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美主义及其命运

特仑苏

作者：赵可金

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的国际形象越来越差,世界各国害怕和厌恶美国对外政策的情绪明显加强。为此,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已经步入反美主义时代,如何应对世界范围内的反美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外交的一大难题。本文在词源考察和概念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了反美主义的确切含义和判断标准,认为当今世界并没有步入反美主义时代。对反美主义的历史考察表明,反美主义在本质上不过是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并非反对美国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反美主义与全球化的客观历史趋势、美国的普遍主义政治理念以及霸权主义的外交混合在一起。因此,决定反美主义走向的关键是美国自身,只要美国不改变其政治理念和霸权作风,反美主义今后还将长期存在。

关键词　反美主义　霸权主义　普遍主义　美国外交　国际形象

近年来,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引起了广泛关注。2002年,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对44 个国家38000人的调查发现美国国际形象受损。[1]该中心在2003年春天美国对伊拉克战争打响后对20个国家、16000人所做的另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国际形象更是江河日下。[2]而四年前,美国的国际形象还比较不错。当时,美国国务院的一项调查表明, 78%的德国人对美国的政策持赞许态度。到200年,支持率下降为61% , 2006年春则为45%。在FaGuo也出现类似的下滑, 2000年有62%的FaGuo人赞成美国的政策,而在去年则降为43%。欧盟民调处调查发现,许多欧洲人将美国与伊朗等同,视之为危险世界的国家。特别是在英国,美国最可信赖的欧洲盟国,美国也被视为最具有威胁性的国家,甚至比伊朗和朝鲜更邪恶。

2003年欧洲在伊战前上百万人的大游*是最好的例证,连CN*的评论员也不无担忧地称,欧洲“仇美一代”正在形成。[3]由于伊拉克战争,世界各国特别是在穆斯林世界,害怕和厌恶美国对外政策的情绪又明显增强了。2003年10月,白宫“公共外交”专家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惊呼,阿拉伯世界中的“反美敌意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4]美国人还注意到,憎恨美国的“不仅仅是伊斯兰信众和阿拉伯人,甚至包括欧洲、拉美、东亚以及自己的盟国”,“美国的自大、自私、伪善、自我沉迷与轻蔑其他国家的形象深深种植在全世界人心里”,“美国的形象问题不仅是地区性的,也是全球性的”。[5] 2006年3月31日到5月14日之间,皮尤中心就美国政府形象、美国人形象、美国外交政策、全球重大事件的公众关注度等多个方面再一次展开大型调查,对15个国家随机抽取了近117万个样本,结果显示,跟2005年相比,大多数被调查国家对美国的正面评价都出现下跌。对美国抱有好感的西班牙人从41%猛跌到23% ,俄罗斯人从52%跌到43% ,约旦从21%跌到15%,土耳其从23%跌到12%,印度从71%下跌到56%。[6] 皮尤研究中心负责人安德鲁·科胡特在新书《与世界作对的美国》中指出:“反美情绪比过去更加深厚,并且发生质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不受欢迎的政策。”[7]不少美国媒体将这种不满、怨恨情绪称为反美主义,认为美国已步入了反美主义的时代, [8]美国学者通过研究也得出过类似结论。[9] 这是促使布什政府在其第二任期加紧修复与欧洲和其他国家关系以改善美国国际形象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期发表颜剑英《浅议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反美主义》一文,该文认为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全球反美主义有一定回落,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反美主义,反而加深了国际民众对美国霸权的愤恨,全球反美主义仍将持续存在,并可能出现新的高潮;美国傲慢自负的世界观及其主导下的霸权主义政策是反美主义的根源。[10] 笔者同意颜文关于当前的反美主义与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有关的结论,并且认为,从本质上来看,反美主义就是反霸主义,但霸权主义不一定导致反美主义,真正的反美主义的时代并未到来,美国主义在许多领域还有生命力,并在国际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就此展开分析,并就教于方家。

反美主义的界定与现实

反美主义认识的混乱,根源于反美主义定义的随意性和非普适性。“反美”是个含义非常宽泛的词语,常常被用来描绘对美国持批评态度的观点。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关于“反美主义”,还没有一个获得普遍接受的定义,使用起来极其随意,不少学者将批评美国的政策、排斥美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对美国非理性的感情抨击笼统地称为反美主义,使得反美主义成为一种随意界定的大杂烩。[11]比如莫塞斯·奈姆(Moisés Naim)梳理了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和心理五种类型的“反美主义”,基本上涵盖了其他国家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对美国历史表现的质疑、对美国文化的偏见甚至对美国的心理嫉妒等情绪,范围十分广泛。[12] 另一位著名美国政治学者詹姆斯·西瑟也采取了类似的办法,概括出了反美主义五个广泛的含义,一种认为美国是堕落的神话,一种认为美国是激进分子的神话,一种认为美国毫无良心的主张,一种认为美国是坐吃山空分子的观念,最后一种认为美国是技术高压国家。[13]显然,尽管奈姆和西瑟的界定有助于拓展反美主义的研究空间,但界定如此宽泛,非常不利于认识反美主义现象的本质。

