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学术批评

阿让

也许是由于在过去那个年代中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学术批评，而只有“批判”，如今有了一些学术批评，却被人们误解为“批判”，而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批判”看作就是“否定”。现在的学术批评本来就不多，可是就是这不多的批评还往往引起官司或者引得作者大发雷霆。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面对批评？这不仅是一个作者应当考虑的问题，也是一个批评者所必须要考虑的。对待批评的态度，不只关乎个人的认识和品格，还关乎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一种高水平的批评，可以显示出批评家的幽雅风采和高度智慧，这样的批评很可能会成为名篇巨制，如鲁迅的批评就是如此；一个容得下批评的人，往往能够显示出他的大家风度、博大胸怀，令人肃然起敬。

宁要文人相轻，不要文人相吹

文人素来有相轻的传统，无论中外，皆然也。这种相轻其实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批评。可是，到了公元一千九百年末叶的中国，这个传统却大有改变的趋势。文人相轻的现象，自然还是有的，但已被许多文人相吹的柔情蜜语所淹没，几乎听不到相轻的声音了。

文人相吹的方式，一是吹别人，那被吹的人当然是朋友、师友等等，总之是“圈子”里的人。二是吹权威。吹权威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吹已经树立起来的权威。吹这种权威的人，常常以权威的捍卫者和传人自居，以为他把握了权威的真谛，且只有他才理解权威，不允许别人怀疑权威，把别人对权威的怀疑和批评一概看作是泼污水；当然另一方面就是把权威的话当作圣经。曾经有人在鲁迅的墓前徘徊良久，思绪万千，甚感人心之不古，竟然有不肖之辈向鲁迅吐了一口痰。他所说的“痰”，就是当年某人对鲁迅的非议。把别人对鲁迅的批评比作是“痰”，那么捍卫鲁迅的人就是打扫痰的人了。这个角色对于一个文人来说，恐怕是大材小用了吧。另一种就是树立新的权威和偶像。这一种吹，比吹旧的权威更容易见成效。因为旧的权威已经有人吹过千百遍了，你再吹一遍，也不过是第一千零一遍，难以吹出不同的音调来。而吹新的权威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你吹得早，就会成为研究他的专家，于是你也就成了一个权威，也许还会有人来吹你呢。

相吹的好处是可以想见的。你吹他人，他人也就会吹你。被人吹的滋味总比被人批评的滋味舒服。这的确是文坛上的一大进步，中国的文人们总算聪明起来了。相轻有什么好处，弄得大家都不愉快。相比之下，以前的文人可是太愚昧了，他们只是固执地相轻，到死也不明白相吹的益处。

这种相吹甚至还远远超出了学术界，人们把非学术界的权威当成了学术界的权威，邀请他们来评判学术上的是非或拉他们的大旗来做虎皮，于是不懂学术的人也加入了相吹的队伍。外行吹内行自然可以吹出水平来，因为他不明白所吹的是什么，所以他有多大胆，就可以有多大吹。这些年的一些“神”、“仙”、“佛”，就是这么吹出来的。

文人还有一种曲线救国方式的吹。这种方式就是借吹非学术界的人来间接地吹自己。最典型的是对气功大师的吹，有许多人写出大部头的书，把一个普通人吹成大气功师，可是那人实际上却根本不懂气功。反正吹死人不用偿命，而自己却通过这一吹，既出了名，又有了相当可观的收入，何乐而不吹呢！只是那些相信这胡吹的人遭了殃。

于是乎伟大的学者层出不穷，巨著不断地涌现。有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有五千年文明之罕见结晶，有填补空白的，有开创先河的……一时间中国人才辈出，大师不断横空出世。如果光看我们的书评，中国简直成了大师的国度，到处是大学者、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吹的技术也日见进步，一个普通人可以被吹成英雄，一个英雄可以吹成神。

可是，看一看当今中国学术在世界上的地位若何？不由得让人倒抽一口冷气，实在是有点“霜冷长河”。大师是多少年才出一个的，出多了，就不免有假。我们可以仔细地想一想，这些著作拿到世界上去，能否在世界级的经典中自成一家？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著作有几本过一千年以后还有人会读？如果没有，我们就不能说有什么大师。

