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世界体系理论与全球化理论解读国际体系转型

影音王

作者：刘 　鸣

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期

[内容提要 ]参照沃勒斯坦三种优势的观点 ，霸权国家优势的全面转移和重新聚集可被视为国际体系转型的经济标志 ，也可能是今后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的标尺之一。目前美国仍然是处于中心区的唯一超级大国 ，三种优势总体上继续存在 ，但均有不同程度的削弱。霸权国家当前在经济上已经是一个多国融合体 ，中心与半边缘国家在经济上的分工已经高度结构化。与过去经济与地域分割的时代不同 ， 今后不太可能再让一个国家独享所有的优势 ， 全球化理论对冷战后、特别是“9·11”后的国际体系转型具有较典型的解释意义 ，因为全球性形成的挑战、危机和危险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国家间的安全威胁与地缘竞争战略的重要性。

[关键词 ]世界体系理论 　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 　全球化 　全球治理

　当前的国际体系正处于转型或调整之中。从冷战体系的结束到目前的“后后冷战体系 ”时间跨度19年。今后的体系将会以怎样的大国力量配置和组合为基本特征 ，以何种行为体类型及其关系为代表 ，现在似乎仍然没有最后定论。与历史上的体系转型不同 ，这次转型的最大特点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大国在多边和双边框架内的竞争与合作而逐步演进的 ，是以非战争方式进行的。本文将以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化理论对这种国际体系转型的特点进行局部性的探究。

一、世界体系理论与当前国际体系转型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试图用中心边缘依附关系、世界劳动分工和阶级冲突等变量来分析世界体系的历史演变 ，其核心是 ，世界经济和劳动分工将世界分成三个地带：中心支配地区、处于依附地位的外围 - 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它们相互影响 ，并作为一个一体化的整体发挥作用 ，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时发挥整体功能 ，不断把外围地区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不断汲取它们的经济盈余并使之边缘化。中心和边缘的不等价交换保证了资本主义的运行和资本的积累 ，使中心地区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更快 ，外围地区的经济和政治更不发达。国际贸易和投资的相互影响是世界经济的基本机制 ，是由单一的资本主义的世界分工所决定的。世界经济就是地位不平等的许多国家组成的一种国际结构 ，这种结构维持国际分工 ，促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和其余国家的落后和不发达的周而复始。

但是 ，他也认为国家经济地位、国家经济地位的地理分布是可变的。中心和边缘地区不是固定的 ，边缘地区可以成为中心地区 ，中心地区也可以变成边缘地区。半边缘国家地位在停滞期变化比较大。边缘、半边缘国家在世界经济向上和向下运动交替的时期就有了上升的机会 ，一些国家地位的上升必然伴随着另外一些国家地位的下降。这一点与美国现实主义大师吉尔平的论点如出一辙。中心和边缘地区的变化实际上就是国际力量组合的变化 ，是国际体系的转型。沃勒斯坦还提出霸权国通常具有三种优势 (农业 - 工业、商业和金融 ) ，一旦这种优势流失 ，就表明中心地位的转移。沃勒斯坦强调的世界体系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 ，而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代表的国际体系也基本上是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同步发展的 ，因为早期的欧洲民主、平等与自由的政治思想的萌芽在经济上就是来自于资本主义初期商人的自由竞争思想。17 世纪时的欧洲民族君主国在政治上也保证和促进了商业和市场经济的崛起 ，帮助了资本主义商人把国内的市场运作、贸易方式扩展到海外 ，把海外优势产品、原料纳入到国内的生产和市场销售中。随着世界性市场的形成和资本主义进入成熟阶段 ，各国资本主义集团围绕世界市场又开始迫使国家权力为它们得到的海外市场份额发挥影响 ，调整各种生产与力量关系 ，这种国家权力运用与追求资本主义财富的互动关系成为当时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 ，也就是沃勒斯坦所说的国家体系是资本主义经济独特的产物。[1] 即是说 ，过去霸权的兴衰仅仅是国际体系的转换 ，而不是世界体系的转型。