从词源上来说,“反美的”、“非美的”是不同的。戴维·埃利伍德认为,在美国,人们习惯上往往把来自外部其他地区对美国的敌视称之为反美的( anti-American) ,而把来自内部的敌视称之为非美的( un2American) 。[14]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反美的”暗含着对特定美国人的思想及其行为的厌恶、反感和仇恨,并希望加以根除,是一种有明确针对目标的反美情绪,比如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霸权主义等,易言之,凡是美国的都是要反对的,必定采取实际行动予以推翻。“非美的”则往往强调不合乎美国的风俗习惯、传统、标准、原则、特色等,对特定的对象并不排斥,而仅仅是表示对美国的文化和行为不愿苟同,但也并不反对,并不采取实际行动来颠覆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批评或者与美国模式和原则存在政治分歧并不能被看做是反美主义,而仅仅是一种非美主义,是对美国的某些思想和行为表示不同意见,而非真正采取反对美国的行动。诚如一些学者所言,“肤浅地将真正的政治差异归结为反美主义是终止辩论的策略而不是试图要理解彼此的差异”。[15] 因此,“反美的”意味着一定采取反对行动,而“非美的”仅仅表示不同意见,并不采取反对美国的行动。

可见,不能随意将批评美国的声音看做是反美主义,“反美主义”应该被限定在针对美国的具体批评和反对美国的行动的相对狭窄的范围。这也是30年前阿诺德·贝奇曼在《反美神话:原因及后果》中采用的方法。在贝奇曼看来,只能以命题为基础的定义方式界定反美主义,一个主张被贴上反美的标签只能根据主张的内容,而不考虑谁说的或为什么这样说,比如美国是杀人恶魔、美国已经腐化透顶了,应当在人世间消灭等等。[16] 贝奇曼的界定得到了学界多数人的认同。对“反美主义”颇有研究的保罗·荷兰德在其《反美主义: 1965—1990年间国内外的评论》中采取了类似的界定方式,用反美主义来“表示某种心态,某种厌恶、反感的态度,或者一种极度的仇恨,这种仇恨根深蒂固,体现在与美国社会或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或因素根本不相干的事情上”,“反美主义”表现在“对美国现行社会制度和行为方式极端反感,是对自己社会的威胁,进而对美国采取批评一切的倾向”。[17]简而言之,“反美主义指一种负面的禀性”。[18]从把握反美主义本质的意义上说,美国学者戴维·布彻尔(David Burchell)所做的工作有效得多。在他看来,所谓反美主义的核心本质是一项美国人的复杂运动,应该从美国自身来理解反美主义。[19]博其尔的难得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反美主义的国内根源,意识到反美主义主要基于美国自身的行为。

因此,对于反美主义的定义,应该结合词源解释和学者们的意见,着眼于对美国特定的思想及其行为所做的颠覆性反应,而不是泛泛地谈论对美国的批评与指责。对于美国思想与行为的不同意见不应当被看成反美主义。由此可以确定,反美主义是指一种在思想上对特定美国模式的拒斥,在感情上对特定美国价值的DIZHI,在行动上对美国利益及其行为的袭击。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针对美国本土及其海外设施的恐怖主义行动。诸如“9·11”事件之类直接以美国本土目标或者美国在海外的相关设施为对象的恐怖主义行动,都是反美主义的直接体现。“9·11”事件之后,布什总统认为反恐战争是一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是“光明”与“黑暗”,两条路线、两种命运的决战。[20] 显然,布什的看法在政治定位上对恐怖袭击定位过高。从根本上来说,恐怖主义对美国的袭击只不过是反美主义的一种直接体现,并非针对整个现代文明的“反文明主义”。对于恐怖主义的理解,主要不是看其政治后果,而是看其政治意图。显然,以美国本土目标或者海外设施为目标的恐怖主义行动和其他打击行动都可以称之为反美主义行动。

二是DIZHI和鞭挞美国产品、文化、价值观的行动。反美主义与美国主义(Americanism)或者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 tionalism)密切联系在一起。美国例外主义认为,美国在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与旧大陆的腐败社会是绝然不同的,对此美国知名社会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认定,“美国信条”(AmericanCreed)包括五个方面: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粹主义和放任经济,并强调这些价值构成美国的“例外主义”。[21] 如果具体开来,包括在妇女权利、性宽容、吸毒、持有枪械、死刑、干扰性的销售术、快餐、容忍经济不平等、种族主义和较高的监禁比率等方面的社会事实都被许多学者称之为美国主义的直接表现。显然,对于这些所谓“美国主义”的社会现象的DIZHI和鞭挞,也称之为反美主义。比如在FaGuo一些地方排斥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在伊斯兰世界把美国的性解放和妇女权利看做是“瘟疫”和“祸害”,在传统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把美国的社会价值观的传播看做是“和平演变”等等,都是反美主义的直接体现。

三是否定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所谓的美国主义还体现在对外事务上,即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政治经济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然而,美国的制度引起了一些国家和民众的质疑和反对,比如多数伊朗民众就认为美国的制度是人类文明的背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提出了质疑,认为只有伊斯兰的制度才是最合理的制度,还有一些国家的民众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一种假民主,应当被推翻等等。此种否定美国政治经济制度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思想和行为也应该被看做是反美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是对美国抱有深刻的反感和敌视并视美国为威胁。美国是具体的,也是形象的,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也是鉴别反美主义的重要标尺。最近几年,包括盖洛普、皮尤研究中心等多家著名民调机构的测验和调查都屡次显示,美国的国家形象在世界上的众多国家中呈下降趋势,特别是在穆斯林世界,对美国的敌对、反感甚至仇视正在升级。[22] 2003年,在土耳其、印尼、巴基斯坦和约旦等国家,对美国抱有好感的公众少于15% ,黎巴嫩、摩洛哥等国家少于27%。[23] 2005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受访的15国中有10个国家对美国的好感度低于50%。不仅穆斯林占绝对多数的国家是如此———印尼38%、土耳其23%、巴基斯坦23%、黎巴嫩42%和约旦21% ,连美国传统的友邦———如德国41%、FaGuo43%、西班牙41%和荷兰45% ———好感也没有过半。[24] 美国国际形象好坏的变化,是人们考察反美主义走向的重要参照物。

