呢还是适得其反？北大有这样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树立这样的“优秀青年教师”，是光荣还是败笔？其中，受最大损害的究竟是谁？难道不是堂堂的北京大学吗！“‘对异邦的剽窃’和‘对本土研究的粗制滥造’互为表里，构成今天王铭铭人类学研究的新特点。……如果对王铭铭的相关研究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我们还可以找出类似的甚至更为触目惊心的剽窃来。”对于曹树基教授的这段愤懑之词，可能有些人不大愿意听（事实上也不可能听进去），可是冷静地想想，这又何尝不是“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呢？我一直瞎操心：多亏了老外认识汉字的人少，否则，假如汉语像英语一样作为学术工作语言而通行于国际学术界的话，那么，单是目前抄袭剽窃丑闻之不绝于耳这一可怕的现实，岂不就足以使中国学术界在全世界面前丢人现眼吗？道理很清楚：王铭铭教授《想象的异邦》大面积抄袭美国学者哈维兰《当代人类学》这一严重事件所体现的，绝不仅仅是“北大教授肮脏的抄袭”问题，也不仅仅是“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的慨叹，而是北大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学术共同体的良知与尊严的沦丧！      

据报道，由北京大学信息中心、北京大学信息网联合评选的2001年度北大十大新闻之一就是“北京大学大力加强师德和学风建设”：3月29日，新世纪北京大学的第一个大会——全校师德建设工作会议隆重召开，会议旨在探索加强师德建设的方法和途径，使教师的师德和业务相辅相成，为造就北大世界一流的师资队伍服务。4月27日，北大又举行“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大会”，文科全体教师会聚一堂，凭着学术的良心，郑重向学术界、向全社会庄严宣告和承诺：北大是一座神圣的学术殿堂，在这里，恶劣学风没有容身之地；在这里，不出赝品。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在2001年12月的一个研讨会上也直斥急功近利与浮躁学风，“现在我们都痛感具有原始创新的研究成果太少，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学风上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学术环境和学术土壤的问题。”就急功近利与浮躁之学风的问题，表现之一即违背道德规范，弄虚作假。韩院士认为，出现这些问题，有社会大环境问题，有政府与学校的政策导向问题，但也与学者本身的思想道德素质以及科学精神有密切的联系。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也在2001年岁末对新闻界表示：就像经济界的打假一样，学术界同样需要打假，要把严重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公之于众，这样才能进一步弘扬科技界的正气。（见《文汇报》2001年12月26日）     


的确，北大不愧是北大。北大敢为天下先，在污泥浊水中，尽显出污泥而不染的学术本色。这也正是学界内外所寄厚望于北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北大不仅仅是北大人的北大，而且也是全中国人的北大。作为国家正在重点投资建设的全国仅有的两所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之一，北大承载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期望、学术梦想。像北京大学这样历经沧桑的世纪品牌，既是靠了数代学界志士仁人的无尽心血、无数莘莘学子的拼搏奋斗而闯出来的，也是与全中国纳税人的心血的浇灌分不开的。创一个品牌，难乎其难，但若不珍惜，却完全有可能前功尽弃，毁于一旦。王铭铭事件表明，正像“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样，学术长城也最容易自我坍塌。一个学者是如此，一个大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俗话说得好，天助自助者。不然的话，国家投入的再多，又有何用？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在中国，除了国家财政特别倾斜支持外，支撑“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究竟是什么？靠抄袭剽窃吗？靠弄虚作假吗？靠低水平重复吗？靠招揽影视明星作研究生吗？……     
      
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全国高校党的工作建设会议上，2001年12月29日，李岚清副总理曾语重心长地强调说：当前，特别要注意“防止和纠正少数教师剽窃他人学术、科研成果以及各种奖励、职称和学位评定中的弄虚作假问题，坚决维护高等学校的形象和声誉。”（《光明日报》2001年12月31日）对此，人们可能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联想到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在我们身边这些匪夷所思的“剽窃他人学术、科研成果以及各种奖励、职称和学位评定中的弄虚作假问题”，为了中国学术共同体的尊严，现在确实已经到了考虑如何“坚决维护高等学校的形象和声誉”的时候了。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2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