当今的民族主权国家体系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密切相连 ，世界经济作为外在条件决定国际体系的产生 ，同时国际政治体制又是资本主义存在与继续生存的必要的结构性条件。[2] 因此 ， 我们一方面需要看到两种体系各有独立运行的主体、特征和机制；另一方面 ，国家的权力和权势是以世界经济中的经济实力配置为内容的 ，所以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中心国家的变移 ，也就意味着国际体系发生了华尔兹所称的体系内的变化 ，或吉尔平定义的体系级的变更 ( system ic change，中文译本称“系统性变革 ”) 。这是一种国际体系的控制或统治形式的变化 ，如果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彻底崩溃 ，以资本主义为发轫的民族主权国家体系的结构与制度也可能发生根本性变更。这就应了华尔兹所称的国际体系层面的变化 ，或吉尔平命名的体系结构类型的变更 ， 因为与西方文明同步发展的现代国际经济中心有可能转移至以非西方文明为基础的区域内。

根据以上理论的逻辑 ，霸权国家的综合实力变化将是我们观察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的国际力量结构变化的主要出发点。以沃勒斯坦三种优势观作参照 ，霸权国家优势的全面转移和重新聚集可以被视为是国际体系转型的经济标志 ，也可能是今后国际体系和平转型的标尺之一。目前美国仍然是处于中心区的唯一超级大国 ，金融、工业与商业的三种优势总体上继续存在 ，但是以美国次贷危机和华尔街主要投资银行纷纷破产为导火索的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 ，表明美国已无法再通过无限发行国际通用的储备货币 (美元 )和增量虚拟资本 (金融衍生产品 )的方法来维系其入不敷出的经济体系和延续其超比例极度消费世界资源的生活模式。美元的强势地位已经摇摇欲坠 ，持有美元、美元计价证券、票据和美国国债的亚洲国家已经失去对美元的信心。近年来全球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正发生变化：美元比重逐步下降 ，欧元比重缓慢上升 ，英镑比重显著上升。一个包括七大工业国组织及中、印、巴等主要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国际金融体系和亚洲货币共同基金呼之欲出。这种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将是约束美国的美元印刷大权 ，监管包括美国金融机构在内的各大国的金融活动。[3] 美国工商业的许多优势已经不复存在。有学者认为美国传统企业的科技竞争力较普遍地不如欧洲与日本 ，生产能力则不如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等国。大概除高科技、军火和文化类产品外 ，它几乎成了什么都不能生产、什么都不能出口的国家。[4] 然而目前还不能断言美国的所有优势已经流逝殆尽 ，在金融领域还看不到有一个新的全球性货币可以替代美元或与美元平分天下的趋势 ，主要美元持有国也不敢轻易颠覆美元的中心地位。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安排短时间内不会被其他机制所替代。金融危机后 ， 美元对欧元升值超过25% ，美国国债仍然是国际市场上最具流动性的资产。[5] 中国、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希望加强卢布及人民币在贸易中的结算比重 ，但鉴于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在全球经济和贸易结算中所占比重太小 ，对美元现有国际地位的冲击力度也不会太大。美国学者奈以金字塔权力分层模型来展示美国的优势变化 ，认为美国在顶层的军事力量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是没有争议的 ，但在底层的跨国关系和中层的经济关系中 ，目前还不能称美国已经与各国和跨国公司全面地分享权力。[6] 这种分析虽然比较合理 ，但在定位美国的经济衰落程度上 ，似乎有点言过其实了。随着边缘和半边缘地区的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等国经济的复兴和高速增长 ，美国的实力显然已不足以继续支撑一种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美国由于财政赤字、外贸赤字及国债在继续扩大 ，部分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受到削弱 ，相对地位已经有所下降 ， 其结果是它需要多边和外部力量的支撑、物资上的输血和法理上的配合 ，它在战略和经济诸方面对新兴国家和盟国的依赖度在不同程度地增加 ，它需要中、日等国购买其国债来协助其弥补巨大的、并且在继续增加的国际收支与财政赤字 ，以保持其国内的低通胀率；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 ，在反恐(国土安全 ) 、反扩散、制订国际政治与经济规则、打击跨国罪犯以及维持世界金融、商品与战略原材料市场的稳定方面 ，它需要中国、俄罗斯、日本、欧盟等国的帮助；在对付中国的崛起和影响扩大方面 ，它现在也在借助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欧盟、东盟和中亚的一些国家提升自身的威慑力。从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的综合角度看 ，中心支配地区和外围地区正以一个一体化的形式发挥作用 ，一种新的权力与利益配置结构将逐步形成。