以上述四个指标衡量,欧洲对美国的批评并不完全是反美主义的崛起,仅仅是非美主义的蔓延,是一种政治价值观的分歧。拉姆斯菲尔德关于“新欧洲”和“老欧洲”的判断显然是极其武断的。同时,即使在穆斯林世界,反美的具体情况也不一样。有学者即指出,在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反美主义只是一种例行公事。[25]伊斯兰世界的对美反感情绪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反美主义,只是考察反美主义的一个标识。以严格的标准来衡量,反美主义者仅仅包括那些激进的恐怖主义分子、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者,而这些人并未成为当今世界行动者的主流。因此,可以说,整个世界并没有形成反美主义的高潮。观察反美主义时,首先需要对此做出明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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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美主义的渊源与发展

把握反美主义,不能仅仅考察国际恐怖主义行动及其滋生的土壤。许多学者都认为,仅仅靠反恐是不能解决世界范围内的反美主义的。[26]尽管不少人将反美主义更多地与阿拉伯国家甚至整个穆斯林世界联系起来,但事实上,阿拉伯国家的反美主义同欧洲相比还非常年轻。反美情绪不应全然归咎于非西方的公共舆论,也应该归咎于西方尤其是欧洲的公共舆论。远的暂且不论,在“9·11”事件前,欧洲诸国政府就对美国的主导地位表达出了某些怨恨,甚至一度将美国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赶了出来。因此,把握世界范围内的反美主义,必须从更加宽广的视角入手,考察反美主义的历史渊源。

从历史的角度看,对美国没有好感进而生发出原始的反美主义情绪,可以一直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甚至可以说反美主义本身是欧洲人造出的一个名词。早在18世纪中期,许多欧洲人就对美国没有好印象,视美国为欧洲自身文化内战的象征。一些欧洲人认为美国人不过是没有文化的“暴发户”,甚至荒唐地认为新大陆的湿度过高导致了生命形态的退化。[27]特别是在FaGuo,在自然学家布封、哲学家伏尔泰和历史学家雷纳尔等人的笔下,美洲大陆是一个“不幸的大陆”。它是一块死气沉沉、令人讨厌和忧伤的土地。在那块土地上,动物是退化的、萎缩的。那里的狗不会吠叫,植物是有毒的,居住在那里的人智力迟钝,他们的肉体和精神都软弱无力。[28]我们不能说FaGuo人的看法就一定满怀偏见,因为一个充斥着放浪不羁的移民、没有文化积淀的美国,的确无法与具有较高文化涵养的欧洲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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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随着美国大工业的发展和****制度的确立,腐败的镀金时代又进一步引发了欧洲人的反感。美国人乔治·赛耶曾经将1876年选举以后的半个世纪称之为“美国贿赂的黄金时代”,“所有的办公室都被收买,几乎所有的人都难保纯洁,几乎所有的原则的神圣都被践踏”。[29]包括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内的许多文学家都认为美国充满了“吵吵闹闹的冒牌货、傻瓜和骗子”。[30] 在他们的影响下,自然学家、政治学家、艺术家、美学家和享乐主义者都加入到早期的反美主义队伍中来。FaGuo现代派诗歌的鼻祖、大诗人波德莱尔更是激进,他认为,“这个世界的末日就是它的整个美国化”。[31] 19世纪的美国是如此腐败,以至于连美国学者都认为,工业和商业资本的代理人通过向政党捐款或者助选的方式进入政界,大大背离了代议民主的基本精神。显然, 19世纪的反美主义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美国自身的确存在严重的问题,面对问题重重的美国大陆,美国人在世界上无论如何也自信不起来,对于其他国家的反美主义情绪也反应迟钝。

步入20世纪之后,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美国遭遇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复杂的种族问题等多重困扰,致使无论是欧洲的左派还是右派都对美国抱以蔑视和淡漠交织的态度。对许多左翼人士来说,美国是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的象征;右翼人士则认为美国因为种族不纯而导致了社会的退化。[32]欧洲的精英们往往批评美国缺乏深度,时常以讥笑美国总统没有文化为乐。因此,有学者认为欧洲的反美主义是一种势利眼的表现。[33]至此,随着美国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些美国人开始对欧洲的反美主义予以软性的回击。美国人的此种自信随着二战后复兴欧洲的计划而进一步膨胀,美国主义被认为比欧洲更能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然而,随着美国的日益强大,力量的不均衡随之也招致其他地区钦佩、羡慕和怨恨交加等复杂的情绪。早在20世纪初美国崛起为全球大国时,英国人威廉·汤姆斯·斯特德(W. T. Stead)就出版了《世界的美国化》一书,认为面对世界的美国化,必将带来其他政治力量爱恨交加的情绪。比如二战后的FaGuo,面对马歇尔计划带来的国家复兴,许多FaGuo人认为自己并“不欠美国人任何东西,甚至不承认是美国人从纳粹手中解救了FaGuo”。FaGuo的知识分子努力为维护FaGuo的特性、追求“世俗伊甸园”似的FaGuo梦而战。他们对美国人的极端天性以及“盎格鲁—撒克逊”式社会关系中令人恐惧的暴虐展开了无情的批判。他们抨击美国的城市、建筑、街道、电影、技术、机器、选举、教育、宗教、慈善等等。[34] 在这些人看来,专制是美国生活方式的真实体现,因此他们通常将美国与苏联和纳粹德国相类比。不过,由于冷战的高压结构所限,欧洲的反美情绪并没有得到自由释放,而是表现得相对克制。

