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如何改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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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先生所作的“如何改革大学”的长文（以下简称李文）在“世纪中国”发表后，一些网络媒体纷纷转载，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被一些改革的反对者视为影响北大改革进程“最后的武器”。李文的积极意义是文中所闪烁的一些真知灼见将提醒这次北大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者们在重大的举措出台前需要进一步保持审慎的态度；其消极意义则在于，李猛先生通过玩弄他本人所公开反对的“修辞学”，以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看似严谨细密，实则漏洞百出的逻辑，影响和干扰了读者对大学改革的真实意图的判断。

李文对北大教改方案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异议。作为冠以“如何改革大学”的李文，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通篇看到的更多是，李猛先生在“系统”论述“为什么目前的教改是不合理的？”，而很少涉及“如何改革大学”的问题本身。撇开李文的文不对题，修辞学的应用、概念的偷换和逻辑的混乱充斥全文。例如，他把作为学术评价体系重要内容的“学术市场”中的学术和市场截然对立起来；把作为整体的授予终身教职前的试用期和试用期结束后的终身制的Tenure-track制度割裂开，在必要时甚至把Tenure－track制度歪曲为“铁饭碗”本身；一方面系统论证北大教改推出的学科的“末尾淘汰制”不是世界主要大学的基本制度，另一方面则指责北大教改一味模仿缺乏创新等。李猛用事实表明他是一位修辞学的真正高手。

一、企业的逻辑VS 大学的逻辑

李猛先生在讨论北大改革依据时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试图论证，北大教改实际遵循的是“企业的逻辑”。李猛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无非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如果企业的逻辑被证明是北大教改的依据，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怀疑，把企业的逻辑作为大学改革的逻辑是否适当？其次，北大教改方案起草人之一的张维迎教授作为熟悉企业理论的学者参与大学的教改是否适当？

在李猛看来，既然作为改革的依据和改革方案的起草者都需要进行“是否适当”的考证，更何况大学教改方案本身。对于北大教改是否遵循的是企业的逻辑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无论是大学，还是企业，它们本质上共同遵循的是“竞争的逻辑”，尽管二者在竞争方式以及强度的选择上存在着差别。

为什么大学的改革同样需要遵循“竞争的逻辑”？首先，它是由现代大学作为知识的创造和传播中心所具有的交流方式上的开放性和所传播知识的先进性决定的。现代大学不再是“师傅授徒弟”，“传男不传女”的封建作坊，不同研究机构学者之间频繁的访问和交流成为激发创新的重要途径；现代大学所传播的知识无不是人类社会长期积累和沉淀的结果。交流方式的开放性和知识的相互借鉴和吸收决定了在不同的学者之间存在着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比较。这成为大学同样存在竞争的形式上的原因。大学存在竞争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学术资源的匮乏。有限的资源决定了成为大学教师，特别是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的教师只能是精英（大师）。一个可以既减少对低的物资回报和恶劣的教学环境的不断抱怨，同时实现“倾注了全部热情” 以“竭尽全力继承和发扬中国学术与文化”的可行方法是在竞争中证明你自己是真正优秀的（带引号的文字见李文）。

在此次北大教改所引发的讨论中，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也无论自诩对北大有感情的人，还是被认为“对北大缺乏感情”的人都声称“支持改革”，希望“北大早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既然希望成为“一流”大学，必然需要证明自己比“二流”、“三流”大学更高明。否则，除非自封为“一流”，二流和三流是不会自动承认你是一流。因此，大学无论是管理，还是改革同样需要遵循竞争的逻辑。

把同样遵循竞争逻辑的“企业的逻辑”和“大学的逻辑”根本对立起来显然是李猛把作为学术评价体系重要内容的“学术市场”中的学术和市场隔裂开来的直接反映。在李猛的眼里，市场是充满铜臭味“唯利是图”的商品买卖的场所。与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研究格格不入。李猛认为，“不会让学术成果由是否能在学术之外的市场上找得到买主，或者作者是否有广泛的知名度这些与学术无关的因素来决定。即使在科学成果应用速度日益加快的今天，许多基础性研究的成果，都是无法由学术之外的市场来评判的，新闻媒体也没有能力充当学术水平的裁判。”（见李文）事实上，一般意义上的市场指的是围绕物品或服务等在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交易而形成的价值评估和价值实现等一系列制度的总称。它可以指短期的交易，如消费者从市场购买了日常生活需要的蔬菜和水果；也可以指长期的交易，如一项基础研究转向应用所带来的巨大商业价值；更重要的，它也可以指一位学者的某项学术贡献在专业学术期刊发表所获得同行的认同，从而使其获得在某一研究机构的职位而享受到的相应的福利和待遇。在李猛看来，只有前者是市场，而后者则是学术。这显然是出于对市场及商品或服务价值实现的不同方式的误解。特别地，李文提到的Syndey Brenner所获得2002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事实同样可以理解为学术贡献价值实现的市场运行的方式，尽管有些人可能会宣称，他对是否获奖并不感兴趣。