同样从中心与边缘的理论看 ，中国力量的崛起已经触发了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 ，引起美国战略上的焦虑。中国一方面在建构新的中心：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安邻和富邻关系 ，削弱美国的主导性和双边军事联盟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在逐步渗入西方的中心地区 - 心理战略空间和传统的势力范围：在拉美、非洲和美国国内进行经济与资源的拓展与布局。当然美国的局部与渐进的衰落并不表明以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体系为核心的西方中心的整体坍塌 ，而是中心呈现扁平性的跨地缘延伸与扩展 ，使原中心多元化和混合化。

首先是欧盟的影响上升。欧盟是世界上最大且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组织 ，其政治与经济一体化水平已接近超国家的标准 ，国内生产总值目前已达 14万亿美元 ，超过美国列世界第一。欧盟通过联合发展谋求成为一支对国际关系具有重要影响的独立力量 ，在国际组织里、在重要国际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影响。欧盟在如气候、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及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采取与美国明显不同的立场。欧盟在核心价值方面虽与其他西方国家相同 ，但与崇尚霸权的美国不同 ，更注重和平、法制、社会团结、反歧视、可持续发展和善治等民事和规范化的权力。正是这些独具特色的规范价值使欧盟成为一个更具吸引力的规范样板 ，构成了欧盟对世界事务规范性影响力的基础。[7]格局。俄中在国际体系中有着较大的共同战略利益 ，均希望保持世界力量平衡 ，制约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和行为。俄会依托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在重大国际问题上谋求相互支持和协调。俄在中亚地区一方面会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加强上海合作组织的功能；另一方面重视发展同中亚国家的政经关系 ，逐渐形成以能源和安全合作为主的中亚战略 ，以牵制美国势力的渗透。俄罗斯的这种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单边主义行动的势头和全球战略的实施 ，也分化了美国与欧盟国家的关系。

四是新兴国家的影响正在上升。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正在准备挤进大国俱乐部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八国峰会 ) 。根据高盛公司预测 ，“金砖四国 ”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 40 年内将超过七个工业化国家中的六个 (除加拿大 ) 。[8] 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和东亚地区在经济增长率与生产方面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已显现出来。“展望五国 ”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为代表的亚、非、拉一大批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小发展中国家也在崛起。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 ，都不属于西方文化圈 ，大体采用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 ，代表着世界政治多极、文化多元的演进特点。它们与欧、日、澳、加等发达国家一起被视为国际体系中非“极化 ”的中间力量。这种新变化被中国学者称为是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新型结构 ，它显示国际体系正由冷战后“一超独大 ”的霸权型体系加速向“中间势力主导 ”的多边稳定型体系转化。[9]伴随着中心区与边缘区的互动和相互依赖性的加强 ，非国家和非经济类的多元力量也借着全球化的载体而迅猛崛起。在这种正在萌芽的结构中 ，不同文明体的交流、合作、竞争与碰撞已经成为转型中国际体系的一个新现象 ，软权力和文明的多元形态可能会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元化的发展。八国集团如果今后能够扩大到 13国 ，不同地区至少将有1 - 2个大国开始参与国际重大问题的决策 ，大国间各种斗争、合作和多边互动将进入一个更复杂、更多元的新阶段。