冷战结束后,原先隐含的反美情绪失去了结构性的压制,对美国的好感急剧下降。在冷战期间,由于苏联威胁的存在,欧洲人强忍着对美国对外战略的不满,勉强与美国并肩行动。苏联解体之后,欧洲人积压多年的情绪得以释放。根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西格罗·法布伦尼的研究,欧洲人有两种担心,一是担心欧洲的经济和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被美国化,二是担心美国的民主制度输出到欧洲。在此种背景下,美国对伊拉克动武无疑是火上浇油,更加印证了美国的这一战略意图,即单方面在全世界贯彻美国的理念和意图。[35] 皮尤研究中心在2003年6月组织的民意调查中,当被问及“美国究竟怎么了”这一问题时,FaGuo74%、德国74%、意大利67%、英国59%、西班牙59%的受访者都认为主要是由于布什,而反映主要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受访者则分别在FaGuo占21%、德国22%、意大利24%、英国31%、西班牙37%。这应该能够说明在“9·11”事件后,为什么全世界对美国产生的同情和善意很快就消失殆尽的奇怪现象。[36]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渊源久远的欧洲反美情绪在冷战结束之后很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飘荡在欧洲上空关于美国帮助战后重建的感恩情绪,以及对美国遭受恐怖主义分子残酷袭击而产生的同情,很快就转变为反感和不满。对于美国在世界上招致批评,甚至极端的反对和袭击,美国人的解释众说纷纭。民主党人认为布什政府的政策破坏了美国的吸引力,共和党则回应说,美国之所以遭到怨恨是因为其国土广袤以及与全球化的紧密联系,不管谁上台,反美主义都会持续下去。[37] 不难看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没有从根本上看清反美主义兴起的真正原因,都没有看到反美主义与美国主义本身之间存在的直接相关性。历史上的反美主义往往与美国自身的某些特征密切相关,比如美国国内社会的无序、政治腐败以及美国的全球大国地位等等。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反美主义上升的趋势也必定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自身的某些特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反美主义的兴起与全球化的发展所产生的世界美国化现象密切相关。有学者研究表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无所不在,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国家、社会和文化产生更多的差异和摩擦。[38]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优势地位不可挑战,全球化与美国化混合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杰弗·福克斯指出,美国式意识形态的霸权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有可能产生的异议仅仅限于抱怨向自由放任的未来转变可能产生的成本。[39]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这是一种就其特殊性来说整个世界向美国利益开放、就其普遍性来说整个世界向西方资本主义开放的全球化。[40] 简而言之,全球化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投美国利益之所好的过程,导致美国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被合法化为一种普遍的模式,有学者称之为世界社会的“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 。[41]

在此种世界的“麦当劳化”趋势之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代表着一种颠覆性力量,比如大规模的生产、败坏传统、资本主义、无所不在的广告、个人力量的苍白和文化道德标准的沦丧。其所到之处,无不产生潮水般的扫荡效应。美国成为一股革故鼎新的力量,涤荡一切的气势让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阻挡。冷战后的美国,正像一头在田野里四处乱跑的大象,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可能踩坏庄稼。生活在美国身边,就像生活在大象身边一样,不管多么友好和良善,总归心存芥蒂。相比此种强大的冲击波在其他国家所引起的防范心理,其他任何将反美主义归咎于反对美国的特定政策都是第二位的原因。

其次,反美主义与美国在世界上的行为也密切相关。虽然全球化所带来的美国化引起了其他国家的警觉,但并不意味着发展成为反美主义。如果美国政府在处理全球事务时,能够恪守规则,增强行为的可预期性和确定性,自然可以阻止或者打消反美情绪上升为反美主义。不幸的是,美国并没有这么自律,而是经常我行我素,甚至采取不正确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根本不考虑其他国家的不同立场和利益。

