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刘涛

星竹之音

社会民主党恰巧也是瑞典政坛的常青树，从1932年到今天瑞典的社民党仅仅丢失了两届政权，执政累计达70余年, 也被西方政治观察家称为“社民党的霸权政治地位”。无论别人怎么称呼，今天没有人会否认瑞典和日本是现代化国家，也不会有人因为香港和新加坡还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而被扣上落后国家的帽子。这再次印证了笔者的观点：一个国家能不能成为现代化国家，跟多党选举和两党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新加坡和香港是当之无愧的现代化社会和令后进国家无比羡慕的现代化典范，而大量实现了表面意义上全国民主选举的国家却远远称不上现代化国家（拉美的民主国家，非洲实现选举政治的国家，印度，孟加拉国等）。这期间最根本的不是形式上是否实现了全国大选和多党选举，而是能否用法律来明确划出国家、社会和经济之间的边界和权力范围。不能确定三者关系的国家，哪怕是实现了多党民主，也依然远离现代化社会，而且在选举中，各种腐败、滥用权力、钱权勾结、购买选票都会让选举完全走样，最后离真正的民主依然有千里万里之远。今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症结恰恰不在于许多人热衷讨论的全国选举，核心还是在于如何界定权力的边界，如何确定国家、社会和市场的界限和范围，如何促进中国社会向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上演变。
IV再谈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
我们常常用既当裁判又来踢球来表明这么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应该实行监督和裁判功能的人却成为游戏的参与者。同样一个人既是主考官又是考员，也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这期间的谬误在于角色错乱，权力关系混乱，各种角色的权力边界没有得到有效的界定，以至于游戏的制定者、裁判者和参与者交织混合在一起，那么最后的结果也一定是混乱和荒谬的。然而，今天中国大量的社会问题和严重的社会冲突特别是群体性事件恰恰是因为各种关系和各种系统的边界模糊引起的。本来工会是一个公民社会的组织，是站在企业主另外一方的权力平衡者，是国家保护的对象，本来在一个现代化的机制中工会可以有效地就工人的权益和资方进行谈判式的博弈，本来国家的角色是中立的调节者和仲裁者，劳、资和国家三方的关系在西方国家都得到法律明确的界定，谁都不能擅自越权，任意剥夺和擅自侵犯任何一方的权力。但是在我国许多地方的劳资纠纷中，裁判员出现了错位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不惜一切拉动GDP的增长，完全站在企业主一方，利用我国工会法不够健全、权力界限不够明晰的漏洞，阻止工会成为一个自治的结构，并严格限制工人的基本权力。而在某些私有企业里，更出现了滑稽的角色错位的现象，企业主的亲戚甚至企业主自己兼任工会领导，可以想见，当资方和工会成为一个角色时，在加上一些地方政府限制工人活动的权力，于是出现了地方政府权力越位和资方权力越位的现象，工会独立自主的功能荡然无存。在这样一种权力边界混乱、裁判员公然上场踢球的状况下，工人的权力受损害时当然无法有效保护自己的权力。在去年发生的大量恶性拆迁和征地事件中，我们更看不到权力的有效界定，当地方权力和开发商结成一个利益集团要求某地居民拆迁时，政府和资本的力量远远大过平民老百姓的力量，而某些地方政府甚至限制拆迁地区的居民进行有组织的谈判和博弈，公然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结社权力，当老百姓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而又缺乏必要的利益表达机制时，他们最后只能诉诸社会正义的最后底线—司法制度。然而权力的边界和界限是如此模糊，不仅政治和市场的权力没有界定好，在一些地方，政治和市场的权力同时又能越界进入司法领域，导致本来应该独立运作的司法体系无法为社会弱势群体作出公正的裁决。如果我们不能有效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的话就很难保障真正的社会稳定，因为弱势群体的利益时时刻刻可能受到任意越界的权力的侵犯，而社会本身的力量却被严格限制不能发展起来，不能形成起码的权力平衡。权力的界限不明所造成的后果不仅是弱势群体的权利受损，即使是中国的精英阶层的利益都会受损。比如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非常不容易的大环境下发展壮大起来，他们处处受到政策的歧视，外资企业和国营企业却享有非常多的优势。我想，许多民营企业家在发展过程中，肯定也深深体会到权力边界模糊之苦。如果有良好的商业环境，有明确的权力界限，透明的司法体系，他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力气去打通地方党政要员，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成本和周折去盖一个又一个章，去疏通一个又一个关系？如果有一个明确的权力界定范围的话，中国的企业家原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扩展国际市场和实现产业升级上面去。当权力关系和权力边界混乱不清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在社会上办事情很困难，干什么都要靠找关系，这实际上就是社会成本的白白消耗。
我在本篇文章里特别强调了社会制度的三个方面，也就是国家、市场和社会，因为这是涉及到了一个国家基本的制度层面，因此也是具有核心意义的。其实按照卢曼的观点，社会的基本系统都必须独立运行，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和科学等。政治和经济就是我所谈的国家和市场，其它几个领域也非常重要。正如我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明晰地划分出经济和教育的界限，对社会的运作也是非常有害的，因为这两个系统不能独立运行、而是交织在一起的话，就会产生学术腐败现象，这正是现代化社会的大忌；如果政治、经济和科学系统不能分开、独立运行的话，就会产生金钱或是权力腐蚀科研领域的现象，或是按照权力分配科研经费的现象，这必将严重挫伤一国长远的科研竞争力；如果政治、经济系统和司法系统交织在一起、不能实现各自功能独立地运作的话，就会产生更加可怕的后果，那就是权力侵入司法领域，或是金钱侵入司法领域的现象，或是权钱共同干预司法，从而导致司法腐败，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崩溃决堤，民众对公共司法制度完全丧失信心。今天读到卢曼的理论，再来看当今中国的问题，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核心问题就在于：各个社会运行的基本系统混合和交织到了一起，没有形成各自独立运作、自治的、功能分化的社会系统。当国家、市场和社会交织在一起，当政治、经济、教育、科学和司法交织在一起，就会产生市场腐败、权力腐败、学术腐败、科研腐败和司法腐败等一系列令人触目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