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与多边关系

影音王

概况
宏观背景。人们或许能感到，东盟正在被超出单个成员国控制能力的全球性事件和因素所侵蚀，虽然这些事件和因素就产生在东盟区域内。同时，东盟一直努力在自己与多边世界的互动进程中寻找着自己的中心位置。在成型时期，南北对话领域里出现了更为广泛的主题。这种观点的内核源自经济关系在一个迅速变得相互依赖的世界里所具有的重要性，而廉价劳动力、基础资源的大量供给和制造能力支撑着这种关系。
多边互动。但是世界在发展，东盟不得进行不同层次的多边互动。这包括：东盟不得不通过亚欧会议与欧盟达成妥协，通过亚太经合论坛同太平洋地区达成妥协，通过东盟地区论坛与北美自由贸易区、其他区域贸易协议及一种更为广泛的安全对话达成妥协。
一体化。如果说东盟头上附有一个咒语，那么这个咒语就是一体化。东盟读者非常清楚这个词的含义。一体化意味着东盟的一种恐惧，即害怕自己走上一条类似欧盟的道路。欧盟是在自己雄心壮志的驱使下选择了这一道路。而东盟的欲望则更为适度。欧盟强势的“一体化”路径不适合东盟地区。更合适的方式是一种“软性一体化”，它应该与以协商、帮助等为特征的东盟方式显得更加一致。
东盟-欧盟关系。东盟-欧盟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虽然有益但却充满挑战的事物。欧盟已经成为了东盟地区的一个重要投资者，作为回报，它得到了制造业产品和重要的初级产品。而沿着这条道路，东盟不得不承受这些代价：社会倾销[1]、劳工维权、最低工资、环境忧虑和来自欧洲“绿色政治家”及其选民的怨声载道。对东盟经济来说，欧盟是个晚来者，但也是一个早退者，这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表现非常明显。虽然我们能够以最好的意图考虑与欧盟的关系，但是，东盟必须明白欧盟最高决策机构并没有经济权力去帮助该地区进行发展。这样的权力总是属于欧盟成员国自己的中央政府。
东盟地区论坛。然而，随着东盟地区论坛成为讨论安全问题的更宽广平台，亚欧会议仍旧是一个重要的焦点。东盟地区论坛允许亚洲的主要行为体和在该地区拥有利益的行为体积极地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领土问题达成一致。亚欧会议是一个强大的且更加化于无形的支柱，它支撑着东盟地区论坛这一框架。当经济关系因为技术进步而发生改变时，亚欧会议必须更加注意加强内部的紧密性，这可以通过深化政治对话、分享共同价值和在未来领袖之间创建关系网络来实现。
亚太经合组织。在欧盟的东翼，“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就东盟应如何作为一个地区实体参与相关活动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人们总是说APEC是一个结构松散的组织，没有巨大的、固定的官僚办事机构。这成为了一种共识，而且确实，亚太经合组织就是这样诞生和运作的。东盟在亚太经合组织内部的角色和份量，在一个层面上，将主要取决于其成员国的国家利益和联盟的集体利益之间的平衡；在另一个层面上，将主要取决于通过牺牲一些主权对其它参与者的政策施加影响，从而获得优势的意愿。在东盟范围内，这将是一种源自金融危机深刻教训的高级秩序。