李猛提到，“当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按照张教授的说法，算是彻底取消了这个‘文人市场’，不过似乎中国文人的地位并没有从此降低，他们出将入相，是‘士农工商’之首，而没有象在今天的‘文人市场’中由‘商人’来给自己标上几百万的价码”（见李文）。显然李猛先生对市场的理解仅仅是“无序竞争”和“商业价值”等的狭隘视角，如把罢黜“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理解为文人市场的“取消”，把我们强调的价值实现单纯理解为由“商人”来“标上几百万的价码”的商业价值。

市场存在的意义是建立对商品或服务较为客观的价值评估体系，从这一点讲，学术市场和其它任何市场是一致的。你可能不喜欢“市场”这个词，但它无疑是对建立在供需双方真实意志表达基础上，形成对商品或服务等的价值较为客观衡量的人类社会长期演进的制度的一个合适的统称。在一定意义上，市场同制度、组织等概念一样是中性的。而竞争则成为实现价值客观评价的重要手段。

“好的教授自然会有别的大学花大价钱来挖”被李猛先生理解为典型的市场行为。如果我们遵循市场所具有的价值评估和价值实现的本意，李猛先生所观察到的“被挖”现象恰恰发生在价值评估之后，也就是说，该教授已经被学术市场承认是“好的”，“花大价钱来挖”只是作为价值评估过程继续和价值实现过程的自然延伸。这一点，李猛先生本身是清楚的，“而不同大学争相聘请的更多是已经成名的教授，而不是讲师或副教授”（见李文）。事实上，无论引入竞争，还是建立公正的学术市场无不是为了证明一个教师是“好的”。至于是否被挖，或花多大价钱只是这一制度可能带来的结果，而不是制度本身。

如果说，把学术和市场割裂开来仅仅使李猛把企业的逻辑和大学的逻辑截然对立起来，而对作为学术评价体系重要内容的“学术市场”运行的种种误解则使李猛们对一切有关“市场”和“企业”概念的“憎恨”进一步欲罢不能。李猛认为：“虽然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知道一篇文章的作者是谁，但却无法轻易地判断文章的水平如何，究竟是重复还是创造。在学术分工日益细密的今天，即使同属一个大的学科，不同分支的学者也很难清楚地了解彼此工作的价值，更何况学术观念相差甚远的不同学科之间”、“一个经济学的教授有时会觉得研究中古音韵学的老师从事的工作，与国计民生没有直接的关系，转化不成经济效益，是毫无意义的活动，而反过来，哲学系的教师也可能认为象管理学院这样的地方，根本就是在卖文凭，没有一点学术味道。如果让抱有这样误解的学者彼此评价，恐怕难以评聘到该学科真正优秀的人才”（见李文）。

一个学术市场的应有之意，特别对于理工科和社会科学，是专业出版物（包括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同行专家的匿名评审制度等。有资格进行匿名评审的必须是在相同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同行专家。作为北大教改制度设计目标之一的学术论文和专著的评审显然不会是李猛先生想当然的在“学术观念相差甚远的不同学科之间”展开（如以中文系的教授来评价一个经济学专业的申请人的学术贡献，或者反过来）。而匿名评审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让抱有这样误解的学者彼此评价”。

李猛担心，“近年来国内科学界过于强调SCI论文数量，喜欢选择耗资巨大、名声响亮的科研课题，但却对真正具有开创性和基础性的研究十分忽视，SCI论文数逐年上升，但高水平论文数上升缓慢，论文引用数也没有多少改进”、“市场‘竞争’得越激烈，结果就会变得越不确定，一个愿意毕生致力学术的学者反而越有可能回避这样的是非之地，而选择可以安心做学问的地方。那些认为真正杰出的人就不会惧怕竞争的观点恐怕将学术研究的逻辑想得太简单了。即使不考虑学术评价中牵涉的复杂因素，也只有当竞争完全依据学术逻辑进行时，一个优秀的教授候选人才可能在竞争中战胜一个水平低劣的候选人”、“有理由预见，在新的体制下，因为招聘和晋升所进行的各种学术游说活动会进一步从校内扩展到校外，甚至从中国扩展到全世界。这种竞争，其实在现行体制下就存在，但在未来体制下会变得更加激烈和残酷，从而进一步毒化学术气氛，淘汰那些一心做学问、而没有钻营能力的教师，难道这就是北大的改革要求教师付出的代价”（见李文）。