文人相吹的另一面就是文人相仇、相杀。中国人喜欢走极端，往往从极端的爱走向极端的恨。所以从文人相吹到文人相仇是很自然的事。一方面是学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弱，容不得别人批评，一有批评就感到是对自己怀有敌意，那批评者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敌人；而围观者一般也会认为，被人批评就说明他的观点站不住脚。换言之，受到批评总被看作是“污点”。另一方面是一旦批评就杀气腾腾，无限上纲上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惯用的方法是带上什么“主义”、什么“阶级”的帽子，然后就往政治上靠，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对方的观点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不加以“诛”就不足以消除其危害，于是乎对方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这种方法最近用的人不那么多或者不那么明显了，但还有一种由此衍生出来的方法，这就是在否定一个人或者一个学说的时候，一定要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正如他们在吹捧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把他吹得完美无缺一样。人们不断地在批判形而上学，但他用的方法恰巧就是形而上学。

这种方法当然并不是今人的发明，在几十年前就有人早已用过了，换言之，这是一个不太远的传统。看一下五六十年代的杂志和报纸，可以发现那时候的学术争论几乎就是政治争论，本来是学术上的问题，争论者偏偏要把它说成政治问题。争论的双方往往都是如此，非要给对方扣上政治帽子不可，什么“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资产阶级的逻辑学”之类。而且一旦批判某一个人，知识分子们就一轰而上，口诛笔伐，他们好像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头脑。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全国竟然有几百位学者写文章，异口同声地把它批判为“资产阶级马尔萨斯人口论”，而这些批判者中有几个人懂得人口学和经济学呢？他们只是自以为懂一点政治罢了。说那些人是落井下石，以便邀功请赏，毫不为过。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些落井下石的人的下场却不见得更好。这道理不难明白，你像一条疯狗一般到处咬人，别人自然也会咬你。

一谈到“反右”和“**”，人们总是把知识分子描述成一幅受难者的形象，把他们看作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如果说真的是如此，那倒还不算可悲；可是事实上知识分子是这一运动的参与者，他在陷害知识分子方面比谁都积极，他既是这一运动的受害者，同时又对这一运动推波助澜，这才是真正可悲的。像马寅初那样，天下人都说他错，而他仍然“单枪匹马”，坚持己见，保持着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在那时如果说不是唯一的，也是罕见的。他在１９６０年《新建设》上说的一段话，至今发人深思：“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连不随波逐流、保持沉默的人都很少见，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惟恐自己不够革命，惟恐自己落在后面。如果当时知识分子中少一些落井下石的人，少一些想踩着别人的血泪往上爬的人，少一些告密者，也许知识分子中就会少一些悲剧。那时候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知识分子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仅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而且也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良知。如果认真追究起来，那么中国知识分子们对这些运动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也是这些运动的制造者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是自己在****自己，他所受的许多冤屈是不能归罪于别人的。

如果这种传统不从学术界消失，中国的学术很难说会有希望。应该把学术批评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文人们既不应该相仇、相杀，也不能相互吹捧，最应该做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批评。没有一个作品是完美的，同样也没有一个作品毫无可取之处，因而全盘否定与全盘肯定都是不客观的。只有正常的学术批评才能促进学术的发展。

批评的价值

人都愿意听赞美之词，而不愿意听批评，这本是人之常情。但是一篇文章、一个作品发表出去，就是要别人评论的，而评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就可能有肯定和否定。按照解释学的观点，一个文本发布于世，就进入了公共意见的领域，这个文本就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读者对于这个文本的阅读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因而不同的读者会读出不同的含义。在对这个文本的解释过程中，作者并不具有优先权，他只是这个文本的一个普通的解释者，他的解释也仅仅是各种解释中的一种。这样，在作者眼中，读者的解释就常常是一种误读。因此，一个作者在发表自己的作品之前，就应该有被误读的心理准备，有接受不同意见的准备。既然要发表一个作品，那么就不仅应当要使这个作品能够承受批评，而且自己本人也要能够承受批评。历史上好像还从来没有只有赞美而没有批评的作品。如果不想接受批评，而只想受到赞赏，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发表。