北美自由贸易区。在让东盟感到恐惧的所有自由贸易区中，最常被提起的是北美自由贸易区。人们担心出现投资转移、贸易偏差与贸易转移、收入效应、出口竞争力下降以及其它的类似经济困局。但过去五年里的记录没有能验证这些。各国经济都遭受了技术泡沫破裂后的折磨。竞争力的丧失在东盟区域内的任何地方都能被感觉到。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用快速的步伐吸引着外资，发达国家则乐于享受了外部采购的好处，印度也因此变成了受欢迎的对象。经济上的不适感和政治上的变迁混合在一起，已经改变了东盟，它的关注点从处理外部事务这一方面转移到了处理牵涉国家生存和社会结构的问题这一方面。
日本。经济上虚弱的日本和技术产业的崩溃在东盟提出的大多数多边倡议之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烙印。日本已经成为东盟最大的投资者，并曾出于工具性目的，在东盟各国内创造了一个企业间的联系网络。最近几年里，一个虚弱的日本已经没有能力提供必要的帮助来支撑一个在金融上脆弱的东盟。
全球反恐网络。在更近的几年里，随着恐怖主义浪潮的涌动，安全问题在东盟议事日程上拥有的级别很高，东盟地区论坛也因此成为了东盟进行“国际参与”的一个更为有力的象征。恐怖幽灵已经降临在了东盟的大地上。其中，印尼不得不承受恐怖主义的肆虐冲击。如果说东盟多边关系中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那就是尚未开口点破的安全关系。打击恐怖主义是一个全球主题并形成了相应的结构，而东盟成为了该结构的一部分。
其它挑战。同时，本地区还面临其它当务之急。例如，东盟成员数量的扩大及其附带事务。能源日益成为一个内向型的问题而不像过去那样是个外向型的问题。安全事务所具有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大规模竞争，以及国内决策遇到的挑战，都使东盟领导人承受着身心重负。人们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去为危急问题寻找一种双边解决方案，因为“东盟方式”可能并不足够有利。这对一些经济学家来说构成了一种窘境，他们试图追求一个中心位置而忽视了针对维护东盟团结的更广泛担忧。目前多边平台上呈现的问题是，东盟是否已经发展成为了解决问题的一种机制。


东盟和亚欧会议
一、东盟在创办亚欧会议中扮演的角色
东盟为什么要启动亚欧会议进程？有学者分析，1994至1995年间东盟领导人决定在曼谷召开第一届亚欧会议，可能是出于以下原因：
第一，当代世界的变化程度对东盟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1995年北美、欧盟和亚洲十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分别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29.5%、29.5%和24.9%。然而，亚洲每年平均增长5%，欧洲和北美则为2.5%。按照1994年的购买力计算，到2020年时,北美、欧盟和亚洲十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加起来将分别是145870亿美元、143990亿美元和207330亿美元。换句话说，到2020年，东亚的经济总量可能比北美和西欧的经济总量更为巨大。因为世界经济由三驾马车拉动，因此它的未来要求我们必须在三大区域经济中心之间建立真诚的、合作性的关系。
第二，存在于三大权力中心之间的制度性联系差异驱使东盟做出改变。北美和西欧之间存在着一个严密的由制度与人际联系构成的网络，例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 意大利斯波莱托“两世界艺术节”(Spoleto Festival of Two Worlds)等等。近年来，东亚和北美的领导人正在建立跨越太平洋的桥梁，例如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然而，就欧盟和东亚的情况而言，仅有极少的制度性和人际联系。东盟和西欧领导人决定于1996年3月在曼谷召开的首次峰会，因此成为了填补这一空白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步。第一届亚欧会议的成功为东盟带来声望。东盟能够明智而合乎时宜地，尤其是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里，争取主动权。

二、如何使东盟-欧盟关系重新焕发活力？
亚欧会议正处在蜜月阶段。它看起来新鲜而又充满兴奋。实际上，东盟-欧盟关系始于1978年，是一段已有20年历史的联姻。就像许多走过了20年岁月的个人婚姻那样，一种危险悄然而生，那就是配偶们开始把对方当成见惯不惯的家伙，并开始对其他帅哥靓女顾盼含情。东盟在这一方面遇到的挑战是双重的：一、要让婚姻保持新鲜感；二、要让东盟-欧盟关系和亚欧会议彼此支撑、互相加强。以下是就如何应对这两大挑战所提出的若干建议：

（一）扩大和深化政治对话
首先，东盟-欧盟名人小组会议（Group of Eminent Persons）应拓宽和深化东盟-欧盟政治对话。对话应扩大到更多的领域，包括私人空间，大学院校，智库，其他非政府组织和亚欧青年代表之间。对话可涵盖以下话题：
·联合国改革
·维和
·预防性外交
·人权
·核不扩散
·国际犯罪
·恐怖主义
·海盗问题
·健康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双方应该努力超越对话、深入合作领域。东盟-欧盟对话是南北对话的最佳案例。双边应该立志制定一个共同的行动议程，它们可以在联合国之类的适当论坛平台上寻求制定这种议程的可能性。