请问李猛先生对一篇论文是否“高水平”是如何评判的？如果依据的仍然是论文所发表的期刊的学术影响和引用率，则回到了李猛先生似乎不太喜欢的“市场”；如果不是，那么，您所谓的高水平或低水平指的又是什么。

随着学术市场逐步走向规范和成熟，一个可预见的事实是对教职申请人的评价的成本将会越来越低。例如，一个申请人如果在同行公认的匿名评审学刊发表了若干篇文章，这自然会成为他获得终身教职最重要的凭证。一个学术委员会可能做的工作只是保证这是真实的就足够了。以至于在经济学界流传着这样一种颇为“夸张”的说法，如果一个经济学博士能在《Econometrica》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可以随便在世界任何著名高校获得教职。显然，此时是否获得教职的主动权很大程度掌握在申请人的手中，恰恰可以避免李猛先生担心的人事公关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一个希望申请成功的学者应该担心的是他是否能在一流期刊发表有分量的文章，而不必担心他是“随和型”还是“性格型”的学者，更不必担心是否建立了与包括院长在内的学术委员会成员的良好私人关系。

按照李猛，“张教授设计的人事体制，不仅没有改善这一点，而且这个方案本身就是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取代学术逻辑的结果。这一点如果没有改变，新的人事制度不过是将讨价还价的价码或风险提高，将报价人的范围扩大，但并没有改变讨价还价赖以存在的基础”。李猛进一步指出，“众所周知，中国学术界现在还远没有建立起来客观自主的学术评价机制，在文科，即使象《中国社会科学》这样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水平也并非没有争议；在理工科，科研经费的申请大多受课题学术价值之外的因素的影响。在目前的学术体制中，学术的逻辑经常没有经济的逻辑和政治的逻辑声音大”、“毕竟我们的制度经济学家崇拜的Coase先生发表的重要文章‘厂商的性质’，根据他自己的回顾，就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内没有受到充分重视，这个时间已经远远超出了张教授认为一个教师证明是否够格的时间。”（见李文）

我们看到，李猛先生一方面认识到学术市场的建立和规范已超过一个大学教改所涵盖的范围（见李文），另一方面以此指责北大教改方案“没有改善这一点”。李猛先生指出的目前中国学术期刊出现的不尽如人意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一个有趣的故事是，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斯蒂格利茨（Stiglitz）后来被发现，作为主要贡献的三篇代表作都存在着推导的错误。但瑕不掩瑜，美国学术界并没有因为刊登斯蒂格利茨三篇文章的刊物（《美国经济评论》等）出现了这样的错误而否定在学术期刊发表文章作为学术评价体系的重要环节。我们强调的是，在美国一流的期刊尚且如此，何况是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因而，我们不能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出现的差强人意之处，而否定其在学术评价上的客观衡量性。学术期刊作为学术市场重要内容的运作毕竟使一些仅仅是可以观察但无法证实的学术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可证实。特别在匿名评审制度完善后，这种现象相信将会进一步减少。

李猛先生文中提到的科斯（Coase）教授恰恰是一个证明学术市场存在价值的很好的例子。科斯教授的文章毕竟公开发表了（《Econometrica》），而且必须承认，如果科斯“打着为了学术”的旗帜而将《企业的性质》（李猛先生将其译为“厂商的性质”，科斯的其它重要贡献还包括“社会成本问题”、“联邦通讯委员会”等）一文束之高阁，不仅不会形成七○年代以来对科斯学术贡献的好评如潮，也将不会有今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无论对科斯学术贡献的重新认识和最终授予其诺贝尔经济学奖全都是科斯工作的学术价值在学术市场上得到承认的体现。

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李猛注意到的，作为经济学家的科斯长期担任法学院教授和《法与经济学杂志》的编辑，“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内没有受到充分重视”。科斯和其它一些经济学家后来被认为是处于正态分布两极（例外）的经济学家，因而科斯本人当年无法靠在当时影响有限的文章获得以自由放任享誉一时的芝大经济系的教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影响巨大的芝大经济系都无法保证像科斯这样的天才经济学家获得教职，为什么一定要苛求计划经济的阴霾积重难返，刚刚开始着手改革的北大来完成这一世界性重大课题呢？