尤其是对于一个名人来说，更不能以常人之情来对待批评，因为他不是常人，一个普通人是没有人评论的。他得到了名人的荣耀，也得到了常人所没有的批评，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果他只想要荣耀，而不要批评，世界上恐怕没有这样便宜的事情，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

比如，余秋雨先生对待批评的态度就很有代表性。有人批评秋雨先生的作品有硬伤，秋雨就觉得他是小人，而且还一定与盗版集团有关。这个逻辑很让人看不明白。盗版者所盗的是那些最畅销的书，这种书多少年才遇到一本，秋雨的散文如此热销，它的上市简直就是盗版者的节日，欢呼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去棒杀这位作者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如果盗版集团扼杀了这位作者，岂不是堵住了他们的财源吗？我想，盗版的人都是些聪明的人，决不会至于这么愚蠢的吧。说到这里，我要赶紧声明，本人与盗版集团没有任何联系，并且对秋雨先生不仅没有敌意，还是秋雨散文的爱好者。这里只是想与秋雨先生对话，希望他卸掉这样的心理负担，写出更好的散文。

秋雨先生对待批评的这种态度，有一个逻辑上的前提，那就是他的作品已完美有加，没有错误，所谓“硬伤”不过是“编造”。这样完美的文本，如果只有一篇、两篇，还有可能；可是像秋雨先生的散文，如今已有上百万字之多，要篇篇都无可挑剔，那就有些困难了。要达到这种境界，有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作者必须是一个完人，他的知识结构完美无缺，他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人。我相信，秋雨先生本人也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吧。其实，从这么多的文字中挑出一点小毛病，是很正常的事，即便是硬伤，也无碍于秋雨的名声，谁也不会因此就认为秋雨怎么样。

在目前的学术界，对待批评的这种态度是比较普遍的。究其原因，与过去那个年代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不无关系。“**”已结束二十多年，但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式的思维仍然占据着重要位置。非此即彼、非对即错、非好即坏，我对你就一定要错，要么是完人，要么是坏蛋。我们学了那么多年的辩证法，可是不懂得辩证法的本义就是“对话”，不懂得真理只有在对话中才能产生，不懂得好与坏、对与错有时并无分明的界限，不懂得真理是不能由哪一个人独断的。英雄也会犯错误，天才也有缺陷，常人偶尔也会有英雄般的壮举，愚蠢的人也会有聪明的时刻。但有错误与缺陷的英雄和天才仍然是英雄和天才，而偶尔有英雄壮举的常人却永远成不了英雄。天才的缺点也不是常人能有的，名人的缺点也放着光彩。所以，天才们、名人们不必为自己的缺点而忧虑，更不必为有人指出这缺点而恼怒。那批评者只是想沾你一点光罢了，而你是光源，他那点光要压倒你这个光源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对待批评的另一种态度就是打官司。据说，近十年来文坛上的官司十分频繁，似乎文人的气度越来越小了。王蒙先生曾经慨叹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不知是否与文人的这种气度有关，没有大师的胸怀，自然就不能造就大师。依我看，我们的法官已经够忙碌的了，如今再给他们加上一个任务，要他们来断定什么是真理、谁握有真理，真是太难为他们了，这本是学者们的事情。要法官来断定真理，那么他们就必须成为真理的专家和权威，这有可能吗？让法官来断定真理的归属，就等于请一个外行人来断定内行的事情，就好比让一个农民来检查一架飞机的质量一样可笑。

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并不重要，关键的是争论本身，争论本身就有意义。有学术批评才是正常的，没有批评，而只有一片赞美之声或一片喊杀声，都不能说是正常。很可能，真理掌握在参与争论的各家的手中，每家都有部分的真理。在这争论过程中，偶尔说几句过头的话，也是正常的，不必过于计较，谁说的话能够那么有分寸呢？我们自己说的话也不会那么严密，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别人说话滴水不漏呢？

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批评家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批评家有批评的权利，但这个权利是建立在讲道理的基础之上的，要言之有据，要经得起推敲。决不能信口开河地说人家剽窃之类的话，不能侮辱人家的人格，批评家没有这个权利。批评家也是应该有约束的。