（二）进行跨文明的对话
其次，东盟-欧盟文化对话是一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从文化上讲，西欧价值观根植于犹太教与基督教所共有的宗教起源、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与西欧不同，东南亚是一个充满多样性的区域。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和儒教都拥有大量信徒。因此，东盟-欧盟之间的成功对话将对文明之间的对话作出重要贡献，并减少文明之间发生冲突的危险。该对话议程可以包括：
·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
·法治与良政
·国家角色
·人权
（三）学生与青年交流
第三，东盟和欧盟应该扩大两地学生和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新的东盟-欧盟项目“青年总经理计划”（Junior Executive Managers，JEMS)将东盟地区的青年经理人送到位于西欧的公司里从事工作，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该项目应该得到扩大，包括将西欧的年轻经理人送到东盟国家从事工作。达到此类效果的一种可行办法，是让东盟公司和欧盟公司“结对子”。有学者也愿意与负责跨欧洲大学生交流项目“苏格拉底”的官员探讨扩大该网络的可行性，以便使其覆盖亚洲最优秀的大学。欧盟应该帮助东盟区加强和扩大东盟高校里的欧洲研究教学工作。东盟也应该帮助欧盟加强欧盟高校里的东南亚语言教学和研究工作。另外，记者、艺术家和电影制片人能够为加深西欧与东南亚之间的双边理解做出重要贡献。

东亚的地区主义与经济一体化
地区一体化环球概况。在过去的大约15年时间里，地区主义在世界经济里变得日益盛行。继1960年代第一波地区主义潮流过后，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地区一体化协议（RIA）再次波涛汹涌。世界贸易组织最近的报告显示，迄今为止，在通报给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184个地区一体化协议之中，109份协议目前仍然有效。仅有少数世贸组织成员国当前未参与任何形式的地区一体化协议。
地区一体化东亚概况。然而，东亚地区目前对这种日益增长的、世界性的地区主义趋势具有相对的“免疫力”。东盟自由贸易区由东南亚的9个国家组成（如果包括柬埔寨的话，则有10个）。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由南亚地区的7各国家组成，是亚洲地区唯一一个正式的地区一体化协议执行组织。另外，许多亚洲国家是“准地区一体化协议”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成员。不过，APEC还包括非亚洲的太平亚盆地国家。相对于漫长的历史进程而言，欧洲、北美与拉美的地区一体化协议以及亚洲的经济一体化所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一个相当新的现象。
东亚地区一体化新潮流。对比相对较晚出现的东亚地区一体化意识，在地区经济分化重组与形成过程中，最近明显有一股符合亚洲国家利益的潮流。韩国在1999年开始与智利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这是之前在1998年亚太经合组织吉隆坡峰会上通过双边会谈得到正式认可的行为。日本也在考虑将自己和东亚贸易伙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作为21世纪的一个政策选项。学术界和政治界也就在韩国、日本和中国之间达成一个分为三部分的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了讨论。简而言之，在经过长时间的自我抑制后，亚洲现在变得对“自己的地区主义”更加感兴趣了。

