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学术的三大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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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著名青年教授王铭铭学术剽窃问题曝光后，多如雪片的批判文章通过互联网传遍了全球，王铭铭三字俨然成了当代中国学术腐败的象征。在笔者看来，王铭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是那么大胆而无知，近乎无心，这值得人们反思；另一方面，学界内外一片繁荣的"学术批评"，刀光剑影，有如一场武斗，也值得人们深思。笔者去年应约在《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规范、传承与文化霸权"的笔谈文章，文章虽然是在谈论社会史研究，实则涉及整个学界。观照目下学术腐败之讨论，似乎有进一步引伸阐述之必要。在笔者看来，当今中国学界的问题岂止学术腐败，而是学术贫乏。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不是"学术"，而是"术学"。因为学术腐败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学术纯洁，那么我们的学界在腐败之前，究竟有多少纯洁的学术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实在不是这篇小文所能胜任的。这里撇开意识形态的争议，仅就规范、传承与霸权问题入手，对当今中国学术界存在的三大病症略缀数言。


病症之一：欠乏规范

成熟的学术研究应该是规范、传承与霸权的三位一体。规范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对于学术规范的问题，学界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但是，和众多的情绪化的学术批评一样，学术规范讨论中的一些议论给人的感觉是，其指向与其说是要建立规范学术操作的准则，毋宁说是在寻求建立一种新的学术霸权。在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中，一个可见的成果是《中国社会科学》等七家刊物联合发表的一则启事，提出了学术论文必须遵守的几项基本规范。创刊有年的国家级权威学术刊物提出一些常识性的学术规范，这本身便不能不让人慨叹中国学术之贫乏。其实，学术论文的规范除了七家刊物所提的数条之外，还应该包括内在性的指标，比如在没有真正创新的前提下，应该回避研究同类课题，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应该客观地整理和评介等等。如果比照这些在国外属于常识性的标准，可以说七家刊物至今刊用的有些文章仍有不合规范之处。而且，一些论文虽然在注释中罗列了以往的研究，但由于对提到的前人的研究没有做必要的介绍和评论，也就是说没有严格区别他人的研究和自己的研究，因此也多流于形式。

此外，学术刊物在对作者提出要求的同时，也应该对编者提出相应的要求。在国外，有一定权威的学术刊物虽然审稿是请专家来担任的，但是编辑大多经验丰富且认真负责，从正文到注释都仔细看过，有的甚至还查对注释和引文的页码。由于编辑认真负责，所以杜绝了作者可能犯下的一些常识性的笔误。

重复选题和无视他人的研究，是当今中国学术中"自我"与"他者"关系、进一步说是"知识产权"关系不明确的表现。因为自/他关系不明确，学术缺乏内在的自律性和张力，结果大抄小抄乱抄错抄等抄袭剽窃现象的泛滥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在中国学术史上，抄袭剽窃古已有之。顾炎武在《窃书》（《日知录集释》卷十八）一文里，曾对明代以前的剽窃学风有过精辟的概括。他认为，汉以后的学风是江河日下："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如张霸的《尚书》、卫宏的《诗序》等。"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其代表为郭象。"郭象者，为人薄行，有儁才，见秀意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郭象自以为向秀死后，其尚未完稿的《庄子》注不为世人所知，便据为己著。在顾炎武看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这是对传统学术失范的尖锐批评。

那么，十九世纪以后在欧风美雨浸润下的近代学术，是否就有了一个好开端了呢？套用钱钟书在《围城》里一句话，中国学人的过人之处在于，对西方的东西拿来一件砸毁一件。多年前，笔者初次踏进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图书馆时，十分惊诧，不大的图书馆里居然收藏了大量的西方译著，还收藏了包括马恩列斯全集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西方古今著名学人的全集和名著。日本学界不仅老老实实地把西方名著一本本地翻译甚至重译过来，而且还出版了大量导读和介绍书籍。除了各类学会和研究会之外，还有各种读书会，如黑格尔读书会、福柯读书会等。可以说形成了一套介绍和研究西学的严格规范。这二十年间，中国学者对西方学术的译介用力不可谓不勤，然而总的来说是杂乱无章，至今没有认真系统翻译过一位学术大家的全集。相反，学习才刚刚开始，研究便突飞猛进，每年大量生产和重复生产的"西学"著述（当然也包括"国学"著述），里面掺杂了不少"无非窃盗而已"的东西。1916年8月，陈独秀在致胡适的书信里说："弟意此时华人之著述，宜多译，不宜创作，文学如此，他何待言。日本人兴学四十余年，其国人自著之书尚不足观也"（《党的文献》杂志社编：《红书简》2，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虽然时间快要过去一个世纪了，陈独秀的话仍可为当今学人引以为戒。


病症之二：无视传承

由于欠乏规范，学术传承也就无从谈起。就笔者所熟悉的欧美和日本的汉学界看，各国都非常重视学术传承。在欧美学术语境里从事研究的人，可以不引用和评介中国学者、日本学者的著述，但必须引用和评介欧美语言系统里的学者的著述。而在日本的学术语境里，可以不引用和评介中国学者、欧美学者的研究，但必须引用和评介日文系统里的学者的研究。这是学术研究得以为学界认可的前提，也是一篇论文为有权威的杂志所采用的前提。因此，经由权威杂志刊载的学术论文既要承继前人的研究，又能启示后学。