一项制度设计必须保证对所有人未来形成的预期是一致的。一项制度变革所体现出的公正性也恰恰体现在这里。如果当年芝大经济系因为科斯宣称他在若干年后会获得诺贝尔奖而向他提供了教职，一定会有成千上万个具有或不具有经济学家潜质的人会提出同样的请求，为了避免漏掉像科斯这样的天才经济学家，由此导致的评价工作之烦琐和巨大才是李猛先生真正应该担心的。而学术市场的存在恰恰可以保证大多数优秀的经济学家（处于正态分布的中段）脱颖而出。

概括而言，学术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将可以观察（甚至不可观察），但不可证实的学术贡献，通过学术市场上的在实行匿名评审制度的专业期刊上公开发表等市场评价手段，变得可以证实，从而形成对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是否对某一学科做出突出贡献，需要其它人的评价，而不是自己的吹捧，当然也不能是新闻媒体的吹捧，因为，他们毕竟不是专家。（由此联想到的，一些人对媒体宣称他离开北大将是北大的损失，是不是同样应该出自其它人之口）

如同学术市场存在具有重要意义一样，Tenure－track制度的合理性一方面在于它向每一位申请人明确地发出信号：有望成功的申请人必须首先通过在同行公认的权威匿名评审期刊公开发表文章等方式，向同行充分展示自己的学术实力；另一方面，则在于使包括学术委员会成员在内的所有同行形成相同的预期：在众多的申请人中，具备哪些条件的申请人在可能授予终身教职。因此，Tenure－track制度以及作为其运行基础的学术市场不是像李猛先生想像的那样，由于“竞争的激励”而使“结果变得不确定”。恰恰相反，上述制度可以使无论同行，还是申请者本人都对自己的学术成果形成客观评价，而最终使每一位真正有实力的申请人“确定地”获得终身教职。否则，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Tenure－track等制度成为世界著名大学主要制度的现象。

对于目前尚不具备有效的外部制度环境的大学教改的一个重要目的，显然是影响，从而最终改变人们对学术市场未来发展走向的预期。大学教改所关注的制度设计会明确地提醒每一个当事人，什么样的行为是鼓励的（如进行规范的研究和学术交流），什么样的行为是必须的（如在匿名评审的一流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或专著），更重要的是，它会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不那样做会得到什么惩罚（如Up or out等）。制度设计的结果无疑会反过来大大促进包括学术市场规范在内等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我想，通过教改调整每一位教师的努力方向，以此来扎实推进中国学术市场的规范，这才是北大教改的真实意图。它的目的决不是在今天就把一批可能没有得到公正的学术评价，同时缺乏很好退路的教师赶出学校。

当然，学术市场的规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我们毕竟看到，国内一些优秀的刊物已经或正在准备推出出版物的匿名评审制度（经济学科中如《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季刊》等）。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北大教改的成功将加速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乃至整个学术市场走向规范。

李文多处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概念和术语，给人的感觉是他是一个知识渊博，学惯“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学者。但他对经济学和管理学概念的误用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

李猛认为，“一件东西是否价值高，并非因为有‘市场’，而是由经济学家喜欢谈的‘偏好’决定。‘偏好’本身对于市场来说是外生变量，而不是内生变量。换句话说，市场只是揭示了人们已有的偏好，从而根据供需关系来决定一个东西的市场价码。在基本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本身并不能增加对一个东西的‘需求’。因此，市场化程度高，并不能自然使一个东西的价值升高。相反，对于就业市场或者说劳动力市场来说，如果‘市场化’程度高是指竞争更不受各种壁垒的限制，从而竞争也更‘公开’，那么，相应职业的供给弹性会很大，简单地说，就是这个职业谁都能干，因此，这个职业的收入和社会威望都会比较低。而收入和社会威望比较高的职业，往往是那些从业人员可替代性差，也就是说，很难找到代替他们的同样优秀的人才。这些行业，往往利用‘证书’和‘资历’等手段建立各种壁垒，从而不那么‘市场化’。这些都是劳动力市场研究和社会分层研究中的老生常谈了，这也符合我们的常识。”（见李文）。

熟悉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商品或服务价值的高低仅仅取决于市场供求双方力量的对比，而与市场化程度的高低无关。完全竞争的毫无疑问是市场, 没有竞争的，或竞争不多的同样可以是市场。因而，市场化程度提高，并不能必然使一个物品的价值升高。更重要的是，学术市场存在的真正目的是价值评估和价值实现，而不是价值升高。

