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东亚国家“精神封闭症”

dengxi6489

中日精英对话亚洲未来
    无论居住在北京，还是北海道，无论容颜胜雪，还是肤色古铜，无论饱读圣贤，还是信奉天主，……我们所居住的环境，给了我们一个共同的名字——东亚人。
    当人类跨入21世纪的门槛，我们猛然发现，东亚正在成长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最有潜力的市场以及最有前途的发展区域。然而，成长不等于长成，“亚太世纪”、“亚洲崛起”等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也不意味着梦想成真。内部涌动的激QING、外部虚夸的追捧，仍然难以掩盖东亚面临的各种问题。而在诸多历史民族问题、国家主义抬头、互信缺失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东亚人困惑而又难以摆脱的主观因素——精神封闭状态。
    有专家这样评价，在经济日渐开放的东亚，特别是中国与日本这两个对东亚乃至世界发展至关重要的国家，精神封闭状态也十分严重。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今天，如何突破“精神封闭症”这一内心的魔障，仍然是摆在中日两国面前的一大挑战。
    近年来，为修补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遭严重损伤的两国关系，中日两国透过各种非官方管道进行的接触不断，这种接触不但为中日关系的转折进行了“预热”，还为求解共同面对的“精神封闭状态”进行了探讨。连续两年举行的“北京东京论坛”就显示了其“非官方接触”的重要性。这种由中日各界精英以个人身份进行负责任对话的新的外交途径，在中日关系上的作用也被称为“历史性的”。
    《环球》杂志本期编发的是部分中日精英去年8月在东京举行的该论坛的对话记录，对话主题是“中日关系与亚洲的未来”。从中日双方政治家及专家学者的面对面交流和他们谨慎的遣词用语中，细心的读者也许能够品味出中日双方对亚洲未来和双边关系的看法的微妙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日政治关系还未实现后来的转寰，但双方的有识之士能表现出超越现实的远大眼光，就亚洲和世界的未来发表看法。
    周牧之：对于东亚的今天，我想讲三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25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第四大经济大国。我最想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展望下一个25年我们亚洲，以及中国和日本是什么样子。
    第二个没想到，是25年前谁也没有想像到日中经贸关系能发展到如此密切。2004年中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两国经济进入了从未有过的紧密合作局面。
    另外一个谁也没想到的现象，就是我们在经济开放的同时，出现了一个封闭的精神状态，日本和中国都有这个倾向：开放的经济、封闭的精神。
    从GDP角度来讲，21世纪全球一半以上的GDP会在亚洲经济体中出现，而且这些GDP是在分工合作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在这种前提下，难道我们还能容忍这种开放的经济和封闭的精神共存状态继续下去吗？
    我首先想请加藤先生和陈昊苏会长谈谈这方面的问题，首先希望两位政治家能给我们描绘一下25年后的亚洲应该是一个什么状态，有可能是一个梦想，但他们描绘出来的应该是负责任的梦想。
    其次，我希望两位政治家能谈谈21世纪亚洲的领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25年后的亚洲
    加藤紘一：尽快使亚洲各国人均国民收入增加到3000美元是我的梦想，我觉得再过25年有可能实现。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当然还会出现其他问题，比如说目前人均GDP只有100美元的老挝、250美元的缅甸怎么办？我认为那时日本、中国和印度必须来援助这些国家。另外，我们必须知道一点，只有生活水平提高了，才会有政治、军事上的安定。
    随着经济增长和人民币汇率的提高，25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可能达到2500美元，面对中国经济规模扩大，日本应该抱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如果有一天中国的经济规模跟日本差不多的话，日本、印度、泰国等亚洲国家可能需要谋求自己的新定位。这时候重要的是，各个国家炫耀的不应是经济规模或是军事力量的大小，而应该是自己国家最有优势的东西。
    过去我们总说亚洲各国的宗教、文明和经济发展是相互独立的，即使建立起类似东盟的组织也难以形成统一体。但是，如果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彼此能互相尊重对方价值观的话，就不会出现太多矛盾。
    亚洲的未来，各国都要降低“门槛”，经济的各种标准也要实现全球化。在军事方面，日美中三方从宽松的协商和了解，过渡到形成对话和协调的机构，逐步走上欧盟那样的发展道路，最后形成由各具个性国家组成的宽松联合体。我觉得这样亚洲能减少纠纷，加强稳定。
    周牧之：过去大多把亚洲的多样性说成是亚洲合作共赢的障碍，而加藤先生把它看成是亚洲的财富和未来。加藤先生为我们描述的未来亚洲蓝图是个性国家的联合体。
    陈昊苏：我只能提供一个心目中大体想像的未来世界。起码有一点我们可以相信，中国经济会继续高速发展，现在中国的GDP总量占到了世界上的5%，我预测再过25年，中国GDP将占到全球GDP总量的10%。
    对于日本我很难判断。现在日本GDP已占了全球的10%左右，如果25年后还能占到15%，这样中日两家的GDP就占了世界的1/4，而亚洲在世界的分量也可能占到1/3，世界就变成三大块，美国、欧洲以及包括中日在内的亚洲。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给未来的世界设立一个合理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强调各国互相尊重，大国绝对不要以任何借口向小国发动侵略战争，那到时未来世界的和平就会有保证。