还有一种批评的方式，可以叫做痛打落水狗型的批评。有的人在自己的论敌死后还与他辩论，甚至诅咒对方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人家已经死了，无法与你对话了，这种批评就成了一边倒，与掘人家的祖坟何异？这种批评不仅不能增加自己的光辉，恐怕还会适得其反。况且，是否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不是由你一个人说了算的。相比之下，数百年前的一位“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做法倒很值得我们崇敬，他就是莱布尼兹。他的名著《人类理智新论》是在死后才出版的，但这本书在他生前就已经写好了。之所以生前没有出版，是由于他这本书是与英国哲学家洛克论战的作品，当他写完时，洛克已经去世，他认为与一个死人论战是不道德的，于是就没有出版。我们的做法却要彻底得多，常常要在人家死了以后，还要踏上一只脚，甚至让他“遗臭万年”！

另外一种对待批评的态度则是虚伪的，或者叫做是伪接受批评的态度。人们一般在后记里谦虚地希望别人指出书中的错误，欢迎批评指正。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了他的话，去指出书中的错误，那么他就会恼羞成怒，甚至怀恨在心，你就成了他的敌人。所以，现在人们已经学得很明智，即使发现了书中的错误也不愿意“批评指正”。

西方的一些学者尤其是大学者对待批评的态度，很值得我们玩味。有位叫舒曼的人说：“一个人的非难，胜过十个人的赞美！”在他看来，批评的价值远远高于赞扬。这个道理也许不难理解：如果有人在大街上赞美一个人，比如说“你真伟大”之类的话，是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可是，假如有人大骂某人，歇斯底里地攻击他，那么马上就会有许多看客围将上来，有支持的，有批评的，也有调和的，于是就热闹起来了。那个被骂的人也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学术上的事情亦然。英国大哲学家休谟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写出了《人性论》这部名著，但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数年以后，他出版了一本历史方面的书，该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非议。朋友们劝他：安安静静地研究你的哲学多好，何必涉足历史，不仅没引来赞扬，还成了众矢之的。他对朋友说：这你们就不懂了，这说明我出名的机会就要到了。果然，他在学术界的名声日渐上升，他的哲学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学术上批评一个人，无异于对他的赞美，批评者实际上是在传播对方的学说与名声。那被批评者应当感谢他才是。像杜林这样一位哲学家，如果没有恩格斯的批评，在哲学史上是不会留下名字的，恩格斯的批评实在是对他的一种抬举。君特·格拉斯是德国挨骂最多的作家，也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但这并没有防碍他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或许这些“骂”对于他的获奖还助了一臂之力呢。在学术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位无名小辈，由于某个权威的批评而成为学术界的新星，一下子脱颖而出。

对待这些批评，你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认真地去理会他，对他反倒是一种抬举。刘心武先生说得好：“也许你写的发表后会被批评家们置之不理。但你原来就不是为他们而写的，如果他们跑来说三道四，置之不理的应当是你。”马克思也说过，对于那些低于批评水准的批评，不予理会。因为，你若是理会他，倒是降低了自己的水准。

如果按照这个态度来看待批评，那么秋雨先生应当释然了。如今天下人无不说秋雨，实乃秋雨之幸也。这是许多人想求之而不得的事。或许那些批评者中就有求之不得转而恼怒的人，正想借先生的反批评来抬举自己呢。所以，沉默是最好的反批评，这时着急的是他，而不是你。

对于别人的批评当然要倾听，但是不能跟着批评走，这样反倒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我觉得倒是需要一点“固执己见”。因为，你的见解与他的见解本来就不同，如果你同意了他的见解，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见解，你也就没有自己的观点了。批评的实质是自话自说、各说各的，因为，你是从你的视角看问题，他是从他的视角看问题，所以不同的人看到的本来就是不同的景象，这两种不同的视角之间本来没有通约性，其中的一个对，另一个不见得就错，两者可能都同样有道理。这样，当一个人在批评另一个人时，实际上是在用另一种观点批评这一种观点，用另一种逻辑批评这一种逻辑。因而，他无论怎样都不可能理解你的观点，这就如同度量衡一样，你本来用的是市尺，而他用的是英尺，那么无论怎么量，结果总是不同的。所以，从本质上说，一个人批评另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一切批评的实质都是借批评他人的观点来说自己的话。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悖论：你要想真正理解对方，那么就应当放弃自己的观点，但这样就不可能有批评，因为你从对方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怎么看他都是对的；如果不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那么你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他，因而你怎么看他都是错的，你的批评就只是另一种不同的观点，观点本来不同，你对人家的批评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一个人彻底地理解另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就意味着完全放弃自我，而这是无法做到的。由此看来，真正的批评只能是自我批评，只有一个人自己对自己的批评，才是实质性的批评。