多边主义与地区主义的共存：背景与关系
情况综述。尤其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地区主义有一种日见明显的趋势，那就是与多边贸易体系的强化趋势相扣合。其中，多边贸易体系在1995年取得了胜利，世界贸易组织正是作为多轮成功谈判的结果而出现的。这个似乎矛盾的发展表明，一方面，各国正努力在关贸总协定的支持下加强地区主义，另一方面，它们正在努力寻求地区经济一体化。结果，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的共存成为了近年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即使这种形势有望持续一段时间，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依然存在，那就是地区主义是否已经并将继续对世界经济的多边一体化进程构成损害。
两大观点，针锋相对。关于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关系，存在着两个矛盾的观点。一个观点认为，地区主义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推行多边主义的障碍。另一个观点则认为，地区主义已经并将继续作为多边组织的建设性力量。
第一个观点认为地区主义对多边的世界贸易秩序有害，因此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障碍。其原因主要如下：
第一，地区主义本身意味着特惠贸易安排，这基本上在成员和非成员之间造成了歧视。这种歧视不仅是体现在关税壁垒领域，而且还在非关税壁垒领域，如产地规定、地区目录限定等等。如此一来，地区主义因而导致了贸易转移，虽然我们也能预期到一些“贸易开辟”效应。有关学者认为，在大多数案例里，贸易转移效应超过了贸易开辟效应，并因此导致了世界经济中生产要素的低效配置。
第二，如果地区一体化有效，各国将会把更多精力集中在地区一体化努力上，而非更为渴求的多边贸易秩序上。
第三，喜欢多边主义的学者提到了历史经验，即在许多案例里，地区主义的扩散与强化已经在地区间或国家间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和军事冲突。
因此，这些学者担心地区主义的过渡扩散和强化会在更长的时间里产生潜在的地缘政治消极影响。
然而，有趣的是，许多学者持相反的观点，即认为地区主义对多边主义有积极的贡献价值。
首先，他们认为地区主义是建设多边主义的砖石，因为他们相信地区主义会扩大“更自由的贸易”的范围，因此将不可避免地导向多边主义的加强。换句话说，与上一个观点比较而言，这些学者认为贸易开辟的数量会超过贸易转移的数量。
其次，这些学者指出，地区主义对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它们能够获得进入外部控制机制的渠道从而得以继续国内改革。这对发展进程而言是必要的。
再次，他们指出，许多案例中，在地区经济板块里所采用的自由化措施已经被成功地传输到了多边贸易谈判中。
第四，地区层次的自由化倡议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行为体具有示范效应，如官员、政府、消费者和企业家等，从而便于人们容易地创造出一个推动自由化的环境。
最后，我们能够从地区一体化协议如欧共体（德国VS法国）、南方共同市场（阿根廷VS巴西）和亚太经合组织（日本VS中国与东亚其它国家）中看到，许多地区一体化安排已被建立起来去缓解政治或军事紧张气氛，或者富有成效地带来了这样的效果。
因此，学者们对那种担心地区主义将会导致地缘政治紧张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小结：我们无法明确地判断哪一种观点该得到支持，因为现在还为时尚早。然而，几乎全部学者和决策者都站在同样的立场，他们认为，对世界经济而言，多边主义比地区主义更有益处，因为地区主义根据地区的不同分割了贸易体系。同样，人们普遍承认，而且甚至是那些宣扬地区主义积极效应的人也明白，地区主义对加强多边主义所作出的根本贡献。

东亚的地区主义前景展望与政策选择
就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签订一个正式协议的想法由来已久。1960年代末东盟形成不久，东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就开始考虑加入东盟的可行性。随着1980年代中期以来欧洲和北美经济一体化的加强，人们提出了更加严肃的计划与建议。持续的亚洲金融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一主题复活：亚洲经济合作与一体化是否应该以及怎样才能得到加强呢？
（一）东亚经济论坛。在就东亚地区一体化协议提出的种种建议中，由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建立 “东亚经济论坛”（East Asian Economic Caucus）的想法，是最突出的一个例子。东亚经济论坛如若能成功举办，早就使东盟（东盟自由贸易区）扩大到东北亚国家（与地区）了，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和中国台湾。[2]虽然这个想法没有被正式抛弃，但是它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强大阻力。需要指出的是，按照我们之前的观察，东北亚国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加入到东亚的任何一种地区经济分化组合进程中来，都将有望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一种额外的刺激。
促进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另一种方式是给予韩国、日本和中国个体化的会员资格。这一方法与东亚经济论坛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所指的会员资格是在个体而非集体的基础上授予这些国家的，所以三国中的任一国家可以在任一有意愿的时刻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3]这当然预先要求东盟自由贸易区取得全部成员国的一致同意，不过，这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
（二）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追求一种开放的地区主义，在这种背景下，有人提议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该构想如下：
如果亚太经合组织继续坚持“开放式地区主义”的概念，它除了单边自由化或将自己发展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区外，再别无选择。考虑到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通过采取适当措施将自己引向单边自由化的道路面临着巨大困难，一个替代方法便是将亚太经合组织发展成为一个看起来“似是而非的自由贸易区”。在这方面，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可以作为逼近亚太经合组织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第一步。
    结论：无论这些建议中的哪一个被采用，某种形式的合作与一体化框架至少对东亚而言是必需的。考虑到要抗击已有的、预防未来的区域内经济危机，这就更有说服力了。东亚国家采取的加强区域一体化的片面方法，可能使世界经济面临破碎化的风险，即将其分割为三个巨大的贸易体，也就是欧洲、北美和亚洲。因此，东亚需要在地区一体化和跨区域合作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作法。对后者而言，东亚已经置身于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之中，这为世界经济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世界经济不会在地区层面上进一步地破碎化，而会在全球层面上进一步地一体化。
         原文来源：Sree Kumar, Introduction, Section IV: ASEAN and Multilateral Relations, Selected Readings in ASEAN, compiled from the 2nd ASEAN Reader ,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3