    亚洲国家领导人的品质
    陈昊苏：至于未来的亚洲国家领导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当然可以说有很多，比如说领导能力、和世界交往的水准、文明素质等等，但我觉得有一条是必须要虚心对待这个世界。因为世界潮流是大家都要发展经济，一个民族好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家都可以掌握，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千万不要看不起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这非常重要。
    希望未来中国的领导人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能够有一种平等相处的品质，作为大国的领导人，要懂得尊重小国的领导人。比如过去西方殖民主义者之所以招人怨怒，就因为他们缺乏尊敬其他国家民族和文化的精神，这一点中国人看得很清楚。从东方的传统出发，中国懂得尊重别国的人民，也愿意用自己的真诚去换得世界各国朋友的友谊。
    林芳正：我小时候曾学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个儒家主张，这是亚洲领导人需具有的品质。中日同文同种，互相能够共享这样的品质，这是今后领导人之间进行交流时的一个关键词。
　　亚洲未来的形势
    周牧之：接下来让我们转入另一个话题，讨论亚洲未来是个什么样的具体形势。加藤先生刚才描绘的是一个个性国家的联合体，陈昊苏先生设定的题目是亚洲的一体化。那么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研究最资深的外交家王大使的意见呢？
    王英凡：首先，我想指出，虽然在发言中讲到亚洲世纪，但是我不想强调亚洲世纪这样一个说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讲的相互依存，是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依存，不仅是亚洲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我不认为地域或是国家的地理位置将决定它参加什么合作或是什么共同体。
    我本人在讲东亚问题时，从来不用东亚共同体这个说法。东亚合作将来能不能形成东亚共同体，我有疑问。在讲东亚合作时，我考虑的也不仅仅是“10+3”，比如有澳新的问题，中国有人不赞成把澳新纳入东亚合作范围，但澳新同东亚国家，比如“10+3”的国家，在经济贸易等各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也有越来越多的东亚国家希望在东亚合作过程中加强与澳新的合作。
    所以，在探讨亚洲共同体的问题上，特别是我们这个论坛在讲到亚洲未来的时候，我认为还是谨慎一点好。
    如果我们讲21世纪是亚洲世纪，欧洲会怎么想？美国会怎么想？所以我要是为中国政府出主意的话，我就不主张他们过多地谈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我认为比较稳妥的说法是亚洲国家对世界未来，对世界和平、发展、政治、安全、文化等应该而且也可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还有一点，怎么开展合作？我认为要一个一个领域进行合作，要务实，由浅到深，从易到难。而且有些合作我认为会是跨地区，甚至是全球范围的合作。
    我讲到由浅到深的合作，中日之间也好，东亚或者亚洲也好，必须围绕着我们可能达成的共识，在一些涉及到共同利益的问题上逐渐扎扎实实的开展合作，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政治意愿，那就有可能一个领域接一个领域的加强合作，到一定时期就可能形成一个机构，一种机制。

    所以对亚洲的未来，我认为很可能在多领域以多种形式开展各种各样的合作，最后会不会走到一起消除边界成为共同体，我现在不敢预想。
    徐辉：目前，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这两个趋势同步发展，而且相互补充。也就是说区域一体化并不是形成排他性的军事联盟团体，来阻碍全球合作。区域合作最后可能走向一体化。这是一个趋势，像战乱纷争的非洲现在也有了非盟，在这之前它有各种各样的地区和次地区组织。
    为什么这些地区的国家都希望能形成一个地区性的一体化组织呢？他们的初衷可能各不相同，有些地区组织最初成立是排他性的，是为了防止外部力量的干预或威胁，有的地区组织成立更多是着眼于解决自己内部问题，解决共同关注的一系列问题。这些必须合作而且地域靠近的国家，显然相互之间影响非常大，在解决内部问题时，他们要形成一种合作机制。
    另外，这种合作可以重新优化资源配置，增大效益，简而言之就是能把蛋糕做大，让大家都能分到更多的份额，这是区域一体化的目标和动力所在。
    再者，所谓东亚世纪也好，亚洲世纪也好，并不意味着这个地方将形成一个团体排斥其他国家，只不过是说这个地方经济政治影响力可能扩大了，国际社会更不能忽略它，如果想解决国际社会问题的话，需要这个地区的合作。
    西原春夫：王先生刚才说的共同体其实还是加强合作，有些方面我是赞成的，但仍有分歧的地方。
    我想说的是，在合作关系中，管理和共同规定是很必要的。因为在国境这个门槛还没有降低之前，各个国家有自己的法律法规和国际法。但随着国境门槛的降低，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区域法律法规让大家共同遵守的话，那么国家间的冲突就会越来越激烈。
    联合国如果拥有更强大的功能，那么在它的框架下就能解决亚洲的纠纷，但实际上联合国并没有这种力量。所以不建立地区性的规范，只靠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和和平相处是不够的。
    总之，建立一个共同的超国家组织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赞成王先生的看法，认为应该从协商机构开始着手，而不应该从共同体出发。协商机构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再走向共同管理的机制，最终实现某种共同体。
    关于亚洲共同体到底是要将亚洲全部国家都纳入共同体，还是在某个范围内建立共同体的问题，我不想做深入考虑，但首先在历史大方向上我们要有一个共同认识，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建立某种形式的共同体，有国境而且比较稳定的联合体也是可以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