李猛把“相应职业的供给弹性会很大”理解为“就是这个职业谁都能干”，不知是李猛先生对经济学概念的误解，还是出于李猛先生所极力反对的修辞学的考虑。简单地讲，所谓高的供给弹性是指相同幅度价格的变化会导致更多的商品的供给。这与作为商品或服务特性的“谁都能干”无关。一个市场供给品所具备的特性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是由对该供给品的需求决定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举一个例子。人们通常所说的经理人职业市场的供给是由工商企业对经理人素质的基本要求所决定了的具有MBA学历和相同职务工作经验的申请人组成的。并不是“谁都能干”的人轻易可以进入的。但这并不妨碍经理人职业市场的存在，以及可能出现的供给弹性大的现象。

理解了这点，我们发现李猛先生提出的“张教授主张‘公开’的原则，而且相信‘竞争’可以激活人事体制，其实并不是主张拆除大学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壁垒，相反，新体制在这些方面比旧体制要求更严格（例如要求“新聘教师应当具有博士学位（或本学科最高学位），甚至考虑规定从博士到获得副先生的最短年限）。因此，张教授主张的并不是完全公开、没有壁垒的竞争，而只是通过不同高校之间争夺优秀教员的竞争机制来确立他们的相对水平”（见李文）的错误并不困难。换句话说，正是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特点决定了作为大学教师市场的供给主体必须是经过系统科研训练的博士研究生（除非该专业目前仍没有博士学位），这已成为全世界主要大学的通例。这里显然无需为了体现“公平”，而使“谁都能干”的人进入大学教师市场。

在行文中多处应用知名学者Derek Bok、William Mallon等的论证的李猛先生俨然是一位深谙东西方教育制度的专家。然而，李猛先生通篇对作为学术评价体系重要内容的组成和运作存在的大量误解表明，李猛对现代教育制度精髓的理解至少不像他看起来一样的内行。李猛在文章中留露出其对修辞学的反感，事实表明，他恰恰是一个玩弄修辞学的真正高手。

二、模仿VS创新

李猛对北大教改的一项主要批评是，缺乏创新和显现“中国经验”。“即便谈到美国自身，如果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成型的时候，那些著名大学的校长一心只想模仿欧洲大学，恐怕就根本不会有今天的美国高等教育体制。毕竟，美国早期高等教育在仿效当时的先进欧洲国家时，并没有一味学习德国，或是美国人心目中的文化强国——法国，而是通过综合洪堡式的研究型大学理念和英国式的公民教育学院（liberal art s college）两种体制，逐渐发展形成了美国式的高等教育模式，能够结合自主的科学研究，健全的公民教育和教学相长的‘高深学习’（higher learning）。今天美国高等教育体制能够成为北大改革草案一心仿效的对象，就是因为当年美国没有象个没有主见的尾随者，把德国或别的欧洲国家看作自己体制的唯一标准。从发展史来看，美国的教育之所以是‘世界一流的’，就是因为美国从来不想亦步亦趋地跟在‘世界’后面，而是始终努力寻找适于自己教育理想和国家情况的教育体制。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学习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难道不值得深思一下吗？中国改革已经不只20年了，作为曾经参与其中的学者竟仍然认为改革只需要拿过来别人的制度，甚至连制度都不用拿过来，只需要嫁接在别人的制度上，就可能成功。这岂不成了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经验’的改革道路的最大嘲讽吗？”（见李文）

事实上，李猛在文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反复论证了学科的“末尾淘汰制”并不是欧美大学制度的组成部分（参见李文），这或许就是李猛所十分看中的“中国特色”。显然，按照李猛先生的逻辑，北大教改方案并没用一味地模仿别人。看来，今天北大教改的道路取向也许是正确的，它毕竟至少符合李猛先生所倡导的“反对模仿”的理念。

在论证作为北大教改核心的Tenure-track制度只是简单，甚至“错误”的抄袭时，李猛再次显现了他玩弄修辞学的天赋：“根据张教授的说法，改革草案中推荐的方法‘是国外大学的典型做法，无论这些大学是一流的，还是三流的’。换句话说， 采用这种体制的，不仅有一流大学，同样也有三流大学。也就是说，即使北大采纳了张教授设计的体制，甚至即使这种体制能够按照张教授盼望的那样运作，北大也并不必然就成为世界一流，她同样可能成为一所三流大学。”（见李文）

谁都没有否认，实行Tenure-track制度只是成为一流大学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项制度是否可以采用取决于它是否可以改进目前的体制现状本身，而不在于它目前为几流大学采用，更不能因为三流大学曾经使用而成为我们拒绝采用的理由。但如果无论一流还是三流大学都采用这种制度，我们就有必要考虑这种制度可能具有的普遍适用性。