解析当今的世界经济 ，可以把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不等价交换 ”(世界交换 )作为根本点之一来进行考察。但是 ，对国际体系的考察仅仅看南北关系的对立性 (中心与外围的矛盾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 )显然是不够的 ，它同时需要考察在全球化过程中两者的融合性、交互性与依赖性。当前霸权国家在经济上已经是一个多国融合体 ，中心与半边缘国家在经济上的分工已经高度结构化。与过去经济与地域分割的时代不同 ，今后不太可能再让一个国家独享新科技革命的优势 ，也不会再突然发现一个新航道而彻底改变许多国家的贸易流向 ，即使北冰洋融化而成为世界的一个新的能源产出中心和世界贸易的一个新的重要通道 ，也不会实质性地颠覆目前大国间的经济关系与比较优势。所以 ，一方面我们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假定 ，即只要资本主义体系存在 ，中心与边缘的结构性关系就不会发生渐进的改变；另一方面 ，我们也无法预断地球的现有的中心会再跳跃式地完全转向另一头。今后国际体系转型会是一个什么方向 ，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但更多可能是多中心并存。

二、全球化理论与当前国际体系转型全球化就是指世界或全球趋于一体 ，是一个网络化的世界 ，各个地区之间相互依存。它的基本前提是：交通工具的改善与普遍使用 (特别是可以随时进行洲际飞行 )与全球性便捷交通网的形成； 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及全球通讯和信息网络的建立 ，使全球化的信息社会成为现实。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 ，其特征是：世界经济的复合性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 ，它包括金融的全球性联通和配置；商品、资本等生产要素呈现大规模的全球流动和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服务贸易的规模与形式大幅增加；世界性产业与行业分工全面形成；国际贸易与跨国投资加剧拓展；国家之间的科技交流和经济合作全方位扩大、地区经济一体化越来越机制化；全球经济其次是日本正在谋求以“普通大国 ”诉求作为掩护的政治大国地位。日本采取包括修改和平宪法、清算冷战时各种对其制约的法律设置、强调国家利益和独立拥有更多的军事力量、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扩大在世界不同战略地区的影响等措施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日本以反恐和维和名义制定了 21 部有关安全的法律 ，军费开支 2004年已达全球第四、亚洲第一的水平。它派军队到伊拉克 ，加入美国导弹防御体系 ，在东海划界争议和油气田开发问题上采取迫使中国让步的姿态 ，还试图考虑组织美日印澳价值观同盟 ，通过经济援助与中国竞争在东南亚、非洲和中亚的影响 ，劝说欧盟不要取消对华军售禁令 ，阻遏中国崛起和在地区的影响。三是俄罗斯迅速复兴 ，在国际体系中的力量与影响不可小觑。俄是当今世界唯一能与美抗衡的国家 ，近年来针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不断挤压其战略空间 ，在外交上对美采取强硬立场 ，在其认为极其重要的战略利益领域与西方国家较量 ，谋求恢复世界大国地位。俄美在长时间内将会维持既妥协又抗争的与贸易规则和国际制度趋向高度一致与统一化等。[10]学界对于全球化更深层次内涵的认识是：全球化是资本、信息、经济资源、分工和生产社会化、市场经济、现代化等向全球范围延伸或扩张的结果 ，它不是主权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促进的结果。[11] 全面的全球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技术、能源等本质因素的扩张。全球化进程使世界范围内或全球性的人类活动 (尤其是经济活动 )不断增加 ，人们开始进入一个时间和空间高度紧密的环境中 ，超越了空间、制度文化、民族国家的疆界等社会与政治障碍 ，各国在全球范围内政治与经济交往扩大 ，政治与经济生活相关性空前加强 ，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的内在联系的密切性扩大 ，外部互动包容性增加；由于在全球的各个部分 ，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网 ，促使各国政府超越国家主权的制约 ，形成世界治理与推动合作的意识 (所谓政治全球化 ) ； 强调从全人类和全球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 ，在充分尊重差异的同时 ，努力形成人类共同的认识、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实践 (文化全球化 ) 。最终这些变化以某些特定的方式构建一个新的国际体系。[12]

全球化理论总体上反映了战后的一种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趋势和客观现实 ，是从远古及16世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一种国与国、人类之间的历史进程。这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国家意志和人类不同偏好需要的内在规律。一个国家要想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发展和取得更好的国际地位和竞争能力 ，就必需顺应这种潮流的发展。特别是后发国家应该善于抓住发展机遇 ，采取正确的战略 ，调整经济结构 ，充分趋利避害 ，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 ，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著特点 ，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 ，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13]