冷战后国际政治的现实是,执世界牛耳的美国充当了世界警察,奉行普遍主义的政治理念,积极推动世界美国化的事业,并且此种努力涵盖了军事、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冷战后的十多年,可以说是美国卷入地区冲突最多的一个时期,而且往往一意孤行,根本不照顾“其他国家的情面”,带有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比如,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并实践美国的人权和民主的价值观念;阻止其他国家获得能够对抗美国传统优势的军事能力;将美国的法律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国内法之上;根据各国的人权纪录,毒品问题、恐怖主义、核扩散、导弹技术扩散以及宗教自由等情况,给其他国家排定位次;对那些没有满足美国标准的国家实行制裁;在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旗号下谋取美国的私利;按照美国的利益改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干预美国几乎没有任何直接利益的地区事务;促进美国军售的同时,反对其他国家的军售行为;撵走原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并控制新的秘书长人选;实施北约东扩计划,将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纳入其中;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并对萨达姆政权实施经济制裁;把特定的所谓“无赖国家”单列出来,把它们逐出全球性机构,因为它们拒绝服从美国的意愿。等等。美国俨然一副盛气凌人的“恶霸”姿态,一点也不“仁慈”。[42] 特别是伊拉克战争的爆发,更加激化了美国与整个国际社会的矛盾。在欧洲看来,美国是一个依靠武力解决国际问题的国家,美国的此种行事风格将来必然合乎逻辑地应用于处理美欧矛盾和摩擦的行为之中,由此,美国作为一个威胁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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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和对外事务中的双重标准最终刺激了反美主义的迸发。诚如《洛杉矶时报》所载《美国对反美主义因由的误读》一文所说,“反美主义的客观因由是,在外部世界看来,美国的一些政策和行动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或国际行为准则,或因这些政策和行动在国际社会中怂恿无法无天。”[43]其结果是,美国的部分政策实例激起了全世界的反对声浪,包括对以色列和中东压制型政权的支持、美国在巴尔干半岛扮演的角色、对伊拉克和古巴的禁运、美国国会对别国特定行为举行“听证”的习惯(包括墨西哥这样的友好国家) ,以及美国不支持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和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等行为。另外,无论从限制进口穷国商品,还是从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预付美国利息的使用问题来看,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也是引火烧身。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国对外事务的行事风格及其政治普遍主义的理念所引起的其他国家和民众的威胁感和不满,仅仅是一种潜在威胁。而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特别是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双重标准,则直接激发了冲突,将潜在威胁直接转变成为现实的威胁。

尽管如此,恐怖主义突起和世界范围之内反美情绪的高涨,并非针对美国模式,也并非反对整个美国,更不是反对现代文明,而是针对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反对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主义行径。[44] 因此,关于当前世界范围内对美国的批评和袭击行动,与其说是反美主义的崛起,不如说是反霸主义的崛起。

世界反美主义的未来命运

既然反美主义在本质上是反霸主义,那么,反美主义的未来命运将直接取决于美国谋求霸权的战略意图和行为方式。只要美国不放弃其谋求霸权的全球战略,世界范围内的反美主义趋势就不会停止。然而,目前摆在美国人面前的是一个两难抉择:一方面世界的美国化趋势不可阻止,为了谋求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就必须谋求霸权,用美国主义的价值观、社会模式、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改造世界,而且不可避免地习惯用美国人的方式解决国际问题;另一方面一旦美国沿着上述逻辑发展下去,就必然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反美主义的高涨,最终危及美国主义模式本身。反美主义给美国提出了一个世纪性的难题:要消除反美主义,就必须舍弃霸权主义,以全球公共利益为重而非以美国自身利益为重;而要以美国主义的单边利益为重,就必然谋求霸权主义,进而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反美主义。

不过,无论就外部环境还是就内部条件而言,都决定了美国很难动摇其谋求霸权的决心。首先,就外部环境而言,面对恐怖主义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潜在大国兴起的挑战,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不可能置之不理,全面塑造美国优势和绝对安全必然成为美国朝野选择的焦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突然终结,全球化不胫而走,美国举国上下陷入了“冷战共识”破坏之后的手足无措之中,美国人在如何参与世界事务这一问题上产生了深刻的分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人对国际事务漠不关心,“在冷战后的世界里,没有了明确的‘美国对付它们’的心态,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世界发生的事件看来与他们也没有什么重大关系了。”有些人把这种态度称之为“软性孤立主义”,也有人称之为“淡化的国际主义”。[45] 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1年9月11日。此后,美国上下迅速接受了以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政权更迭为主要内容的“布什外交革命”。[46] 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锻造了一种“恐怖共识”,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一起成为美国上下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恐怖主义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潜在大国的兴起,成为美国人考虑的重点问题。2006年美国新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开宗明义:美国处于战争之中。面对类似的威胁,美国不可能置之不理。在国际上,美国陷入了一种悖论:美国越是强大,就越是感到不安全;而美国越是通过塑造全面优势而寻求绝对安全,就越是无法做到无懈可击。

问题是,美国寻求自身绝对安全的努力往往成为世界上反美主义崛起的一个诱因。以美国的反恐战争为例,一些美国学者已经意识到,消除恐怖主义并不能保证消除反美主义,战胜反美主义这个目标应被视为不仅是打击恐怖主义、而且是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47] 只要发动反恐战争,就必然暴露美国在对外事务中浓厚的霸权主义色彩。因为只要美国组织反恐战争,就必然强迫其他国家按照美国的要求予以配合,而且必然对一些弱小国家挥舞大棒,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给人们留下霸权主义的印象。美国尽管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上开展了一系列公关攻势,但效果却适得其反。只要美国在反恐过程中不能摆脱霸权主义的束缚,反恐的逐步深入恰恰是导致反美主义高涨的一个重要根源。

其次,就内部条件而言,美国利益集团政治的生态和美国利益的全球化合在一起决定了美国对世界采取美国化的战略,必然在任何情况下都把美国的自身利益作为首要的考虑,片面以美国的原则处理世界事务,霸权主义的色彩更加明显。

冷战结束后,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安全问题的地位相对下降,经济、民主和人权问题的地位相对上升。总统的外交决策受到利益集团很大的影响,外交政策更多地服务于经济利益集团,往往听命于少数利益集团的要求。正如日内瓦国际关系高级研究院教授相兰欣所说的那样:“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和防务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特点是‘私有化’的趋势出现,并开始占主导地位。”[48]所谓“私有化”是指各种利益集团已经不满足于像在冷战期间那样在幕后操纵和影响外交和防务政策,而是公开走上前台,使得美国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呈现复杂多变的特征。比如贸易政策、关税政策、能源政策等都不像冷战时期那样完全服从于安全战略,特别是在贸易政策上,克林顿政府把商业主义列为政府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小布什政府在人民币升值、中美贸易逆差等问题上的姿态也充分表明了对国内利益集团利益的着重考虑。