[1]社会倾销最初仅指出口利用犯人生产的廉价产品，现在已扩大到计算生产成本时所必须考虑的其他因素。发展中国家由于廉价劳动力和生产环境的低标准等种种因素，使其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上的价格都比较低，因此不能按现有的法律定义确定其倾销。但由于这些廉价出口商品对发达国家的市场带来冲击，因此近年来，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一直在呼吁制止这种所谓的社会倾销。“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是一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低劳工标准的产品所提出的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理论，并屡次主张在WTO协议中缔结“社会条款”以阻止这种社会问题的倾销。社会倾销理论的产生源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劳工标准的差异、发达国家的社会问题和劳资矛盾以及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社会倾销理论的实质并不是针对工资、工时等具体的劳动条件的规范。它提倡的主要是人权与民主，它实际上是一套政治标准、人权标准。针对社会倾销壁垒，发展中国家应当通过建立预警机制、完善劳动立法、积极采用相关社会责任标准等措施，以降低其负面效应。来源：百度知道；霍中文，“社会倾销”理论与反倾销，国际经贸探索，2007年第07期
[2]可参考：东盟与中日韩（１０＋３）：东盟与中日韩（１０＋３）领导人会议，是指东盟１０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领导人与中国、日本、韩国３国领导人举行的会议。会议是东盟于１９９７年成立３０周年时发起的。“１０＋３”是指东盟１０国和中日韩３国合作机制的简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东盟国家逐步认识到启动新的合作层次、构筑全方位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并决定开展“外向型”经济合作。在这种形势下，“１０＋３”合作机制应运而生。近年来，“１０＋３”已发展成为东亚合作的主要渠道，被认为是亚洲地区的发展方向和振兴的重要标志。近年来，“１０＋３”合作机制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逐渐向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拓展，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良好局面。“１０＋３”在１８个领域建立了约５０个不同层次的对话机制，其中包括外交、经济、财政、农林、劳动、旅游、环境、文化、打击跨国犯罪、卫生、能源、信息通信、社会福利与发展、创新政府管理等１４个部长会议机制。在“１０＋３”合作机制下，每年均召开首脑会议、部长会议、高官会议和工作层会议。中国为“１０＋３”和“１０＋１”合作机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１９９７年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发表《联合宣言》，确定了双边睦邻互信伙伴关系。２００２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２０１０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标。２００３年，在第七次“１０＋３”和 “１０＋１”会晤期间，温Jiabao总理与东盟１０国领导人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出席了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的签字仪式。
[3]可参考：东盟与中国（“１０＋１”）：东盟与中国（“１０＋１”）领导人会议是指东盟１０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与中国领导人间举行的会议。“１０＋１”指的是东盟１０国分别与中日韩３国（即３个“１０＋１”）合作机制的简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东盟国家逐步认识到启动新的合作层次、构筑全方位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并决定开展“外向型”经济合作。“１０＋３”（东盟１０国领导人与中国、日本、韩国３国领导人举行的会议）和“１０＋１”合作机制应运而生。近年来，“１０＋３”和“１０＋１”已发展成为东亚合作的主要渠道，被认为是亚洲地区的发展方向和振兴的重要标志。目前“１０＋３”、“１０＋１”合作机制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逐渐向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拓展，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良好局面，并在“１０＋３”框架内逐步开展了中日韩三边合作。“１０＋１”确定了五大重点合作领域，即农业、信息通信、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和湄公河流域开发。中日韩合作也确定了五大领域，包括经贸、信息产业、环保、人力资源开发和文化合作，并建立了六个部长会议机制。在“１０＋３”、“１０＋１”和中日韩合作机制下，每年均召开首脑会议、部长会议、高官会议和工作层会议。中国为“１０＋３”和“１０＋１”合作机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１９９７年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发表的《联合宣言》，确定了睦邻互信伙伴关系。２００２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了２０１０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标。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在第七次“１０＋３”和“１０＋１”以及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期间，温Jiabao总理与东盟１０国领导人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出席了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字仪式，并与日韩领导人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