全球化理论在对国际关系现状和体系转型解析时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它的理论价值体现在：第一 ，鉴于全球化的原因 ，国与国之间许多利益开始交叉和混合 ，共同利益大大增加 ，合作得到绝对收益已成为一种基本趋势 ，试图通过战争手段来最大程度地获取单边国家利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大为降低 ，国际权力政治的分量在减轻 ，国际政治已不再完全是零和游戏；第二 ，无论是中心国家还是边缘国家 ，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取经济利益和承担各种风险的机会在名义上是平等的；第三 ，印度和中国等新兴国家被普遍认为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它们要求改革国际机构和享有对重大的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议题的话语权 ， [14]但在包括金融在内的国家控制的产业、特有的文化与宗教传统、国家对意识形态管理模式等方面同样受到外来的冲击 ，无法获取比支配国家更大的经济与科技优势 ，在经济上也无法完全摆脱世界经济分工模式的束缚 ，它们与中心和支配国家不是简单的继承与替代的关系 ，而是共同应对挑战 ，共担延续与修正国际体系的重任；第四 ，绝对的和排外性的主权国家意识在销蚀 ，涉及国家金融、财政、行政管理方式、司法、政治体制、劳工权利、市场、军事发展等主权议题 ，已经在不同程度上纳入到双边或多边的磋商与协调机制中 ，这将有利于各国减少对战略意图与能力的过度重视和随意采取将引发矛盾和危机的单边行动。

全球化理论对冷战后 ，特别是“9 ·11”后和金融风暴后的国际体系转型具有较典型的解释意义 ，因为全球化形成的挑战、危机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国家间的安全威胁与地缘竞争战略的重要性。后冷战体系的最大特点是 ，人类面临的各种新型的全球性问题大量增生 ，挑战越来越严峻。这种积压的矛盾不断爆发是由于下列因素造成的：全球化中各种消极因素的全面扩散、工业化国家长期不合理的工业化发展、美国财政的过分透支和权力的全球扩张、各地区不均衡的经济发展、不利的自然环境条件的进一步恶化、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与宗教冲突在民族主义上升和国家重组的过程中尖锐化。这些现象的扩散将有助于各大国突破无政府体系结构及衍生的传统安全困境观念对其合作的制约。各国的共同利益在扩大 ，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的必要性越来越显现出来。各国集体应对问题的能力由于全球化、信息化和高技术化的发展也在提高。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大国对国际政治的垄断与权力竞争虽然依然存在 ，但是在国际政治民主化和多元化的交织推动下 ，全球治理的雏形正在出现 ，全球公共问题已越来越成为国际组织和大国间对话的议题。[15] 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关系已经从单纯的国与国关系 ，演变成国家与多边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及各种经济体的关系。这种全球治理就是对全球事务进行综合的全面管理 ，它代表着国际体系转型的一个基本方向 ，类似于欧洲当年的“大国协调 ”，其基本特征是由国际组织、地区组织、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通过不同的合作形式 ，处理一系列全球层面的跨国问题的管理机制与具体的措施。它可以是政府组织与协调下形成的机制 ，也可以是非政府组织志愿的行动和正式与非正式的安排。[16] 当今世界面临许多具有挑战性的全球问题 ，这些问题都不是单个国家能够解决的 ，需要国际合作 ，特别是需要国际组织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内涵。

到目前为止的传统性国际体系 ，主要是依靠主权国家的权威和对本国利益的判断来推进双边和多边的有限合作 ，但从全球治理的实践和发展趋势看 ，政府性的国际组织和对话机制发挥着主要作用 ，尤其是联合国及其下属组织 ，因为它们既具有执行制度和推行政策的有效性与权威性 ，又可以一定程度上摆脱单个政府的权力限制和弥补它们能力与认知的不足。联合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方面从制度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是例证。蒙特利尔气候会议达成 40多项重要决定 ，其中包括启动《京都议定书 》2012年后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责任谈判进程 ，并成立一个新的工作组。与会 189个国家一致同意就探讨控制全球变暖的长期战略展开对话 ，举行范围广泛的专题讨论会 ，确定应对气候变化必须采取的行动。此外 ，欧盟利用各种平台积极推动后京都谈判进程 ，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国能源与环境部长级会议、亚欧会议、东亚峰会、东南亚地区论坛等全球和地区组织也相继把此问题列为共同合作的议题。

