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叫我如何不一稿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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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实话，看到这个题目的朋友可能会认为：我是抱着“酸葡萄”心理说这句话的。确实如此。我的时评经常没有被采用，因为我没有“一稿多投”。

令我鼓起勇气发出这个疑问的，是因为我的很多时评投稿曾经被报社作为备用——但实际上好多稿件我等了一个星期都没有被采用。他们的回复信中说，我的时评投稿已经作为备用，如果一个星期内不见刊登可另做它投。能让报社备用，对于我这个练习写时评的小青年来说，已经是很开心了（虽然我写的时评也上过报），我足足等了一个星期——天啊！竟然没有被采用。可一个星期过后，你们说我的时评还有上报的可能吗？当然，我不会去怪报社；毕竟，采用与否是他们的权力，况且所刊登的时评好多水平都不错！我只好怪自己：当初为什么不一稿多投？！

我每天都在关注着各种报刊的时评。比如《中国青年报》上的“青年话题”，《法制日报》的“观点?声音”，《新京报》的评论等等。但是，我忽然发现，并且令我很嫉妒的是：我的备用稿——可能是被其他时评作者的“一稿多投”给挤掉了。这是一个“发现”！

先说一下一些报社时评投稿的要求。比如《新京报》上时评版的投稿要求有这样一些内容：“凌晨1点后未见通知被‘采用’或‘备用’可自行处理，不反对一稿多投，但不要同时投给在北京的其他报刊”。也就是说，你只要把时评稿投给《新京报》后，等待差不多24小时后未见通知就可另做它投。而如果被采用，在北京地区只能投给《新京报》而不能再投给其他报刊——只要在北京发行，且不论覆盖面仅限北京地区还是全国的报纸。还有其他报刊的规定是“反对‘一稿多投’，如果发现不给稿费”。可是，每天都阅报的我，却有个惊人的“发现”——好多时评作者都在搞“一稿多投”！

随手都可以捡出一堆例子来（以这几个星期内的《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为例）。《中国青年报》上“青年话题”所刊登的时评，好多都是“一稿多投”的杰作。如：叶边雨的《希望小学是谁的财产？》早就在其他报刊登过，崔亮的《官员引咎辞职后要允许“东山再起”》先是刊登在《新京报》上的，孙建的《引咎辞职后的情况值得关注》先刊登在《新京报》上，标题改变后又登在《中国青年》报上。除了编辑疏忽外，造成这种一篇时评被几家报纸刊登的——那肯定是时评作者搞的“一稿多投”！

再比如4月28日《新京报》刊登署名为“邢传”的时评《严惩“自杀维权”要慎行》，而4月30日的《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里，“邢传”早在《新京报》上刊载过的时评又出现在了那里，除了《新京报》里的“我”在《中国青年报》上改为“笔者”之外，其余只字不易！而同样是这篇时评，竟然以同样的面目出现在当日《中国青年报》的“法治社会”一栏。这难道仅仅是编辑的疏忽大意吗？

除了好多报社“采稿通知”慢而导致作者一稿多投的原因之外，我想那就是时评作者本人的原因了。作为极度关注时评的读者兼时评作者，我了解到了写时评的主要群体，那就是除了专业的时评作者外，还有这样三类人：编辑及新闻工作者；教师、学者、学生；职员及自由撰稿人。而以前两类人居多。我不想引用什么有关著作权或其他相关规定，来证明时评一稿多投是如何不妥——那些热忠于一稿多投的人比我还清楚。可是，那些姓名后面还跟着个“学者”、“教师”、“研究生”的时评作者们，你们为什么要搞一稿多投呢？

诚然，我们国家的杂志、报刊等媒体的稿件采用通知极不规范，甚至有些对作者极不负责；但我想那绝不是“一稿多投”的充分理由——尤其是对属于日报的报纸搞的“一搞多投”。连一点起码的跟报社的“投稿契约”都不能遵守的人，我开始怀疑他们那种慷慨激昂针砭时弊的话语了。而这些人，竟然是时评写的很“漂亮”的人，他们的屁股后面——括号里写着“学者”、“教师”、“研究生”。


为了我的时评稿件能被纸质媒体采用，看来我也要“一稿多投”了——现在的时评投稿竞争那么激烈，而编辑又有点不负责任——我的备用稿要“备用”到何时啊？况且，有那么多善于写时评且善于“一稿多投”的人呢。而这篇几乎“愤青言论”的文章，我真的希望能有媒体采用。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4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