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贾德政策被指致高通胀 伊朗富商买不起房

清水煮音

“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很贵，一天比一天更贵，特别是房子，根本买不起。我不知道内贾德为什么还会有这么高的支持率。”
早报记者 陆玫
侯赛因早在几年前就在义乌买下了房子——100万元人民币左右的一套公寓。
他直到今天还在暗自庆幸——“伊朗的房子很贵，相当于义乌房价的三四倍，一般收入的人很难很难买到房子。高物价、高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是内贾德的政策造成的。”
这一点同样得到年轻人马苏的强烈认同。“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很贵，一天比一天更贵，特别是房子，根本买不起。我不知道内贾德为什么还会有这么高的支持率。我们国家物价太高，在国际上和别的国家的关系也不好，都是政府造成的。”他说。
这两代人抱怨的，正是内贾德的致命弱点——经济政策。在其执政期间，伊朗通货膨胀率大幅上涨，2007年曾一度达到29%，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和住房紧张等问题比较突出。
在中国过上中产生活
跟伊朗“沉默的大多数”相比，侯赛因和马苏绝对算中产阶级了。
对马苏的采访是在他价值28万元的欧宝车里完成的。这个31岁的伊朗留学生和“清苦”搭不上边，反倒是带着点“奢侈”气：和朋友的一顿饭起码500块，每个月零用钱就有两三万块。作为ESA贸易公司总经理，他专门向伊朗、迪拜的客户提供采购服务。之前，马苏在迪拜待了6年，做电脑、MP3、MP4的生意。“我不是特别有钱，但属于有钱就花，没钱再想办法的人。”他笑着说，虽然中文不大流利，不过对话时显得很认真。
说起为什么会来义乌，马苏给出的理由很奇怪，“义乌的天气好，迪拜太热了”。他说，迪拜一年中有10个月是夏天，最高温度有40多摄氏度，义乌就好多了；而且义乌和迪拜一样，做生意很安全、很方便，又能学中文，一举两得。
和马苏比起来，46岁的侯赛因选择来义乌的理由要成熟理智得多。
“战争对于生意人来说，是很好的机会。”这句话，侯赛因不止一次地重复。1980年起，他在伊朗白手起家，娶妻生子。15年前，侯赛因第一次来义乌，就觉得“这里很像迪拜，很适合做生意”。2000年，他正式在义乌开了公司，这也是伊朗人在义乌开的第一家外贸公司。公司主营两方面业务：一是为本公司在伊朗的店面采购货品，二是帮助伊朗的其他客商在义乌采购。一转眼，他已经在义乌9年了。
“我有4个儿子，其中3个已经20多岁，1个还在读书，还有1个女儿。生活水平算是中产阶级吧，经过在中国这几年的生意，差不多是中产偏上了。”现今，他的3个儿子和女婿各自在伊朗经营着店面，货品由义乌的这家公司采购，侯赛因经常伊朗、中国两头跑，每年得往返十几次。
“刚来的时候一个朋友、亲人也没有，一切从零开始，特别是生活习惯有90%不一样，好在慢慢都适应了，生意也上了轨道。”侯赛因说。
语言和饮食是最大问题
因为对自己的中文没什么信心，正盘腿坐在办公室沙发上和朋友聊天喝红茶的侯赛因看到记者进来，笑着应付了几句波斯语腔调的“没关系、没关系”之后，赶紧叫来了公司的一位中国女同事做翻译。临时翻译被“卡”住时就会拍着侯赛因的肩膀，问他“这该怎么说啊”，两人一齐大笑，这情形和想象中拘谨的中东商人的工作氛围可不太一样。
正说着，侯赛因的电话响了，铃声极富中东风情，这个中年伊朗男人像孩子似的抱怨“烦死啦”，然后用英语夹杂着一些中文单词接着电话。“别的伊朗人来中国一两年，中文就说得很溜了，我们老板9年了，还是只会一些单词。”主管Linda说。他在这里待一个多月，刚有点适应中文，又得飞回伊朗，等再回来又从零开始，这么多年一直反反复复，所以学不会。”Linda说。
马苏的烦恼单纯得多——吃饭。对于在外求学的穆斯林来说，吃饭是个大问题。现在马苏周一到周五都有课，学的是汉语读写、听力、中国风俗等，他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年租金一万元左右。他大部分时间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留学生一起，找个清真饭馆解决肚子问题。到了周末，“不抽烟、不喝酒，只喜欢旅游”的马苏会叫上一些朋友，开车去上海、杭州玩，或者去附近买一整只小羊，大家一起做着吃。有时候假期长，或是刚好要谈生意，马苏会去更远一些的地方，比如西安、宁夏、广州、新疆。
生意重心转到伊拉克
中国也有一些马苏无法接受的问题，“我有好多次在路上看到很正经的人，走着走着就随地吐痰，还有在公共场合很大声说话的人，我都会上去和他们说‘这样不好，不应该这样’，不认识的人我也会去说。”
但马苏说，他接下来还会留在中国，可能会去杭州，“因为学好中文，可以认识很多中国朋友，我喜欢中国。”他说，“我也不知道，可能待5年，可能3年，相比在伊朗，我更喜欢在中国做生意和学习。”

而侯赛因承认，因为伊朗的经济形势的确不太好，接下来他会把生意往伊拉克发展，“生意人嘛，满世界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