区域性的全球治理在地区组织和国家的多边与双边合作中也扮演重要角色。中日韩定期举行治理沙尘暴和环境问题的部长会议 ，协调治理的措施、手段、技术和资金；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为维护东南亚马六甲海峡的安全 ，在东盟和有关大国的支持下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海盗的措施安排 ，中日等国也在提供巡逻艇、建立维护海峡安全的基金会和提供技术保障方面作出了贡献； G5 (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 )新兴经济体国家加快构建它们之间的协商机制 ，在八国峰会期间逐步形成统一的立场 ，与西方国家就重大国际政治与经济问题进行全面磋商 ，以确保新的国际决策进程能够充分反映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利益与要求 ，推动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秩序与游戏规则的重建。

全球化对传统国际体系转型的另一个突破就是 ，体系内发挥重要影响的主要行为体已不再局限于主权国家与相关的国际组织 ，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正在迅速上升：(1)非政府组织成为全球议题的制定者和发起者。联合国许多下属机构与各种非政府组织、全球性公民运动建立了全球治理的合作关系 ，它们相互支持配合、交换信息和研究成果 ，联合国一些重要议案的原始思想大都来自非政府机构的建议； ( 2)它们在环境保护领域努力推动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加强环保政策的协调与合作； (3)在救灾、扶贫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身体力行 ，甘当弱小国家和弱势群体的代言人 ，迫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债务、疾病等问题给予更多关注与援助； ( 4)对全球化运动中的负面影响和弊端进行批评 ，特别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八国峰会 ”和可能会加快发展中国家市场开放的自由贸易区进程进行干扰和DIZHI。[17]

总之 ，全球治理的理念和价值会一定程度上超越国家间的文明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与矛盾 ，全球治理的作用会进一步加大。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为全球共同救援提供了一个契机 ，将会有利于新的全球治理结构尽快形成。[18] 这种进程虽然不会完全否定国家主权及其利益 ，但会削弱或淡化国家间地缘战略竞争的力度 ，增加它们之间的合作与信任 ，也将有利于推动国际体系向民主化、多极化和机制化方向发展 ，今后各种不平衡的利益与权力可以在新的结构中和平地分配。当霸权国家走向彻底衰落时 ，一个全新的由不同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构成的全球治理机制将应运而生。但是 ，在一个体系结构上仍然是无政府性质、文化构造上仍然是以各国固有的文明传统与价值观为导向、政治结构上以单个国家利益为主的世界里 ，全球化理论的解释并不是普适化的 ，它无法彻底替代或改变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些假设和基本价值趋向 ，因为全球化本身就是好坏参半。它给国际体系转型注入的新的动力和维度的因素 ，也并不都是积极的和理想的。以南北关系为例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并没有消除“中心 ”与“外围 ”之间的不平等 ，相反 ，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 ，“中心 ”国家的经济出现了知识化和信息化趋势 ，这使得二者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19]现行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生产与劳动分工格局已经存在了几百年 ，它在生产方式与产品交换的安排上原本就不平等 ，全球化又加速将生产和装配各个环节转移到能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与地区 ，这些国家很难打破这种结构 ，从旧的世界经济结构中获得自立。再加上当前的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并不反映和维护第三世界利益 ，因而它们能够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利益是十分有限的。与此相反 ，“中心 ”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以及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 ，它们始终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全球化理论本身并无法有效解释因全球化引起的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发达国家内部的利益冲突与分化、许多国家对现行国际制度的不满。一些国家的利益集团和上层领导已经开始出现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 ，对合作所产生的共同利益采取漠视态度。随着反全球化力量在全球的扩大 ，全球化的消极后果会逐渐显现出来 ，倘若如此 ，全球化发展的势头可能受阻 ，其对国际体系转型的效应也就会大大缩小。全球治理同样面临挑战。由于全球化的后果是弱化国家的利益和权威 ，民族主权国家不希望因为全球治理而遭边缘化 ，也不愿意取消国家边界和削弱国家利益。各个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进程和全球治理过程中 ，对国家利益表现出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乐于获得更多的利益 ，愿意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承担一定责任；另一方面 ，因国内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影响 ，面对全球性问题 ，习惯把引起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其他国家 ，对均衡分担成本持反对立场。目前因世界石油、金属、粮食价格暴涨等因素导致的世界经济成本增加和资源紧缺化 ，迫使有关国家采取各种保护性措施 ，防止经济受到商品价格上升的沉重打击。这种情况任其发展有可能会导致国家间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和加剧资源竞争 ，从而进一步加深相互间的不信任 ，并引发危机和冲突。