李猛先生用雄辩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修辞学的真正高手。“但在美国，恰恰是那些水平较低的社区大学较多雇佣非‘终身教职序列’的教师，而一流大学却全都采用 ‘终身教职’制度，即使他们聘用非终身教职序列的教师，也大多从事学术地位较低的工作。”（见李文）。作为终身教职制度的“Tenure－track”制度事实上不仅包括在若干年后所获得的终身教职（教授或副教授），最重要的是包括在获得终身教职前的试用期（probationary period）。作为与“那些水平较低的社区大学较多雇佣非‘终身教职序列’的教师”相对照的“一流大学却全都采用”的“Tenure－track”制度不仅包括前者，同时也包括后者。我想，这一点李猛先生内心是十分清楚的。但这样修辞学的结果使一般的读者会望文生义地理解为：既然一流大学都采用的是“终身制”（用我们通常的说法是“铁饭碗”），我们又有什么改革的必要？（本文没有简单地把“Tenure－track”制度翻译为终身教职制度正是因为担心这种不必要的误解）

世界主要的著名高校推出这样的制度设计的主要动机在于，博士毕业后，在获得Tenure之前的几年对大多数人而言是学术创作最旺盛的时期。在这一关键时期施加压力往往会比长期的压力事半功倍。这一点已为多国的教育实践所证实。

而李猛先生却振振有词，“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始终在职业威望调查中居于前列，但他们并非靠市场的竞争机制筛选出来的，而是‘铁饭碗’”（见李文）。我想，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一个美国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会在离开大学后立即成为最高法院的法官，从而拥有李猛先生提到的“铁饭碗”，美国高等法院的任何一个法官无不是在法官的职业市场上长期竞争的结果。这一点，从相反的角度证实了Tenure－track制度的合理性。即一个享有“威望”的职业在获得稳定之前无不经过职业市场竞争的历练，使真正优秀的人才能最终获得“铁饭碗”。至于在获得“铁饭碗”前的历练，对于大学教师，我们可以称为获得Tenure前的试用，而对于最高法院的法官则可以称为担任相关职务的经历。总之，她在获得终身职位前必须获得“市场”的认可。

李猛先生怀疑北大能否靠“接轨”成为“一流大学”：“从现有嫁接在美国体制上的制度设想来看，一个愿意致力于学术并希望终身为中国学术做贡献的人，越早离开中国到美国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越好，因为这样他会更容易适应美国学术界的要求，学会用美国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问题，从而也更容易为美国学术界所接纳，发表文章和申请到研究经费，从而取得足够的学术声望。换句话说，既然在张教授设计的体制中，被美国学术界接纳，也就自然会有机会将来在北大成为教授，找到‘长期职位’，那么我们看不出来，一个学生为什么还要冒向下流动的危险在北大读学位。而且，由于缺乏海外读学位的经验，这些学生在未来采取的海外评审等方面也会普遍处于劣势，他们会自然在高级职位的激烈竞争过程中被淘汰出局。这样看来，按照张教授自己的标准，大概北大永远也无法成为第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不过是美国一流大学的预科班罢了”、“在受这次改革冲击最大的人文科学领域，恐怕大部分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其中许多学科是北大在世界上具有绝对领先地位的学术领域，甚至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是北大成为‘世界一流’的主要机会”（见李文）。

熟悉计划经济时代弟子继承师傅衣钵的李猛先生想当然地把弟子必然不如老师看作是一个基本事实。殊不知大学作为知识创作和传播的摇篮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注定了高等教育的接轨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而Tenure－track等制度所倡导的公开竞争和公正评价进一步成为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保证。法国著名的Toulouse大学在Laffont，Tirole等经济学家的带领下，迅速赶超欧美名校的经济学科教育。目前该校培养的学生可以凭借其优秀的论文在欧美大学教师市场与美国本土名校培养的学生一决高低即是这方面典型的例证。

当然，这个过程可能同样存在时滞。但这可能是在目前条件下，实现北大早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梦想的可行途径。如果按照李猛先生的观点，仅仅依靠“别人不行，只有我们行”来建设一流大学，不仅失去了现代大学教育应有的开放胸襟，也将淡化现代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知识创造和传播的基本功能。何况一个大学是不是世界一流是需要“别人”来评价的。