反观中国学界，由于学界普遍漠视学术传承，众多的研究论著有如不明飞行物，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哪些是自己的发现，哪些是他人的专利，暧昧不清。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论著，可以在没有任何学术交待的情况下，突然冒出一段洋文注释。许多研究不谈国外的前人研究也便罢了，甚至连国内的研究也置之不顾。在旅日华人邱永汉的《中国人与日本人》（日本中央公论社，1993年）一书里，有一段对中国人和日本人特性比较的文字。作者说，日本人是"匠人"性格，中国人是"商人"性格。概言之，前者重过程，精益求精；后者轻过程，追求结果。笔者不同意这种本质主义的比较方法，但如果不带任何价值判断地将中日学术加以比较的话，可以说当代中国学术尚未完全摆脱政治话语的纠葛，又染上了太多的"商业"习气。从根本上说，人文社会科学不但不直接产生经济利益，相反它还要求学人"安贫乐道"。笔者在八十年代初读大学的时候，文科各系里有不少书呆子似的教师。满腹学问，述而不作；出口成章，不修边幅。记得一位刚刚下放归来的老师，在课堂上引用"梦里寻她千百度，衣带渐宽终不悔，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栏栅处"之句，忘我地描述做学问的境界时，男女同学无不窃笑，原来这位老师的腰带从衣角处露了出来，而他本人却浑然不知。书呆子老师可以说是一个大学的品牌，他们起初可能被年轻学子视为怪异，但日子一长，必为向学者所爱戴。可叹现在的中国学界，"衣带渐宽终不悔"的书呆子学人实在太少了。相反，在"学术大跃进"的滚滚浪潮中，年产论文数十篇，论著若干部的"品牌"教授大有人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些论著根本就不能归在学术研究的范畴内。


可悲的是，在学术抄袭和剽窃日益泛滥下，连抄袭和剽窃也在"腐败"。不学之人混迹学界无算，错抄瞎抄甚嚣尘上，翻译著作不严谨，研究著作问题更多。在前文提到的《窃书》一文里，顾炎武还提到学术腐败之腐败的问题。他说郭象虽为"窃书"大盗，毕竟还有"儁才"，"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儁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名为钝贼，何辞？"只有"薄行"，而无"儁才"的"钝贼"制造出来的产品，自然离原作者的意思差了很远。


病症之三：乱立霸权

当代中国学界，无论研究还是批评，都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气象。究其实质，乃是因为"学术"蜕变成了"术学"之故。学术和"术学"根本不是一回事。"学术"有其一整套内在的和外在的规范，而"术学"则仅仅追求学术的附加价值。在追求论著"数量"的抄袭剽窃风气下，"术学"演变为"数学"（数字或数量学问），以多取胜，以量代质，论著数量居然成为衡量一个学人学术价值的主要指标之一。这是当代中国学界乱立学术霸权的一个表现。平心而论，真正合乎规范的学院式的研究是和数量毫不相关的，能够批量生产的学术研究必是与利益利害相关的"术学"。

追求数量，这在乱立霸权的学界还属于"小霸"，堪称"大霸"的霸权乃是追新求异。将国外的东西随便拿来，任意解释一通，便自为一派代表，领袖群伦。笔者长期关注美国和日本的中国研究，有一个感觉，美国的中国学鼓励知识冒险，充满活力，薄积而厚发；日本的中国学提倡学术承续，暮气沉沉，厚积而薄发。应该承认，当今中国人自己的中国学没有日本中国学的厚积薄发之风格，仅得美国中国学薄积厚发之唾余，由于没有美国中国学里相应的规范和传承做依托，没有对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解和呼应，显得极其幼稚。学术论著不仅生产过程长，而且所谓的创新亦不容易，仅有求新的勇气，而无薄积厚积的功底，这样的学术只能喧嚣一时，绝不可能持久。其实，近年介绍到中国的美国中国学著作许多都存在史料诠释乃至理论架构的问题，实有必要对其史料和理论背景加以再检讨。在这里要附带说明的是，目前译成中文的日本中国学论著有不少学术价值并不高，在日本也不为人注目，它们被译介到中国真是匪夷所思。

最后，还有必要说一说学术批评的问题。学术批评成为一种群而趋之的霸权，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在国外，学术争论一般都是有备而来的，因而非常严肃。加上师承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因素，在展开批评的时候，双方都比较慎重，建设性的批评多，破坏性的批评少。而国内的学术批评很多都是情绪化的宣泄。可以说，畸形的学术必然导致学术批评的畸形，二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需要扬弃。

总之，王铭铭剽窃事件绝不是王铭铭个人的事情，置身于学界的每一个学人，包括王铭铭的批评者，不管他/她愿意与否，只要自认为是中国学界的一分子，都应该承担学术无序的责任。要克服当今中国学术欠乏规范、无视传承和乱立霸权的三大病症，有待于整个学界进行建设性的努力，那种置身界外的学术批评是无助于重建中国学术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2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