三、关于国际体系转型的几点思考

传统上观察国际体系的转型主要以下述要素作为衡量指标：霸权国是否走向周期性衰落 ，是否有可以替代它的新兴国家；霸权国与新兴国或其他挑战国是否通过霸权战争来重新调整国际秩序中的领土、体系规则、经济利益与支配性权力的不平衡；大国力量关系是否从单极霸权转化为两极 ，或由两极转化为多极。但从冷战后、特别是“9·11”与“9·15”(金融海啸 )后的形势看 ，上述衡量指标显然是不充分和不全面的。主要是现在的“美利坚治下的和平 ”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不列颠治下的和平 ”，美国的霸权是在全球化环境和世界经济复合式相互依赖的格局中嵌入式生存与调节性发展的。换言之 ，美国的霸权已经不是单纯美国绝对垄断和独享的权力 ，它是各主要国家共同支撑和不对称局部共享的世界化的霸权。世界各国要保证其持续性发展 ，就需要一个稳定的经济和金融国际体系 ，就不得不继续在已经设定的世界经济要素全球性配置与国际劳动分工体制中盯住自己相对的弱势位置与担当链环的功能。

美国通过美元纸币的本位制和各种所谓金融创新和金融工具 ，在过去几十年里多印了数万亿美元 ，这使美国人大量消费了其他国家的财富 ，但也使美国背上了无法解脱的沉重债务 ，并使国际间出现了广泛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美国把各种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 ，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数个国家部分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被动增加外汇储备。但是 ，当前这些国家又必须依附于这种体制 ，如果不进入这个体制 ，国家就得不到发展 ，而一旦进入这个体制 ，则必然成为这个体制的附庸。为此 ，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时 ，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要去拯救美国。美国霸权可以在今后的国际机制中逐渐得到稀释 ，国际经济与政治秩序可以在美国配合和新兴国家与欧洲国家压力下得到微调 ，但激烈的重构将导致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动荡 ，其成本将远远大于利益 ，这不太可能是各个国家的理性选择。

美国霸权虽然出现了局部和阶段性衰落态势 ，新兴国家在经济上正在崛起 ，但在中短期内很难出现单个新兴国家替代霸权的可能。新兴国家群的崛起对逐渐改变中心 - 边缘国家的关系是有利的 ，从长期看也是可能的 ，但只要它们没有彻底扭转当今的世界经济布局 ，没有形成科技创新的能力 ，没有能够吸引最优秀科技人才的教育体制 ，没有各国可以认同的世界性货币 ，没有可以教化其他国家的价值观 ，其力量也最多是与中心国家产生互补作用 ，不可能发展为具有压倒性的综合经济优势 ，并在全球内再产生一个独立的新中心。在全球化时代 ，没有一个新兴国家可以在中心国家遭遇危机时完全幸免。中国在这场金融海啸中面临经济增长大幅度下滑的危险 ，出口、投资、经济增长速度、财政收入等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回落趋势明显 ，就表明了新兴国家自身独立性已经部分丧失 ，陷入了向中心国家过渡的困境。

