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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明兄走了,以那样一种方式走了。作为他的好友,我几天来沉浸在深深的哀思和悲凉中,无法平静。
我与春明结识于2004年法学院的学术沙龙。当时的学术沙龙以自由、交锋为旨趣,常常是报告刚刚结束,大家即争相举手“出招”,你来我往,颇具古意。春明作为留法博士,性情中人,自然如鱼得水,每每第一个举手,且言辞最为犀利。与春明的实质性交往,始于今年初的一次访日。在访日的一周多时间里,大家朝夕相处,秉烛夜谈,遂成莫逆。值得一提的是,春明在访日期间,时而英语时而法语地与数位日本学者对话,话题在法哲学、公法学、法史学之间往复而应付自如,为访问团赚足了“面子”。回国后,首先是春明兄相约,两人到一间小酒馆大快朵颐。随后来来往往,其乐融融。
回想起来,春明兄的出事,也许与他的性格有关。他早年嬉戏于田间,未能养成足够的心机。大学毕业后公派留法,到一个“浪漫的国度”,过了十多年单纯、清苦的留学生活。加上他天性乐观、诗意,回国后在“与时俱进”的社会风气面前,十足一个“另类”。他虽然一度有幸成为学校的“技术官僚”,但后来还是回归到“普通教师”,有着某种必然性。这种性格使他在自己的内心建构起一套“法式道德体系”,凡事讲究内心感受,追求审美快意。虽有魏晋风范,但与现实环境多少有些格格不入。
悲剧在于,春明兄内心的这种道德体系在今天中国的现实中是那么的孤单和脆弱。今天中国的道德体系,多元而缺少宽容,锋利而缺少柔韧,强力而缺少平和,堂皇而缺少率真。这样说决非危言耸听。君不见,行凶的学生行动何其“利落”、报警何其“沉着”、计划何其“周密”。可以想像,在他的内心世界里,所有这些都具有足够的道德基础(且不论其背后出刀是否磊落)。难怪那么多网友跟贴:“找回了男人的尊严,够爷们!”——这是怎样的一种道德啊!在这种道德里,暴力是尊严的工具。这在今天中国的道德体系中决非主流(我宁愿相信),但确有一席之地。它才是真正的杀人者,行凶的学生本人应当也是受害者。
春明兄的生命是在讲台上被夺去的。一名教师,在教室里、在自己的学生面前,悲惨地倒下了。行凶的也是学生。在行凶的学生眼里只有“仇人”,对教室、教师没有任何敬意甚至顾忌。也许这位同学当时是被仇恨充斥了头脑,无关道德体系。但事后的某些言论不免让人齿寒:“先尊师而后重道?反了吧”。姑不论“尊师”本身是否就是一种“道”,强调“先重道”是否会让“尊师”成为一个画饼,甚至这两者是否为一个层面、可以排列先后顺序。仅从常识上看,这种言论就是站不住脚的:程教授当时是在课堂上履行职责,不论他的经历、操守如何,或者说在特定人看来是否有“道”,不论他与行凶的学生是否有师生关系,他在当时当场都是一名教师!至于白岩松在“新闻1+1”节目中就“扬帆门”事件对师生关系进行分析所引发的“千生所指”,更是让人感到一丝凉意。
在好友的悼文中如此上纲上线,是因为感同身受、兔死狐悲。春明兄的遇害,让我痛切地认识到生命的脆弱、教师的高危。教师的高危,其实也是中国教育的高危、理性的高危。旧的师道尊严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新的尚未诞生,甚至能否诞生还是疑问。看来,作为“教育服务行业”的从业者,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退一步讲,即使不作教师,也必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要“特立独行”,而要“和光同尘”。因为我们的道德体系中有相当的成分是非常锋利的,它可以使“食古不化”或者“食洋不化”者很惨。
斯人已逝,悲从中来。思前想后,夜不能寐。但愿春明兄的死能换来生者的警醒,使我们的教育更像教育、文明更像文明。“凤凰涅磐”,如果任何一次提升都必然伴随痛苦甚至牺牲,那么我们甘愿承受。这样,春明兄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感谢王天华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8年11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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