从这个意义上说，批评不过是一种游戏，一种不同观点之间的游戏，那就权且当作游戏来对待好了，无须大动肝火，伤了和气或者伤了自己。

权威不可以批评吗？

以愚之见，还是文人相轻好。文人相轻，不等于文人相仇、相杀。相轻不过是互相瞧不起，谁也不服谁，大家互相争论，并不想置对方于死地。俗话说，真理越辩越明，在“相轻”的辩论中，各自说自己的道理，不必杀气腾腾。在相轻中渗透着知识分子的幽雅和智慧，即便是骂人，也骂得好听，骂得艺术，让被骂的人听了，觉得值得一听。大师可能就从这种相轻中诞生。是真理，就不怕怀疑，有人批评不一定就是坏事，相反，有时候无人批评可能更令人恼火。比如马克思当年就对没有人批评感到不快，他说资产阶级想用沉默来扼杀他的《资本论》。批评是学术进步的催化剂。西方的学者大多是相轻的，每一代学者的学说都建立在对前人的批判的基础之上，学者们之间也常常因为学术上的论争而分道扬镳，原来本是好朋友或是亲密的师生，但由于学术观点的分歧而变成了论敌。这对于个人来说，在友情上是一个损失，但这种损失是值得的，它换来了学术上的繁荣。西方学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不能不说与文人之间的这种相轻有关。温情脉脉，你好我好，于学术的进步无益。

文人相吹看起来比文人相仇要好一些，但其实质却半斤八两。若被吹的人真的是一个英雄，那么他就可能被吹成一个庸人，被吹死。设若鲁迅当年每发表一篇文章，学术界就三呼万岁，那么鲁迅恐怕就成不了鲁迅了。所以，未尝不可以说，鲁迅就是文人相轻轻出来的。

对于权威我们当然尊重，但尊重的并不是他的具体结论，而是他的人格，他的精神。鲁迅的精神和人格是我们所敬仰的，这种精神无论怎样发扬都不过分；但对于他的具体结论却不必当作圣训，在鲁迅先生心目中大概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不可怀疑的权威、圣人，因此，把他的话看作衡量真理的标准，把他看作不可怀疑的权威，恐非所愿。举例来说，对于鲁迅所说的不要读中国的书一类的话，有的人作了很多文章，依我看实在不必那么认真，因为鲁迅本人就没有这么认真。看一看他每年买的书，大部分还是中国的书，既然买中国的书，当然是要读的；他说的也还是中国的话，写的还是中国的字。如果非要认真起来，按照鲁迅的这个说法做下去，那结果或许就有些可怕：不读中国书，就只能读外国书；读外国书当然最好是读用外文写的书，否则一旦变成中文，就难免沾上中国古老的保守思想；要读通外国书，当然最好是说外国话，不要说汉语，这样才能彻底摆脱中国思想。这恐怕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若是真的这样，岂不与亡国无异？

对于权威说三道四，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却是对于权威的五股投地的崇拜，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说三道四的人的相仇。权威并不会因为有人说三道四而倒台，真理也不会因为有人怀疑就变成谬误。但是，若是堵住了人们说三道四的嘴，就很可能堵住了产生新的权威的机会。再者，权威也是人，是人就不可能是完美的，难免有他的局限性。学术的进步常常表现为对权威的超越，如果只是在权威的影子下兜圈子，那么学术就无法进步。

总之，为了学术的发展，宁要文人相轻，而不要文人相吹。文人相轻，实际上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批评，这种传统还是保持下来为好。相吹，吹出的不过是些学术泡沫；相轻，却有可能轻出一两个天才来，岂不是学术界的幸事？

1999年11月12日
   
(原载《学术界》2000年第3期)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4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