全球化已经一定程度上拉平了霸权国家在承担的义务、在国际制度中获取的利益与其权力不平衡的反差程度。霸权国家可以通过经济关系和在世界经济中的优势地位转嫁负担给其他国家 ，还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自然联动性 ，让其他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帮助其加强在国际上的权力和能力 ，减缓其衰落的速度；新兴国家也可以借助全球化的机遇 ，通过参与多边经济合作与全球治理 ，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重新修订国际规制与分配权力 ，或通过手中握有的经济杠杆 ，迫使霸权国家采取部分绥靖政策。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同样可以产生新的力量中心。

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化理论均不可能完全解释无政府国际结构中与生俱来的各种矛盾 ，纯世界经济演进的规律和新现象也不能完全替代国家间政治与安全竞争的规律与特点。霸权国家与新兴国家、西方国家与新兴国家、新兴国家之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争夺资源、势力范围和地缘政治优势的态势仍将存在 ，但其竞争形式和手段不再是赤裸裸和高度对抗的 ，它们可以通过全球化形成的新机制合理合法地达到其目的 ，也可以通过多边合作与世界治理解决分歧。今后国际体系即使逐渐转型到美国霸权相对弱化的时代 ，也并不表明会有一个或几个新兴国家在权力使用方面成为另一个或数个霸权国 ，简单重现霸权轮回的时代已不可能再现。国际秩序如果产生多极化和多中心 ，它也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权力高度竞争与交替制衡的格局 ，而是以局部竞争和总体协调与治理为特征的新体系。


注释：
[1] 王正毅：《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6年 ，第 97页。

[2]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 Economy in the Sixteen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94， p. 348.

[3] “欧洲谋求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萨科齐挑起货币战争 ”，中国经济网 ， http： / / intl. ce. cn / gjzx/oz/200810 /18 / t20081018 _17104244.shtm l， 2008年 10月 18日。

[4] 刘建生：“从 9·11到金融风暴全球大变革的序幕 ”，《第一财经日报 》， 2008年 10月 6日。

[5] 王宇、姜锐：“是否增持美国国债引关注 ”，《文汇报 》， 2008年 11月 23日。

[6] 威尔·赫顿：“不详之兆： 21世纪的中国和西方 ”， [英 ]《观察家报 》， 2008年 5月 11日。

[7] 陈志敏：“欧洲联盟的军事化：民事力量 vs. 军事力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网站： http： / /www. staxp. com，2007年 8月 5日。

[8] 薛彦平 ：“BR ICs崛起对全世界都有利 ——专访高盛集团经济学家多米尼克·威尔逊 ”，《参考消息 》， 2005年 2月 17日。

[9] 徐坚：“中间力量的兴起与世界格局的结构性变化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网站 ， http： / /www. ciis. org. cn / index - news - con.asp? NewsID = 2008031314504380， 2008年 3月 13日。

[10] 董国辉：“经济全球化与‘中心与外围 ’理论 ”，《拉丁美洲研究 》， 2003年第 2期 ，第 53页。

[11] 程光泉主编：《全球化理论谱系 》， 湖南人民出版社 ， 200年 ，第 13页。

[12] 参见庞中英主编：《全球化、反全球化与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2年 ，第 119 - 120页； 初獭龙平：“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对亚洲的影响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000年第 6期 ，第 69 - 70页。

[13] 李华新：“论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现实及趋势 ”，学说连线网 ， http： / /www. xslx. com / htm / gjzl/ zlp s/2004 - 01 - 21 - 15866.htm， 2004年 1月 21日。

[14] Philip Stephens， “Uncomfortable Truths for A New World of Them and US”， The Financial Times， July 14， 2008.

[15] 黄仁伟：“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智库网 ， http： / /www. chinathinktank. cn / ShowArticle. asp? Article ID =6284， 2007年 7月 31日。

[16] James Rosenau & Ernst - Czempiel，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4 - 5.

[17] 陶涛：“全球治理中的非政府组织 ”，《当代世界 》， 2007年第4期 ，第 20页。

[18] 隆国强：“中国扮演建设者角色 ”， http： / /www. sina. com. cn，2008年 10月 9日。

[19] 钱箭星：“经济全球化的矛盾运动与发展趋势 ”， http： / /www. krics. sdu. cn， 2005年 5月 25日。