特仑苏

利益集团影响对外事务的着眼点并非国家利益,而是利益集团自身的特殊利益。在利益集团的影响下,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往往较少考虑国际法因素,较少考虑美国政府与其他国家达成的有关协议,而是对他国政府施加压力,片面要求其他国家按照美国的处事原则和利益行事。比如美国国内制造业利益集团、能源集团和军工集团给美国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美国政府拒绝签订《京都议定书》,因为一旦签订这一协议,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指标,将大大增加这些公司的生产成本。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美国经济的国际化水平日益提高,贸易赤字、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环境保护、能源问题、宗教自由等等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日程上越来越重要。迫于美国国内社会的压力,美国政府的对外行为将越来越反复无常,出尔反尔,越发令人感受到其傲慢无礼和粗暴蛮横的霸权主义风格,而这一切都是美国国内多样化的利益集团生态和美国利益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最后,美国谋求霸权的思维是用普遍主义的逻辑消弭国际社会一切多样化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价值观念,此种强行推进美国“一统天下”的普遍主义理念更使得其对外行为呈现唯我独尊的霸权主义姿态,甚至演化为蛮横无理的“单边主义”式的“点菜外交”,越发令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增加反感。

美国对世界政治具有独特的哲学理念。在美国人眼里,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没有区别。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理念和方法与处理国内政治的理念和方法类似,都是奉行管制的模式,都潜在的以美国的价值观和原则为指导, [49]比如二战后美国对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建设等。冷战结束尤其是“9·11”事件发生以来,对于未来世界政治秩序的安排问题,在美国出现了一股“新帝国”(或“新帝国主义”)的思潮。[50] 据此,美国已经具备成为帝国的条件,“今日之美国并不只是一个‘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 , ⋯⋯它是太阳底下以及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一个唯一的全球性帝国,按照它自己的设想重新塑造地球上的国家。”[51]“新帝国论”主张,美国要利用当前无与伦比的实力优势,凭借军事优势,用美国的价值观来改造世界,建立一种全新的、美国统治下的、有利于自由和平的世界秩序,使21世纪成为又一个“美国世纪”;其手段主要是单边主义的、先发制人的、美国主导的;其目标是实现美国“单极霸权的稳定”。[52]尽管美国国内的自由主义者对“新帝国论”提出了种种批评,但在帝国路线问题上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目标是一致的,区别只在于方式和手段不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强调“理性多元主义”或者“合理多元主义”的多边对话和多边合作的方式, [53]而新保守主义则奉行武力干预和政权更替的策略。[54] 此种塑造新美利坚帝国的战略构想,将财产私有制、人权作为有机组成部分的民主政治看作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最终形式,认为美国价值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价值,而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者、还是新保守主义者,都奉行“普遍主义价值观”,都把用美国价值改造世界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在世界范围内输出美国的****模式,区别只不过在于新自由主义是“对话式的普遍主义”,新保守主义是“独白式的普遍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化的普遍主义政治理念成为引发反美主义的重要根源。越是在历史文化传统积淀深厚的民族和国家,其引发的反感越是严重。

由此来看,即便美国放弃反恐和霸权战略,客观上也存在着美国所代表的普遍主义逻辑对特殊主义的冲击。由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而美国在此次全球化趋势中居于主导的优势地位,世界也不可能避免随之而来的美国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警惕、顾虑和威胁的认定。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相互矛盾、相向运动的双重力量并行不悖的过程:一种是***、冲突与无序;另一种是统一、合作和有序。[55] 著名社会思想家罗兰·罗伯森从文化的深层结构观察到了这一趋势:在20世纪后期,我们是一个巨大的两重性过程的目击者和参与者,这个过程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两者的互相渗透。[56] 依据罗伯森和埃德等学者的解释,全球化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令人关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所造成的地方多元化,强调“地方根源”及“本土认同”对抗“西方印象和价值观”的全球化现象;强调“地方分权”及“区域治理”对抗国际组织或跨国规模的统治权能集中现象;强调“社区主义”对抗全球化带来的更抽象的疏离感。[57] 可见,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面对的不仅是其他国家的DIZHI,而且会面对更多带有特殊主义价值理念的地方社会行为体的强有力DIZHI,美国的普遍主义政治理念和众多地方和社会行为体的特殊主义的政治理念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是美国在全球化时代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所必然面临的历史困局,其情势与二战前美国选择孤立主义、二战后选择自由国际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只要美国不放弃谋求世界霸权,反美主义就不会消失;只要美国不放弃普遍主义的政治理念,就无法改变美国代表的文明形态与其他文明成分之间存在的矛盾和摩擦,而且这一矛盾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而越来越尖锐;只要这一系列客观的矛盾结构存在,反美主义就很难消除其滋生的土壤。对此,美国至多只能缓解世界范围的反美主义,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反美主义。