李猛提到，“总而言之，如果立足招聘海外人才回国来建设中国的一流大学。即使我们假定北大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并借助其他方面的吸引力，那么从港台学生开始留学至今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哈佛大学除了在东亚研究领域，又聘用过多少华裔教授呢？在整个美国学界，又有多少华裔教授，真正在各个领域是从事前沿性的研究呢？如果我们在美国都无法招聘到足够的一流人才，我们岂不是永远也不能建立所谓的‘世界一流’了吗？何况在招聘这些海外学者时，正如张教授意识到的，北大的吸引力并不是‘钱’，而是悠久的人文传统，在中国文化、思想和政治上占据的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但所有这些，在新的改革草案中，都是想方设法加以革除的阻碍改革的落后力量。但试问如果这个嫁接在美国体制上的所谓 ‘竞争和流动’新方案真的成功地消除了这些‘落后力量’的话，又有几个真正优秀的海外人才愿意回到这个绝对三流的冒牌美国大学中呢？”、“今天，张维迎教授的支持者呼吁要仿效蔡元培先生推动北京大学的改革，我们希望这样的改革能够继承蔡先生当年的精神，以学术自主的态度克服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对学术的侵袭，避免重蹈北大官商两种腐败。因此，如果北京大学的体制改革是希望建设一所真正能够引导中国学术发展的大学，那么就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培养有利于学术自主成长的环境，促进学术自身逻辑在北京大学的学术体制乃至行政体制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可惜的是，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次改革草案充满了经济的逻辑，也不乏对改革涉及的各方利益的政治考量，但似乎唯一缺乏的是对真正学术规律的尊重，对真正促进中国学术发展的学术逻辑的思考。”（见李文）

即使李猛先生以上的分析都成为事实（我们看到，李猛先生在“落后力量”、“人文传统”、“经济逻辑”和“政治考量”等概念上再次玩弄了修辞学：他把人文传统和作为改革对象的落后的制度和落后的教师等同起来；以现阶段北大改革过程中必须依赖的行政主导，“修辞学”为妨碍学术自由的政治力量，何况北大教改中所体现出的“商议性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有目共睹，（见许纪霖“北大改革与商议性民主”）），但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新的或者说，与世界主要大学的大学制度兼容的体制在引入海外人才和促进和维护学术自由，从而加速北大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不会比旧体制差。

李猛进一步辩白，“如果市场竞争机制比所谓‘大锅饭’制度更好，那么与其费尽力气证明先生拿到终身教职之后（也就是在基本摆脱了‘市场竞争’的压力）仍然会努力工作，为什么不简单地对全校教师一视同仁地采取3年一个合同的聘用机制呢？毕竟用‘习惯’、‘惯性’ 或‘脸面’这些理由来证明这些终身教授们会象没有终身教职一样继续努力工作，大概不象是设计机制，更像是祈祷。因为如果这些原因会发挥作用，现有体制同样也可以有效运转。难道现在的教授就不顾‘脸面’了吗？”、“因此，简单地说，张教授设计的所谓改革机制，其实不过是提高了旧的运作机制中竞争的风险，但却根本没有办法创造新的机制。

以前当不上教授，可能只是不能带博士生，分不上房子，收入少一些，但至少你还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默默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而现在却是失业，剥夺从事继续学术研究的机会。所以张教授才会小心翼翼地在他设计的方案对院系领导和学术委员会的公正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惜，我们知道，旧的体制同样有类似的要求，但却从来没有真正做到。除非找到把‘要求’变成‘现实’的真正符合学术规律的有效机制，否则，这些‘理想’大概都不能代替可预见的现实，更算不上是‘新方法’的优点。相反，它们只能表明，北大付出巨大代价得到的只不过是旧体制变本加厉的回归罢了。而且这种旧体制的翻版，由于‘竞争’环境更恶劣，连旧体制相对较宽松的环境这一优点都丧失了”（见李文）。

李猛先生把新的体制理解为只不过是对旧体制“竞争风险”的提高，而没有根本的创新，希望以此来进一步抹杀此次北大教改的必要性。显然，新体制可能带来的风险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提高。可能失去在北大担任教职的威胁，相信对很多人都是一场震动。如果把工人下岗同样看作仅仅是“竞争风险的提高”，政府也不会不断地强调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了（这同样成为极少数人不管不顾跳出来反对教改的原因之一）。