显然,对于美国来说,从非美主义走向反美主义注定成为美国不可回避的一个困局。这是全球化时代对美国处理全球事务提出的一个崭新的巨大挑战,能否适应这一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美国未来的大国地位。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反美主义的存在,对美国和整个世界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正像美国宪政精神所指出的那样,权力集中于一个机构或一个人的手中必然会导致暴虐的倾向,是由于人本性恶决定的,人不是“天使”,有了权力就会滥用,这种“野心”不可能自然而然就会受到控制,也不应该用武力来加以消除,只能依靠“野心”和“野心”的对抗来使“祸患”受到遏制。[58] 反美主义的存在,在客观上形成了对美国超级大国力量的“软性制衡”( soft balancing) ,对于防止美国强权的滥用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从长远来看,美国主义与反美主义之间的互动甚至有可能对美国的行为产生一定的规范作用,对所有现代国家确立合法性规范,乃至对于整个世界政治的规范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结　　论

反美主义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值得高度重视。对其历史演进的考察表明,反美主义渊源久远,与美国主义的成长紧密相连。当前国际社会的反美主义在本质上不过是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并非反对美国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尽管目前的世界并没有步入所谓的反美主义时代,但鉴于反美主义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与全球化的客观历史趋势、美国普遍主义的政治理念及其霸权主义的对外战略混合在一起,因而必定会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国际政治现象。

对于美国来说,在反恐、维持霸权与反美之间存在着一个选择的困局,其中的关键点就是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是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政治普遍主义思维。因此,化解反美主义的关键并不在国外,而是在于美国自身,只要美国不改变其普遍主义的政治理念和霸权作风,那么以特殊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民主主义的社会作风为基础的反美主义在未来还将长期存在,而且或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美国能否适应时势的要求,反思政治理念,调整对外战略,修正外交的逻辑和精神,显然是化解反美主义的关键所在。

然而从美国方面来看,由于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存在“共识”,美国上下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原则高度自信,对其他国家和社会包括欧洲心存不屑,故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摆脱我行我素的行事风格,也无法放弃谋求全球霸权的战略意图,更不用说推倒其长期以来形成的普遍主义政治理论。尤其是“9·11”恐怖袭击令全美上下充斥着恐怖主义的阴霾,接连不断的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加深着美国人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反恐任务的长期存在为美国政府谋求世界霸权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故反美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高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注释：

1. 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W hat theWorld Thinks in 2002, Washington D. C. :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 le and the Press, 2002, http: / /peop le2p ress. org/ reports/p rint. php3? ReportID = 165, February 13, 2003.

2. 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Am ericaÄs Im age Further Erodes, EuropeansWantW eaker Ties B ut PostW ar IraqW ill B e B etterOff, Most Say, Washington D. C. : Pew Research Center, March 18, 2003.

3. See Pew GlobalAttitudes Project Report, V iews of a ChangingWorld: Warw ith Iraq FurtherD ivides Global Publics, Washington D. C. :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3, 2003, p. 19.

4. “白宫与穆斯林世界间的鸿沟”, http / /: www. flylan. com /world /105. htm。

5. Peter G. Peterson, “Public Dip lomacy and theWar on Terrorism”, Foreign Policy, Vol. 81, No. 5, September /October, 2002, p. 77.

6.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Report, Am ericaÄs Im age S lips, B ut A llies Share U. S. Concerns Over Iran, Ham as: N o GlobalWarm ing A larm in theU. S. , China, Washington D. C. :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13, 2006.

7. 唐勇:《美国海外形象持续恶化中国国际形象优于美国》,《环球时报》2006年6月17日。

8. Kurt Kuehn, “Managing the Brand in an Age of Anti-Americanism”, Executive Speech, February/March, 2005, pp. 28—33.

9. Joseph S. Nye, J r. , “AmericaMust Regain Its Soft Powe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19, 2004, p. 8。如需了解更多关于反美主义的材料和观点,可参阅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的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特仑苏

10. 颜剑英:《浅议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反美主义》,《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2期,第9—13页。

11. 颜剑英:《浅议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反美主义》,第9页。

12. MoisésNaim, “Anti-Americanism”, Foreign Policy, Jan. /Feb. , 2002, pp. 103—104.

13. JamesW. Ceaser, “A Genealogy of Anti-Americanism”, Public Interest, Summer 2003.

14. DavidW. Ellwood, “Anti2Am ericanism in Western Europe: A Com parative Perspective”, Bologna Center, The John HopkinsUniversity, 1999, Occasional PaperNo. 3, p. 3.

15. Ziauddin Sardar andMerrylWyn Davies, Why do People Hate Am erica, Cambridge: Icon Books, 2002, p. 55.

16. Paul Trout, “Defining Anti-Americanism”, The Montana Professor, February 14, 2004, http: / /mtp rof. msun. edu / sp r2004 / trart. html.

17. Paul Hollander, Anti2Am ericanism, Critiques at Hom e and Abroad, 1965—19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viii.

18. Ibid. , p. 4.

19. David Burchell, “Paradox of Anti-Americanism”, The Australian, Oct. 22, 2003, p. 17.

20. 都人:《反恐战争与文明冲突》,〔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6月5日。

21. 参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张华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22. Thomas L. Friedman, “Listening to the Future?”The N ew York Tim es, May 5, 2002. 弗里德曼把穆斯林世界敌视美国的态度升级归结为许多因素:美国的反恐战争、沙龙反对阿拉法特的战争、穆斯林世界现代化的失败、穆斯林被谴责为“9·11”的罪魁祸首、美国国会对以色列无可置疑的支持以及西方媒体对以色列 的纵容等。

23. 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What theWorld Thinks in 2002, pp. 54—58.