一个合理可行的Tenure－track制度应该是使一部分优秀的人可以轻松地获得，使另外一部分相对优秀的人经过努力获得；而使那些依靠“某些标签”进入北大，不学无术的人根本无法生存。机制设计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而李猛的一些错误恰恰在于忽视了机制设计的复杂性，把制度的选择看作简单的“非此即彼”。要知道，机制设计可以通过不同机制的组合不仅提高作为制度整体的效率，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不同机制的传统优势。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一个在若干年的试用期后再考虑是否授予终身教职的Tenure-track制度作为两种制度的结合将优于无论是短期合同，还是毕业后即授予终身教职的“铁饭碗”。当然，在二者的结合方式上还存在着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三、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的真正希望VS打着“北京大学”的金字招牌的社会淘金者

李猛把大学教员，尤其是中青年教师，看作是“中国社会最有知识、最知书识礼的人”。认为它们长期以来为北大的事业做出了许多牺牲。“其中的优秀人才之所以留在北大，没有选择出国或是下海，在收入和研究条件都不够理想的情况下，始终在北大坚持从事学术研究，教书育人，并不是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而是有更高的目标。而他们之所以选择北大，并不是因为北大能提供最好的‘铁饭碗’（不用说企业，其他许多高校都能提供更高的职称和收入），而是因为北大尽管存在诸多未尽如人意之处，却是他们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的真正希望。‘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因此，对于这些人，如果为了实现作为他们理想的北大事业，需要付出他们本人作为代价，他们并不会仅仅因为个人利益受损就反对改革。但如果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结果却是毁灭了他们为之倾注了全部热情的这项事业本身，摧残了他们做出巨大牺牲竭尽全力继承和发扬的中国学术与文化，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无动于衷”（见李文）。


李猛先生的这一判断如果指的是生活在商品经济普遍萧条的年代的讲师，大部分读者还是愿意相信的。但进入九○年代，特别是最近几年，随着社会办学和商业项目的增加，一些刚刚进入学校的年轻老师打着“北京大学”的金字招牌热衷于在社会淘金，甚至置基本的教学研究工作于不顾则是不争的事实。于是，以往“收入和研究条件都不够理想”的留校成为很多人的选择。特别是，当正常的人才选拔只有被贴上“院长和书记的学生”的标签才可能留校时，人们对于他们是否是“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的真正希望”不免怀疑（见北大BBS文章“以经院的个案说明北大教改的合理性”）。至于这些人是否“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则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李猛先生以“北京大学具有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样已经基本试行张教授新体制的优秀院系，但北大经济学在全国经济学重点学科的评比上却大败而归”来证明学科的“末尾淘汰制”的不可行。姑且不论学术评价标准的统一和学术市场的规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不论具有底蕴的Yale大学校长在回答Yale近年排名下降时所提到的“不管Yale排名多少，但Yale还是Yale”的回答（见北大BBS文章），看来，李猛先生对“基本试行新体制”而成为“优秀院系”的事实“内心十分清楚”。如果说，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优秀”有目共睹，而同样从事经济学科研和教育的北大经济学院却成为“证明北大教改合理性”的“个案”（见北大BBS文章“以经院的个案说明北大教改的合理性”）。这一事实说明什么，我想李猛先生同样“内心十分清楚”。

李文提到的“柏拉图创立的雅典学园的主持人都是院内继承的，中世纪大学的教师也很少采用完全公开的外部市场”的事实恰恰是教师在内部市场招聘导致学术衰落的典型例子。在今天的欧洲，不但雅典学园昔日的辉煌销声匿迹，大部分的欧洲大学已经或开始实行外部市场为主的教师招聘制度。

内心十分清楚，甚至明白无误地指出，但同时又在指责“新体制”的不合理性，难道这样的论证，就符合李猛先生所推崇的“学术上的诚实态度”吗？  

在文章的最后，李猛先生提到，“张教授在‘说明’中曾经反驳批评者说，‘一个想有大成就的人，难道连一点耐心也没有吗？如果没有一点耐心，我们怎么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呢？’我相信所有真正关心北大的老师学生都希望改革的设计者和执行者能够真的多一点耐心。希望张教授们真的记得孔夫子的话：‘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并且希望，“当然，这份‘说明’不是学术报告，而只是对‘改革方案的基本精神’的说明，因此缺乏对改革逻辑和思路的系统阐述也有情可原。但回答‘如何改’的问题并不能解决‘为什么这样改’的困惑。我们当然希望张教授等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会另外撰写文章来系统论证北大教育改革的逻辑。”（见李文）

人们在分蛋糕遇到纷争时一个通常的做法；如果你不同意我的分法，那么，拿出你更高明的分法。我们热切期待着李猛先生经过“耐心”思考的大学改革方案（希望是名副其实的“如何改革大学”）。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3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