24. 粟德金:《21世纪:反美国的世纪》,《华盛顿观察》(周刊) 2006年第22期, www. washingtonobserver.org/ article. cfm? articleid = 1371&charid = 1。

25. 阿拉伯反美主义在中东的扩展,只是因为美国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即六日战争)后公开支持以色列的缘故。“六日战争”之前,由于美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的态度,阿拉伯人都是亲美的。但从1967年以后,阿拉伯人认为美国不可理喻地开始站在以色列一边,反美情绪开始高涨。逸波编译:《反美主义:来自国外的观点》,《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5年第5期, http: / /www. qianyan. org/wzxx. asp。

26. MoisésNaim, “Anti-Americanism”, Foreign Policy, Jan. /Feb. , 2002, pp. 103—104.

27. JamesW. Ceaser, “A Genealogy of Anti-Americanism”, Public Interest, Summer, 2003.

28. 罗杰:《美利坚敌人:FaGuo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吴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29. George Thaye, Who Shakes theMoney Tree? N. Y. : Simon & Schuster, 1973, p. 37.

30. Simon Schama, “The Unloved American”, N ew Yorker, March 10, 2003, p. 34.

31. 罗杰:《美利坚敌人:FaGuo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第9页。

32. ReinholdWagnleitner & Elaine TylerMay, eds. ,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The Foreign Politics of Am erican Popular Culture,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0, p. 6.

33. 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的成功之道》,第41页。

34. 罗杰:《美利坚敌人:FaGuo反美主义的来龙去脉》,第35页。

35. Sergio Fabbrini,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European Anti-Americanism”, Governm ent and Opposition, Vol. 37, 2002, p. 1; Sergio Fabbrini, “Layers of Anti-Americanism: Americanization, American Unilateralism and Anti-Americanism in a European Perspective”, European Journal of Am erican Culture,Vol. 23, No. 2, 2004, p. 82.

36. John Ikenberry, “AmericaÄ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5, 2002, p. 59.

37. 约瑟夫·奈:《全球化与反美主义》,姚安妮译,《商务周刊》2004年11月5日。

38. Sergio Fabbrini, “Layers ofAnti-Americanism: Americanization, American Unilateralism and Anti-Americanism in a European Perspective”, p. 82.

39. Jeff Faux, “The AmericanModel Exposed”, The N ation, 1997, Vol. 265, No. 13, p. 18.

40. Anthony Giddens andWill Hutton, eds. , Global Capitalism , New York: The New Press, pp. 41—51.

41. See George Ritzer, TheMcDonaldization of Socie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Contem porary Social L ife, CA: Thousand Oaks: Pine Forge Press, 1996; Philiph H. Melling and Jon Roper, eds. , Am erican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 ation of World Cultures: Melting Pot or Cultural Chernobyl?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1996.

42.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 /Ap ril, 1999, pp. 35—49.

43. 转引自温宪:《反美主义的误读》,《人民日报》2001年4月5日第七版。

44. FaGuo国民议会议员皮埃尔·勒罗西( Pierre Lellouche)认为,欧洲人的反美情绪实质上是反布什主义。布什代表后现代欧洲痛恨的一切:宗教信仰,民族主义(甚至爱国主义) ,对军事手段(而不是国际法)的倚重,单边主义(而不是集体决策) 。反布什主义几乎成了当今欧洲大部分首都的宗教。Pierre Lellouche, “Europe Cannot Blame ItAll on Bush”, IHT, June 7, 2004, p. 12.

45. 小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46. 伊沃·H·达尔德尔:《后外交时代: 不受约束的美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47. MoisésNaim, “Anti-Americanism”, Foreign Policy, Jan. /Feb. , 2002, pp. 103—104.

48. 相兰欣:《互动中的中、美、欧、俄四极关系》,《动态与分析》(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亚洲研究中心内参) ,第1期, 2000年9月6日,第1页。

49. 有关美国如何将其新政管制理念贯穿于战后世界秩序的设计,见Anne2Marie Burley, “Regulating the World: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Projection of the New Deal Regulatory State”, in John Ruggie, ed. , 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25—156。

50. 参阅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1. James Kurth, “Confronting the Uni2polarMoment: The American Emp ire and Islamic Terrorism”, Current History, Vol. 101, No. 659, December, 2002, p. 403.

52. 参见张立平:《“新帝国论”与美国21世纪的大战略》,《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4期。

53. 参见约翰·罗尔斯:《万民法:公共理性观念新论》,张晓辉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4. John Ehrman. The R ise of N eo2conservatism: Intellectual and Foreign Affairs, 1945—199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Stephen Fiodler and Gerald Baker, “American Democratic Imperialist”, Financial Tim es, March 6, 2003; Edward Rhodes, “The Imperial of BushÄs Liberal Agenda”, Survival, Vol. 45, Sp ring 2003.

55. James N. Rosenau, A long theDom estic2foreign Frontier: Exploring Governance in a Turbulent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99. 事实上,早在1983年罗西瑙就提出了这一概念。参见James N. Rosenau, “Fragmegrative Challenges to National Security”, in Terry Heyns, ed. , Understanding U. S. S trategy: A Reader, Washington, D. C. :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983, pp. 65—82。

56. 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第144页。

57. 李永展:《全球化大趋势下的地方永续经营》, http: / / e2info. org. tw/ reviewer/yjlee /2002 /yj02031901.htm。

58.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